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梁漱溟访问延安与毛泽东进行了交流。梁漱溟将自己的《乡村建设理论》推荐给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是错误的。毛泽东对《乡村建设理论》进行了批注并与梁漱溟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两人彻夜长谈，却互相没有说服对方。虽然是争论，但是毛泽东却使梁漱溟感到如沐春风。临别之际，毛泽东亦通过荐书这一方式巧妙地点出了梁漱溟的错误之处，促进了其认知上的改变。这堪称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光辉典范。
梁漱溟给毛泽东推荐《乡村建设理论》
为解决中国乡村的问题，梁漱溟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先后在广东、河南、山东进行了三次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对于自己乡村建设实践自视甚高，认为乡村建设不仅在于建设乡村，而且意在重建中国社会组织构造。在进行乡村建设的过程中，梁漱溟进行了理论上的思考，写就了《乡村建设理论》。据梁漱溟自序：“该书（《乡村建设理论》）主要思想萌芽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大半决定于十五年（1926年）冬，而最终成熟于十七年（1928年）。”此书可谓饱含梁漱溟的心血。他对自己的这本理论著作同样自视甚高，将此书的副标题取名为《中国命运之前途》。日本入侵山东标志着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失败。
梁漱溟对抗日的前景感到悲观。为此，梁漱溟前往延安向中共领袖讨教中国的命运前途的问题。毛泽东亲切接待了梁漱溟，在耐心听完梁漱溟的叙述后，给出了中华民族不会亡，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答案。梁漱溟对此心悦诚服。第一次长谈结束后，梁漱溟送给了毛泽东自己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希望下次讨论这本书。
◆梁漱溟著《乡村建设理论》。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分为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两个部分。他认为中国存在着文化失调的问题，其解决方式就是通过乡村建设创造新文化。具体措施即“将消极的彼此顾恤，变成积极的有所进行；这个是指在乡约里面所谓患难相恤，水火、盗贼等等而言。我们是不等到患难来了再去相恤，我们要进一步来作。譬如贫乏问题，是中国人的大问题，我们就要大家合作生产，合作运销。不要单是消极的周济贫乏，我们要积极的使其不贫乏；这个意思当然与乡约的原意是相合的，不冲突。乡约只是嫌消极一点，我们则要变为积极，添一种积极的意味进去，不等到事情临头再行补救；顶好是不让他发生事情。譬如我们成立健全的自卫组织，不让他有盗贼，变水患的救济为水利的兴办，这都是乡约中应有之义。本来在乡约中对于各种事情，也都照顾很周到——如患难相恤中之七项，不过所差的只是一点（消极）；我们则是把消极的相顾恤，变为积极的有所进行。中国古人对于生活的方法上，不大十分讲求进步，如：有手推车、牛马车，即可不再讲求汽车、火车，这种态度在乡约中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则是把他改为积极，在积极的进行中即包含了讲求进步之意；因为积极进行就是讲求进步”。
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虽然失败，但是对自己的理论却仍然自信，他站在传统士大夫的立场上极力拔高“士”的作用。他认为士居四民之首，代表理性，起到教化、维持秩序、确保社会四民流转相通的作用，由此认为“中国社会可称为一种职业分立的社会。在此社会中，非无贫富、贵贱之差，但升沉不定，流转相通，对立之势不成，斯不谓之阶级社会耳”。因此“根本言之，共产党的错误，仍在蹈袭外国阶级社会里农民运动的旧套，而不认识中国社会。……今日中国社会需要整理改造，而不是阶级革命；农民地位需要增进，而不是翻身”。
◆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
熟读中国历史、对中国社会有着精准认识的毛泽东，自然不能认同梁漱溟的看法。在争论中，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阶级社会，梁漱溟过于注重中国的特殊性。梁漱溟不以为然，且认为毛泽东过于注重一般性（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当时的首要问题是抗日，两人的争论并不急于作出结论。在梁漱溟离开延安时，毛泽东给梁漱溟特别推荐了《反杜林论》。
