酝酿了好几年，也犹豫了好几年，还是决心壮着胆子来写写西路军问题的考辩。
笔者之所以犹豫难决，是因为考辩西路军的历史，无法回避一些曾任西路军领导人的革命前辈于改革开放后，在急于解决以往历史遗留问题的特定环境和急迫心境之下，对西路军问题所作出的重新评价。若坦然相对，别说成书出版，就是公开发表相关文章也难；但若回避，许多历史纠结则成了解不开的疙瘩。而这一历史疙瘩若不解开，不仅在西路军问题上妖魔化毛泽东的种种谬论不能批驳，以徐向前、李先念为代表的广大西路军指战员的人格境界，也将受到严重贬损。因为从一般逻辑上看，倘若毛泽东真是某些史学家指责的那种“刻意出卖西路军以扳倒张国焘”的“阴谋家”，那么，在此之后依然矢志不渝追随毛泽东的红四方面军将士，不就成了“口是心非的小人”，或者“没有政治头脑的庸人”，再不就是“缺失爱憎情感的打手”？这与当年的国民党反动将领，还有什么本质区别？
更为严重的是，如今，一些曾在西路军担任重要职务的革命前辈，依据被选择性提供的历史电文所作的结论，不仅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进一步无度引伸与曲解，更被利用成为妖魔化毛泽东的史学依据，进而成为否定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武器。邓小平、徐向前、李先念仙逝若干年后才逐渐显现的这一严重政治后果，所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天之灵有知，都是不会答应的。这不仅是西路军史学研究绕不过去的一个坎，也是研究著述中国革命史必须收复的一个史学阵地，更是维护徐向前、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格形象不可缺失的史学工作，因为，只有正确解释了西路军的曲折历史，才能正确解读包括西路军将士在内的人们“万众欢呼毛主席”的人格境界，乃至他们当年人生选择的逻辑必然。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失败，是上个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中一次重要挫折。关于酿成这次挫折的成因，先后进行过两次剖析和探讨，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先后两次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且相互排斥：第一次结论产生于西路军刚刚失败的1937年3月31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将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因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第二次 “结论”则缘于半个多世纪后对西路军失败成因的重新审视与探讨，一些历史当事人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先后参与其中，虽未在党内形成正式决议却也亮出了后来被学界主流广泛认同的看法：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者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这些看法推翻了当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结论，如今也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权威党史军史典籍和各种传媒，甚至还引伸出了诸如毛泽东“刻意出卖西路军以扳倒张国焘”、毛泽东“为了争取党内斗争的强势地位，不惜在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战局上出险招下险棋”等等“阴谋论”，毛泽东也成了以权术排除异已、“过分施心计于对红军指挥权之夺控[1]”的“黑老大”！这些不属“正式结论”却胜过“正式结论”的耸人听闻之说不胫而走，还广为流传了30年，迄今仍然拥有不小巿场……
比如，2011年3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刊登《铁血西路军——从【惊沙】说到西路军的悲壮历史》，以“话题缘起”提问：“造成西路军血染戈壁这一历史悲剧的原因何在？”再由编辑部所拟的段落标题给出了答案——“战略指挥失误，是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在正文中，还有一句“西路军失败，与‘张国焘路线’毫无关系”。该文被广为转载、转贴后，跟帖也以指责毛泽东是“阴谋家”的留言居多。
这大概也是所有经历过批判“张国焘路线”的中共领袖及红军将领所始料不及的。
后来直到今天的学界、媒体和出版界甚至呈现出这样的反常状况：对毛泽东的批评、批判乃至诋毁，怎么着说道都行；典籍中的开国领袖群体中的人物词条，只有毛泽东享受着“说了功绩必言错误”的“特殊待遇”，而其他建国后乃至改革开放后一直身处高位的历史人物，则只有功绩没有“错误”，有批评意见批评文章也很难出现在公开出版物上，要想成书也很难通过审书这一关；党办刊物或党校学者们对毛泽东的责难到达了苛责的程度，却对蒋介石汪精卫之流百般宽囿和辩解……
然而，在以“颠覆历史”为时髦为潮流的当今，这还只能算是冰山之一角。
君不见，这种“颠覆”，已经追剿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由此上溯到1840年……”
