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导演和演员的徐峥，他的电影作品少《人在冏途》《泰冏》《港冏》及近期的《逆行人生》等等。最能代表徐铮电影艺术水平和思想水平的，无疑还是那部令人百观不厌、百看不疲的批判现实主义力作《我不是药神》。那么影片为何会产生这种观、赏俱佳的艺术效果呢？我认为这和它的创作理念与刘继明老师在人境院第二届研修班开班仪式上的讲话中所论述的“创作三关”不谋而合有较密切的关系。
一 感情关
影片主角程勇（徐峥饰）一开始去印度冒险走私治疗白血病的格列宁药，完全是为了挣钱，而没有任何感情色彩在里面，但随着剧情的发展，当他与众多的白血病人接触之后，程勇对病人的同情心、爱护心逐步显露，以至到影片的后面节段他内心的感情己经浓烈到卖给病人的药，不但不挣钱甚至还赔钱的地步。那么程勇对病人的感情为何会逐步加深到了如此的程度呢？这就需要在程勇与病人交往的细节中去寻找。
影片出现第一个比较有戏剧性的情节中：程勇与搭档吕受益（程勇认识的第一个病人）卖着第一批走私过来的药，而一个外号叫黄毛的病人趁着程勇买烟离开之机，过去抢了几瓶药就跑了，而当程勇设法找到了黄毛时，发现黄毛抢走的药只剩下了几个空瓶，原来黄毛抢药不光是自己吃，他还免费送给了几位较穷困的病友，程勇认识到黄毛的本性并不坏是个讲情义的人，便吸收他加入了自己的团队。从这个情节当中观众可以窥见黄毛身上有一种非常朴素的情感，他愿意给弱者给普通人送去一点慰籍一点温暖，哪怕为了送去这点温暖采取了不那么正当的手段他也不在乎。程勇嘴上没说但心里认可了黄毛身上这份朴素的情感，不然他不会吸收他进入自己的团队。就在程勇团队一切运营比较顺利的时候，突然有一天病人的家属找上门来，说是因吃了你们卖的药病人病情迅速恶化，要讨个说法。团队人员当然清楚，自己卖的药品质量没问题，经过仔细寻问知道了病人还吃过一种德国产的格列宁药（纯粹的假药），于是团队人员找到了卖假药地方。在听完一位自称张院士的人利用“托儿”连哄带骗的忽悠在场病人排队买药之后，团队人员出来准备报警却发现团队中负责英文翻译的刘牧师没跟出来便又回去找。原来刘牧师等到台上没人，张院士正在与病人交谈时他拿起麦克风大声说道：“告诉大家，张院士的院士是假的，接受采访的女士是他雇的‘托儿’！”张院士立刻叫保安把刘牧师抓住要架出会场。黄毛看到这一幕第一个冲上去要解救刘牧师和保安扭打起来，紧跟着在团队里负责与病人联系的女钢管舞演员思慧也冲了上去，最后整个团队人员全部加入解救刘牧师的行动直至警察来了才平息。刘牧师冒着被伤害的风险大声疾呼病友们不要买假药、不要上当受骗。足以说明刘牧师身上有一种博爱、一种大善，这种博爱、大善就是他所怀有的对普通百姓的一种朴素情感、一种对无产阶级的质朴的爱。影片通过这样一场视觉语言的描述，把程勇团队人员之间的一种友情和他们身上共有的敢于维护病人弱者利益的价值观展现的还是比较充分的。
虽然假院士张长林买假药的窝点被警察打掉了，但狡诈的张长林却盯上了程勇卖的印度药，他找到程勇说：你把买印度格列宁药的渠道给我，我给你两年的钱也就是二百多万。被程勇拒绝之后张长林耍起流氓伎俩，他这边报警说哪里在卖印度药，转过头又给程勇打电话说警察一会儿就到。警察来了之后并没有搜查出印度药因为接到张长林的电话后程勇赶紧把药转移了。但如果张长林三天两头的这么折腾搁谁身上也受不了，况且万一哪天警察搜出印度药来那是要按走私罪判刑的啊。程勇思前想后、权衡利弊之后，决定还是把进口印度药的渠道卖给张长林。
张长林毕竟是一位惟利是图的小人，利益熏心的他把对程勇------卖价不会超过一万的承诺抛在脑后，当他把药价长到两万时导致不少病人因吃不起药而病危或死亡。被他贪蛇忘尾的行为激怒了的病人干脆举报了他，使他成了四处流窜的逃犯再也不能卖药挣钱，应该说这是他罪有应得的下场！
在这个过程中程勇以前的好搭档、好朋友吕受益因吃不起药、买不到药而病情急剧恶化，最后不治身亡。这事对程勇的刺激很大，他决定重新卖药而且比自己之前卖的药还便宜，就是个成本价500元。如果程勇没有一棵如墨子所言“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正义之心，不怀有对广大群众的一份朴素情感，是不可能做出不挣钱还要冒坐牢风险的义举的。当初程勇为了邀请刘牧师加盟自己团队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为了救人命而违法有什么错！” 看来这句话并不仅是为忽悠别人而说的，现在成了激励他自己前行的很大动力。虽然最后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坐牢的代价，但他并不后悔，在法庭的最后陈述中他说：“我犯了法，怎么判我我都没话说，可病人吃不起天价药，他们就只能等死呀，还有的自杀，愿病人早一天能够吃的起药吧。”此时程勇对病人对广大的弱者表现出的真情实感，震撼到了每一位观影者的心，同时他也很自信，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所以他后来内心里很平静的对曹警官（也是小孩的舅舅）说：你告诉小澍（程勇的儿子）他爸爸不是坏人。
