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与布尔什维克

　　原编者按

　　今天是列宁逝世101周年。然而，有一个问题似乎时至今日都悬而未决：列宁主义，或者说“布尔什维克主义”究竟是什么？

　　本文作者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和常识稍微不同的故事：它与考茨基早年的社会民主主义一脉相承（而非如大家想得怎么断裂），它将民主革命与“人民政权”作为首要目标，它甚至将政治自由视作自己的立身之本。作者挑战了对十月革命的“不断革命解释”（十月革命是对二月革命的否定和超越），而将《四月提纲》视作在列宁“工农民主专政理论”的延长线上，而后者与第二国际主流的“革命社会民主主义”没有任何冲突。列宁和社会民主主义决裂的神话，被作者看作是他对“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的忠诚。十月革命之后，列宁称考茨基是“叛徒”，但考茨基在这里背叛的是他早年的“革命社会民主主义”。

　　在作者看来，列宁主义是一种缺乏原创性的坚持，在革命第二天面临种种困境时，就异化成为压抑了政治自由的“国家宣传机器”。某种程度上，这忽视了列宁主义的世界影响。列宁主义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愿景和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被压迫民族的现实结合起来，使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超越了无产阶级的主体限制，成为将“人民革命”和“世界革命”接合起来的领导权话语。

　　如果在考茨基那里，“人民革命”只不过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补充，那么在列宁那里，“人民革命”将成为“社会革命”得以可能的出发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也正是季诺维也夫和葛兰西提出“领导权”理论的思想起源。

　　文| Lars T. Lih

　　译校| 丸久须、杰明

　　按| 杰明

　　1938年，苏联政府出版了一本极具影响力的教科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约瑟夫·斯大林直接参与了《简明教程》的写作。他不仅全面掌控了编辑工作，还亲自撰写了该书的关键部分。《简明教程》的整个解释框架都是围绕着一个核心观点构建起来的，即列宁创造了一个“新型政党”，即“列宁的党，布尔什维克党”。这一新型政党与早期的西欧社会民主党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容忍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和公开的机会主义者混入其内部，使第二国际陷入腐化和毁灭”。 《简明教程》强调，新型政党通过不断清除“机会主义的污垢”来成长和壮大。因此，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被描绘成一系列挑战、分裂和清洗的过程。列宁在构建这一新型政党中发挥了“基础和决定性作用”。《简明教程》的解释受到列宁崇拜的影响，认为布尔什维克党主要是伟人自上而下的有意识创造。书中专注于列宁与各种社会党论敌之间的论战，而完全没有提到他从西方社会民主党人中获得的巨大且积极的启发。在这本《简明教程》中只强调了列宁的创新以及他的思想与社会民主党人的断裂，而列宁与社会民主党人的连续性则几乎没有被提及。

　　人们已经不再阅读《简明教程》，但该书提出的“新型政党”框架仍然是布尔什维克党史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路径。这在西方主流学术界也是如此。然而，西方学术界对旧政党和新型政党的对比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在西方，社会民主主义被描述为一个建立在对工人充满乐观主义的信心的基础之上的大众民主运动。而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则被描绘成一个精英主义的密谋政党，它建立在对工人革命倾向的焦虑甚至绝望之上。西方历史学家常常将列宁的观点追溯到俄罗斯的革命民粹主义，特别是像谢尔盖·涅恰耶夫这样的暴力和缺乏道德的角色。因此，列宁在俄罗斯革命传统中的思想根基被用以进一步强化他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通常这种对比还会援引关于欧洲“现代文明”与俄罗斯“野蛮落后”的刻板印象。

　　各种版本的“新型政党”虽然有很多切实的见解，但当我们阅读列宁自己的著作时，却发现了一种奇怪的脱节。列宁从未在公开场合使用过这个术语或概念来描述他的目标或成就。他并不仅仅关注政党的结构和制度，而是将布尔什维克主义视为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基于对俄罗斯革命的特定愿景，而这一愿景则囊括了当下的局势和未来的展望。当列宁谈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基本特征时，他强调的是与整个欧洲范围内的“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的连续性和忠诚（而非断裂与对比）。甚至他对“机会主义”的敌意也是源于这一点。在1914年之后，当他开始反对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既定领导人时，他攻击对方的动机是声称他们（而非列宁自己）背叛了战前的共识。

　　这些事实提示我们，应当采用一种不同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要求我们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更准确地置于“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的背景下。我们尤其要关注卡尔·考茨基的著作，因为考茨基在俄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列宁当然深深地扎根在俄罗斯革命思想的传统当中，但要理解列宁思想中的这些因素，我们必须考虑俄罗斯革命传统自身向社会民主主义演变的过程。布尔什维克主义并非列宁的独创，尽管他是其主要理论家和代言人。无论在组织概念还是整体战略方向上，布尔什维克主义都是一个试图将欧洲“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植入专制土壤的俄国运动。列宁之所以成为这个运动的领导者，是因为他比其他人更好地表达了这个运动的愿望。正如常常发生的那样，当人们创造性地尝试引入来自外国的运动模式，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独特结果。

