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主导世界舆论的时代，“历史终结”，自由民主似乎成为人类的最高理想，源自康德的“民主和平论”大行其道。但乌克兰战争的爆发，却彻底打破了自二战结束以来的欧洲“民主和平”格局。
纵观战争双方，都是自由民主催生的民主化国家。苏联解体后，乌克兰采用议会制度，俄罗斯也效仿美国模式重构宪法。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资产阶级宪法，议会民主，自由选举，私营企业和媒体，在两国都广泛存在。
尽管美国和欧洲舆论总是认定普京独裁，“统一俄罗斯”的一党独大状态不符合民主标准，但这种判定相当主观。历史上，自由民主国家曾多次出现过一党独大状况，俄罗斯不是特例。
二战后的日本，自民党曾一党独大，韩国也存在类似状况。台湾的国民党更是如此，早在败退台湾前的1946宪法方案，早已公布三权分立的美式民主制度，但1949后国民党长期盘踞台湾，直到五十年后才有两党轮换。
上述案例均出现在亚洲，但即使在欧美亦有众多案例。在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智利，阿根廷，都出现过自由选举催生一党独裁的现象。尤其是上世纪20-30年代的欧洲，意大利和德国的议会民主制度逐渐催生法西斯政体，转而推翻原有宪法，对外扩张，最终引发世界大战。
由此可见，美国媒体长期指责普京专制，反民主，恐是单方说辞。根据历史经验，无法认定俄方的政治系统未采用美式民主原则和选举标准，着眼于未来，亦无法证明俄方现行体制无法演化出两党结构，抑或进一步形成更极端的集权政体形态。
与美方指责相反，俄乌当下的反常政治状况，极右翼政治理念的广泛兴起，渐渐导致内部冲突不可调和，引爆国际冲突，其实是美式自由民主架构的自然产物。这种常态甚至还会否定以往的“民主和平”论调。那么美国宣扬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否的确存在某种内在固有的缺陷？这些缺陷又是否引发了复杂国家构成的内部分歧？最终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同时刺激极右翼阵营的崛起，导致双方不可调和，走向战争？
为此要分析自由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础。以美国宪法为例，简单概括有几条核心要素：普遍的人权理念，私有制的主导地位，基于法治原则的自由竞争模式，大规模、多层次的民主选举，以及复杂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
进一步概括：自由民主的核心原则大概有两条：
其一，政府权力有限，不介入私域，并划定明确的规则底线作为社会保障；
其二，通过普遍化的规则体系，在社会中鼓励自由竞争，通过最大化的逐利行为实现舒适的个人生活，充分展开基于自由市场优胜劣汰理念的经济竞赛。
以上正是美国整套自由民主制度的核心理念，也是美国长期作为全世界最发达经济体的制度秘密。
但列奥.施特劳斯曾非常隐晦地指出西方自由社会的价值缺失。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世界的起源始自以马基雅维利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观念，开启从天国到人间、从宗教到世俗的价值转向。此后资产阶级的快速兴起促成了自由主义观念的普遍兴起，这也正是现代性的第一波浪潮。
然而，自由主义宣扬的价值观既强调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平等观念，在本质上又试图抹杀现实生活中的共同体所具有的一切边界，宣扬最大限度的包容性，由此也必然导致价值判断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
当资产阶级身处自由社会之中，自由主义抹杀了一切诸神之争，个人为了实现自我保存和舒适的生活，从此反而失去了价值判断能力。逐渐地，人们不知好坏，不知对错，不问是非。
由于自由民主理念难以避免地存在上述价值缺陷，施特劳斯认为，现代世界的内在逻辑必然会逐步展开三次浪潮的权力演化结构，即从马基雅维利到霍布斯，再到卢梭和马克思，最后是尼采和海德格尔。而现代性的第三次浪潮，正是意味着对自由民主传统理念的反动和彻底颠覆，由此催生法西斯主义浪潮。
法西斯主义观念实际上是源于自由主义的极端形态，在自由竞争过程中，随着等级制的固化，权力的垄断效应，最终催生出尼采隐喻的冷酷无情“超人”观念，彻底颠覆自由主义的普遍化权利观念，“超人”群体转而强调阶级垄断和种族斗争。
因此，法西斯浪潮会极度强调生存竞赛和优胜劣汰，把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提升到生死存亡的高度，基于法西斯观念的群体文化则会趋于疯狂争夺国际空间和公共资源。
然而，同样都是源于资产阶级的兴起和自由主义的观念，优胜劣汰的逻辑，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念体系，在本质上又是跟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逻辑高度一致。在逻辑上分析，法西斯主义，资产阶级催生的专政形态，其实也正是早期的自由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逻辑演化到极限形态，逐渐催生垄断和霸权意识之后的产物。
对照自由民主制度与法西斯政体的形态，形式上这两者仍有很大区别。自由民主理念会强调普遍的人权观念，为权力竞赛画出明晰的规则和底线，而法西斯主义观念则干脆否定普遍的人权形态，强调更具差异性的动态敌我识别和价值判断，甚至通过暴力手段谋求最高霸权。
