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师论（一）
因为国民党反动派一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敌对阵营，所以在右派公知招摇过市的今天：独裁、腐败、卖国、无能的蒋介石就成了“蒋公”，世袭上位的蒋经国就成了“民主之父”，积贫积弱的民国就有了“黄金十年”，四大家族清廉得靠“养鸡度日”，就连国民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文盲的中华民国也是大师辈出了。
何谓大师?大师不是自封的，总要有个标准或有比较参照物。或是纵向比，比如中华上下五千年，评比大师们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做出的贡献。或是横向比，比如同一时期中华民族的所谓大师在全世界的排行位置。倘若闭上门来，两耳不闻窗外事只按大小排序论大师，这样的大师便有可能是狗屎。无论中华民国多么悲催，但凡只能在国内排上名次的便是大师，把这样的“大师”拿出来说事也算是无耻了。比如中华民国连火柴都生产不了，哪里来的工业大师?中华民国连大炮都要买德国的，民国的科技大师都是吃干饭的吗?中华民国物价飞涨登峰造极，哪里来的经济大师?中华民国军阀割据，四分五裂，哪里来的政治大师?倭寇入侵之时，国民革命军抱头鼠窜，丢城失地，任国民被屠戮强奸，哪里来的军事大师?美械装备的500万军队被100万泥腿子打得屁滚尿流，在老百姓的一片嘘声中惶惶逃往小岛，在美国主子的庇护下苟延残喘之时，中华民国的大师也就成了一地鸡毛。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扁鹊、老子、孙子、屈原等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大师级人物如繁星似锦，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百家争鸣。《论语》、《墨子》、《老子》、《庄子》等著作百花齐放。秦朝统一六国，正式确立了封建郡县制度，建立了中央集权，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版图。汉武大帝文治武功，为中华民族开拓了广阔的生存空间，文景之治更是把中华民族推向了世界最高峰，韩信、卫青、霍去病等军事大师们的丰功伟绩被千古传唱。大唐盛世的文明、开放、民主、自由使中国成为世界文明中心，吸引世界各国来取经学习，盛唐的人口第一次超越了一亿。大诗人有李白、杜甫、王维、李贺、韩愈、白居易等，书法家有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张旭等，到西域取经的高僧玄奘、天文学家僧一行、医学孙思邈这些历史人物赫赫有名，唐朝精英们创造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人类理想社会。宋朝经济技术全世界发达，商业繁荣，工业初现，GDP全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宋朝囊括四大发明的三项，沈括著《梦溪笔谈》、岳飞精忠报国，宋朝的大师们创造的伟大业绩丝毫不亚于汉唐盛世;明朝的精英们编撰《永乐大典》，写出了四大名族的三部，《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三言二拍》，《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清朝康熙大帝开疆拓土，即使文字狱大师也毕竟写出了《四库全书》，《康熙词典》《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醒世姻缘传》，《镜花缘》，《说岳全传》，《伤寒论》。民国有什么呢?除了诞生了一批骂人的大师和遍地的汉奸，满眼就是苦苦挣扎的灾民。或许有人说这是历史虚无主义，可是中华民国有历史么?中华民国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的苦难史，中华民国三十多年间人口不增反降，而之后的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中国人口总数迅速翻番增长到8亿。中华民族在民国时期悲催到差一点被开除地球籍，中华民国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最黑暗时期，唯有汉末和五胡乱华可比。
一，大师，仅仅是民国的大师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右派公知们列出民国大师榜后，却没有多少人回击，不知到这些民国大师的头上罩上了什么炫目的光环，让人避而远之。大抵是这些民国大师是民国时期唯一能够给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些许心理安慰的，倘若揭盖子便会伤了民族自尊心，会引起民族主义者的反击。也因为这些大师大多日后服务于新中国，多是对新中国有贡献的人，于是变成了禁区。所谓无知者无畏，那就让不才逐一揭开这皇帝的新衣，做好迎接铺天盖地的口水的准备。
