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轮的城镇化大潮的催击下，将下属的县（市）改区，从而壮大中心城市的发展空间，这是目前很多大城市通常会采取的方式。对此，民政部曾多次发言强调： ‘县改区’必须本着有利于 行政管理、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环境的改善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提高的原则进行，要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调查研究，按照精简、效能的原则， 合理调整大中城市市区行 政区划，这样才能做到造福一方，让老百姓切实享受到工业化的惠泽。但我国地域辽阔，各大城市之间以及单个城市内部城区之间在区位、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产 业特色等方面有较大差异 ，倘若盲目效仿、一哄而起，就会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
话是说得不错，但在“撤县设区”这一问题上，还是有些官员趋之若鹜，丝毫不顾本地的实际情况。他们之所以热衷于撤县设区，自是由于功利相诱：那就是今后既可以争取到更多的项目、 土地、资金和政惠，而且当地领导也更容易受到重视和提拔。
俗话说：“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在这些官老爷们看得见的好处背后，隐藏的是基层民众耗费的一笔不菲代价。具体来说，其害有四：
一，公共基础设施转移导致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严重不便。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认为，县和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规划权和建设权，改成区后，把规划权和建设权上收，有利于大型城市在自己的辖区内进行统一规划。亦 即是说，“撤县设区”只符合大型城市“对外扩张”的需求。
相反，对于广大普通城市来说，如果主城区太弱，对周围辐射能力不够大，这样的城市还处于一个集中化阶段，还要吸收邻近地区的要素，尤其是如果县和地级市离得很远，市带动力量不大 ，改成区对当地就颇为不利。确是一语中的。
长期从事“城市化”问题研究的旅意学者周彬芳在著作《“撤县（市）设区”中的多方博弈》中力陈时弊，穷形尽相的阐释了盲目撤县设区给当地百姓造成的麻烦与不便。该报告采取纪实性的 手法，以陈明辉、李俊才等多名居民为例，可谓倍加详实。
陈明辉指出，“以前村子口不到四公里外，不远儿……就有一所小学。撤县（设区）以后给弄没了，老师们也走了……现在再想送孙子上学，就得开三轮车跑四十里地……我都64了……”。
刚过中年的李俊才也与老陈面临同样的困境，他的儿子很快就13岁了，但撤县设区后，最近的一家初中离他家也有百里之遥。经济状况日益拮据的他，还是不得不动起“自己打两份工，让老 婆进城陪读”的打算。
另据知情群众反映，“撤县设区”使得当地公共基础设施日益向市中心靠拢，甚至有些人连存钱、邮寄、看病、买菜都十分不便。
“平时有个头疼脑热的根本没处医！”“我连给儿子汇个钱都要骑自行车走三、四十公里。”——报告字里行间内所充塞的苦衷，恰是老百姓“深受其害”的真实写照。
二，波涛汹涌的土地之争使辖区的农民利益大为受损。
《管子·五辅》篇曾经说：“明主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可使民富。”也就是说，智者立国，首在重视农耕，兴立屯田，保证粮食丰足。
自古以来，未有倒行逆施而保其黎民、社稷者。南宋便是一例。其对商业的扶持，堪称无以复加。《梦梁录》卷13《夜市》载：“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更钟鸣 ，卖早市者又开店也。”
就连美籍学者马润潮都出言赞叹“南宋与印度洋北岸的阿拉伯帝国构成了当时世界贸易圈的两大轴心，宋代实在是世界伟大海洋贸易史上的第一个时期”。
但就是在这样一个被外国学者无比称道的历史时期，南宋却“北臣散关，丧帝崖山”，让大金和蒙古欺负的毫无招架之力。