尽管自由民主理念的宣传看起来更符合人道主义理念，内在的逻辑仍是基于自由市场和生存竞赛。但随着生存的竞赛趋于白热化，自由主义者的理想范式，那些事先描画的美丽底线，亦会逐渐被打破。
因此，与自由主义观念相伴，随着阶级斗争不断升级，基于“超人”观念的社会团体在彻底突破道德的底线之后，基于经济手段的竞赛形式难免也会随之变形，最终启动霸权竞赛和朝向法西斯主义理念的社会权力转换。
纵观二十世纪20-30年代的意大利和德国，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是先宣扬民主，鼓动左翼平等政治理念，获得大量选票，通过选举上台，此后右转，获得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始于1919年的魏玛共和国，本来参照美式民主制定宪法，但希特勒上台后宣扬德国面临生存危机，鼓吹右翼复兴理念，清洗左翼，废除魏玛宪法，控制纳粹党确立法西斯政体，对外扩张，争夺生存空间，全面动员，发动战争。
乌克兰战争爆发后，美国舆论普遍影射普京是希特勒。但关键问题在于：无论俄罗斯，或乌克兰，乃至东欧，冷战后的整个区域制度重塑，都是按照自由民主模式展开。假如美国所言正确，时隔一个世纪，历史为何会重演上世纪的荒诞一幕？这是偶然，还是必然？
从自由民主的内在逻辑来分析，自由选举加上自由市场的经典模式，在社会中必然会全面加速推进围绕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开展的逐利竞赛，由此也必然会加剧阶级斗争和权力竞赛。
美国等少数先发国家，资产阶级霸权牢不可破，在国际秩序中掌控最高权力，可以有效抑制后发国家，削弱无产阶级的世界影响力。此时，后发国家倘若推进美式政治秩序，以市场化和自由民主模式重构社会结构，必然快速加剧两极分化，导致政治极化现象，造成社会内部的严重分裂态势。
随着后发国家的新兴资产阶级快速崛起，无产阶级难免受到压迫，自由主义政治理念会加剧而非缓和阶级斗争。同样，自由民主的普世制度设计模式，也必然会加剧而非缓和国际斗争。面对前所未有的内外挤压，民族国家之间会出现日趋激烈的生存竞赛。
在这种内外高压状态之下，要实现团结，政治精英阶层的决策方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持续左转，通过内部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解决阶级斗争问题，要么持续右转，通过外部的国际斗争掠夺世界资源，解决内部危机。
然而，无论是今天的俄乌，或上世纪的德意，它们面对的世界形势，内外格局，都决定了政治精英群体难以持续左转。于是，政治精英只能在社会革命开始阶段强调民主和平等，以便在竞争过程中获取更多的底层社会群体的支持。
但随着资产阶级霸权竞赛的白热化趋势，为争夺手中掌握大量权力和资源的更高层支持者，精英群体最终只能右转，淡化阶级斗争，以便巩固手中权力，转而强调政治共同体的生存危机，鼓吹形形色色的复古叙事和民族复兴意识，甚至不惜鼓动极右翼主张，煽动民族仇恨，对外扩张，转嫁危机。
这些案例足以表明，美国以往宣扬的自由主义社会秩序具有非常隐蔽的倾向性，带有某种诱导性，很容易鼓励极右翼崛起。这正是自由民主制度在美丽外表之下所隐含的特殊法西斯基因。这也是列奥.施特劳斯通过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表达“迫害与写作的艺术”，用非常隐晦的方式批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社会的深层原因。
有别于美国社会的高度发达状况，当后发国家无法拥有世界霸权地位，在转向自由民主路径之后，难免快速落入左右为难的政策陷阱，重演德意的困境。德意作为后发国家，都曾在内部大力推动改革，全面推行自由民主制度，但都走向失败。只是在战败后，由英美这些战胜国从外部强行推进自由民主，才迫使极右翼放弃错误路线，从此难以颠覆由外部确立的共识。
虽然英美作为战胜国改造了德意，自由主义观念隐含的内在逻辑悖论仍是问题的更深源头。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而言，自由民主模式会加剧民族国家共同体内外交错的生存危机。尤其是第三世界，落后国家，由于资源匮乏，生存艰难，事实上无法确立先发国家标榜的人权和法治底线。
此时，自由市场必然会加速推动趋于白热化的国际竞争，加剧资产阶级之间的霸权竞赛，自由民主的制度范式亦会诱导并鼓励极右翼快速崛起，逐渐加剧阶级斗争，引发更多的国际冲突。
进入二十一世纪，乌克兰战争的残酷历程再次验证了这一点。俄乌双方，两种对立的民族复兴运动的支持者，都公开声称“绝不会在屈辱中生活”。俄乌战争
的最大启示，是“民主和平论”没给世界带来福音。与事实相左，美国到处推销自由民主制度，反而加剧了国际冲突。
着眼于未来，日趋先进的科技工具正在到处传播，尤其是随着核扩散的趋势，恐怕谁都难以单方面剿灭对手。然而，形式上的自由民主制度，却未能有效解决人类社会中隐含的文明冲突和价值分歧，更无法调和广泛存在的阶级斗争。相反，随着自由民主观念的快速扩散，现代性的内在逻辑所催生的极右翼和法西斯浪潮，却渐渐席卷全球。
从两次世界大战，再到乌克兰战争的爆发，悲剧足以说明：美国宣扬的自由民主制度，并非如“民主和平论”所宣扬的，真的是在营造世界和平，反而会不断加速推动现代世界的法西斯主义浪潮。
彻底抛弃了价值判断，追求自我保全和舒适生活的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其深层本质是在一片片岁月静好和物欲横流的当下假象中，鼓励人们“精致利己”，“娱乐至死”，从此不知好坏，再也不问是非对错。自由民主的虚假神话无法解决深层社会危机，反而驱使现代人类文明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