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题记：40多年前看电影《陈毅市长》才得知当时我们已经便宜得不能再便宜得大众化药品青霉素（盘尼西林），在解放初昂贵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一根金条也不一定能够换到一支救命的青霉素。然而，毛主席麾下有大量像陈毅市长这样的领导干部，他们时刻把人民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总是及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是带有全局性的问题，各级领导干部会向上反应，而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的决断力，那是古今中外罕见的。因此，就在解放没有几年，“一五”计划时期，著名的青霉素生产企业“华北制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建立起来，6倍于黄金价格的青霉素，一步到位降到几毛钱——白菜价，而且保证供应。这是怎样的奇迹？这是不是和战胜血吸虫一样的人间奇迹？没有毛主席的领导，会有这样的奇迹吗？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据说这是1966年军乐团演奏的铜管乐《东方红》，一开始就是震天响的鼓声，如同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
毛主席领导的军队，在全民皆兵时代，在文化上是取攻势的。这怎么理解呢？打个比方，如果没有几十年前的变化，那么容志行那一代足球运动员的风格，就会延续下来，那么中国足球就一定会是全攻全守型的，也就是能够不保守——不因为在经济利益上患得患失，而放弃大打攻势足球的。
这在足球事业上，完全是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的——三法三通——道器变通。
最难搞的足球，都能道器变通，何况其它的事情呢？
请看：
01.新中国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02.对毛主席的两个极其可笑的误判；
03.“一五计划”编制差点难产，是毛主席一锤定音。
结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社会主义中国的优越性，也产生不了，也发挥不出来，甚至会走岔道。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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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1953年，华北制药厂作为“一五”计划重点项目紧急上马。
注意，叫紧急上马？
这是毛泽东文化里的常用语。
谈起当年建厂的气魄，后来担任过华北制药厂副总工程师的刘剑章回忆，那时他刚从北京医学院毕业，被推荐到抗生素厂筹备处。当年，来自全国各地的上千名技术人员、管理干部、大中专优秀毕业生组成了“豪华”的创业阵容——名副其实举全国之力创建华北制药厂。
这不就是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吗？
如果有人还要阴阳怪气说，华北制药是谁谁具体领导的，那么请问新中国以后的制度安排、决策程序，还有决策习惯，如果没有毛主席会怎样？会有那么高的决策效率吗？
你们是不是还要说毛主席不懂经济呢？
你以为就你懂资本主义那一套“经济”？按照你的那套经济理论，中国的青霉素，何年何月才能普及化生产，大众化使用？
毛主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了解比任何经济学家都要深刻，比任何理论家的研究都要透彻？
服不服？
看一看实践结果就足够了。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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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主席两个极其可笑的误判
一个是认为毛主席不懂经济。一个是说毛主席没有读所谓的“经济管理”类的书籍。
前一个误判依据是，毛主席不“开放”，不“与国际接轨”，所以没有让中国经济像某些人内心需要的那样发展。这恰恰说明，毛主席的确没有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那么幸亏毛主席没有像他们那样“懂经济”，否则，还真麻烦了。
后一个误判来自一位老同志，据说还在主席身边工作过，不知道他是怎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这里举一个例子来反驳，恩格斯的父亲是曼彻斯特工厂的资本家，恩格斯有段时间曾经经营过那里的工厂，这里面的动机包括为了赚钱资助穷困潦倒的马克思。
恩格斯应该算是了解“经济管理”，并且属于经济管理的高手吧？
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写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能否不算经济管理的书呢？
至少那些经典著作里，有一部分，至少有一些章节可以算经济管理书吧？
那毛主席读过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就凭这一点就可以说，毛主席至少是读过经济管理类书的。事实上，毛主席研究经济管理的广度、深度、高度，那也是到了登峰造极地步的。
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的的确确有一批学者采取了极不负责任的态度，来评价毛主席以及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他们的那些言论，终究会成为历史的笑料。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国内外这些年出现了一批研究毛主席的真学者，他们实事求是的态度，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其中，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就其中一位。
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经济发展究竟怎样呢？
如果毛主席不懂经济，不懂经济管理，能领导搞出连西方世界经济管理学界都惊叹的“鞍钢宪法”吗？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沙健孙，在《 光明日报 》（ 2014年01月22日 14 版）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毛泽东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末尾指出：
【从经济发展的速度来看：从1952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1.4％。从我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的位次来看：1957年和1978年，谷物3→2，棉花2→3，猪牛羊肉2→3，化学纤维26→7，布3→1，煤5→3，原油23→8，发电量13→7，钢9→5，水泥8→4，硫酸14→3，化肥33→3。除了少数农副产品产量的位次保持不变或稍有后退外，谷物和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位次都明显提前了。
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得到逐步提高。全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农民从1952年的62元增加到1976年的125元，城市居民同期从148元增加到340元。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援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的情况下，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幅度不大，但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教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0％以上。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沙健孙引述的话出自莫里斯·迈斯纳所著《邓小平时代：1978－1994，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考察》一书第八章“毛泽东时代的经济遗产以及毛泽东身后改革家们”的第一部分。
