食通社说
不知不觉中，以饮食文化为傲的中国人的吃饭模式，正在被互联网、算法、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数字技术深刻改造。
最显而易见的是中国人的食物消费方式。
据媒体报道，每一周，有2.75亿人在美团平台上解决餐饮需求，这些需求包括浏览找店、榜单决策、购买下单、到店就餐、外卖到家等。2023年，我国外卖平台用户规模高达5.35亿。其中，4.08%消费者每周点外卖超过20次(平均每天3-4次)，13.52%消费者每周点11-20次外卖(平均每天2-3次)，32.78%消费者每周点5-10次外卖(平均每天1-2次)。换言之，我国约有一半的城镇居民几乎每天都会点外卖。
不光吃饭靠外卖，哪怕在家做饭，菜可能也是来自电商。以叮咚买菜、京东
到家、小象超市、盒马等头部企业为首，2023年全国生鲜电商企业数量达到2.63万家，用户规模为5.13亿，生鲜电商交易额占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的比例为29.4%。
这些外卖、卖菜平台起初以“便利”“效率”“智能”的名义赢得人们的认同。但是，他们对社会和环境，甚至食物品质乃至食品安全的负面效应也愈加突出，其中最引起关注的是以外卖员群体为代表的平台背后的劳动者。
2024年，媒体、学者、电影人都对外卖和电商平台进行了大量报道、研究和创作。我们在此梳理了过去一年让人印象深刻的故事、事件和作品，其中既有食通社的原创内容，也有机构媒体和自媒体的报道，也包括两本新书和两部电影。食通社也会在2025年继续关注食物生产和消费背后的数字技术和资本，以及他们对食物系统中的自然和人的影响。也欢迎志同道合的创作者投稿，参与调研和讨论。
●外卖骑手每天要为中国一半以上的城镇居民送餐，我们真的了解他们和他们送来的食物吗？摄影：小高
❶ 网络乞讨的外卖骑手和猝死电动车上的“单王”
2024年5月，一名外卖骑手在跑美团众包订单时，因为遭遇交通事故而造成手部多处骨折、粉碎骨折。
然而，他却被告知美团的众包保险并不能赔偿这次事故，在等待的过程中，他逐渐消耗掉了自己的积蓄。
最终，又饿又冷的他在几经挣扎后，最终还是选择了放下面子，向网络里的陌生人，讨一口吃的......
但不是所有骑手都能活到网络乞讨的这一天。2024年8月，杭州一位外卖员猝死在送单的电动车上。据媒体报道，这位55岁的袁姓外卖员跑单极拼，经常只休息三四个小时，是当地出名的“单王”
►点击阅读：猝死的55岁外卖“单王”：每天挣五六百，只睡三四个小时
❷ 杭州一骑手被逼“下跪”引发外卖骑手集体抗议
绝大部分骑手面临的不光是生死时速，也有日常工作中的各种委屈和不公平待遇。8月12日，杭州一名外卖骑手在送餐时不慎将栏杆踩歪，被物业保安拦下，急于完成送餐任务的外卖员向保安下跪求放过。该事件很快引发了附近外卖骑手的集体抗议。外卖员在算法之外遭遇的种种困境，也因为这一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讨论。
►点击阅读：外卖骑手向保安下跪那刻：他的情绪崩溃了！“究竟多急迫，没法慢12秒？”
❸ 一家6口人有5口送外卖的“袋鼠家族”现在怎么样了？
29岁的“北漂”外卖员马闯一家因为6口人有5位在送外卖，一度得到媒体的关注。
而干了两年美团外卖的一家人在去年春节后被“优化”，马闯的收入也下降了不少。再加上父亲在送外卖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也让他深感外卖骑手是“高危行业”。2024年5月，马闯下定决心回到河南老家，重新规划人生的方向。
但他发现，送外卖造成的时间生物钟已经在他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至今难以走出潜意识里的那个“外卖圈”。
►点击阅读：一家五口在北京送外卖当事人：父亲车祸后，全家人已回河南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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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外卖骑手总是逆行、超时、闯红灯，甚至成为交通事故的受害者和肇事者？背后其实是平台通过算法不断压缩骑手的配送时间，以及压榨式的KPI和奖惩机制。