　　卡尔·考茨基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模式

　　布什维克主义与西方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关系在卡尔·考茨基这个人物身上得到了精准的体现。考茨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二十年“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的杰出代言人。在这段时间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布尔什维克，把考茨基视为他们的教师和导师。相较于任何一位俄国作家（包括列宁本人在内），考茨基在普通布尔什维克党员的社会主义教育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1917年，列宁慷慨而准确地阐述了考茨基与俄国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关系：

　　考茨基的著作译成俄文的无疑比译成其他各国文字的要多得多。难怪有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开玩笑说，在俄国读考茨基著作的人比在德国还多（附带说一说，在这个玩笑里含有比开这个玩笑的人所料到的更深刻得多的历史内容：俄国工人在1905年对世界最优秀的社会民主主义文献中的最优秀的著作表现了空前强烈的、前所未见的需求，他们得到的这些著作的译本和版本也远比其他各国多，这样就把一个比较先进的邻国的丰富经验加速地移植到我国无产阶级运动这块所谓新垦的土地上来了）。

　　当人们受到外国政治制度的启发时，与制度本身进行直接接触所带来的影响通常比不过有关该制度的理想化模型进行的书面阐释。19世纪90年代的年轻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就是一个例子，他们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启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德国党内部逻辑的理解，主要来自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这本书是对SPD在1891年爱尔福特党大会上通过的党纲的评论。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刚刚迫使德国政府妥协，撤销了将该党视为非法的反社会党人法。因此，这个党在社会主义者中的国际声誉特别高。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爱尔福特纲领》一直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基本教材。

　　考茨基

　　考茨基对基于马克思的社会民主主义内部逻辑的理解，被简明扼要地总结为“社会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这个公式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人中流传甚广。年轻的列宁将其描述为“考茨基的一个表达，重现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无产阶级肩负着重要的使命，那就是夺取国家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建立社会主义。这意味着，只有工人自己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然而，这一庞大的任务需要大量的准备工作。工人必须理解并接受他们的使命，随后还需要组织起来，以便能够执行这一任务。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需要“结成共同体团结起来，并由知识引导”。如果要在整个社会中最广泛的阶级中实现这两个任务（即组织与启蒙），我们就需要政治自由。

　　费迪南德·拉萨尔最终将马克思的宏伟愿景转化为实际政治。德国社会民主党尊崇拉萨尔为党的创始人，他之所以配得上这个称号，主要是因为一个关键的政治创新：不断的运动。群众政治运动是一种相对较新的政治工具，在拉萨尔之前，群众运动往往只是在偶尔的和临时的情况下被使用，比如为了废除英国的谷物法（这直接启发了拉萨尔）。拉萨尔的想法是利用并推广宣传和鼓动的运动技巧，夜以继日地传播社会主义信息：

　　你们应当组织一个全德工人联合会，为在德意志各邦实行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而进行合法的、和平的但又是孜孜不倦的，不停顿的鼓动。这个联合会从那怕只拥有十万名德国工人的时刻起，它就会成为一支任何人都得重视的力量，你们要将这个号召传播到每个工场、每个乡村、每个茅屋里去!让城市工人把他们较高的见解和教养灌输到农村工人那里去。你们要像英国反对谷物法的伟大鼓动那样，在和平的、公开的集会上和私人的接触当中，随时随地无休无止地争论、讨论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的必要性。

　　持续性运动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最显著的特点，这个政党完全配得上“新型政党”的称号。在爱尔福特大会后的二十年里，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德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在国际社会主义中享有无与伦比的声望。其杰出的政治发言人，例如党首奥古斯特·倍倍尔，被认为是欧洲最优秀的演说家之一。此外，令人印象深刻的党代会、丰富多样的中央和地方报纸、鼓舞人心的集会，以及广泛的文化社团，都是为了创造一种（如弗农·利特克所说的）以无产阶级团结和对德国体制的敌意为基础的“替代文化”。德国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能够实现这样的成就，主要是因为德意志帝国相对的政治自由。因此，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强调了政治自由对无产阶级的极端重要性：

　　这些（结社，集会和出版）自由，对无产阶级说来，有重大意义；这是对他们的发展绝对需要的他们的生存条件。它们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阳光和空气。不论谁，凡是削弱或剥夺工人阶级的这些自由，或是竭力阻止工人为获得这些自由和扩大这些自由而斗争的人，不论他是真爱还是假爱无产阶级，不论他自命为无政府主义者，或自命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还是什么人，都是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

　　政治自由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光和空气这一观点，成为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基本政治战略的核心前提。然而，这一观点对于生活在沙皇专制压迫之下，分散且孤立的俄国活动家，比如列宁来说，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穿越苦海走向马克思：俄国民粹派与社会民主主义