这里把书中的内容拿出来一起分享，一般标题为《美国学者旁观毛泽东时代》：
对于毛泽东时代取得的物质成就闭口不谈，也许是对早些年从北京传播出的言过其实（而且经常赋予虚假成分）的宣传的一种自然反应，然而这些宣传却常常被外国的评论家们所重复，许多外国人一度曾热切地相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取得了最大的经济成就，现在却倾向于对它作出最糟的评价，似乎以此来弥补他们早先的轻信。这种倾向与现时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方向是一致的，目前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人们都普遍对市场的魔力赞不绝口，而对中央规划的效能持很大的怀疑态度。
然而，如果不去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20 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发展策略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工业化的副产品，如果不正确评价这个基本的经济事实，就无法理解在毛泽东之后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比利时的还要小一些，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工业产量的1／15。然而，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1／4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
当然，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劳动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构成。尽管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依然是紧紧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城市无产阶级的人数却已从1952年的30 0万上升到了1800万。此外，毛泽东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大跃进”中硕果仅存的几个成功之一——把2800万农民（当时农村总劳动力约达三亿）变成了农村工厂的工人，尽管许多工厂的工作技术水平简单而原始。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另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 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
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和罪过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了一种风尚——常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80年代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
尽管毛泽东思想强调农业，称颂农民的创造性，但在毛泽东的时代农业发展却远非如工业成就那么可观。1957年以后，食品生产仅与人口增长同步，当时人口以平均每年2％的速度增长，使得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几乎翻了一番。1975年人均粮食总产量几乎与1957年农业集体化之初时一样。在毛泽东时代的20年里，农村生活水平实际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每年平均增长不到1％，而且是在一个低得可怜的基础之上增长的。1952年至1975年间，在工业生产总值增长十倍的同时，农业生产仅仅增长了两倍，甚至那也是通过大量地扩大农村劳动力规模而取得的。此外，尽管毛泽东不断提倡缩小城乡差别，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异还是加大了。
然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业也绝非如今被描绘的那样惨不可言。维克多·李皮特曾指出，毛泽东时代中国农业的发展大大快于1868后至1912年日本明治年间备受称赞的成功的近代工业化时期。从1952年至70年代中期，中国农业净产量增长为平均每年2．5％，而1868年至1912年间日本工业化最强阶段的数字也只有1．7％。正如马克塞尔顿曾指出的：“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
经济统计资料并非告诉我们全部事情。经常有人指出，对于收入与消费的常规性测度并不能充分表明实际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还必须考虑到教育、保健、卫生以及老人与贫困者的福利措施等这样一些基本的而必要的方面的公共消费，但是这些东西是难以用标准的经济测度来数量化的。
最近这几年人们格外喜欢谈论独立的工业体系，那是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也是必要保障。
在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方面，中国同苏联有过争论，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曾要求中国不要搞完整的工业体系，而是通过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国际分工解决问题。毛主席不可能同意这种受制于人的主张。面对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他认为，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8页）。
毛主席将工业体系的建立作为工业化的标准之一。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说：没有完备的工业体系怎么能说有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呢？
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新中国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勇敢地走上了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的道路。
到1975年初四届人大作报告时，周总理明确指出：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
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
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
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
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
界的前列。】
周总理在1975年宣布我们已经建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难道还有假吗？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任何人都抹煞不了。