不稳定的劳动关系、低薪资、低福利、严苛的考勤机制、过度劳动是这类数字零工经济的基本特征。此外，由于此类工作的可替代性强、劳动过程分散，这些数字劳工在面对劳资冲突时几乎没有集体议价能力。最重要的是，算法和人工智能日益增强了平台对数字劳工的控制，但他们却企图以技术进步主义的名义掩盖自身追求效率和利润最大化的意图。在这种情况下，数字劳工被异化为受算法支配的肉体机器。
被平台和算法控制的骑手只能拼命奔跑，直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点击阅读：算法之外还有什么：关于外卖员劳动自主性问题的探讨
►更多关于外卖员的新闻和讨论，请关注2024年劳动权益事件盘点：艰难时世，相濡以沫｜2024年劳动权益事件盘点
❺ 谁该为外卖的食品安全负责？
哪怕有的消费者认为外卖员的劳动安全应该由平台和政府负责，自己可以置身事外，但不要忘了，外卖平台坑的不止是外卖员，还有消费者。因为外卖员冒着生命危险给你送来的食物，不仅不健康，很可能还不安全。
2024年8月，央视新闻曝光了一批租借执照开店，用假地址、假照片成为热销高分店铺的“幽灵外卖”。同时，还曝光了多家外卖店铺食品安全问题，甚至有热销店铺和废品回收站开在一起。
这并不只是几起偶然的外卖食品安全问题，早在2016年，央视315就曾曝光外卖平台与无牌餐厅合作的乱象。如今，8年过去了，问题依旧存在。但为了追求市场份额，平台对问题商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有业内人士认为，平台的低价策略，从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目前劣币驱逐良币的结局。
然而，点知名大餐厅的外卖就能吃好吗？著名美食节目导演陈晓卿最近在和罗永浩对谈的节目中透露，他手机里没有外卖软件，也从来不吃外卖，高分或好评的餐厅也不例外，“因为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待得太深了”。至于具体原因，“这个也不好说，也不能说。”
当外卖平台不仅无法保障食品安全，甚至助长、推动了黑色食品产业，我们不禁要问：这种商业模式对消费者有什么意义？
►点击阅读：谁把“幽灵外卖”喂给了我们？
❻ 电影《逆行人生》，为什么既不叫好也不叫座？
徐峥执导并主演的电影《逆行人生》被包装成继《我不是药神》之后的又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于2024年夏天推向市场。影片试图同时关照中产阶级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焦虑和外卖骑手在劳动过程中遭受的苦难，但又用“正能量”的表达消解了根本性的矛盾。
不出意外，这部电影远远没有达到徐峥和投资方的商业预期，还收到了无数负面评论，引发了公众对于资本通过文化产品进一步消费和剥削底层人民的讨论。
特别是在影片的最后，徐峥试图用虚假的解决方案去消除外卖平台和外卖员的矛盾，这和观众在现实中对普遍的社会压力的感受是完全相左的。在这个意义上，哪怕作为一个投机的商人，徐峥这次也并没有把握住大众的情感结构。
►点击阅读：骑手的苦难与中产的焦虑，谁能拯救谁？
❼ 反思算法的导演，把首作对准外卖员和程序员
好在《逆行人生》不是2024年唯一的一部关于外卖员的电影。《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是刘泰风的导演首作，虽然上映前后受到来自外卖平台的打压，但还是让关注外卖问题的观众看到了一部诚意之作，并且荣获第37届金鸡奖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奖。
《又是》是一部关于“看见”和“改变”的电影。影片一开始，作为程序员的男主角对自己的工作价值和这份工作给予他的中产生活方式深信不疑。即使把外卖骑手撞进了ICU，他的反应也相对冷漠，并不理解骑手是怎样被困在自己设计的算法里的。
或许不止于程序员和外卖员，在现代社会，当人们自己陷入自己繁忙的工作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疏离、冷漠，甚至变成一种不可调解的敌意。
直到主角自己被裁员后，才意识到程序员和骑手只不过是同样被困在平台资本和算法之下的两类人群，都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影片最后以外卖员死亡的悲剧结尾，但并没有消费底层苦难。在亲身经历这一切之后，主角做出了“出人意料”的人生抉择，没有像《逆行人生》主角那样再次被资本收买，而是选择与外卖骑手站在同一边，携手抗争平台，试图通过个人选择和行动，共同寻找新的希望。
