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历史的回顾》的叙事，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应该由党中央和陈昌浩来分担。而陈昌浩应负的责任是因“背上了政治包袱”而“不顾实际情况”，“一切以中央的意旨行事”且“动用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一意孤行。而笔者在前面的讨论中，已将西路军渡河后西路军首长与中央之间往来的重要电报俱列出了，也把《历史的回顾》（如今有3个不同的版本）有关内容列出来了。那么现在是否可以对“陈昌浩动用‘政治委员最后决权’机械执行中央指示”的“错误”，给出一个客观负责的结论哩？
根据《历史的回顾》所述，西路军渡河后共有4次重大行动选择——实际上是5次，那么在这5次重大选择中，陈昌浩是否动用过“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一意孤行过哩？让我们一个个地来作一剖析。
㈠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决定西进并非陈昌浩个人意见
先看第1次。
1936年11月11日～16日，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被授予西路军名义后，毛泽东、周恩来曾电询西路军首长，向他们征询是西进还是东返的意见。根据《历史的回顾》记载，陈昌浩“拿不定主意”——也就是有东返之意，而徐向前认为西进比东返好，建议召开军政委员会讨论研究。会上，徐向前提出了西进的种种好处，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于是决定，按会议形成的共同意见回复中央。1936年11月12日，徐、陈首长按这个决定给中共中央和军委回电，电文信心满满对西进建立根据地打通国际的任务打了包票，而且是建立根据地在前，打通国际在后[1]。那么，这个西进决定，并不是陈昌浩一意孤动用了“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的结果！这个结论，应该没有问题吧？
此后，直到11月16日，西路军首长向中央报告的，都是建立根据地的利好消息[2]。而张国焘也信心满满认为西路军能够独立担当这个任务，这个时间段里向中央通报的也是西路军方面的利好消息，而且还鼓励西路军首长“独立”完成建立根据地的任务[3]。此间，除了对西路军去向放心不下的毛泽东周恩来外，只有彭德怀于11月14日提出了河东部队应该“声援西路军，否则西路军陷入孤立”的建议[4]。
㈡“任务次序”是个伪问题，陈昌浩坚持的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集体决定
再看第2次：任务次序之议。
西路军方面信心满满的利好消息于1936年11月16日嘎然而止。
11月16日，敌中央军毛炳文部西渡黄河追击西路军，朱德、张国焘提出了“西路军孤立”问题，要求“须急设法帮助和策应他们”，“并须急打通远方，得到接济至关重要”[5]——这就是西路军首长向党中央提出“任务次序”之询的由头。而就在同一天里，尚未得知敌毛炳文军西渡追击西路军消息的徐、陈首长向中央报告的，仍然是“占领古浪”的捷报[6]——还是利好消息。
17日，徐、陈显然已得知敌毛炳文军西渡黄河追击西路军的信息，也感到了来自屁股后头的压力。于是向中央发出关于“任务次序”的询问电[7]。同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陈首长，提出了“你们兵力应相当集结，速打通远方为要着”[8]——也就是改变任务次序的指示。而中共中央回电说物资准备不及，西路军应该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并保持东边回旋余地，并且通报了从肃州到安西的道路等情况[9]。
尔后，毛泽东指出，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西路军）的好办法[10]。
河东红军主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迫使追击西路军的敌毛炳文部掉头东返，29日回到河东，为西路军大大减轻了压力——《历史的回顾》对中央给西路军以极大策应的这个事件，未有只字陈述和评说。而且还认为，陈昌浩以“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高举“尚方宝剑”否定了徐向前改变任务次序的意见，一意孤行要就地建立根据地[11]。
然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是“打通国际”的前提，而且也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几天前的集体决定——而且并不是陈昌浩“以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的身份压迫下作出的，那么陈昌浩维护的，实际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集体决定，而不是他作为西路军政治委员的个人决定。
所以，这次“任务次序”的责任，很难归咎于陈昌浩个人。
㈢西安事变后西路军西进还是东返的问题
接着说第3次：西安事变后西路军东返还是西进的选择。
根据《历史的回顾》，陈昌浩当时是主张东返的，而徐向前不同意。于是，徐、陈首长再次召集军政委员会开会，会上，“绝大多数同志”同意的是徐向前的意见[12]。会后的1936年12月23日，徐、陈首长按这个“大家同意”的共同意见给中央回电：西路军西进没问题，东进则需新疆和兰州同时出兵策应[13]。而此前，根据军政委员会提出的西进计划是：物资能够按时到的情况下，1937年1月中旬抢占高台、临泽为根据地，派出五军去安西。物资不能按时到的情况下，就地休整以度过严寒之3月。[14]
这次西进还是东返的讨论的最后结果是：中央根据西路军首长的意见，西路军继续西进，同时授予了西进时机自决之权[15]。
