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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长期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是亚太地区能保持和平与稳定的局势、中国实现和平统一大业的重要的外部条件。美国能够长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原因是：美国理性的回归；中国的强大和友好；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以及其切身利益所系。
[关键词] 美国； 一个中国； 台湾问题； 原因；
世界历史进程中，一个分裂之国实现统一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国家的统一有赖于两个条件：有利的内因和有利的外因。今天，有待统一的中国，其有利的内因就是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除极少数台独分子外）及世界华人都渴望早日实现民族的统一，以及中国有足够的实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其有利的外因是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美国自1972年以来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以下简称“一中”）的政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是个有影响的大国，它的对华政策对世界，尤其对西方世界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探讨它坚持“一中”的政策的原因，对于进一步发展中美友好关系、巩固其“一中”的立场、遏止台独、扩大两国的共同利益和保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其经济的繁荣，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美国的“一中”政策的内容是：“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重申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并再次强调：……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30余年来，美国之所以能坚持这一政策，笔者认为有如下诸方面的原因：
一、理性的回归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甲午战争中日本以武力强迫清政府割让台湾。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中庄严宣告：美、英、中“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布的《波茨坦公告》第八项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 十月二十五日“由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对日本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大将所签署的《受降令》，明白说明陈仪将接收台湾、澎湖列屿之领土、人民治权、军政设施资产。”“这份文件头尾分别以‘中国’陈仪与‘日本’安藤利吉两人署名，显示当年日本投降之后，台湾与澎湖列屿之领土与治权的确是归回中国。” 在《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两个具有国际法性质的重要文件中，美国政府明确承认客观历史事实：台湾是被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战后必须归还给中国。《受降令》的实施则说明台湾归还中国的行为已经完成。
可是冷战开始，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将新中国视为敌人，在台湾的归属问题上，由理性转向非理性，否认它原来已承认的事实，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在1950年6月25日美国高官对朝鲜形势的绝密讨论会上，国务卿艾奇逊认为： “台湾的未来地位应由联合国决定。”杜鲁门总统插话道：“或由对日和约决定。” 关于领土问题，《旧金山和约》第二章第二条中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 而不提台湾及澎湖列岛应归还中国。从而以多边国际条约的形式确立了“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政府以此为“法理依据”，在此后的很长一个时期里，策划和从事“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台湾独立”、“台湾国际化”等活动，在非理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由于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坚决反对，美国的图谋未能得逞。
星移斗转，时过境迁，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1972年2月28日中美发表的《上海公报》中，美国明确表示了对台湾问题的立场：“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这说明美国政府在长期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失败后，又不得不承认客观事实，从非理性的立场回到了理性的立场。这既是美国理性回归的开始，也是其理性回归的表现之一。
美国理性回归的表现之二是其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更加明确、坚定。继在1972年的《上海公报》之后，中美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发表了《中美建交公报》，其中，“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美国重申：“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该公报彻底的解决了台湾的归属问题：美国首次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重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宣布它与台湾的关系为“非官方关系”。进而在中美两国于1982年8月17日发表的《中美就解决美国向台出售武器问题的公告》（《八?一七公报》）中，美方再次重申：“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在《八?一七公报》中，美国政府还认识到向台湾出售武器是不对的，并承诺“逐步减少”和“最后解决”。由上述三个公报可以看出，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是顺着积极的方向不断向前发展的。