看来，正被或将被逼迫得退无可退的，已经不光是共产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中国人民推翻封建王朝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民主革命，乃至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降前后延续了一百多年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反抗封建统治和官僚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革命斗争，统统都在被颠覆被清算之列……
30年了，整整30年过去了，这样的“颠覆”竟有愈演愈烈之势——从党内，到党外！
还能再退么？还有路可退么？还能退到哪里？退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国号换国旗？退到“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替代“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退到中国共产党也改名易帜换主义？或者干脆用孔夫子来取代马克思，共产党员全都进孔子学院重新洗脑？要不就全体解散，然后分头去补“三百年殖民地”的课？……
“西路军问题”，现在已不光是“党内问题”，而成了“颠覆历史”者的一个大杀器。
这般“多米诺骨牌”效应，当年要全盘改写西路军历史的当事人们，愿意看到么？
我想他们不会愿意：真要退到这步田地，他们毕生的革命历史，全都变成了罪恶！
既然西路军史学界颠覆历史妖魔化毛泽东的喧嚣早已甚嚣尘上，并且已经影响到了为数不少一批人，那么，我们即使仅仅从维护父辈义无返顾追随人民领袖毛泽东抛头颅洒热血的人格境界出发，也有理由、有责任、有义务为历史正名，为毛泽东正名！
既然退无可退，好！那就站稳脚跟，操家伙上场，跟人比划比划，用事实说话，用证据说话！
这要操的“家伙”哩，大都是颠覆学问者们也认同也使用的一大堆原始文献，特别是他们有意无意遗漏或有意无意疏忽分析的重要原始文献。
而笔者要做的事情，就是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一笔一笔，来算个底儿掉！
那就让我们从头说起吧！
结语 历史是写给后人看的
一切历史的结论都要经过时间的沉淀。
只有经过沉淀，才能得以澄清！
当颠覆历史之风乍起之时，曾经有很多人吵吵嚷嚷闹着要公开更多的历史档案，似乎这当间掩藏着“黑老大”毛泽东多少阴谋似的。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档案发掘整理并得以公开，却出现了令这些吵吵嚷嚷着翻案的历史颠覆者们十分尴尬的局面：历史文献档案公开公布得越多，对作翻案文章颠覆文章的人就越不利，西路军真正的历史真相也越来越浮出了水面，翻案文章颠覆文章也越来越经不起时间的沉淀……
从《西路军疑》首先发难算起，如今三十年过去了，历史的真相也被沉淀了三十年！
如今，到了将这一段被澄清的历史真相，还原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了。
毋庸讳言，笔者当年也曾经是关于西路军失败历史成因之翻案文章的拥趸，毕竟人家言之凿凿又有“证据”在手，而且还与自己对一些历史当事人的旧有好感相吻合。然而当带着要对这段历史的疑惑问个究竟的心境走进故纸堆，对照着地图成天埋头于那些有着大量冷僻地名和枯燥数字的文字，把那些支离破碎的残砖断瓦按“时经事纬”的原则一一核对并粘贴复位，最终还原成一段相对完整的历史本相后，才真正认识到：这些残砖断瓦随心所欲唯我所需地取舍组合，与认真细致冷峻客观地鉴别归位，得出的成像可以是完全不同甚至相互排斥的；散乱零碎的“证据”如果是随意抽取采撷而不发现并揭示出彼此间的相互关联，是还原不出真正昭示历史本质和历史规律的历史本相来的。这种“发现和揭示”需要的不是一时灵感和心血来潮，而是在寂寞与清苦中进行大量枯燥乏味逐一研判的基本作业。偶有所得就急于上升为普遍真理，稍见奇异就张罗抖落出“惊天猛料”，实为史家之大忌。
革命导师列宁就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至理之言：
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们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都不如。[2]
千万不要把事实变成“儿戏”，这是治史者需要时时敲响以提醒自己的警钟。
在西路军失败成因再度被审视乃至翻案甚至颠覆的风潮涌起之时，一些亲历了这场失败的历史当事人，出于对这场失败耿耿于怀的心结，加上年事已高，很难再有精力一一检点细细审读那些封存已久且已淡出自己记忆的历史档案文献，更遑论重新认识自己当年在这场失败中曾经有过的这样或那样的心态，这样或那样的抉择，以及相应的角色和担戴的责任——这对这些垂垂老者们来说并不容易。加之当时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对局部与整体的判断，信息远不如现代那般通畅、丰富和快捷等因素，他们的判断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认识的局限。他们在改革开放后急于解决以往历史遗留问题的大环境中，被一些因各种主客观原因选择性采撷乃至呈现他们面前的历史碎片或断面所产生的诱导所驱使，出于纠结的情感发出或写出了一些并不符合历史本质真实的言论和文字，应该还在可以理解的范畴之内。