那么这一次，陈昌浩动用了“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一意孤行了么？陈政委最后是遵从了徐向前和军政委员会“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哩，还是自己的意见？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至少在这一次关于西路军西进还是东返的重大抉择中，陈昌浩并没有动用“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而“一意孤行”。
㈣高台失陷前后，西路军首长关于西进还是东返的抉择
再看第4次。
这一次，是指红五军高台被围及失陷前后这个时间段里（1月16日～2月中旬）。
按《历史的回顾》记载，自1937年1月16日起，中央连续来电要求西路军东返[16]。
但目前查阅到的中央16日来电，提到的是“同意”西路军地休整一段时间后东进扩大地盘并以一部西进[17]，与《历史的回顾》严重不洽。1月21日，徐、陈首长致中央电中报告提出的是准备东进，以十天急行军赶到古浪[18]。而军委主席团24日回电，是“同意”徐、陈首长的决定，并授予了徐陈首长“行动方向自决之权”[19]。
那么徐陈首长是怎么自决的哩？
1月27日，西路军在西洞堡歼灭了马家军宪兵团。尔后，西路军首长即在东西两个方向之间徘徊辗转，游疑不定。那么这一次究竟是谁拿的大主意哩？《历史的回顾》中没说，但也没指责陈昌浩一意孤行动用了“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那么我们姑且可以认为：这是徐、陈首长都认可的决策，并不是陈昌浩个人的行为——这个结论，应该没有问题吧？
㈤1937年2月中下旬西路军东返还是西进的选择
现在讨论最后一次——也就是第5次：1937年2月中下旬西路军东返还是西进的选择。
在《历史的回顾》中，这是指责陈昌浩动用“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一意孤行的重头。但关于这段这个史实的陈述却存在着两个版本：1984年版本和1988年版本。在这两个版本中，陈昌浩固执已见一意孤行并动用“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的由头，是不一样的。
1984年版本陈述的梗概是这样的：2月21日，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东进，向西洞堡、龙首堡转移。27日，歼灭马家军宪兵团，缴枪1200支及大量军用物资。于是陈昌浩提议重返倪家营子，执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徐向前为此跟陈昌浩吵了一架，陈昌浩动用“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和中央“固守五十天”的“尚方宝剑”，影响军政委员会否决了徐向前的建议，作出了“重返倪家营子”的决定。于是，“注定了西路军最后失败的命运”……[20]
而1988年版本的陈述梗概则是这样的：2月21日，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东进到达威狄堡（今新华镇），遭敌所阻。陈昌浩因为没有中央的东进命令而顾虑重重，于是陈昌浩提议重返倪家营子，执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徐向前为此跟陈昌浩吵了一架，陈昌浩动用“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和中央“固守五十天”的“尚方宝剑”，影响军政委员会否决了徐向前的建议，作出了“重返倪家营子”的决定。否决了徐向前的建议。于是，“注定了西路军最后失败的命运”……[21]
两个陈述中相同之处是：陈昌浩一意孤行要返回倪家营子建立根据地，中央“固守50天”的来电给陈昌浩撑了腰，于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按陈昌浩意见返倪家营子（仍然是集体决定的意见）。于是，“注定了西路军最后失败的命运”。
不同之处在于：西路军歼灭马家军一个宪兵团的历史事件，在1988年版中，凭空蒸发了！
实际上，歼灭马家军宪兵团的历史事件，并不是发生在2月27日，而是一月前的1月27日[22]。也就是说，这个历史事件，与徐、陈首长此间关于东返和西进的争论，毫无关系！这个“硬伤”被人指出后，《历史的回顾》的编撰者仍然不愿意更改原书中的结论，只是简单地将这个事件作了“蒸发”处理……
然而，这种处理简捷倒是简捷，却露出了更大的马脚。
上图是威狄堡-倪家营的相对位置的图示：倪家营在威狄堡（今新华镇）的东南，威狄堡在倪家营的西北。根据1988年版《历史的回顾》叙事，徐向前的建议是从倪家营子突围东返。可既然如此，为啥实际的行进方向又是西北方向的威狄堡哩？这究竟是要东返哩还是西进？而陈昌浩要求重返倪家营子，又是东返哩，还是西进呢？如此这般，所谓陈昌浩“为突围东返还是就地坚持”与徐向前相争最后以“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来压人的故事，还能成立么？那么所谓陈昌浩信心满满要建立根据地并与徐向前争吵之事，还能成立么？所谓“东进没有中央命令，陈昌浩本来顾虑就很大……”还能成立么？
最重要的：所谓陈昌浩“一意孤行机械执行中央指示”的罪过，还能成立么？
需要提示的是，早在一个月前的1月24日，中央就已经授予西路军首长“行动方向自决”之权了，还特意说明了“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
那么当年的徐陈首长放弃“突围东进”而改取“就地坚持”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哩？
其实，他们当年的电报说得极其清楚明白——2月24日，西路军在威狄堡西进受阻后，马上报告中央：“我们（二）十一日晚移威敌堡，敌定明即接近，因地形堡寨太多敌易封锁，又于当晚仍回集倪家营，天明敌骑又接近，接连三次敌猛力炮击进犯，夜在野外四面伏击不便出击，必在此时打，如天（明）有机即东进，无机另想办法”，“敌骑日夜接近，步、骑、炮集中日夜交战，西路军不战胜此敌，必有极大牺牲。西进不可能时，但东进亦不可能……”[23]
