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德起源
性是伴随人类与生俱来的行为。必须承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地球生物进化史上无数次性行为的结果。金钱交易，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有了足够的剩余产品，才可能有金钱交易。
两者结合，出现了性工作者。于是，又出现了如何评价“性工作者”这个问题。
本文将从道德讲起，分析人类异性之间的亲密关系、家庭结构的变化、财产对人类亲密关系的异化、性交易的起源、统治阶级对性工作者歧视的原因、性工作者道德标准低下的原因、性交易对性工作者内心的影响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解放对我国异性间亲密关系的影响。
自古以来，性工作者这个行业就是与“不道德”联系在一起的。评价性工作者，首先要把道德说清楚的来源和作用说清楚。道德是我们评价一种社会行为是非善恶的尺子。这把尺子不是先验的，而是经验的，说不清楚这把尺子的来龙去脉，就无法用这把尺子衡量社会行为。比如下图的新选组三番队队长，后来的警部斋藤一的信条是“恶即斩”。问题是，什么是恶?这个问题可能也经常困扰斋藤一。
道德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脱离了种群或社会是无从谈起道德的。
如果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的话，善恶是不能脱离人类社会独立存在。有哪种善恶是脱离社会关系独立存在的?一种也没有!善恶都是评价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而言的。鲁滨逊在无人岛上，谈不上道德，他既做不了伤风败俗、伤天害理、罄竹难书的事情，也做不了高风亮节、乐善好施、宅心仁厚的事情。
道德是一种普遍认可的、非强制的、主流的社会行为规范。
社会行为规范的内容，有先天的部分，也有后天的部分，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种群或者社会的繁衍、兴旺和存续。反过来考虑，如果一个社会的道德有悖于种群或社会的繁衍、兴旺和存续。那么这样的道德是无法存在的，因为施行这样道德的种群或社会必然逐步消亡，如果他们不愿意改变他们的主流道德标准，他们必然灭亡。种群或社会灭亡了，道德自然也就消亡了。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道德还有第三个来源，即统治阶级强加给被统治阶级的行为规范。
原始的动物，对自己的同类，并不存在认同感，完全没有族群的概念，更遑论社会。
很多情况下，同类也完全可以出现在它们的食谱上。大多数相对低等的动物，都存在同类相食。在生存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任何蛋白质和热量都是必须的，不论这些热量、蛋白质来与什么食物，哪怕是正在于自己交配的同类，或者自己的子女。有些动物，甚至有雌性动物交配过程中，吃掉雄性的习惯，比如螳螂，比如有些种类的蜘蛛。(以人类的繁育能力，显然不能有这样的行为，否则妻子吃掉丈夫，生下孩子，考虑到流产，婴儿夭折等原因，人类的数量必然迅速下降，很快灭亡。)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相对高等的动物，往往存在一种先天的自我约束。大多数热血动物(比如鸟类和哺乳类)，都有哺育幼仔的习惯。一部分相对低等的动物，也有类似的习惯，比如有些种类的蝎子，比如负子蟾(为了不影响大家的心情，不贴照片了，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找。密集恐惧症患者慎看)。