美国理性回归的表现之三是它对“一中”政策的坚持。从1989年起，尽管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如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的解体；中美关系出现一些磕磕碰碰，如因天安门事件美国对华制裁、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事件和中美闯机事件；台湾岛内1988年后台独势力逐渐猖獗，如李登辉的“两国”论、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等等，美国政府都多次、反复表态：其“一个中国”的政策不变，反对“台独”。尤其是对陈水扁的“公投入联”，美国政府的批评和警告逐步升级，直接点明陈水扁当局的“入联公投”是个“错误”，是“朝向宣布台湾独立，和改变(台海)现状的一步”。美国根据中美三项联合公报的原则，长期坚持 “一中”的政策，反对“台独”，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总之，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理性回归包括三项内容：1972年，从之前的非理性向理性的转变；1972年至1988年，理性的发展；1988年至今，理性的坚持。以理性的态度处理对华关系是美国恪守“一中”政策的原因之一。进一步追究之，为什么美国能以理性的态度处理台湾问题？答案是：国际形势的变化、中美关系的改善和中美两国力量的长消。
二、中国的强大和友好
美国坚持 “一中”政策的原因之二是中国的强大和友好。
美国回归“一中”的政策是中国与之进行长期外交斗争（1950-1972年）的结果。中国的外交斗争之所以取得如此成效是由于中国的强大。常言道：“弱国无外交”，国家的强大是一国外交获胜不可或缺的条件。在国际政治中，西方国家不讲什么仁义道德，只认实力。中国的强大，改革开放前主要表现在军事上。战后，在第三世界，恐怕中国是最强大的国家。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就打败了美国，使美国的国力从它的顶峰开始回落。即使按照西方人的说法，美、中在朝鲜战争中打了个平手，也显示了中国的强大，因为当时美国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1962年，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中国又击败了印度。在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中，中国虽然没有与美国直接作战，但中国给越南以重要的物资支援，中国是越南人民抗美的大后方。中国是美国在越战中惨败的重要因素之一。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打破了美苏的核垄断。1967年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地球卫星发射成功。这些都使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中国的强大不能不对美国的决策层以强烈的震撼，不能不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重大的影响。1970年2月美国总统的对外政策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是伟大的生气勃勃的民族，不应该继续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从长远来说，如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 于是，美国向中国伸出了橄榄枝，导致了《上海公报》的发表。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强大不仅表现在军事上而且表现在经济上仍至整个综合国力上。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经济增长报告 ２００５》指出：１９７８年至２００４年间，中国经济平均年增长率在９．３％左右， 根据2007年9月18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消息， 2003年至2006年，中国经济连续四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而今年上半年，增速则为11.5%。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份额：2002年为4.4%，2006年升至5.5%。2003年至2006年GDP年均增速较同期世界年均增速高出5.5个百分点。而在此期间，坐上世界经济第四把“交椅”的中国与前三位的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差距亦在缩小。2006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已连升三位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亦已跃居世界第一。按照官方公布的数据，扣除价格因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四年均保持在7%以上的速度增长。至2006年底，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16.2万亿元人民币，较2002年底增加7.5万亿元。经济总量从居世界第六跃至第四，人均国民总收入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在强大的同时又是一个和平友好的国家。建国之初，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就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经印度和缅甸政府先后同意，五项原则于1954年4月29日和6月29日先后写入《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及交通协定》和《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之中。 中印、中缅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立即受到国际舆论的重视和赞扬，得到许多国家特别是亚非拉国家的支持和赞同，后逐渐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接着是邓小平同志指示中国“永不称霸”。在改革开放开始的1978年，邓小平同志就告诫我们：“到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发展了，我们对人类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贡献可能会多一点。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这个思想现在人们可以理解，因为中国现在还很穷，是不折不扣的第三世界国家。问题是将来我们发展了，搞不搞霸权主义。……到那个时候，如果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实行霸权主义，仍然属于第三世界。如果那时中国翘起尾巴来了，在世界上称王称霸，指手画脚，那就会把自己开除出第三世界的‘界籍’，肯定就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这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制定的对外政策，我们要用来教育子孙后代。” 邓小平同志告诫永不称霸的时候中国还很穷，当时说不称霸是很容易兑现的。现在，中国比那时富强得多，但她“永不称霸”的政策仍然不变。