然而，历史是写给后人看的，如果自己书写的历史存在问题，即或今人不置疑后人也要置疑。对任何历史事物的认识，都需要经过一个由逐步澄清、去伪存真乃至接近真理的过程，对西路军失败成因的认识也是如此。对于这段历史中西路军的任务问题、战场主动权问题和机断专行问题这几个关键的节点，应从当时总的形势、空间、时间、环境以及战略、战役上对多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分析，并佐以确凿的证据来认识，才是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正确做法。采取非历史的，把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的做法，既不能正确说明问题的真相，也无助于总结历史经验。
本书对这些经历当年失败而幸存下来的老者留下的言论和文字提出异议和批评，并为另一些已经逝去的老者申辩，是出自对历史负责也对后人负责的心理动因。而认真仔细重新计较和考量这段历史，也是在对这些历史当事人生前身后的盛誉清德负责。笔者作为治史者，还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用证据说话，用事实说话。“不唯书，不唯上，不唯亲，只唯实”的要求，也同样应该适用于发出这些倡导的老革命家本人以及他们的亲属，谁也不能例其外！而这一切，也并不影响作者对这些革命前辈传奇般革命生涯的景仰和崇敬：他们仍然是作者心目中涉过了那段波澜壮阔历史长河的不朽英雄。
对于那些向这些老者提供了历史档案资料、整理编撰他们的回顾文字的学者们，应该跟笔者一样，大都属于共和国诞生之后成长起来的晚生后辈。他们为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作了大量的工作，发掘和整理了大量的档案文献。笔者正是享用了他们的劳动成果也才有了写作本书的依据，在此也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敬意与诚挚的感谢。当然，交友论情，行事论理，做学问还得有“六亲不认只认一个理”的执着，笔者在对他们提出批评时也不会客气谦让。比如，除开观点的不同，笔者对他们为李先念的“说明”提供的52份档案文献中，选择性的遗漏了一些很关键很重要的电文，就不能原谅也不能理解：这的的确确有刻意误导之嫌，既是对重新审视这段重要历史不负责任，也是对这些老者生前身后盛誉清德的损害——当时这些档案并没有公开公布，据有“独此一家”的强势而使他人无从置疑，所导出的有着明显责任指向的“定论”，当然也就很难通过时间的沉淀而成为真正的信史。
最令人难以容忍的是，这样的“定论”被利用发挥，收进了“非毛化”风潮的武库。
然而，撼山易，撼毛泽东，难！
笔者在重温并学习西路军这一段历史的过程中，在逐一翻捡当年那些文电的过程中，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冲撞于胸：在中国革命漫长而曲折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选择了毛泽东而不是其他人作为自己团队的领袖，那是有着必然的逻辑指向的。毛泽东高于众人之卓识自不待言，而他之所以众望所归的原因却并不仅在于此。他在被他的同志和战友们冷落、打击、曲解、冲撞的复杂环境中，能够保持积极的心态，在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的同时，求共识，求团结，屈躬负重，相忍为国，以最大的耐心说服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以最大的诚意去谋求和维护党内团结，化解“山头”隔阂，即或一时不被人理解也宁可委曲求全忍让相待，团结了许多反对过自己而又被事实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以同志的真诚而不是以权杖的威势，以“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赢得并巩固了全党的团结和“山头”的归一。如此海纳百川的胸襟气度，为他在群雄荟萃的红军领袖群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脱颖而出，提供了强劲的助力。
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也有过对情况的误判以及决策的误着——西路军西进之前他有过河西走廊“能够造成巩固的根据地”的“疑似误判”，西路军濒临失败之时他也“病急乱投医”来着，但历史却仍然不断地证实着他的洞观、远见与卓识，他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不怕挫折失败也勤于反思总结，一次又一次地和他的战友们领导自己的团队和人民从错误和挫折中重新站立起来，一次又一次用铁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只有毛泽东的旗帜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胜利的旗帜，一缕缕涓埃细流在一次次大浪淘沙之后，终成百川归海万众同声之势，席卷了中国也震撼了世界……
美军抗战末期驻延安观察组（迪克西使团）中的美国国务院代表约翰·斯图亚特·谢伟思后来回忆，当年他打听“为什么毛泽东能够成为共产党内公认的领袖”时，回答都是一样的——“他目光远大”[3]。
就连创立“文明形态史观”而蜚声世界的英国史学巨匠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1975）都曾断言：毛泽东比我们时代先进50年[4]。
毛泽东当然不是完人，但毛泽东超越中共其他领袖及所有部属的远见卓识，始终对历史进程辐射着令追随者们钦佩不已的强劲穿透力！——比如，当年张国焘在草地分裂红军时，毛泽东预言“不出一年你们也会北上的”，不是如同谶言般真真切切准准确确出现在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历史经历中了么？