　　要在落后且在存在政治压迫的俄国实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需要实现三个条件，而这三个条件是很难想象的。首先，“将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目标，需要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能够抵御资本家和政府的反击。其次，这一策略需要一个非法的地下组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模仿德国社民党开创的宣传和鼓动技巧，将社会主义信息传递给工人。第三，要实现推翻沙皇的革命梦想，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就必须建立某种全国性的政治结构。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一整代分散在俄国各地的，绝大多数采取匿名工作的活动家努力承担了这一艰巨的任务。列宁本人是这一代活动家当中的佼佼者，但他并没有主导这一整个集体的试错与求索过程——事实上，他受到了这一过程的启发。

　　在19世纪90年代，激进且有组织的工人抗议活动开始在沙皇专制的俄国产生影响。一个转折点是1896至1897年在彼得堡发生的罢工，这促使沙皇政府颁布了劳动保护的相关立法。工人们惊人的纪律性让俄国公众感到震惊，并极大鼓舞了那些对本土俄国工人运动抱有希望的年轻社会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活动家M. 利亚多夫曾问道：“是否有可能在尽量扩展密谋组织框架的同时，保持党的密谋特性，并将其与更多社会网络当中的群众相结合？”利亚多夫所使用的“密谋”（конспирация）一词对理解新地下组织的逻辑至关重要。这个词并不意味着“阴谋”（在俄语中是заговор）。旧的民粹主义地下组织旨在通过成功的阴谋推翻沙皇政权，因为他们认为警方的镇压使任何群众组织都变得不可能。相反，конспирация包含了群众组织的内容。虽然这一词源于法语单词conspiration，但конспирация获得了与之截然不同的意义，指的是躲避警方的所有实际行为规则，同时保留与更广泛社区的联系。社会民主党的地下活动者们意识到，他们的活动只是对强大的德国社民党的微弱模仿，但他们为在沙皇俄国能够对德国社民党的策略进行任何形式的模仿而感到无比自豪。这些年轻活动家共同创造的，正是一个新型的地下组织。它并不试图通过阴谋进行政变，而是努力建立一个由密谋规则保护的群众运动。

　　到19世纪90年代末，社会民主党的地下组织在大多数俄国大城市中都已存在。此时，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面临一个生死攸关的选择。它应该继续致力于为地方工人抗议提供人员支持，并传播社会主义信息，直到俄国获得足够的政治自由（无论是法律上的还是事实上的）以便能够公开运作，还是应该承担起在推翻沙皇的政治革命中发挥重要、甚至是领导角色的责任？拒绝地下社会主义政党领导反沙皇革命的可能性的思潮，被其对手鄙视地称为“经济主义”。这一思潮被其对手掀起的激烈论战击败。更重要的是，1901年爆发了新一波政治化的工运浪潮，这也进一步挫败了“经济主义”思潮。这些事件为活动家们创建一个能够引导和放大工人抗议及社会广泛不满影响的全国政治结构的努力提供了新的动力。

　　在1900年末，一群致力于这一雄心壮志的流亡者聚集在一起，创办了一份名为《火星报》（Искра）的社会民主党报纸。在《火星报》的编辑委员会中，一半来自老一代（如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薇拉·查苏利奇、帕维尔·阿克雪里罗得），另一半则来自年轻一代，在俄国国内有丰富经验的活动家（如列宁、尤利·马尔托夫、亚历山大·波特列索夫）。《火星报》团队的目标，不仅是使这份报纸成为社会民主党地下组织的全国性政治声音，还希望利用这份报纸作为组织党代会的工具，以建立持续性的中央机构。列宁在这次《火星报》运动中担任发言人，撰写了他著名的《怎么办？》。西方学者基于《怎么办？》中的一些抽象的论战公式，将列宁所谓的“对工人的担忧”视为其观点的核心。他们认为，列宁对工人的观点、党的使命、组织结构和政治策略都源于对工人与生俱来的改良主义的失望和悲观。根据这一思路，列宁对工人的担忧被视为布尔什维克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存在对立的根源，同时也是“新型政党”的特点。这一解释深刻扭曲了列宁的观点，也阻碍了人们对世界共产主义根源的真正理解。列宁确实相信党有使命将社会主义信息传递给工人，但这是他直接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继承下来的信念。在19世纪90年代的辩论环境中，认为俄国工人能够接受和内化社会民主主义信息的说法，本身就是一种过于大胆的乐观主义。对列宁在撰写《怎么办？》之前、期间和之后所写的众多《火星报》文章进行简要回顾，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段落，例如以下这一段：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汲取力量的主要源泉，正是工人群众的反抗精神，工人被经常受到的压迫和暴力逼得走投无路，他们的反抗精神有时不能不爆发成为殊死的斗争。这种突然爆发的斗争唤起受贫困和愚昧压抑的广大工人阶层去自觉地生活，使他们普遍地对压迫者、对自由的敌人产生正当的憎恨。