民国时期最著名的工程大师大概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茅以升，茅老1916年毕业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1917年留学美国获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1919年获美国卡耐基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应该说茅老就是当时民国科技界的精英。茅以升回国后受到民国政府的重用，于1937年主持设计建造的全长1453米的钱塘江大桥是中国人最为津津乐道的，也是茅以升一生学术的光辉点。但是当我们面对闻所未闻的钱塘江大桥顶礼膜拜时，还是请大家放眼看看在太平洋彼岸与钱塘江大桥同年建成通车的美国洛杉矶金门跨海悬索大桥吧：金门大桥全长2737米，桥宽27.4米，6车道加2条人行道，耗用10万吨钢材，桥塔高342米，最大跨度1280米，每根钢索直径近1米，重达6400吨，至今还在使用中。即使我这个文科生也能看出：钱塘江大桥与金门大桥相比根本就是小儿科，绝对不是一个重量级。如果茅以升是大师，那么金门大桥的设计者施特劳斯该怎样称谓呢?茅以升的大师之名其实就是中华民国关起门来自封的大师，这样的水平就被称作大师恰恰证明了民国的科学技术和施工能力的落后程度。
据说日本攻克杭州进逼大桥时，茅以升奉命炸掉了大桥，第一次爆破后，大桥主体竟然没有垮掉，不得不加大装药量进行第二次爆破。于是，大桥的质量也成了人们纷纷夸耀赞誉的资本。而我质询业内人士后，才晓得倘若连炸药都炸不掉的超坚固的桥梁，恰恰证明了设计者在设计时由于对于建桥技术的匮乏和信心不够，出于安全考虑不得不加大桥梁设计的安全余度，把作品一味的设计成为傻大黑粗，其结果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增加了建桥的成本。在民国政府积贫积弱的情况下，这样的浪费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也正是中华民国科技人才匮乏的佐证，更是茅老的设计技术不精，那些把炸不垮的钱塘江大桥当作资本来夸耀的其实都是白帽子。如同把家庭用经济性轿车本来是1毫米后的车壳设计成10毫米厚：车结实了，可是制造成本大大增加了，耗油量也急剧加大。这样的汽车还有人为其坚固耐用叫好么?还有谁认为车的设计者是汽车大师呢?又比如把吃饭用的汤勺设计成2公斤重，汤勺结实了，可是这是不是狗屎设计呢?即便茅以升是民国的建桥大师，但也是美国培养的，与中华民国有何干系呢?归纳起来茅以升就是美国培养的照比世界最先进水平还差一大节的中华民国国内的大师。
詹天佑，又一个赫赫有名的中国的工程大师。詹天佑祖籍广东，1861年出生于广州，12岁留学美国，毕业于耶鲁大学，主修铁路工程。1881詹天佑年回国加入海军。1888年到中国铁路总工资任总工程师，先后修建京津铁路，萍醴铁路，新易铁路，京张铁路。这其中只有京张铁路才是詹天佑独立主持建造的。詹天佑使用的修路先进技术就是在留学美国期间学习的，已经被西方广泛应用的，在大清朝封闭落后的情况下，詹天佑把西方的铁路建造技术介绍引进到了中国，假若用今天的流行语修饰，也就是山寨。至中华民国时期，詹天佑已经成为官员，实质是脱离了中国铁路设计施工，彻彻底底成为官员，从事铁路工程相关的的指挥和学术著书。詹天于与1919年逝世，詹天佑生于清朝与中华民国只是擦肩而过，实际算是美国培养的的科技人才，与中华民国基本无关，詹天佑就算做是大师也是大清朝的大师，与中华民国无关。
马寅初也是美国培养的知识分子，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大学任教。马寅初是左派知识分子，猛烈抨击蒋介石政府腐败、无能、独裁、卖国，一度被国民党当局关进大牢。马寅初自己说“从1939年期，无时无刻不与共产党站在一起。”马寅初在中华民国时期表现更突出的是坚决反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其主要学术著作都是建国后著出的。马寅初于1960年发表“新人口论”也无非是介绍和支持国外学者的计划生育理论观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的核心就是：“国家要实行计划生育，最好一胎，允许生二胎，三胎要上税…。”毛主席对马寅初的积极行动表示了赞赏。得到毛主席的首肯，马寅初感到异常兴奋，不免得意忘形，就到处推销他的杰作。马寅初是个大嘴，兴奋过度的他在一次推销“新人口论”的演讲中说：“中国人口这样发展下去，十年后有八亿一千万，五十年后多少呢?吓死人!二十六亿一千九百万，吃的东西怎么办?上山开荒?向外发展嘛，那就不能和平共处。”(这是容易造成国际政治负面影响的)后来，毛主席在与马寅初交谈时提醒他：“不要再谈这句话了。”马寅初迫不及待的推销他的所谓“新人口学”，在当时并不具备全面实施的客观条件，马寅初于是就急不可耐，脸红脖子粗地对主席讲：“中国人口太多是因为农村晚上没有电!!!”。但毛主席反驳马寅初 说“你马寅初生了七个子女，是不是你家晚上也没有电啊?” 马寅初顿时满面通红。至1970年代起中国正式实行了：“一个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计划生育政策。马寅初被批判与他的性格有关系，也与他的迂腐有关，马寅初甚至出资金支持学生出书质疑社会主义，这才是他被批判的根本原因。马寅初在美国深造，回到中华民国后一事无成，而出成绩的时期却是在新中国，与中华民国毫无干系，中华民国只是阻滞了马寅初的学术发展。
