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钱学森要明知故问？

作者：暮初

毕业于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的一代科学泰斗钱学森走了，也带走了一个巨大的遗憾。
当他生前在病床上阅读《参考消息》刊登的关于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的文章时，有感于祖国没有一所大学有着象美国加州理工大学那样的活跃的学术氛围和创新精神，随即提出了一个后来被媒体定义为“钱学森问题”的问题：“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钱学森由感而发的遗憾完全出于对祖国的忠诚，出自于一位老科学家的良心。

但是，这个并不复杂的问题在这漫漫几十年中，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难道就不清楚吗？这显然是不可能。几十年来，许多中国的社会精英充斥教育主管部门和大学要职，其中不乏有海外博士头衔的“教育家”挂帅教育部和著名大学，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知道，这也太低估看教育部和大学领导的智商和责任心了。
那么，有一种假设，那就是我们国家在前几十年中其实并不需要杰出人才，也就是中国还没有必要“完全发展起来”。我们的教育部门也就没有必要为此培养杰出人才，并费心费力。也没有必要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几十年来的教育实践，大量过剩的教育预算就只能流向“基础教育”。这在微观层面，培养一大批能考高分的“人才”。在宏观层面，以“扩招”的形式保持以每年较高的入学率为标杆的“政绩”。当然，这些都是假设。
然而，这个假设不幸被言中。这可以从一位中国著名大学的领导者的谈话中找到答案。 2009年11月12日《中国青年报》上登载了对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的采访，王副校长“代表”教育界发表了一系列的高论。
王副校长认为，“（钱学森问题）这不全是教育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问题。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许并不需要太多钱学森这样特别杰出的人才。出杰出人才是我们对下一个时代的要求。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经济发展在世界都是一个奇迹，但我们靠的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主要是农民，包括农民工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把经济推上去的”。
按照王副校长的思路，我们的时代不需要太多钱学森这样特别杰出的人才，我们的时代只是急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如果是这样，意味着钱学森的问题问错了。
王副校长接下来的高论更有意思，他说，“教育不能够扭转乾坤，但并不是说教育没责任。我觉得现在高校里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就是行政权力远远大于学术权力。
这就意味着，在这位王副校长的眼里，教育界的最大问题在于权力移交给给哪一个主体的问题，并不在于钱学森所担忧的学术氛围和创新精神。殊不知，无论是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都是权力之争。谁能保证学术权力一旦没有约束，就一定不会出现“学霸”？要知道“文人相轻”是几千年来的古训。这个副校长还振振有词地说，“能把世界一流人才吸引过来，你才是真正的世界一流”。也就是我们的教育界能不能培养创新型人才都无关紧要，关键看你能不能引进人才。
可笑的是，当一个大学都不以培养杰出人才为已任了，不知道凭什么优势去引进杰出人才。既然不以培养人才为已任了，那么引进杰出人才又有什么用，难道用来装门面？连农民都知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道理。
这位北大副校长的宏论还有：“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经济发展在世界都是一个奇迹，但我们靠的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主要是农民，包括农民工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把经济推上去的”。
当一个北大的副校长把中国经济的增长的主要贡献归功于农民工时，就知道我们的教育界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了。这位北大的副校长不会真的以为应该按农民工标准培养北大学生吧。另一方面，当这位北大副校长认为主要是廉价劳动力把经济推上去的同时，也就事实否定了北大在内的几代学子在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所作的贡献。
假如果真如这位北大副校长所说，那么当我们的国家办了几十年的教育，花费了大量的民脂民膏，最终经济的发展仍然要靠农民工来支撑，这难道不是一个时代的最大玩笑吗？这难道不是大学的不幸吗？
由此看来，钱学森的问题的确问错了，问道于盲，对牛弹琴，枉费了一番心血。

幸好我们的教育界并不完全认同著名的北京大学的王副校长的观点，最近，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
可能在王副校长眼中，这些教授们真是多此一举，我们这个时代并不需要象钱学森那样的大家，安徽高校的教授们真会瞎起哄。
然而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钱学森提出的问题，却让中国的百姓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当今教育界的悲哀。当只有祖国教育界区区11位教授向教育部部长直陈“钱学森问题”时，说明钱学森所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引起教育界的普遍重视和深刻反思，许多象北大副校长那样的“学者”们依然固执地于自已的偏见之中。正象前面的那位北大副校长所说的，“教育担待不起‘培养’杰出人才的全部责任”。以这种借口逃避一个时代的责任，这才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也许那些高居教育界的“肉食者”们（引自《左传·庄公十年》，指身居高位、俸禄丰厚的人眼光短浅），从来就没有想过，理应由教育界承担的责任，教育界已经承担了吗？
现在看来，钱学森的问题已经找到了答案。这个答案就是我们国家真不该让一些不能承担责任、不懂教育的人坐在教育主管的位置几十年。
钱学森一生淡泊名利，他并不需要太多的人去虚伪地记念他。他唯一的心愿恐怕就是希望下一个时代能够尽快完成这道并不难解的作业，而不要再去争论为什么钱学森要布置这样一个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