　　火星报

　　当阅读《怎么办？》时，这种情感显然才是列宁写作时的基调。列宁在《怎么办？》中对完美地下组织的描述，是对通过积累经验和试错而建立起来的密谋地下组织的一种理想化版本。列宁总结了这一成就，并以英雄主义和激励人心的形式将其传达给基层的活动家们。

　　在1902年，过去十年的三个发展——工人运动的增长、可行的密谋地下组织的创建，以及全国社会民主党的筹备工作——都在朝着一个决定性的时刻迈进。这个时刻将震动沙皇俄国的统治基础，至少在《火星报》编辑委员会的热情成员看来是这样。 1903年8月，期待已久的第二次大会通过了一项反映《火星报》正统思想的纲领，并成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和一个官方编辑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与编委会的成员构成反映了《火星报》所代表的立场的胜利。然而，就在第二次大会期间，情况开始变糟，因为《火星报》团队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这之后一年里，激烈的论战和组织内斗接连不断。尽管在这些争吵中，争斗双方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但二者之间在观点和政治战略上的深刻差异，直到1905年革命期间及其后才显露出来。

　　老布尔什维克情境

　　虽然“老布尔什维克”这一术语最初是列宁为了论战而创造的，但它实际上是一个有用的标签，可以用以指代1917年之前的布尔什维克。在这一阶段，布尔什维克主义仍然主要是针对俄国问题提出俄国版本的解决方案，尽管这个问题的框架是由国际“革命社会民主主义”设定的。这个问题是关于持社会主义立场的无产阶级在希望推翻沙皇政权和实现政治自由中所扮演的角色。布尔什维克的解决方案体现为一种英雄主义的情境。这一情境既是对1905年革命的理想化版本，也为规模更大，更好的1905年革命创造了模板（布尔什维克希望这个新版本能够彻底结束沙皇政权）。列宁创造了许多公式，以强调布尔什维克战术的不同方面，如“武装起义”、“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霸权”和“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所有这些口号都指向同一个基本情境：持社会主义立场的无产阶级创造出一个“人民政权”（народная власть），这样一个“人民政权”能够将“人民革命”（народ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进行到底。

　　народная власть可以直接翻译为“人民政权”(power of the people)，但这个英语翻译的内涵与俄语原文相去甚远。народ意为“人民”，与受过教育的社会团体相对立（在当时的俄国社会，这两者之间的分界线非常明显）。而власть则是主权和权威的来源，是推动国家及其机构运作的指令性力量。这个词在我们最熟悉的短语中出现，即“苏维埃政权”（советская власть）。对布尔什维克而言，советская власть在实际意义上与народная власть是同义的，指的是以工人和农民为阶级基础的权力。老布尔什维克情境设想的革命被期待为народная，也就是说，是由人民进行并满足人民利益的革命。然而，由于народ不仅包括工人，还有农民，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场即将到来的革命不能被视为社会主义革命。因此，这场革命可以被描述为“资产阶级革命”（强调其局限性）或“民主革命”（强调其积极内容）。然而，布尔什维克主要强调即将到来的革命的积极内容，认为其任务是对俄国社会进行深刻的民主变革。他们希望确保下一次革命能够“彻底”进行（до конца），这是一句在布尔什维克修辞中非常关键的短语。

　　推动转型的实际动力将是一个“临时革命政府”。这个政府的广泛任务在年轻的斯大林于1905年8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得到了详细阐述：

　　它应当解除黑暗势力的武装，制裁革命的敌人，使他们不能再恢复沙皇专制制度。它应当武装人民，促使革命进行到底。它应当实现言论、出版、集会等等的自由。它应当取消间接税，施行累进的利润税和遗产税。它应当组织农民委员会来调整农村中的土地关系。它还应当使教会和国家分离，使学校和教会分离……

　　除了这些一般的要求外，临时政府还应当实现工人的阶级要求：罢工和组织工会的自由、八小时工作制、实行国家劳动保险、保证劳动卫生条件、设立“劳动介绍所”等等。

　　总之，临时政府必须完全实现我们的最低纲领，并立即着手召开全民立宪会议，以立法手续把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种种变革“永远”固定下来。

　　在老布尔什维克的情境中，立宪会议是在临时革命政府完成“彻底”的民主革命变革之后召开的。因此，立宪会议标志着革命时期的结束和资产阶级统治的开始。持社会主义立场的无产阶级将不再参与非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府，尽管“民主农民”很可能会主导新成立的民主共和国政府。