于是军委主席团根据他们报告的情况，指示他们“固守50天待援”。[24]
西路军首长报告东进西进俱不成。那么中央除了让他们固守待援，还能怎么指示他们？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历史的回顾》两个版本对这一事件的不同叙事外，还存在着第三种叙事：
威狄堡—带堡寨密集，很不利于防守，且敌军已控制了一批堡寨，红军在此地坚守困难很大。为此，徐向前和李特研究，提出突围进祁连山的意见。陈昌浩认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2月21日的电报没有提突围的话，突围不符合中央指示精神，便提出“重返倪家营子，继续建立河西根据地”的意见。陈昌浩的意见受到徐向前等同志的一致反对，徐向前说：“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力量回去建立根据地．好不容易突围出来，回去不是自寻灭亡吗？”但陈昌浩固执己见．听不进不同意见，决定当日晚返回倪家营子。西路军回倪家营子后，复陷敌军重围。[25]
看来这个叙事的作者已经知道《历史的回顾》中所谓“东进没有中央命令，陈昌浩本来顾虑就很大”难以成立了，于是又换了一种说法：“为此，徐向前和李特研究，提出突围进祁连山的意见。陈昌浩认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2月21日的电报没有提突围的话，突围不符合中央指示精神，便提出‘重返倪家营子，继续建立河西根据地’的意见”。
这也就是说：这笔责任账死活都得由陈昌浩来担戴——不管有没有“歼敌青海宪兵团陈昌浩胜利冲昏头脑”这件事，不管从倪家营子突围到威狄堡是向东还是向西，也不管从威狄堡返回倪家营子是向东还是向西，更不管党中央早在一个月间的1月24日就已明确授予西路军“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的机断行事之权，反正这笔责任账都得由陈昌浩来担戴！
其实只要打开地图一看，这个叙事的真伪就很容易判断了：如果“徐向前和李特研究，提出突围进祁连山的意见”是确实存在的话，那也是不切实际的：从威狄堡不经过倪家营是无法直接进入祁连山的！不谈地理障碍和有无道路，除去倪家营子，尚有万余人的西路军在当日突围进山途中，根本就没有任何可以食宿之地。
更重要的是，这种无论论据如何变换，都不改变原论点，一定要坚持把陈昌浩钉死在责任账上！——无论是多么的牵强多么的附会！那么作为学者，作为治史者，我们该怎么评判他们的学术道德和人格操守哩？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否设问：所谓陈昌浩信心满满要建立根据地并与徐向前总指挥争吵之事，还能成立么？所谓“东进没有中央命令，陈昌浩本来顾虑就很大……”还能成立么？所谓陈政委“一意孤行机械执行中央指示”的罪过，还成立么？请问，在这5次重大选择中，陈政委遵从的是徐向前总指挥和军政委员会的意旨，还是按“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贯彻了自己的意图？
这个问题，恐怕不难回答吧？
最低限度，最保守的回答也只能是：陈昌浩动用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一意孤行的说法，是缺乏充分的依据的！
注释
[1]《徐向前、陈昌浩关于西路军情况致中央军委、总部电（1936年11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1～第88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关于西路军在大靖一带休整致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11月12日13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7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徐向前、陈昌浩拟袭取古浪凉州致朱德、张国焘及中央军委电（1936年11月13日20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西路军占领古浪的捷报（1936年11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朱德、张国焘关于西路军应在凉州民勤古浪形成巩固的新局面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年11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朱德、张国焘关于西路军须独立完成打通远方任务致徐向前、陈昌浩并中央军委电（1936年11月1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朱德、张国焘关于西路军情况致中央军委电（1836年11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彭德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与今后作战部署致毛泽东、周恩来等电（1936年11月14日14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49～第85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5]《朱德、张国焘设法帮助和策应西路军（1936年11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18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6]《西路军占领古浪的捷报（1936年11