这不单单是它秉承前代“重文轻武”的国策所遗之祸，更为主要的是，其在土地政策上陷入了“千年田换八百主”的怪圈。这就是说，为政者对官僚、富豪的兼并野心不加抑制，使得占其人 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兄弟的根本利益得不到保障，最终与统治阶级离心离德。
环顾时下，“撤县设区”之策正在让我们重回老路。
据民政部《市辖区设置标准》称，“允许直辖市和地级市设立市辖区，其中市区总人口在300万人以上的城市，平均每60万人可设立1个市辖区。最小的市辖区 人口不得少于25万人，其中非农 业人口不得少于10万人。对于中心城市郊县（县级市）改设市辖区，须该县（市）就业人口中从事非农业人口不得低于70%；第二三产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 的比重达到75%以上。改设市辖 区的县（市），全县（市）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不得低于上一年本市市辖区对应指标的平均水平。”
为了早日“达标”，“积极有为”的地方政府们不得不在政治上对农民进行“边缘化”处理，县改区以后，农民既没有享受到“市民”的特殊待遇，也失去了国家给农民的补贴等一些惠农政 策，完全成了新一代“赤着脚的市民”！
还不仅如此，为了看上去有“比迹汤武，庶几成康”的效果，顺便多捞政绩、中饱私囊，有些官员还会招徕本地的“土豪”与外国的“大鳄”一起联袂参演，坑农害农。在此大形势下，“强 征血拆”案件此起彼伏、不胜枚举。
张如琼、宋合义、何志华……这些面对黑恶集团“杀一儆百”之行而殒身不恤的烈士，值得我们铭刻在心！
三，外资的提前布局与巧妙渗透再掀下岗狂潮。
最近，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的一句话：“中国要准备迎接第二轮下岗潮。”吓傻了各位看官……
各路网友纷纷就此发表评论：“神马，我刚找了好多关系走了不少后门才让人帮我送进大国企的呢！以为现在国企有保障，怎么可以这样？！”“以为开放了二胎， 就可以生老二了呢，这下好了 ，要是真下岗，老大都要养不起了！”“我还没找到工作呢，下岗潮就来了，泪流满面ing”。
大家之所以对“下岗潮”这三个字心有余悸，皆因殷鉴不远，令人记忆犹新。上世纪90年代左右，国家启动了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企业自主权，弱化了企业党政功 能，企业一把手拥有了以前 想也不敢想的巨大权力，工人的地位愈发降低，在监督机制缺失的情况下，腐败开始蔓延升级。
在此情况下，外资伺机而动，暗渡陈仓，与高管同志们频频示好，终致“朋比勾奸、沆瀣一气”的恶局，所有的所谓资产重组、产权改制都围绕增强私有财产弱化集 体经济展开，于是下岗分 流、买断工龄这些方法开始出现，大批国企职工在没有相应配套社会保障机制的情况下，怀揣几万元、几千元甚至几百元走出了工厂，“只不过是重头再来”。全国 先后有2100多万名国企职 工下岗。
然而，“资本”的嗜血无度和不知疲倦是不会因“稍逞其志”而停下脚步的。“它”誓要横行华夏！在以“强化二、三产业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为实质精神的“撤县设区”浪潮下，“ 它”再次利用起“投注差”流入内地，图谋霸业。
所谓“投注差”是指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之间的差额。
2013年3月18日，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报告称：“预计流入中国及其他东亚新兴经济体的资金将出现激增，或将导致重大风险。”
前年2月，中国实际利用外资82.14亿美元，同比增长6.32%，是连续8个月负增长后首次恢复正增长，这当中就有一份是来自“洋买办”李先生的投资基金。
当问及境外资金如何进入国内时，李先生没有正面回应。“其实这事完全可以委托给内地的合作伙伴，香港只是跳板，很多资金是从欧美市场募集来的。”对于把资 金由西雅图引入中国的小 县城，李先生显然非常谨慎。这已是他今年第二度辗转万里。上一次来广东，他为广东博罗县的一个项目注入了3亿元人民币。