　　老布尔什维克情境描绘了革命所创造的人民政权（народная власть）内部动态的详细图景。无产阶级被赋予了领导者的角色：“我们无产者不仅要参与这场革命，还要处于革命的前列，指导它，并将其进行到底。”这一角色落在无产阶级身上是有原因的，正因为有悖常理的是，“只有无产阶级能够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提供一支真正的战士队伍，以完成在俄国实现资产阶级性质解放的任务。” “农民无法进行农业革命，因为这需要废除旧政权、常备军和官僚体系，而这些都与依赖于这一制度的地主（помещики，指的是乡绅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根据布尔什维克的逻辑，如果可以依靠农民将革命进行到底，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指望反沙皇的自由派，因为他们会尽力阻止革命到达终点。出于多种原因——与地主的经济和社会联系，以及对工人行动的恐惧——自由派最多只希望实现一个君主立宪制和有限的改革。因此，革命的命运取决于一个问题：谁将担任领导角色，无产阶级还是自由派？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又取决于另一个问题：农民会跟随谁？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面临的紧迫政治任务就是与自由派斗争，以争取农民的政治忠诚。

　　沙皇尼古拉二世

　　老布尔什维克情境的批评者问道：马克思主义是否能认可持社会主义立场的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这一观点？布尔什维克的回答是肯定的。他们的回答实际上并没有常说的那么不正统。即使在德国，资产阶级无法将“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论断早已被普遍接受。因此，争取“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任务落在了持社会主义立场的无产阶级身上。老布尔什维克情境在俄国革命中的正统地位得到了卡尔·考茨基于1906年发表的开创性文章《俄国革命的动力及其前景》的确认。在这篇文章中，考茨基基本上赞同布尔什维克提出的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革命联盟的战略。

　　布尔什维克与考茨基保持一致，认定即将到来的俄国革命不可能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因为非社会主义的农民占据了国家的绝大多数。然而，俄国革命发生在全球社会主义革命的背景下，并且很可能会激励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考茨基和布尔什维克都没有预期俄国会经历一个漫长的平和资产阶级发展时期。实际上，他们的希望是革命后的俄国尽可能不平静。

　　实际上1905年的革命是一场巨大的震荡，而老布尔什维克情境设想的革命应该更加壮大。然而，1907年至1914年间的俄国现实与实际发生的以及设想中的革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方面，重新加强的镇压几乎摧毁了密谋地下组织。地下组织不仅遭到逮捕的严重打击，还受到间谍和挑拨者的侵扰、知识分子对革命活动的“逃离”，以及工人的冷漠。另一方面，革命后的秩序似乎相对稳定，并且至少潜在地对合法工人组织持开放态度。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反沙皇革命是否仍然在议程上？

　　在这样的情况下，俄国“革命社会民主主义”面临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是是否“清算”其早期对密谋地下组织和反沙俄人民革命的承诺。列宁坚持认为，党的革命目标仍然在议程上。这些目标可以用一些口号来概括，比如民主共和国、没收土地所有者的地产和八小时工作制。他认为，后革命时期的沙俄政治家，如彼得·斯托雷平，只是延缓了俄罗斯的根本危机，而没有真正化解它。因此，密谋地下组织必须被保留，因为它是唯一能够继续在俄国传播社会主义信息的机构。尽管它目前处于虚弱状态，但仍在播下未来革命危机中将要绽放的种子。

　　与5年之前的情况相比，1905年后，地下革命活动严重缺乏能够履行各种必要职能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是受过教育的人。作为回应，布尔什维克自豪地强调，他们会招募更多工人进入地下的党委会，以替代这些知识分子。这样的回应给西方学术界关于“新型政党”的解读带来了问题。这个解读认为，布尔什维克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对革命知识分子的推崇，而工人则被认为是不可靠的。如果我们审视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分裂的完整历史，就会发现孟什维克的知识分子背景和声望远高于布尔什维克。他们指责布尔什维克依赖于对那些受教育较少和落后的工人提出煽动性诉求。布尔什维克的地下活动在运作和精神上，可能确实比孟什维克更具威权性，但这似乎更多是由于知识分子的稀缺，而不是过剩。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家更倾向于接受领导人的指导，而不是参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争吵（至少从回忆录的证据来看是这样）。

　　走向世界布尔什维克

　　1914年8月4日，德国社民党（SPD）在议会中的代表与资产阶级政党联合投票，支持德国走向战争。这一投票被许多左翼人士，包括列宁，视为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严重背叛。当其他交战国的社会民主党也选择支持本国政府，而不是其他国家的阶级兄弟姐妹时，这种背叛感愈发强烈。列宁的党认为，这一令人羞耻的结果代表了社会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在国际范围内战胜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列宁曾乐于仅仅在俄国范围内担任领导者，对更广泛的问题则鲜有发言。但现在，他将自己视为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的守护者，并把这一理念重新命名为“共产主义”。尽管如此，他在1914年后的全球视野，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根植于第二国际的“革命社会民主主义”。实际上，他采取了一种激进却缺乏原创性的修辞立场，热情地坚持自己只是在重述战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然而，从1914年开始，他主张国际社会主义内部必须完全分裂，驱逐机会主义者，并基于纯粹的“革命社会民主主义”创建一个新的国际组织。