毛泽东让梁漱溟读《反杜林论》的缘由
毛泽东想让梁漱溟读《反杜林论》中的什么？
杜林在1867年撰写过攻击马克思《资本论》的文章，却于19世纪70年代突然宣布改信社会主义，并抛出了一套详尽、完备的改良主义。恩格斯对杜林主义进行了批判，写就《反杜林论》。《反杜林论》在哲学上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形而上学和唯心史观，捍卫并阐发了唯物主义物质观、反映论和唯物史观的阶级论、道德论、平等观等；在政治经济学上批判了杜林的庸俗经济学尤其是“暴力决定论”观点，正确分析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及暴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社会主义上批判了杜林的假社会主义的唯心主义方法论，阐述了社会主义学说的科学方法论，系统地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样看来，《反杜林论》对于梁漱溟不可谓不是一本“要紧的书”。就身份与思想状态而言，梁漱溟与杜林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自认为深受社会主义影响，却有着旧的世界观。他们并不是要打碎旧世界，而是要通过妥协、调和来修补旧世界。
梁漱溟的眼中，伦理本位的社会是温情脉脉的——“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者。这种社会，可称伦理本位的社会。”在经济方面，“夫妇、父子共财，乃至祖孙兄弟等亦共财。若义庄、义田一切祖产等亦为共财之一种。兄弟乃至宗族间有分财之义；亲戚、朋友间有通财之义。以伦理关系言之，自家人兄弟以讫亲戚、朋友，在经济上皆彼此顾恤，互相负责；有不然者，群指目以为不义。故在昔中国人生计问题上无形有许多保障。”“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其经济结构隐然有似一种共产。”“在西洋恒见其积个人之有余；在中国恒欲以补众人之不足。在西洋人看钱是让人更能赚钱的，钱多用在生产上；在中国则以为钱是让大家花的，钱多用在消费上。”对此，毛泽东批注：“贫富贵贱就是阶级”，“地主与农民不共财、不相恤、不互相负责。贫民生计问题绝无保障，仅有残酷的剥削关系存在”，而梁漱溟口中的“共产”也“只是一种建立在封建剥削关系上的家庭共产主义”。“富人的钱不让穷人花”。“这种伦理政治之目的不为别的，全为维持封建剥削，不是大家相安，而是使地主阶级相安，大多数人则不安。不是各作到好处，而是统治阶级作到好处，被统治者则作到极不好处。”毛泽东向推崇改良主义的梁漱溟推荐《反杜林论》，其用意不言而喻。
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梁漱溟的思想观点与实践活动来自其阶级地位以及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梁漱溟的“伦理本位”实际上是文化决定论。但是在1938年，梁漱溟肯定是不自知的。而毛泽东推荐《反杜林论》，实际上是想委婉地告诉梁漱溟，他与杜林的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是改良主义，却认为自己是革命的。正如梁漱溟日后反思自己所说的：“唯其似是而非，所以不革命而自以为革命。”
◆梁漱溟
梁漱溟不承认中国是阶级社会，因而坚决反对暴力革命。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讲“至于暴力还有别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至于暴力，如马克思所说的，还能促进旧社会生下新社会，至于社会的运行，赖武力去开辟道路，而打破停滞的，麻木的政治形式……”毛泽东的荐书之意就是让梁漱溟认识到暴力革命的积极意义。
毛泽东对梁漱溟的劝诫，都隐藏在《反杜林论》中。很明显，毛泽东非常清楚地把握了两人争论的焦点和梁漱溟思想错误的根源所在。毛泽东非常高明地选择了荐书这一方式委婉地点出了梁漱溟的错误所在以及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毛泽东让梁漱溟读《反杜林论》是想让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在并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解决问题。
伦理本位还是阶级对立？
那么，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社会还是阶级社会？