竺可桢，美国哈佛大学毕业，1918年回国教书，1928年创建气象研究所，后与国民党政府决裂，毅然留在大陆，在新中国担任地理学会会长主持筹建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竺可桢的主要研究成果大部分出至于新中国之后。在民国时期由于战乱和贫困，大部分时间颠沛流离，根本无法从事科研工作。
李四光是清朝庭官费出国留学日本，后留学英国，归国后主要从事教学工作，1950年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纠缠回到新中国任地质部部长。1956年，在李四光的主持下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使李四光创立的陆相生油理论和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李四光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除了教书一无所获，而到了新中国这片热土上，才激情四射焕发出了无限的潜能，成为蜚声海内外的世界级地质大师。
苏步青留学于日本，早年在日本成绩斐然，回到中华民国后由于战乱的影响几乎停滞，仅仅写出的专著却得不到发表，直到新中国后，重新焕发出青春，大部分专著和成果均发表于建国后。
童第周，留学与比利时法国。1933年回国，从事教学工作，在中华民国动荡不安时期没有科研成果，新中国后成为卓越的试验胚胎学家。倘若没有新中国，童第周至多是个名不经传的教书匠。侯得榜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科毕业;吴大猷美国留学;严济慈法国留学;吴有训美国芝加哥大学;梁思成美国留学;苏步青日本留学。这些人均与竺可桢、李四光的经历类似，他们是美国培养的知识分子，回到中华民国最多是培养了若干的学生，而到了1949年后，才真正的迸发出了惊人的创造力，成为新中国的学术大师。在这些大师的引领下，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出了低谷，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历经70年不息奋斗，终于跻身于世界最先进之列。今天的中国已经在各个领域追赶逼平了世界最先进水平，稳稳的保持在向科学深邃处进军的第一团队。
中国的“居里夫人”吴健雄早在1936年就离开了中国去了美国并加入美国国籍，所取得的成就与中华民国根本无干，假若中华民国能像新中国一样给予这些科学家们以安宁和平的环境，能够让这些科学家们安心做学问，相信这些精英们早就取得了更新的进展、更大的成绩，恰恰的民国的动乱和贫穷导致了这些科学精英们的虚度年华。民国的狗屁自由与这些大师们的成长没有半点关联。
至今天，中国的建桥技术才真正的走进世界的前列，中国建桥专家不仅在中国国内建造一座座令世界嗔目结舌代表世界最先进水平的桥梁，还走向世界各地建造世界一流水平的大桥，一座座大桥拔地而起、长虹卧波，无言的证明了当今的中国不仅仅拥有世界一流的建桥大师，而且是世界一流的大师群和最强大的施工建造能力。今天才是建桥大师辈出的时代，今天的建桥大师不在被人们所崇拜，也证明了当今中国像这些世界一流建桥者们实在是太多了。
茅老、詹老仅仅是中华民国的大师，倘若打开国门，则远远的落在了世界的后面。中华民国时期正值世界工业革命蓬勃迅猛发展，人类科学技术知识大爆炸。1900年普朗克创立了量子论，1905年爱因斯坦创立了狭义相对论，人类开始了解掌握了物质的基本结构，发现了宇宙大爆炸理论，掌握了核能，开始利用了无线电技术、超导技术、DNA、青霉素…。发明飞机和汽车，当西方航母大战、潜艇破袭、导弹飞舞如火如荼时，中华民国只能用简易的“汉阳造”和大刀长矛抵抗日本侵略;当美国人用彩色电视机收看世界新闻时，中华民国的学生们还在油灯下念国学。
新中国之后，仅仅5年，国产坦克和喷气飞机就走进了国庆大阅兵的行列，十年后“两弹一星”相继问世，人工合成胰岛素绝对位于世界最前列，袁隆平的超级水稻为全人类解决了吃饭问题，屠呦呦的青蒿素已经获得诺贝尔奖，陈景润摘取了数学王冠上的明珠。今天的中国已经走近了世界科学技术殿堂的中心，今天的中国才是科学技术大师辈出的时代。中华民国的大师们最多是近代中国的开拓者，他们是起跑者，但是远远的被落在了后面，究其落后的根源，恰恰是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政治制度的全面落后腐败导致的对科学技术人才的遏制和扼杀。
(未完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