　　列宁坚持与世界上的社会党切割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坚信战争的爆发开启了一个全球范围内的革命时代。他并没有隐瞒自己对全球革命动态的理解：

　　正是考茨基自己在一系列文章和在《取得政权的道路》这本小册子里（1909年出版），十分明确地描述了正在到来的第三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指出了这个时代同第二个时代（昨天的时代）的根本区别。

　　早在1902年，考茨基就写道：“我们必须估计到在可预见的时期内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但从而也估计到发生政治动荡的可能性，这种动荡若不直接以无产阶级的奋起发难而告终，就至少毕竟能为这种奋起发难开辟道路。”（《社会革命》——译者注）在1909年，他生动地描绘了即将到来的全球革命时代的轮廓：“现在,不仅在史普勒河和塞納河的两岸,而且在哈德孙河和密士失必河、涅瓦河和达达尼尔海峡、恒河和黄河的两岸，都正在进行着劳动人民和被剥削人类的解放斗争。”（《取得政权的道路》——译者注）

　　考茨基关于殖民地和民族解放斗争的评论尤其启发人思考，因为这些评论阐明了后来的共产国际政策的基本逻辑。1909年，他写道，反殖民叛乱者往往是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他指出：“但是这决不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会削弱欧洲的资本主义及其政府,并给世界局势带来政治动荡的因素。” （《取得政权的道路》——译者注）

　　列宁公开承认自己受到考茨基的影响，但他创造了“考茨基主义”（каутскианство）这个词，作为对整个被鄙视的“中派”倾向的笼统标签。在他看来，这一倾向拒绝将革命言辞与实际行动相结合。他对考茨基的个人攻击几乎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尽管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不断表达对“还是马克思主义者时的考茨基”的钦佩（即在1914年之前）。在1914年之后，他的大部分长篇作品，如《帝国主义论》（1916年）、《国家与革命》（1917年）、《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以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在很大程度上都强调了考茨基主义与“还是马克思主义者时的考茨基”这两者的对立。

　　考茨基提出的全球革命互动情景暗示了一个对于列宁在1914-1917年间观点至关重要的动态，即革命传播的动力。1915年8月，列宁设想了一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后的可能局面。他指出：“这（一）个国家的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奋起同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论欧洲联邦口号》——译者注）同年晚些时候，列宁进一步论述了民主革命的激励作用。他认为，民主革命将“首先要推动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举行起义来反对本国政府。毫无疑问，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将会给亚洲和欧洲的革命的发展创造非常有利的条件。甚至1905年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几个要点》——译者注）这个观点对俄国布尔什维克来说意义明确：他们肩负的任务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点燃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的强调）。这种对革命扩散的期待，是1917年十月革命和1919年3月第三国际（又称共产国际）成立的重要原因之一。

　　1917年的列宁与布尔什维克

　　革命的1917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布尔什维克与作为其领导人的列宁关系的，戏剧性的案例研究。现有的主流解读强调了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与老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断裂。许多人认为，列宁的个人创新是在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强烈抵制的情况下推进的。根据这种说法，1917年4月，当列宁从欧洲的流亡中返回时，他迅速在他著名的《四月提纲》中宣布了一个激进的新方向。这一举动令其他党内领导层感到震惊，他们纷纷表示对老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忠诚。到了10月，列宁坚持执行强硬政策，并与列夫·加米涅夫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发生了对立。因此，他个人对十月革命的时机负责，也对新政权的一些基本特征负责，例如解散由民主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和随后的一党统治。

　　针对冲突和自上而下创新的图景，我们将讲述另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列宁是一位有效的领导者，因为他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了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共识，这一点常常被忽视。此外，一系列重大结果（例如解散立宪会议）更多是由当时形势的客观动力所驱动，而不是任何一位领导者（包括列宁）刻意追求的结果。

　　1926年，弗拉基米尔·涅夫斯基出版了第一本基于事实材料的布尔什维克党史著作。涅夫斯基的书籍正是在收集了主要资料后的短暂时期内出版的，但在新的斯大林主义“新型政党”正统观念结束了真正的历史辩论之前。涅夫斯基对《四月提纲》进行了论述：

　　我们强调，即使在我们党的内部，也有一些人最初错误地理解了这些提纲。他们把这些提纲看作是立即实施社会主义的号召，尽管有明确的【与此相反的】解释。

　　事实上列宁在《四月提纲》中的立场是他早在我们党历史早期阶段就已经形成的理论的自然发展。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在第一次俄国革命（1905年）期间提出的，这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这个思想还隐含着一切结论和措施。在党确信无产阶级-农民专政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之后，自然而然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与措施。

