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道教起义在东汉至两晋时期如此频繁?让我们用阶级斗争的视角去看看(下)

为什么道教起义在东汉至两晋时期如此频繁?让我们用阶级斗争的视角去看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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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起义和中世纪所有的群众运动一样,总是穿着宗教的外衣,但在宗教的狂热背后,每次都隐藏着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

  编者按:1、封建时期的各大地主主掌着政权,包括当汉末到三国至晋朝时期,农民起义的运动广大多,但大部分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所以推翻反动的封建地主的统治的背后又是一个路线问题,本文在介绍该历史背景的过程中又结合了相应的分析,在过去虽部分农民起义都有历史的局限性,但其中也具有有一定的历史经验,造反和夺取必须依靠贯彻群众路线,一方面也要建立一个稳固的组织,两者缺一不少,从而也更证明了走宣传主义的路线也必定是死路。

  2、可以说汉末以来的道教起义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农民起义,是反对地主阶级包括官僚的壮烈斗争,虽然最后在法家代表和地主阶级的绞杀下失败了,但是同时也留下深刻的教训:革命的领导阶级必须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他什么阶层,否则会把组织变修;同时也不能为了宣传而宣传,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实打实的建设,冲塔更是不可取的行为。可以看到,无论是儒家法家都不能解决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而现在历史的接力棒交给了无产阶级。

  道教的诞生是宗教外衣下的农民的理想社会的构想,我们可以参考太平道。太平道的经书叫做「太平经」,里面写了农民的理想世界,虽然原来的「太平经」已经失传,但是我们从当今流传的「太平经」、「太平经钞」中窥见一些农民的理想世界。他们的理想世界中,公平、无灾、安乐,统治者“乐生”、“好善”,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经书一开始维护君主专制和封建统治,但又反对过度剥削,而反对的正是农民所向往的。所以这也就是农民革命的局限性,未能彻底改变剥削的生产关系、未能改变私有制。但是其提出的朴素平等、各食其力、男女平等、反对“天命观”等革命性的思想和尝试都是史无前例的,在人类历史上是伟大的。

  随着黄巾军冲击东汉腐朽的王朝统治,东汉的儒家“任人唯亲”、“察举制”(大地主垄断官僚)等也受到冲击,各种代表着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的人物涌现,地主阶级为了延缓死亡执行进步些的法家路线。如曹操、刘备、诸葛亮、孙权等人,他们执行法家的路线,提拔有才能的人来做官,像曹操,反对分裂割据,统一北方,坚持严格的法治,坚决打击豪强势力,他年轻时就“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捧棒杀之”,当他剿灭袁绍势力进入冀州时就严禁豪强兼并土地、转嫁赋税、私自征发。曹操继承了商鞅的耕战思想,招募流民屯田恢复生产,这在当时是有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此外他也是比诸葛亮更高明的军事家,坚持依法治军,积累的战争经验让他常能以少胜多,同时他公开申明破除门第、资历求取人才。而曹操只是这个时代诸多法家思想的一位,但确实最彻底的一位。

  尽管汉末三国如此多的农民起义,北有张角、西有张鲁、南有于吉,以及诸多法家人物的涌现依旧无法改变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所以很快大地主的统治又卷土重来,曹操死后,曹丕上台,搞了一套九品中正制(未来服务于门阀),曹丕仍然是法家路线执行人,到了野心家司马懿夺权后,儒家路线彻底确立,大地主又将统治权尽数揽在手中。随着大地主掌握政权后,开始逐步将农民手中的土地,用各种手段收回,如转嫁赋税使其破产,垄断丧葬,让农民死人后成为无地佃农。不仅是曹魏,三国后期,农民起义的威胁消除后,三个国家都转向了儒家的路线,孔家乌云再次笼罩农民上空。到了西晋统一全国的时候,大地主的头子晋武帝司马炎大搞分封,扩大大地主的影响力,门阀势力空前扩张,反之则是农民起义的欲望日趋激烈。司马家族的各诸侯王为了夺取中央政权开始互相争斗,农民生活举步维艰。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道教教团又兴起出现。西晋此时由于门阀们的相互攻伐,压迫农民,全国各族人民一同推翻了腐朽的西晋,西晋就开始去到东南偏居一隅,苟求活命建立了东晋。但是起义仍旧不断,当时的政权内频繁出现出现了一个人的名字—“李弘”,这是李家道(道教的分支,诞生在东吴),道徒不断假托经书中的太上老君之名发动农民起义,他们都有一特点就是像基督教的教区制的组织,这样可以在一个地区广泛建立起联系农民起义的手段,光东晋到北魏就有记载的有了9次起义,南北人民共同抗击腐朽的封建统治。这样假托“李弘”的起义,在道教起义减少后,又转由佛教的“弥勒降世”替代了。

  东晋第一场比较著名的起义就是卢悚起义,虽然其失败了,但是却给后面的更大规模的起义提供了经验。卢悚作为天师道(五斗米道的分支)派弟子许龙去矫诏迎接废皇帝司马奕,企图通过舆论造势来起义,但是只做宣传工作,不做好组织工作,革命就是舍本逐末,最后的革命一定会失败。卢悚派弟子带假诏书宣读本来就是铤而走险,现在废皇帝也不相信这假诏书,造反的就被迫提前,结果就是卢悚带着三百人去攻打城门,这是十分的糊涂,企图单点突破,带着造反的农民送死,最后被毛安之剿灭。所以从卢悚的起义中我们不难看出,搞到无脑冲锋,忽视组织建设,错估形势力量,过分依赖宣传来获取革命力量,革命就只能是付诸东流,跟着冲锋的更是白白牺牲。