梁漱溟在书中讲：“近二三十年，虽政治乱于上，而在下之乡村社会一样能过日子，不失秩序，是其一验。”中国真实的社会状况是梁漱溟所说的那样吗？黄克诚的回忆可窥见一斑，黄克诚1902年出生，据他回忆：“大旱年请田主来吃饭，看禾议租。借高利贷有二十多元，年利加三，即每一元每年交利息三角；不还利息，则利上加利。”这是乡村中的经济关系。那么乡村中的人际关系呢？“姐姐从小害羊角风病”，“在姐姐很小的时候，家里就给她订了婚。但她自己明白，害着这种病，连亲生父母尚且讨厌，将来到了婆家以后，还会有什么好结果？所以，她非常悲观”，“有一次她偷偷上吊自杀，脚下踩的凳子还没有踢倒，恰巧被父亲进屋看见了。但父亲并没有去解救她，而是上前将她脚下的凳子推倒，好让她快死。父亲刚走，就又有人进屋来，才把她救活。打这以后，姐姐也就更加明白自己是家里的一个累赘”，“后来，她又找了一个空儿，终于上吊死了”。“母亲嘱咐我说：到外边不要说姐姐是上吊死的，就说是跌死的。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实际社会问题，亲眼看见环境是怎样把人逼上绝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何等淡薄，甚至父母子女之间竟会变得如此冷酷无情。但这种事情在那时的农村又是十分平常！”
◆毛泽东与梁漱溟。
实际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也佐证了毛泽东的看法。“山东军阀韩复榘受梁漱溟的影响，在山东逐步推行‘政、教、养、卫合一’的制度，基层是乡农学校，这种学校不仅是教育机构，而且还为政权服务，并推广一些先进耕作技术，同时还是一支武装，学校里配备有枪支。”据主编《中国乡村建设批判》的北大经济系讲师、广西大学教授千家驹回忆：“他（梁漱溟）在邹平以自卫名义组织起来的民众武装，一部分被韩复榘所带走，一部分投降了日寇，当了汉奸。当地群众恨之刺骨，甚至不少乡建干部被群众所杀。”梁漱溟先世累代宦游北方，自幼从父母住家北京，虽“由童年来，一生妄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自任，盖未尝一日为身价谋”，却未曾一日体会农村生活，自然也就不能真正认识到旧社会的冷酷无情。无论有意无意，梁漱溟给阶级社会罩上了温情脉脉的“伦理本位”面纱。而要想解决中国的问题，首先就要揭下统治阶级的遮羞布。说到底，共产党人代表着人民的利益，梁漱溟代表着“士”的利益，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梁漱溟自认为自己的动机是好的，但是其实践效果却是无益于大众的，反而帮助了军阀和帝国主义剥削、压迫人民。毛泽东在批注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时认为中国的出路“是民族民主革命”，“不承认此点一切皆非”。而“此点是从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估计而来”。这样的看法不可谓不深刻。
结语
毛泽东在与梁漱溟的争论中，原则上寸步不让，方法上却极度灵活，让梁漱溟“心情舒坦”。据梁漱溟回忆：“现在回想起这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穿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以至于梁漱溟由衷赞叹：“自己没有一定立场，天天在联合人家，如何能中用呢？最后发现联合的事却全被毛主席作了。这就是他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就是尽量联合可能联合的人而扩大自己，孤立敌人。”毛泽东强烈的个人魅力让梁漱溟不知不觉间也被联合了。
在梁漱溟还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认清中国社会性质时，毛泽东又巧妙含蓄地通过荐书这样的方式帮助梁漱溟提高自己的认知。新中国成立后，梁漱溟坦诚讲道：“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毛泽东与梁漱溟之间的争论，历史已经给出答案，救中国的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改良主义。
参考文献：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姚颖：《<反杜林论>吴亮平译本考》，辽宁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黄克诚：《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谷牧：《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马勇：《末代硕儒》，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汪东林：《我对于生活如此认真：梁漱溟问答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
汪东林：《梁漱溟与毛泽东》，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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