　　涅夫斯基的解释正确地强调了老布尔什维克情境与1917年革命战略之间的连续性。在二月沙皇制度崩溃后，成立了一个由自由主义改革者主导的临时政府。与此同时，工农兵组成了一个苏维埃。尽管这个苏维埃在街头拥有权力，但在组织和心理上都尚未准备好宣布自己为唯一的主权机关或“власть”。在列宁仍滞留在瑞士的情况下，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必须对这一局势做出一致的回应。他们通过将老布尔什维克情境应用于目前的状况来实现这一点，并坚决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未完成”。

　　许多观察者误解了这一论断，认为既然资产阶级革命尚未结束，那么像临时政府这样的资产阶级政府至少需要获得“批判性的支持”。然而，深入了解老布尔什维克情境后，我们可以看到，老布尔什维克的思维方式恰恰相反：由于民主革命尚未彻底实现，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必须尽快被一个能够进行大规模社会变革的“народная власть（人民政权）所取代。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如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宣称，临时政府是反革命的，因此它将与工人和农民发生激烈冲突。他们认为，这个政府将被以苏维埃为基础的народная власть取代，因此社会主义者支持临时政府，甚至参与其中，都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即使没有列宁在四月的干预，布尔什维克也已经走上了通向十月革命的道路。

　　在四月初，流亡瑞士的列宁回国，并提出了他的《四月提纲》。为了理解他这一新版本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轮廓，我们需要超越《提纲》，关注他在这一年中的一系列声明。列宁自己后来将他的新理念称为“苏维埃政权（советская власть）的理念”。或许，了解他这一愿景的最佳来源是他在1917年秋季发表的两部著作，这两部作品以一种强有力的形式展示了苏维埃政权的理念，并对1917年的事件产生了影响。这两部著作是《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和《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苏维埃政权理念的核心主张是，建立在苏维埃基础上的政府是理想的形式。这个政府是由工人和农民专门选举产生的，最初是为了进行直接的阶级斗争而成立的。这一理论被认为是期待已久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想形态。围绕这一核心主张，衍生出多个相关主题：

　　1、苏维埃是一种比普通议会制度更高级的民主形式。自下而上的直接和持续控制将消除与民众无关的强制性官僚机构，从而使大众能够参与国家事务。

　　2、苏维埃是народная власть（人民政权）理想的载体。这是一种以工人和农民为基础的政府，排除被视为“反革命”的精英阶层。

　　3、苏维埃被认为是工人对农民进行阶级领导的理想方式。

　　4、由于其阶级基础，苏维埃制度能够通过采取有力的政策来应对俄罗斯和其他地方日益严重的国家危机。这些政策是以精英阶级为基础的政府无法实施的，尽管大家都承认这些措施是必要的。

　　5、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务实的国家调控措施也将被视为“通往社会主义的步骤”。

　　列宁认为他关于通往社会主义的论点是非常务实和现实的。他的逻辑可以总结如下：

　　现在有一些具体政策，它们 “可以并且应该”被采纳，特别是在应对国家经济危机时。这些措施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实际上，其中许多措施已经被帝国主义政府采纳，并且现在已经在俄罗斯的各个政治派别当中都有支持者。然而，当无产阶级积极采纳和实施这些措施时，它们的意义则会变得不同。它们指向社会主义，并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转型铺平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并不意味着认为俄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条件已经全面成熟。许多政策的时机尚未成熟。但这并不影响这样的事实：有一些可用的监管政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将列宁的“苏维埃政权观”与老布尔什维克情境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两者之间的连续性大于断裂性。在上述五个主题中，第二、第三和第四个主题直接反映了老布尔什维克的情境，只是经过微调，以适应1917年的情况。这些主题提到一种“народная власть”（人民政权），通过它，无产阶级能够对农民进行阶级领导，实施有利于人民的激进政策。其他主题没有包含在老布尔什维克的情境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对布尔什维克活动家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这些活动家一直将苏维埃视为实现“народная власть”的工具。新的观念在于，苏维埃作为一种政治形式，被称为与议会制度截然不同的民主类型，无论议会制被如何民主化。同样，列宁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几乎可以归结为这一点：我们将倡导我们原本会支持的政策，但我们会将其称之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

　　苏维埃政权的概念今天最为人熟知的解释来自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本书强调了这一复杂主题的第一个方面，即前所未有的高度民主主张。虽然《国家与革命》是在1917年撰写的，但直到1918年才出版，因此在1917年的事件中并没有发挥作用。这一事实象征着这一特定主题在苏维埃政权思想后续发展中相对而言并没有那么重要。即使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核心信息仍然基于与老布尔什维克主义直接相关的苏维埃政权思想。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呼吁建立一种“народная власть”（人民政权），这种政权将排除精英，能够有效应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崩溃的危险。在1917年的实际布尔什维克宣传中，这些政策是否属于社会主义，甚至是否可以称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都是一个相对次要的主题。