从程勇身上、从刘牧师身上、从黄毛身上、从思慧身上……从在诺瓦公司门前抗议者的身上，让人们深切感受到了一种真正朴实无华的阶级情感，这种情感终将凝聚成一种力量、一种勇气、一种踏平人间不平的气概！
二 立场关
电影《我不是药神》所传递出的立场关是十分鲜明的，就是站在病人弱者一边对资本的强大势力进行控诉和鞭挞。
在程勇去印度与药商谈判时说：“在中国很多病人吃不起正版药高价药，他们等着我把药带回去救他们的命。”这等于在无意中就对资本势力进行了控诉。影片更为给力更为直接对资本势力的鞭挞，还是在病人集体到诺瓦公司门前举行抗议的场景中。诺瓦公司的代表辩解说：“我们公司所有的药品药价都是合理合法的，所以你们再无理取闹，我们只有选择报警。”这样一种毫无人味儿的辩解反而激怒了抗议的人们，病人们高呼：我们吃不起高价药，命都没了还怕你报警！他们不再控制自己的情绪将各种垃圾投向了公司代表。此刻资本的立场与广大病人的立场是尖锐对立、泾渭分明的。任何一条法律或法规，当它只是维护资本的利益而不顾病人的死活时，我们就可以认定它是一条没天理的“不法之法”。
影片中关于真药假药如何界定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什么人，站在什么立场上的问题。诺瓦公司的代表为维护本公司的利益，在电视里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印度仿制药和假烟、假酒一样对人身有害。其实这纯粹是诬蔑，因为印度格列宁与诺瓦公司生产的格列宁，在药品质量和药效上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办案人员里也存在真假药界定不一的问题，局长认为印度药是走私过来的，也没有进医疗手册这就算假药，而主办假药案的民警曹斌认为，印度药与高价药的疗效完全一样，认定为假药并不完全合理，当曹斌意识到因自己主办的案子而让广大病人吃不上便宜又疗效好的药，内心受到很大的谴责，最后他干脆请辞不愿再主办这个案件，哪怕因此受到处分。很清楚局长是站在资本的立场上，不管药效如何，也不顾众多病人因吃不起正版药而殒命，吃了印度药却能活命的事实，坚决认定印度药是假药必须查办。曹斌的主动请辞当然表明他站在广大的药品消费者一边，对资本势力进行了无声的抗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就资产状况而言程勇后来已经进入了小资产阶级的行列，非常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思想感情仍然站在人民群众一边，对强大的资本势力疾恶如仇，正因此他才可能义无反顾的哪怕是赔钱、坐牢，也要继续为众多的病人谋利益、谋生存。
三 语言关
对于影视作品而言说到它的叙述语言，主要是指它的视听语言。
影片《我不是药神》的叙事风格朴实无华极其写实，不会使观众产生任何距离感或陌生感，让人们迅速浸入影片营造的氛围当中。街头巷尾、繁景闹市，没有任何夸张的“原汁原味”的出现在观影者眼前，仿佛发生故事的环境就在我们大家周围。影片在人物塑造方面同样是以人的真实自然为重，看不出什么有意的雕琢戓修饰。影片中的故事主要是发生在小市民阶层的人物身上，他们在表达喜笑怒骂时，常常会带有他们自身的特点，不自觉的习惯用语中往往会带着脏字戓不雅之言，影片并没有刻意剔除这些不文明用语，这样做除了可以保持、遵循写实的叙事风格并与影片深入的开凿现实、批判现实的精神高度契合外，它还有一种潜在的启示：说脏话的人心灵不一定脏，或者说他们身上的“脏度”有限，而说话很文明很文雅的人他们身上的“脏度”有可能是无限的，比如影片中那位文质彬彬的诺瓦公司代表；再比如现实中那些替资本站台、为修者摇唇鼓舌、涂脂抹粉的所谓学者专家之人。
影片在鲜有的使用诗性语言时也并不追求夸饰、华丽的格调，而是继续延用素朴的叙述风格。影片诗性语言的应用主要体现在程勇被判刑后坐囚车离开法院