  卢悚起义以后规模最大的就到来了,就是孙恩、卢循起义。孙卢是一次五斗米道的起义,孙恩是西晋中书令孙秀的后代,其世代信奉五斗米教,(从中就可以看到道教已有大地主大门阀的信众,这也是后面道教走向“修正”的原因之一)到了孙恩的叔父因为感到东晋即将灭亡就煽动民众起义,结果这样的错误行径,盲目的冲塔也只能是被绞杀,这样的机会主义者行为如同上面的卢悚,最后其叔父孙泰被别人告发被处死。从这里不难看出孙恩家族到了孙恩父辈时就已经家道中落,成为寒门(中小地主),不然也不会想造反,然而如果说孙恩的叔父是代表着中小地主的利益的,那么孙恩就是代表着农民阶级的利益的,带领着人民做了反抗地主阶级的革命。然而五斗米道的组织有力,尽管遭到了斩首行动很快就又能重建“教区”为了更安全的策划革命,孙恩带领三百人跑到了东边的岛上做根据地(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此举是有效的),后面乘着司马元显抓壮丁,人心惶惶之际,带领着各教区的农民起义反抗东晋王朝的统治,带领部众十万余人烧毁地主的庄园,杀门阀士族,如斩杀了王羲之儿子王凝之(琅琊王氏)但是由于战术上的错误导致了后期被绞杀,绞杀他们的人就是寒门领袖—刘裕,而刘裕的发家与刘秀、曹操等人一样,是在农民起来革命时,地主阶级为了维持自身统治就让略显进步的法家来缓和阶级矛盾。

  其实我们在分析古代历史的时候一方面法家和儒家都是地主阶级的路线,但是二者是截然不同的,儒家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而法家则是封建社会的进步的路线,但是依旧是在为地主阶级服务的,不论法家儒家都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所以才会有东汉儒家(大地主)被黄巾军攻伐元气大伤,为了维护自身统治,法家登上历史的舞台(中小地主)但是阶级矛盾只是被缓解,只是吃了止痛药,但是没有根治“疾病”。后面司马懿夺权后儒家又复辟了,农民又起来反抗了。

  历时三年的孙恩起义最终以孙恩自杀告终,然而阶级矛盾不会就此终止,孙恩的妹夫,卢循此时被推了出来继续领导起义。坚持了执行了孙恩杀门阀,毁庄园的策略。起义军又重新扩大了起来然而也是由于各种原因,卢循被刘裕剿灭,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场大规模的道教起义走向了终结,历时十二年。这场起义是大地主阶级联同中小地主阶级,儒家联合法家一同剿灭的,所以我们不论在怎么褒奖法家的路线,其也是为阶级统治服务的,为地主压迫农民服务的,只是一个反动些,一个进步些。然而不论是地主的法家路线还是农民的太平世界,都无法撼动旧的剥削关系,无法触及剥削的核心–私有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无疑例外都是走向失败,因为农民起义的队伍中源源不断地产生着地主阶级的因素,所以很多农民起义都是由内部走向覆灭,而剥削历史的终结接下来就交到了无产阶级手中。

  此外,两个问题值得思考,为什么起义能持续十二年,为什么不管地主怎么镇压,农民能有如此生机活力加入战斗革命?结合之前的黄巾起义,我们不难看出,这样的起义首先是代表农民阶级的起义,是被压迫人民对剥削阶级的反抗,是正义的,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再者不难看出组织是关键,没有一个有效的组织,组织起人民造反革命是不能有这么大的成果的,对此卢悚的起义就可以看出不搞好组织建设,搞宣传工作,企图单点突破就是机会主义,就只有灭亡。

  后来的道教再也没有参与起义了,或者说再也没有多少像样的起义了,自东晋以后,这是为什么?其实是道教变修了。在三国时期就有很多著名的地主阶级信奉道教,研究玄学了,著名的如竹林七贤了,他们都是中小地主阶级的人物,但是这样的玄学又不同于具有反抗精神的道教,反而是一种抹杀阶级矛盾的,抹杀斗争的学说,就如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机会主义者,披着红皮的自由派。道教的反叛学说逼着地主阶级伪装起来,阻止革命。随着大地主重新掌权,大地主对中小地主的打压,催生了许多中小地主加入到道教的行列,由于阶级性质发生了改变道教很快就失去了革命反抗的一面,从建立农民的太平盛世,到吸收儒教,佛教成为修正的道教,道教完成从革命到反动的转变,其最后一块砖头是寇谦之的改革,这场改革使道教依附于统治阶级,后成为北魏国教,改革了教区制,把教区改成一个个独立的道观,使本就修正的道教彻底从名义上也变成了反动的统治工具。

  最后笔者借用马克思的一段话做结尾,以阐释道教等其他宗教在历史上的真正的意义:

  “这些起义和中世纪所有的群众运动一样,总是穿着宗教的外衣,但在宗教的狂热背后,每次都隐藏着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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