2003年11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强调中国永不称霸，他说：“完全可以相信，一个充满活力，繁荣富强，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发展、永不称霸的中国，将为亚洲的崛起和振兴做出新的贡献。”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为首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了新中国外交的传统，并结合国际形势与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的变化，对新时期我国外交政策目标作了新概括，进行了重大理论创新，提出了“和谐世界”新理念。2005年9月15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和谐世界”的构想是中国国内建立“和谐社会”的理念的对外延伸和发展，是指导我国对外工作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新方针。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永不称霸”的承诺，再到“和谐世界”理念，充分说了中国和平友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
强大与友好是一个中国的两个方面。中国的强大不是为了侵略别国而是为了保卫自己，保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中国向全世界、尤其向美国充分展示她保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和捍卫自己安全的决心、信心和能力。朝鲜战争时，美国入侵朝鲜，跨过“三八线”，打到鸭绿江，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越南战争时，美国侵略越南，以从南面包围中国。然而，由于中国的直接参战和间接助战，美国在两次战争中都遭到可耻失败。中国的友好表现在她从未在国外驻一兵一卒，从未侵占别人一寸领土。不仅与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而且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友好相处。推行睦邻政策，在“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思想的指导下，到2006年中国已与12个邻国签订陆地边界条约或协定，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 以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本着求同存异的态度与美国一起共同不断克服两国间的问题与摩擦，使中美关系不断发展。有些美国人最担心中国将强大的经济实力转化成军事实力，担心中国成为20世纪初的日本和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 然而，中国的对外和平友好战略的长期实践，雄辩地证明日益强大的中国与20世纪初的日本和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在世界其他地方市场已经越来越小了。
对于这样一个强大到足以保卫自己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和平友好到不威胁美国在全球的利益和其他国家利益的中国，美国首选和坚持的只能是“一中”政策。
三、全球战略所需
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考虑，推行“一中”政策也是最佳方案。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要任务，在冷战结束之前，是反苏；之后，是反恐。
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主要对手是苏联。由于新中国推行“一边倒”的政策以及朝鲜战争，美国将中国看成敌人。冷战初期，在与苏联的争霸中，美国处于优势，但由于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它在侵越战争中越陷越深，以至在与苏联的全球争夺中，由优势逐渐丧失。到1968年，美国的军事预算为750亿美元，而用于越战的开支就达250-270亿美元，占支出的1/3以上。1959-1975年，损失累计达3520亿美元。1969年美驻亚洲总兵力达90万，为驻欧美军的3倍。 巨大的财力、人力的损失打乱了美国的全球战略，削弱了美国的实力和驻欧洲和其它地方的兵力。
趁美国陷入越战不能自拔之机，苏联大大地加快了发展经济和扩充军力和扩大在世界影响的步伐。在经济上，1950年，苏联的产出只相当美国的33%，到70年代中期，相当于美国的60%，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 在军事上，苏美战略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1962年导弹危机前夕，苏联的洲际导弹以1比5的劣势落后于美国，1964年时仍为1比4的劣势。 但是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战略核力量发展大大加速。1967年年中，苏联洲际导弹为570枚，1968年年中增至900枚，1969年年中达1060枚，在数量上赶上美国 ，从而使苏、美战略力量接近平衡。除战略核力量以外，苏联挑战战后美国长期垄断的制海权。当美国因越战重负放慢海军造舰速度时，苏联正好摒弃了近海防御的海军战略，迅速加强远洋进攻力量。至于常规地面部队，尽管美国由于扩大侵越战争把兵员在1968年扩大到350万人，但是受人力开支增大和通货膨胀的影响，装备费用不足武器更新困难。加之越战困住了约50万美军，美国全球的常规兵力分布也失去平衡。 在国际政治关系方面，美国的影响已大为削弱。侵越战争不仅遭到世界舆论严厉谴责，而且牵制了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活动，使它在苏联的进攻性战略面前疲于应付。在中东，苏联在1967年“六天战争” 后扩大了对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在南亚，苏联在1965年印巴冲突中支持印度，促成印度、巴基斯坦和苏联塔什干三国首脑会议；在欧洲，苏联与法国、西德加强来往，力图瓦解大西洋联盟；在加勒比海地区，苏联继续支持古巴，对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地位提出挑战。 在国内，由于连年征战，美国出现空前政治、经济和社会总危机。财政赤字激增，失业率直线上升，通货膨胀加剧，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反战呼声高涨。美国为越战所拖累，在推行全球战略时捉襟见肘，美国政府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为了摆脱越战困境，腾出手来对付主要的敌人苏联，美国将与苏联处于剑拔弩张关系的中国看成“潜在的盟友”，努力与之改善关系。导致了美国承认“一个中国”的《上海公报》。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也是美出于反苏全球战略的需要。尼克松访华后，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进展缓慢。一是因为1974年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下台的影响；二是由于继任的美国行政当局将其外政策的重点放在美苏限制军备谈判上。可是，由于美苏各打自己的算盘，制造缓和假象，尤其是苏联加快了军事扩张步伐，在全球战略争夺中开始出现苏攻美守的态势。美国政府企图以“缓和”为幌子抽出手来调整其部署的策略不仅没有使苏联放慢军事扩张的步伐，反而使自己在苏联日益增长的实力面前越来越被动。此时的美国政府不得不重寄希望于美中关系的改善，以继续借重中国的力量实现其战略上的“均衡”。