或许这也是影片试图启发和鼓励我们的：生活在这个确实存在着不幸和悲剧的社会里，倘若我们能从中看见彼此，意识便会觉醒，改变将会发生。
►点击阅读：反思算法的导演，把首作对准外卖员和程序员｜食日谈Vol.39
❽ 电影vs.现实，真实的外卖骑手生活究竟是怎样的？
玉阳是食通社的新同事，他曾在2021年短暂做过四个月外卖骑手。在播客“食日谈”Vol.38期节目中，他分享了关于这段经历的记忆与感悟。跟随玉阳的视角，我们能够深入了解外卖骑手的日常，以及劳动者内心的情绪和感受。
►点击阅读：电影vs.现实，真实的外卖骑手生活究竟是怎样的｜食日谈 Vol.38
❾ 在数字疾驰中过渡劳动
2024年也有两位研究外卖员的学者相继出书。这两本书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更偏向非虚构和公共写作，问世后也引起了新一轮关于外卖员的讨论。
《数字疾驰：外卖骑手与平台经济的劳动秩序》一书脱胎于社会学学者陈龙的博士论文。他曾于2018年潜入北京最繁忙的外卖站点中关村食宝街，做了半年的外卖骑手。因此，这本书详细地描述了外卖员的日常工作，和平台、商家、顾客等的互动等——也就是社会学中所说的“劳动过程”。
陈龙提出，平台中骑手的劳动过程和工厂中的工人有所不同，不只是被雇主所制定的规则所控制。一方面，控制权不止掌握在平台手中，商家和顾客分散了这一权力，在表面上转移和弱化了劳资矛盾；另一方面，控制本身又在变得越来越隐蔽，骑手通过平台看到的只是表面的指令，却无法看透真正谁在背后控制。
骑手看似摆脱了工厂中集体工作的环境，实现了个体的“自由”与“多劳多得”，但数字技术又使得平台的管理可以落在每个个体身上，造成这种“自由”和“控制”的矛盾结合体。据陈龙观察，自外卖平台诞生至今，骑手在劳动过程中可以支配的自由愈发收缩，而平台的控制则有逐步加强的趋势。
►点击阅读：“北大博士送外卖”两年后，他终于讲出完整的故事
《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则是一部关于外卖骑手的民族志调研。2017年开始，作者孙萍用七年的时间持续观察和追踪调研，在这个过程中与外卖骑手从因职业和社会身份所区隔的两个平行世界相互交织在一起。
“过渡”指向了外卖骑手这份工作所具有的高度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孙萍观察到，虽然骑手们总是说跑外卖只是“过渡一下”，但这种“过渡”却常常变成了永久且常态的存在。这些高流动性的骑手一旦进入零工产业，大多就不再会回到工厂等传统岗位，他们的“过渡性”体现在于不同平台之间来回跳转，今天去跑外卖，过段日子去干快递，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去跑网约车。
对于当下的零工劳动者而言，生活与劳动、生产与再生产从未如此紧密的捆绑。孙萍希望跳出单一的控制框架来描述数字平台的零工劳动，去描绘骑手个体的生命整体性，不仅限于描绘他们的劳动状态和劳动轨迹，也涉及他们的生活、家庭、交友、思考等方面，从而看到个体生命历程与劳动充满张力的互动。
需要指出的是，该书出版后，当年引发网络热议，第一次把外卖员与平台算法控制联系起来的《人物》报道《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作者和编辑，对孙萍不恰当宣称个人在报道中的作用提出谴责，并引发了研究伦理、学者和媒体互动规范的讨论。
这一事件虽然表面上是关于著作权的争议，但实际的焦点却是这篇文章背后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以及对这种社会影响力在媒体和学术圈所可能转化成的文化资本的争夺。
有人说，外卖骑手仍然在真实的世界中生活和工作着，这样的争论显得格外讽刺和无聊。但我们应该看到这一事件的严肃意义：如果研究者一开始就是为了把关于外卖骑手的话语权转化成文化资本或者经济资本，这样的动机能够始终保持他们公正地为外卖骑手发声么？如果外卖平台能够直接给予媒体或学者关于这一议题的某些资源，那么有关骑手的故事还重要吗？
归根结底，媒体和学术工作者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目的去为“外卖骑手”发声，这可能决定着公众将以什么样的方式，看到什么样的“外卖骑手”。而这关乎真正的行动和改变能否发生。