现在要深入一步的理解这样的结论，那就是说——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社会主义中国的优越性，也产生不了，也发挥不出来，甚至会走岔道。
那个岔道上，会怎样呢？
宁肯要GDP，也不管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是不是？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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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些人编中国现代历史书，总喜欢突出作者或者某一部分人的喜爱，故意淡化毛主席的丰功伟绩。
就说“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吧，当时动用了各方力量，派飞机从苏联运回成吨的参考资料。
由于是第一次编制五年计划，所以各方面都遇到了困难，关键是谁也拿不出个标准来证明怎样才算合格的“计划”，结果“一五计划”开始的第一年（1953年）都过去了，计划文本还没有搞出来——等于难产了。
最后还是毛主席于1954年一锤定音，下了个“军令状”，要求从1954年2月15日起，用1个月零5天时间拿出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初稿。这也就是说不管完美不完美，到时候必须得那个东西出来，否则老是处在“坐而论道”状态，总不是个事。事实证明，有了毛主席这个决断以后，“一五计划”工作边计划，边执行，边修正，倒是成了“一五计划”的特色，这并没有妨碍“一五计划”的实施并取得辉煌成就。
没有毛主席这一锤定音，还不知道何年何月能搞出那个“一五计划”文本来？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少吗？
从战争年代开始，即使是党内的一些领导人，思想总是放不开，在思维习惯上，缺乏自信心，加上或多或少的有小资产阶级患得患失的心理，所以决策时，是不是表现出右倾保守倾向，左顾右盼，犹豫不决。
毛主席和这样的人完全不一样，毛主席无私无畏，所以能够看到“无限风光在险峰”。
毛主席也培养了一大批敢想敢想敢干敢闯敢创的红色创业者，战争年代有粟裕、韩先楚等战将，建设时期有王进喜、陈永贵、吕玉兰、杨贵等英模。
毛主席在防“左”上卓有成效，同时毛主席在防止右倾机会主义上也有一套完整系统的想法说法做法。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就是修正主义。毛主席反修防修的那些想法说法做法，经过苏联解体以后，人们才真正认识清楚，那是完全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三法三通的——道器变通。
李克勤后记：毛主席领导搞的是绝大多数人受益的社会主义，那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事业。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指出：“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突飞猛进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
中国在搞社会主义之前，近代以来，有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都行不通，搞来搞去，中国还是不能得救。也就是说自近代以来，中国搞封建主义也好，搞资本主义也好，就一直存在救亡图存的问题。在中国，毛主席领导搞社会主义事业，是在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开始起步的，这是毛主席在社会主义阶段的道器变通之基，千万不能忘记这一点，否则问题是相当严重的——我想如今这么说，不会是耸人听闻了。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沉痛教训就在眼前。想把中国搞成苏联解体那个悲惨结局的人，不是没有，他们心里最清楚，毛主席才是才是实现其企图的最大障碍。在中国，那些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获得真正安全感的人们，从心底是热爱毛主席的。所以，毛主席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守护神。
然而，有一伙人专门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歪曲历史事实，千方百计否定毛主席领导新中国的建设成就。
请看立华老师在昆仑策上的文章《揭秘历史真相：从产品产量的真实数据看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中的原文：
【评价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一般都用GDP说事，往往得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结论。
而事实真相是怎样呢?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根本就没有GDP统计。直到1985年，国民经济核算仍延续着与计划经济相配套的物质平衡表体系MPS。从1985年开始建立第三产业统计，到1993年才转为源于市场经济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从此，SNA体系中的GDP成了最重要的指标。此前没有GDP统计的历史时期，现在引用的那时GDP数据从哪里来的?答案很明确，是后来推算的。
但是，即使1978年后的GDP，后来也经历过多次修改。为什么要修改呢?直接原因是与经济发展事实严重不符。用改革后的统计方法计算，1980年-1991年GDP年均增长9.2%，而当时世界银行的数据却只有2.2%。如此大的差距怎样解释?中国有关部门认为，主要是汇率下调引起的;而世行专家则认为，中国的统计体系虽然进行了改革，其基本概念仍深深扎根于传统的MPS体系，许多产品价格仍处于政府控制中，导致以价格为衡量标准的统计结果失真。鉴于发现的问题，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后，有关部门对1978-1993年的GDP进行了重大调整，使1985年后的GDP数据有了大幅度提升，平均上调幅度近6%，其中1993年上调幅度高达10%。[1]到2004年底进行全国经济普查时，又发现当年GDP比年快报核算数多了2.3万亿元，增幅高达16.8%，为保持GDP数据的历史可比性，有关部门按国际惯例修正了1993年-2003年数据，同时又一次调整了1978年-1992年的GDP增长率，此后还有多次调整。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90年代开始实行的GDP统计存在着严重缺陷，必须不断修改才能大致差不多。其实，这个问题在西方国家同样存在，他们也在不断修改GDP数据，否则会出现很大误差。就拿美国来说，仅1929年至1999年70年间，就进行过11次历史数据调整，平均每6年多一点就要调整一次。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当年统计上报的当年GDP，与经济普查的实际情况误差都那么大，不得不对数据一再调整，难道对几十年前的GDP评估反而准确了?用这样的数据，去进行跨越半个世纪的比较，能反映历史真相吗?况且，因为统计体系的不同，许多项目和门类过去根本就没有统计过，怎能做到言之凿凿的比较呢?科学需要可靠的事实证明，容不得半点胡说八道，否则，就是故意制造历史笑话和学术笑话，就是没有良知的表现。】
上文注释[1]许宪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87-108页。
立华老师的原话：“用这样的数据，去进行跨越半个世纪的比较，能反映历史真相吗？况且，因为统计体系的不同，许多项目和门类过去根本就没有统计过，怎能做到言之凿凿的比较呢？科学需要可靠的事实证明，容不得半点胡说八道，否则，就是故意制造历史笑话和学术笑话，就是没有良知的表现。”
那伙人搞的是历史虚无主义，这和当年赫鲁晓夫的做法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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