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7]《徐向前、陈昌浩关于西路军行动方向致中央电（1936年11月17日8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8]《朱张关于敌军行动及速打通远方致徐陈电（1936年11月1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9]《中央关于西路军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年11月18日18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8～第88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0]《毛泽东关于战胜胡敌才便开展局面致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11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04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1]《历史的回顾》第525～第52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
[12]《历史的回顾》第531～第53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
[13]《徐向前、陈昌浩等认为迅速取得远方接济为目前迫切与极大要求致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12月23日12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4]《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各军行动情况及加强九军之措施致中央电（1936年12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09～第91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徐向前、陈昌浩关于西路军逐渐西移兵力部署致中央军委电（1936年12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5]《军委主席团关于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致徐向前、陈昌浩等电（1936年12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6]《历史的回顾》第54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
[17]《军委主席团关于提高红军政治工作与红军纪律致西路军电（1937年1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8～第92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8]《徐向前、陈昌浩关于西路军行进路线致军委主席团电（1937年1月21日1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3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9]《军委主席团关于行动方向自决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7年1月24日24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3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0]《历史的回顾》第544～第54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
[21]《历史的回顾》第366～第26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22]《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大事记》，《悲壮的征程（下）》（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第309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23]《徐向前、陈昌浩关于战略方针致中央军委电（1937年2月24日20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4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4]《军委主席团关于固守五十天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7年2月26日23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5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5]郝成铭：《红西路军记事》，《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调查研究卷（上）》第603第604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朱玉、夏宇立都参与了该书的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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