1978年5月20日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与中国外长黄华举行会谈时指出：“卡特总统和我认为，美国和中国具有某些共同的根本战略利益，以及相似的长期战略目标。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双方对全球以及地区霸权主义的态度。因此，我们对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关系的兴趣，决不是策略性的，而是基于某些长期的战略目标的……我们从前曾经是盟友。我们应该再度合作以对付共同的威胁。”而使中美接近的关键因素“就是苏联作为一个全球强国的崛起。”布热津斯基将苏联的战略归结为：“企图占有战略优势，在西欧获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在中东地区挑起动乱，在南亚地区制造不稳定，在印度地区进行渗透，包围中国。”
卡特政府正是从反苏这一美国全球战略的高度出发，同中国一起共同发表了《中美建交公报》，其中重申了《上海公报》中的“一中”原则，实现了两国人民的共同愿—中美建交。
中美建交的第二年即1980年为美国第40任总统大选年。总统候选人共和党保守派代表、一贯反共亲台的里根打“台湾牌”攻击卡特的对华政策，指责他严重背叛了在台湾的“老朋友”，并扬言一旦他当选，将恢复与台湾的“官方关系”。他还对国会制定的直接干涉中国内政的《与台湾关系法》大加赞扬。果然，1981年12月28日的消息证实，里根一上台，其政府已决定向台湾出售一批武器零件，并已提交国会。1982年1月11日，里根政府正式宣布向台湾提供包括战斗机在内的所谓“御防物品”的决定。4月13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宣布：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向台湾出售价值6000万美元的军用零配件。 里根政府这些公然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正当中美关系开始向下滑时，又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因素匡正了里根政府的政策。
在里根总统第一任期间，美苏关系十分紧张。在限制战略武器方面，美苏于1981年11月开始了关于欧洲中程导弹的谈判，但美国提出的“零点方案”， 使谈判一开始就陷入困境。由于双方均缺乏诚意，谈判的任何一方都力图借机加强自己和削弱对方，经过反复谈判，到1983年11月，美苏中导谈判以失败告终。 在经济方面，美国反对向苏联出口粮食，并极力加强同西欧和日本的战略联盟，限制盟国对苏联的贸易和技术出口。在地区争夺上，美国力图稳住土耳其、以色列、埃及、沙特和巴基斯坦的一条防线，利用阿富汗和柬埔寨两场战争消耗苏联实力，拖住苏联后腿，使之不能施展面向中东的南下战略。此外，美国还加紧军事和外交部署，在非洲遏制苏联支持的古巴军事力量；在拉美，防止苏联势力的进一步渗透。在这种美苏激烈博弈的情况下，中美关系的倒退对美国抗苏斗争只会有害而不会有利。全球战略的考虑又将里根政府的政策拉回到了中美关系发展的正确轨道，导致了《八?一七公报》的发表。在该公报中，美国政府重申“一中”政策，并且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 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总之，美国以反苏为主要目的全球战略是美国政府签署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坚持“一中”政策至关重要的原因。
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中美共同的战略对手消失了。但美国领导层中的有些人想的不是如何加强美中合作，进一步为世界和平作贡献，而是延续其冷战思维，在没有战略对手的情况下硬要假设一个战略对手，于是将中国当成假想敌人。小布什上台伊始，就信口开河地叫喊美国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台湾”。接着是2001年4月1日，美国一架海军EP-3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对中国进行侦察活动，引发了中美撞机事件。美国的“中国威胁论”也一波接一波，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九一一”事件使美国决策者的头脑开始清醒了：对美国安全的真正威胁不是中国，而是一个非传统的敌人—国际恐怖组织。后冷战时期，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首要任务就是反恐。美国的反恐斗争需要得到中国的支持。而中国对待恐怖主义的态度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而且中国境内也存在着本拉?登支持的恐怖组织，威胁着中国的安全。因此，中国和美国在反恐问题上有共同的地方。此外，在其它国际问题上，如核不扩散、朝核问题等，美国都需要中国的支持。既然美国有求于中国，美国当然就不会改变其“一中”政策。
四、切身利益所系
最后，从自己的切身利益着想，美国更需要坚持“一中”政策。与中国问题相联的美国切身利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中国的市场和在亚太的利益。
美国对广阔的中国市场的渴求至晚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当欧洲列强和日本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时，迟到的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的对华政策，其目的就是为了与其它列强共享中国市场。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也是美日对中国市场乃至整个亚太市场的争夺。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即1946年，美国迫使国民党政府与之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条约》，该条约是美国新殖民主义政策的典范。通过该约，美国打开了中国的全部门户，垄断了世界上最具潜力的大市场。但是好景不长，在中国内战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了解放，美国扶持的国民党败退台湾。于是美国人认为他们“掉失了中国”，这从某种意义上讲意味着美国掉失了中国市场。1970年前后中美关系解冻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与日本激烈经济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美国需要打开中国大陆的市场。《上海公报》可以说是美国进入中国市场的“入场券”。
1978年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的市场越来越大，商机愈来愈多。美国商人凭着其雄厚的资本、先进的科技和高超的管理，越来越深的卷入了中国市场。
1979年7月，两国政府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中美经济贸易从此进入迅速发展时期。据美国方面的统计，1979年双边贸易额为23.7亿美元，1996年达到635亿美元，18年累计3760亿美元；1980年中国是美国第二十四位贸易伙伴，1995年上升为第五位。在过去18年中，两国贸易年均增长18%以上。