中国经营报记者从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处了解到，不仅是“北上广”，正有大量热钱正通过外商投资公司“投注差”方式流入中国内地的近千个二三线城市。
据悉，太原市的阳曲、清徐等多个县也有意“万金买高爵”，为了在“撤县设区”预备役中拔得头筹，已经迫不及待的开始向境外“资本”投怀送抱。国有企业岌岌可危！
被内外压力层层裹胁而丢了工作的当地下岗工人，自然叫苦不迭：记得，在“拨改贷”、“利改税”等国有企业的改革政策下；在全国“国企效益低下”、“打破铁 饭碗”、“国企养懒汉”舆 论下；在“私有化”、“引进外资”的大潮下；在“国有企业”承担着众多的社会责任，并担负着比“私营企业”，“外资企业”更多税利的情况下，“国有企业” 被一窝蜂地作为“冰棍”， 拿到太阳下晒。“冰棍”化了，我们曾经战斗、工作的美丽、壮阔的工厂垮了、被贱卖了，可以依赖的家没了。随之，一些“桂冠”加冕到我们头上了——“下 岗”、“买断”、“公益岗” 、“再就业”、“从头再来”等等。在所有各式各样的“桂冠”下面，其实质只有一个——失业。
多年来，我们顶着“桂冠”行走在“刨食”队伍中，艰难地生存着。我们年龄大了，对新的生存技能虽然我们也竭尽全力去学习掌握，但我们无法跟年轻人去竞争， 何况现在大学生毕业都那 么就业难呢？我们上有老下有小，每个人几乎都是家庭的支柱；我们不敢得病，否则的话一个家庭就会垮掉；我们中间的很多人都是一个人打几份工，就这样也是无 法保障我们的最低生活。好多 人因为生活一直在窘迫中 ，家庭分崩离析，一个人孤单地生活着。最低的工资我们得接受，最苦的活我们得挺住，最不平等的待遇我们得忍受着。艰辛的生活压垮了我们的腰，脸上比其他同 龄人更多的是沧桑。“‘改制’、‘破产’两次，没人救我们，失业三次，要命了，快疯了”，这是一个下岗工人绝望的呐喊。我们很想歇息一会，很想减轻些我们 身上的压力。当时大搞“ 关、停、并、转”时，政府承诺日后经济好转后，一定会负责解决好下岗人员的生活和就业问题，我们信了。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GDP每年 刷刷往上涨，我们怎么还看不 到这个承诺的下文呢？国务院让全民享受改开“红利”的声音，我们听到无数遍了，怎么到了我们这里享受到的只是“负利”？
类似这种声音的发出者，虽然在广袤的“龙城”之内算不上“浩浩汤汤，横无际涯”，但也是数以千计了。政府若不对“非理性化的撤县设区”善加节制，防微杜渐，第二次下岗潮的来临也 绝非是“痴人说梦”！
四，城镇化大潮所孕育的两大魔胎让传承数千年的“乡村文化”濒临解体。
很多年以前，所谓“乡村”，在普通人眼中是两种内涵的聚合。
一提到“乡村”的韵味，大家总不忘想起“憨厚耿直”、“淳朴善良”、“热情好客”等等平易近人的农民形象，这是乡村所代表的“精神”内涵。
一说起“乡村”的魅力，便有文人墨客用“草长莺飞”、“花团锦簇”、“沃野千里”、“阡陌交错”等数不尽的好词竞相夸饰，这是乡村的“人文”内涵。
现在，城镇化大潮所孕育的两大魔胎却险些让传承数千年的“乡村文化”濒临解体。
首先，其中所寓寄的“以经济建设为第一要务”、“效率优先，然后才是公平”等等急功近利的理念，致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笃信“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精神上的乡村”已然坍塌。
其次，“撤县设区”所附带的发展要求让当政者的服务对象转向了非农业人口。为了“按照城市化管理”，地方领导不得不想方设法把农民往城里“赶”。但他们既 不懂得险诈算计，又无背 景依托，更没有对城里人的价值认同，到头来还是不免沦为“无根浮萍”。不仅如此，熙熙攘攘的随利奔流带来的是家园空心，“人文上的乡村”也将不复存在！
独出前门望野田，月明荞麦花如雪——这是何等令人惬意和神往的诗句！
但如今怕要改念：“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
我们的子孙后代或许再也不知道乡村啥样啦！
赵丹阳：撤县设区，子孙后代再也不知道乡村啥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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