►点击阅读：“外卖骑手”爆款文章原作者是谁？时隔4年，知名杂志“控诉”学者掠取劳动成果
❿ 把店员异化为肉体机器的便利蜂
与外卖平台一样，便利蜂，这个以“智能化”“数字化”标榜自己的便利店企业也试图创造出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算法系统，店员则被异化为听命于算法的肉体机器。
但是便利蜂很可能比大多数互联网科技企业都更加激进，创始人庄辰超试图“把日常经营环节中人的决策全部拿走，交给计算机”，创造出一个完整的自动化控制系统，而店员一天的劳动过程则拆解70-80个简单任务只负责机械地执行扫地、擦拭、上货、配餐等一系列简单的机械任务。
传统便利店培养一个店长需要两年，而便利蜂只需要六个月。用算法系统替代店长的确让便利蜂实现了狂飙式扩张，但代价却是店员在失去自主性之后面临的极度压抑的工作环境，和在不同门店之间流转造成的工作地点的高度不稳定性。
讽刺的是，事实证明，算法在运营决策方面并不一定比人具有优越性。在经历了几年的快速扩张后，便利蜂从2021年底开始陆续传出裁员、关店的消息，门店数量从 3000多家骤减至1000多家。
如今，便利蜂已经不再受到资本青睐，过度依赖算法的运营模式也开始受到质疑。
►推荐阅读：把人变成机器的便利蜂，真的智能吗？
https://www.douban.com/note/863951140/?_i=0354739LBkCOEQ 复制链接至默认浏览器打开
⓫ 用合作社取代数字寡头：一种另类的外卖模式
如果数字技术本身是中立的，那一条变革路径就是扭转“平台资本主义”的权力来源：企业对互联网、算法这一核心生产资料的掌控。
近些年，国际上新兴的“平台合作主义”被视为替代性道路，它在一定程度上逆转了“平台资本主义”的逻辑，欧洲的CoopCycle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是一个在16个城市运营的欧洲自行车送货合作社联合会，他们开发了一款免费的开源外卖应用程序，以供各个城市的骑手根据本地需求对应用进行再开发，并创建自己的自行车外卖平台合作社。
与一般的平台企业不同，CoopCycle只是为骑手提供必要的信息工具，但并不从每一订单中抽取利润，而是收取每个合作社附加值的2.5%(每年不少于500欧元)，以用于自身的运营。同时，他们会向骑手和合作社提供包括商业模式、技能培训、消费者沟通在内的援助。合作社强调：“钱不应该生钱，所有的利益应该流向劳工，你只有通过骑自行车才能挣到钱。”
CoopCycle将自己视为“数字公地”，那些在配送过程中产生的数据、信息均归合作社所有，同时他们不会利用信息技术对外卖骑手进行监视。骑手与合作社之间也有明确的劳动关系，根据工作时长计算薪资，而不是按照订单量，并享有最低工资、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以及带薪假期等福利。通过采用直接的“一社一票，一人一票”的民主管理模式，骑手对合作社拥有管理和决策权。
CoopCycle的故事充分说明，数字技术和外卖服务本身不是问题，当权力掌握在劳动者手里时，技术和平台有可能实现劳动者、消费者和环境的多赢局面。
►点击阅读：法国外卖平台如何翻转全球平台资本主义？
⓬ 新加坡平台工人的立法之路
从2025年1月1日开始，从事外卖、快递、网约车等行业的新加坡平台工人将在工伤、退休、医疗、住房等方面得到更完备的社会保障，并可以组建“平台工作协会”来提升集体议价能力。这要归功于新加坡国会于2024年9月10日通过的《平台工人法案》（The Platform Workers Bill）。
作为全球率先为平台劳动者设立专门法律保障的国家之一，新加坡的《平台工人法案》被视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能够为中国及其它国家解决平台经济的劳工保障问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法案出台后，新加坡主要的网约车和外卖平台Grab宣布，从2025年开始，在原有平台费的基础上，每单多收0.2新币（约合人民币1元），用于覆盖新法成本。此举是否能保障工人权益，是否值得国内借鉴，我们也将继续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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