“几多事后诸葛亮，谁个潮前毛泽东”。毛泽东的名字是代表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巨大政治符号，从某种意义而言，否定了毛泽东也就否定了20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毛泽东都十恶不赦了，当年他麾下那些百战名将不也就沦为了助纣为虐的打手了么——这跟当年那些对手们还有什么区别？有些红色后代热衷于为自己的父辈们评功摆好，斤斤计较父辈个人的“名份”及恩怨得失，却对为自己父辈们开创了表演舞台又带领自己父辈们蹚过了铁马冰河的最高统帅极尽诋毁之能事，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且心寒齿冷！如果人们的选择性失忆症都能达到了这般程度，那么他们自己父辈们的英名也就极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被附上“共匪暴徒”之标签，沦入万劫不复的阿鼻地狱而不得超生。
试想，真要是“还乡团”杀将回来，屠戮“共匪”还需要先认认是哪个“山头”么？
扔掉了毛泽东的旗帜，也就丢失了你们的父辈和你们自己。
同龄人们，年轻人们，要当心啊！
本书仅限于对西路军历史中战略决策和指挥过程的考辩，并不是西路军历史的全部。西路军将士们为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转战的历程，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伟大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浴血奋斗英勇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惊天地而泣鬼神，与同时期在其他战场转战的战友们享有同样的光荣！他们铁骨铮铮，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从未向敌人低头；他们忠心耿耿，很多人用生命践行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钢铁誓言！许多幸存下来的西路军将士，即或在经历失败后仍然一心向党，不断地冲破敌人的牢笼，不断地冲破重重封锁，在饥寒交迫中艰难跋涉，千里迢迢奔赴延安，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在各个重要岗位上为人民革命事业继续战斗。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还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将星和建设栋梁，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和壮大，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奠基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笔者和笔者的同龄人心中，他们都是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同在的红色英雄。
在本书收笔之时，恰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册》2011年1月重印版发行。在该书第十二章的“三、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一节中，从第400页到第404页所述的一段西路军历史，篇幅不长，言简意赅，却将一些关键点说清楚了。各位读者可以与本书对照参阅。
笔者出生的城市有座武侯祠，武侯祠中有副楹联，为清末民初成都“五老七贤”之一的刘咸荣先生所撰，笔者在此引出以为各位同好者共勉：
勤王事，大好儿孙，三世忠贞，史笔犹褒陈庶子；
出师表，惊人文字，千秋涕泪，墨痕同溅岳将军。
上、下联中的“勤王事，大好儿孙，三世忠贞”和“出师表，惊人文字，千秋涕泪”是对诸葛亮的褒扬。
上联中的“陈庶子”指的是西晋初年的史学家陈寿，四川南充人，其父曾在蜀将马谡手下任事，马谡因街亭之失被斩时，陈父也受到“髡刑”之罚（即削发，这在当时属于极具污辱性的刑罚），并贬官归乡。政治观点属扬曹抑刘的陈寿在《三国志》中对诸葛亮颇多褒扬，而对遭到诸葛亮“髡刑”的乃父却一字未著，以至于陈父的名讳迄今也无人知晓——后人但有提及，也只能称其为“陈寿父”。
下联中“岳将军”指的是南宋名将岳飞，传说岳飞拜谒南阳武侯祠时，热泪飞扬地手书诸葛亮的《出师表》，以至于泪水与墨痕交融相溅……
谨以此文作为本书结语。
注释
[1]夏宇立《夺取宁夏计划受挫原因探究》，《香港传真》No.2009～30，2009年5月27日，第32页。
[2]《统计学和社会学（1917年1月）》，《列宁全集》第28卷第3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摘自2002年4月1日《环球时报》第14版《配合美军登陆，讨论中国未来》。转引自李肖伟：《超堡队B-29 IN CHINA——美军陆军第二十航空队赴华作战史料集㈡》，[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47页。
[4]转引自程世平著：《文明之源——论广泛意义上的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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