　　列宁与他的老布尔什维克批评者们在战略上有着共同的看法：要用基于苏维埃的“народная власть”（人民政权）取代自由派的临时政府，并致力于进行大规模的革命变革。然而，在这一共同的战略视角内，对于各种战术问题，依然存在激烈的分歧。例如，布尔什维克们讨论如何最好地反对临时政府，让其失去信誉，向哪个群体做出何种呼吁，以及在什么时间、以何种目标进行什么样的示威和行动。这类战术问题在1917年引发了激烈的内部辩论。关于10月暴动的时机和执行，布尔什维克们也有不同的看法，这次暴动最终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些激烈的辩论值得历史学家的关注。然而，从整体上看，1917年的重点应放在布尔什维克在战略上的相对统一，而不是战术上的分歧。与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内部斗争相比，布尔什维克内部的辩论和分歧显得微不足道。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在是否用某种“народная власть”（人民政权）取代临时政府及其背后的阶级联盟这个根本战略方向上都发生了严重分裂。相反，布尔什维克党从一开始就在这一根本问题上保持一致，这在1917年的政治情势下给予了它巨大的优势。

　　正如马尔托夫后来所说，十月革命的最终结果并不是一种真正的“власть советов”（苏维埃的政权），而是一种“советская власть”（苏维埃政权）。也就是说，“苏维埃的‘权力’被一个特定党的权力公开或隐秘地取代，这个特定党的权力逐渐演变为国家机构，成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关键枢纽。”这种国家形式的民主苏维埃起源，最终只成了一段历史逸事。许多历史学家将这一结果直接归因于列宁坚持一党制和一些个人决策，例如解散立宪会议。那些认为这些非民主结果是更大社会力量（尤其是基本社会协调机构的崩溃和残酷的社会极化）所导致的，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的人，将不太倾向于认为列宁的个人决策在（与非民主的结果的）因果关系上如此的重要。

　　对1917年政治情势的仔细研究促使我们将布尔什维克主义重新融入布尔什维克革命。历史的重点应放在领袖和运动之间的有效互动，而不是冲突和分裂。毫无疑问，列宁在1917年4月的回归是俄罗斯政治演变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是第一位有全国层面的影响力，并攻击当时主流的社会主义战略“соглашение”（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合作）的领导者。从那时起，他成为了一个团结一致的党的强有力的领导者。然而，党之所以团结，并不是因为列宁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而是因为他领导的是一个团结一致的党。而且，这个党并不是围绕一个在几周内就提出并被吸收的激进新愿景而达成一致的。相反，它是围绕一个已有十年的战略方案达成一致的。在1917年的背景下，这个方案显得非常合理。

　　政治自由的边缘化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最重要的政治事实之一是，最正统和激进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倡导者是政治自由的坚定斗士。然而，在二十世纪其余的时间里，这些最正统和激进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倡导者却投身于那些前所未有地压制政治自由的政权。这种对政治自由的边缘化在一定程度上源于老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些组成部分。

　　密谋地下组织试图将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建的持续性运动技巧引入专制的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社会民主党的模式在运营中需要政治自由，因为该党必须抵御统治精英的压力，以维护其“替代文化”。然而，在夺取政权后，布尔什维克发现，所谓的国家垄断运动主义实际上是灌输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创造替代文化的更有效工具。与共产主义政权密切相关的国家宣传机器，实际上是对社会民主党模式的无限制应用，这一模式通过剥夺所有潜在竞争者的政治自由而实现。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布尔什维克派别的决定性特征是老布尔什维克情境。这个情境认为，持社会主义立场的无产阶级创造出一种能够“彻底”完成“народ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人民革命）的“народная власть”（人民政权）。这个“彻底”的口号所体现的中心目标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争取尽可能多的政治自由。然而，发动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并保护其免受“反革命”敌人的攻击，构成了对政治自由及其相应的相互宽容态度最不适宜的环境。正如尼古拉·布哈林在1918年初指出的：“在革命的时代，……新闻、会议、集会都是和弹药库、机关枪、火药与炸弹一样的内战武器。”（《世界革命纲领》——译者注）

　　在1914年之后，列宁将目光从俄国转向了广阔的欧洲，他认为那里即将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可能有些自相矛盾的是，这种“欧洲”视角，使得政治自由在他的言辞中显得不那么重要。在他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几乎没有提到政治自由。尽管一些欧洲社会主义者作为个人，往往对苏俄对政治自由的压制感到震惊，但政治自由从来不是一个直接的社会主义价值。

　　如果布尔什维克活动家在1912年能够看到十年后的未来，他会发现三件令人惊讶和意外的事情。老布尔什维克情境中的临时革命政府如今转变为一个永久的社会主义政府，而党在管理国家方面扮演了意想不到的角色。布尔什维克党不再把德国社会民主党视为模范党，反而将自己展示为全球革命社会主义者的模范党。作为老布尔什维克存在理由的政治自由几乎被遗忘，甚至受到轻视。就这样，充满希望的19世纪变成了严酷的20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