到2006年，中美都已成为对方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根据中国的统计，从1979年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开始到2006年，双边贸易额增加了106倍，相当于每年增长18.9%。美方的统计显示，双边贸易额增加了144倍，相当于每年增长20.2%。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四大出口市场，增速更是保持在第一位。同期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速是对其它国家出口增速的3.7倍。
美国对华投资也有很大发展。从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到2007年3月末，美国在中国的投资项目达到了52，887个，实际投资为547亿美元。中国现在已成为美国企业获取海外利润的主要来源之一。美国企业通过投资不断扩大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2004年在中国的销售额超过了750亿美元。
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为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使美国的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一家成立于美国纽约的国际金融服务公司）估计，有400万至800万美国人的工作同对华贸易密切相关，其中许多职位都是因美国零售商销售中国产品而产生的。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既满足了美国消费者的需求，也降低了他们的支出。在过去10年间，中国出口产品共为美国消费者节约了6，000亿美元，仅在2004年一年就节约了近1，000亿美元。
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也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和转型。劳动密集型的中国出口产品使美国能够将重点放在开发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先进的科技产品上。美中贸易委员会在2006年初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与中国贸易的增加和在华投资的增长导致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但却带来了更多的金融、经销和服务业就业岗位。美国的就业数据也显示，尽管美国在1996年至2005年间共减少300万个制造业岗位，但同期服务业共创造了1，500万个新职位。
中美经贸关系令人欣慰地快速发展，美国在中国大陆市场获得巨大的利益，其基石就是美国的“一中”政策。如果“一中”政策被动摇，美国就可能再次“掉失了中国”，在中国大陆市场获得巨大的利益将化为乌有。同时，“一中”政策也保证了美国对中国台湾市场的享有。因为中美建交公报中阐明：在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可见，美国的“一中”政策保证了美国对台湾海峡两岸即全中国市场的占有。
美国除了在中国的利益之外，在亚太其它地方也有着广泛的利益。在东南亚，2006年5月22日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指出，东南亚是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东盟地区是美国的第五大出口市场。2005年，美国对东盟地区的出口额接近500亿美元，而从该地区的进口额接近1,000亿美元。美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超过对中国及其香港地区的直接投资。 在日本，2006年之前，美国一直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2006年之后（含2006年），则是仅次于中国的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06财年日本与美国的总贸易额为25.1608万亿日元(约合1.63万亿元人民币)，日美贸易额年增10.3%。 尚若美国的“一中”政策发生变故，台海一旦有事，那就会产生“城门起火殃及鱼池”的负面效应，直接影响到东南亚和日本的经济发展。因为：其一，从地理角度来讲，这两地都是中国的南、北近邻，其安全和经济发展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如台海地区是中东石油进入日本的必经之路。其二，从经济关系方面来看，日本和东盟诸国都有与中国内地和中国台湾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如投资、贸易等。受台海事件负面影响的东南亚和日本的经济进而必然影响美国在两地的利益。
为了确保美国在中国、东南亚和日本这些地方利益的安全，就需要有一个和平与稳定的亚太地区。而美国的“一中”政策则是亚太地区局势的稳定器。倘若美国走回头路，放弃“一中”政策，台独势力就会兴风作浪，直接威胁到台海两岸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那么，美国在中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利益就会受到严重威胁。甚至有可能把美国又一次拖入中国内战。有鉴如此，坚持“一中”政策，维持两岸现状，是美国最大得益之所在，是其最明智的政策。
综上所述，美国能长期恪守“一中”政策的原因是：其理性的回归；中国的强大和友好；其全球战略所需以及其切身利益所系。这些原因有的属内因，有的是外因，有的则是内外因的混合。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美国的对华政策是由美国的利益这个内因所决定的。但国际上的诸多因素，其中尤其是中国因素，对美国的利益这一内因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进而影响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为了促进美国不断沿着正确之路走下去，继续坚持“一中”政策，我们必须在如下几方面继续努力：加强中美友好，巩固和发展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增强我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力实践“和谐世界”新理念；加强中美两国在反恐、核不扩散、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不断扩大两国的共同利益，互相尊重彼此的合法权益。惟有如此，中美在台湾问题上才能长期坚持共识：台海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中国人民既有实现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和强大的综合国力，又有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中国的统一大业就一定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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