的这个场景中------道路两旁站满了无数为他送行的人影，就是负责押送程勇的法警见此情景也为之感动，他叮嘱司机：车开的慢点。当程勇看到如此众多的人们脉脉地为他送行，有熟悉的身影和更多陌生的面孔，但程勇从人们的神情中眼神中所读出的情意却是相通的，有感激、有不舍、有赞许、有祈愿……看到这一切他自己也不禁泪光闪烁，尤其当他看见人群中站立着己经离世的吕受益、黄毛的身影时，仿佛听到他们内心发出的无声话语：“我们不离开你，你看，这里站立着的所有人都是我们，我们永远与你同在！” 程勇泪眼朦胧的脸庞不觉露出了微笑，这是看到人民大众与自己心意相通的微笑！这是认知到自己生命价值所在的微笑！
影片对现实深度的挖掘和批判
就影视作品而言，《我不是药神》对现实深度的挖掘可以说是无出其右。
诺瓦公司出品治疗白血病人的格列宁药与印度生产的仿制格列宁药，在药效方面完全相同，但其价格却相差近二十倍，众多病人因吃不起诺瓦公司出品的，被病人称为“天价药”的格列宁药，只能忍受病痛的折磨活活等死，甚至自杀，还有很多病人为了活命不得不吃这种天价药，结果房子给吃没了，家人也给吃垮了。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级别的官员给这种不顾病人死活的药价披上合理合法的外衣？影片在表现公安局长派给曹警官查假药案的任务时特意提到：上面对这个案子很重视。这个上面为资本站台的人物级别到底有多高，我们不去妄加揣测，但基本可以肯定他会比人们以往见识过的高喊：“谁跟企业家过不去，我就跟谁过不去”的地级市官员高不少，如果还称这种级别的官员为“店小二”的话，似乎有些委屈他了，本文姑且称这种级别较高的官员为“店大二”吧。
电影中的故事发生在2010年左右，此时中国还是名副其实的发展中国家，而世界卫生组织是允许发展中国家生产仿制药的，也就是说印度生产的格列宁药完全是合理合法的，那么中国如果制造这种仿制药自然也是合法的。可中国制定政策的官员不仅不让中国自己生产便宜的仿制药，而且还不准进口印度产的便宜药，非要白血病人吃诺瓦公司出品的天价药不可，这种不顾病人死活丧尽天良的政策，它的制定者是完全站在资本的立场上，全心全意为资本势力服务的店大二。影片向人们揭示了一个严峻的现实------店小二们跳梁小丑式的表演并非是孤立的存在，他们背后有着更为阴险凶恶的店大二式人物做后盾。我们红色写手在批判店小二的丑陋表演时更应警惕和及时揭露店大二式人物的动向，尽力阻止遏制一些损害百姓利益政策的出台或实施，我想这也是红色写手的应有之责。电影《我不是药神》敢于揭露和批判较高官员的丑恶行径应当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和冒险精神的。众所周知艺术作品对现实揭露的深度越深，它通过审查制度的几率就越小，一旦通不过影视作品在经济上蒙受的损失还是比较可观的，《我不是药神》的创作团队甘愿冒经济损失的这份勇气还是值得点赞的，当然更值得我们去为之击掌的是《我不是药神》的创作理念，它在无意中多方位暗合了刘继明老师所倡导的艺术创作“三关”原则，也因此才创作出了多个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程勇、黄毛、刘牧师、曹警官等，观影者之所以对此感动，最根本原因是影片充分展示了这些人物心意相通、心有灵犀的地方，也就是那份非常朴素的劳动人民之间的阶级感情。很难想象如果创作者的立场站错了，会去精心刻画劳动者的人物形象，同样很难想象创作者的立场站错了，会有对阴暗现实的深度挖掘和对资本势力的无情批判，而只有当一个文艺创作者立场站在无产者一边，他才会主动去熟悉劳动人民的语言特点，去了解他们所思所想，从而创造出生动鲜活的劳动者形象。
总之，要想创造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高质量艺术作品，要想创作出《我不是药神》这样比较经典的作品，深刻领悟和实践刘继明老师提出的“创作三关”原则，乃是不二法门。
【思考题】
一、本文以电影《我不是药神》为分析对象，论述了“写作三关”的重要性，你从中得到了什么启示？
二、本文原题“《我不是药神》与创作三关及对现实的深度揭露”，你认好修改后的标准比原标题好吗？好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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