我们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会感觉很温馨。猫妈妈给小猫宝宝喂奶，多可爱。猫妈妈的眼睛中，可是充满了警惕。她随时可能为了保卫自己的小宝宝和外来闯入者拼命。
在野外遇到可爱的猛兽的幼崽的时候，一定要尽快离开，千万不要碰——因为凶猛的母兽就在附近，而且随时准备为了幼崽牺牲自己的生命。
这也是一种进化出来的本能——对自己的幼崽给予照顾，保证幼崽的存活率，而不是无条件地捕食一切猎物。
这种行为是本能，不用教，每一代猫妈妈都是如此。
人类也一样。如果一位母亲生下孩子以后，毫无理由把孩子遗弃，我们都会认为这位妈妈是一位冷血的妈妈。
大多数社会化的动物，都在捕食同类的问题上，有一种天然的戒惧。如果没有同类不相互捕食的禁忌，外加必要的牺牲和合作，任何食肉类(杂食类)的动物种群都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很快就内部吞噬殆尽了。
比如，我们看到被宰杀过新鲜的牲畜和禽类的胴体的时候，一般不会有不良反应。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新鲜的人类尸体，往往会有恐惧、恶心的感觉。除了那些经常从事与死者打交道的职业的人，大多数人在见到人类的尸体、骷髅的时候，都会莫名恐惧、紧张。
许多智力水平比较高的哺乳动物，比如大象，也有类似的反应。
同样是一堆骨肉，但是我们的反应不同。因为前者是我们的食物，后者是我们的同类。
同样有巨大潜在危害的是乱伦，因为乱伦可能导致遗传基因蜕化，遗传病高发，毁灭种群。
动物之中，限制乱伦的行为比较少，但是大多数群居动物(比如狮子、猴子)的雄性幼崽成年后，一般会被逐出种群，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母子、兄妹之间的乱伦。
同理，舍己为人的行为，有利于种群的存在，也是大多数群居动物拥有的行为规范。
比如，日本蜜蜂群起攻击日本本土黄蜂，有兴趣的可以上视频网站
上搜索“
日本大黄蜂VS日本本土蜜蜂”。下面是引用的文字介绍资料。
日本大黄蜂VS欧洲蜜蜂
欧洲蜜蜂是日本大黄蜂最喜欢攻击的目标。50年前，日本蜂农引进了这一品种。可是由于它们不是日本本地产的品种，没有防御日本大黄蜂攻击的能力。一只进行巡逻侦察的大黄蜂发现了蜜蜂巢穴，它就会在蜜蜂巢上做上记号。不一会儿，几十只日本大黄蜂就会飞来，它们的个头是欧洲蜜蜂的5倍。
欧洲蜜蜂不会群体作战，而是一对一与日本大黄蜂决斗。欧洲蜜蜂绝不是日本大黄蜂的对手，日本大黄蜂只需一口就能把欧洲蜜蜂的头咬掉，一只日本大黄蜂可以在一分钟里杀死40只欧洲蜜蜂，30只至40只大黄蜂在不到3个小时内就可以消灭3万只欧洲蜜蜂。当所有的欧洲成年蜜蜂被消灭后，它们的幼虫就会成为大黄蜂下一代的美食。
大黄蜂VS本土蜜蜂
日本蜜蜂是一种小型蜂，针刺也短得多，如果一对一作战，肯定不是大黄蜂的对手，但它们有自己的绝招，就是用“热球”焐死大黄蜂。一只日本大黄蜂侦察到日本蜜蜂的巢穴后，也会在上面做记号，但日本蜜蜂能够探测到敌人的到来，严阵以待，当大黄蜂再次飞来进行袭击时，群起而攻之。大约会有500只蜜蜂把一只大黄蜂团团围住，形成一个紧密的圆球，蜜蜂并不用针刺攻击大黄蜂，也不用嘴咬，而是不断振动自己的飞行肌发出热量，圆球中心的温度5分钟就上升到47℃，这正好超过了大黄蜂对热量的承受极限，那就是44℃至46℃，大黄蜂20分钟后就被热死，但这个温度不会伤害到日本蜜蜂，因为它们的承受上限是48℃至50℃。仅仅是4℃之差，就让日本蜜蜂在残酷的战争中胜出，战胜日本大黄蜂。
捂死大黄蜂的战术很有效，但是在大黄蜂头部附近的日本蜜蜂肯定会被咬死。如果没有蜜蜂主动作出牺牲，捂住大黄蜂的头部并被大黄蜂咬死，那么就无法形成一个封闭的“蜂球”，捂死大黄蜂。于是整个蜂巢中的蜜蜂会在3个小时内灭亡。反之，如果有愿意自我牺牲的蜜蜂，那么整个蜂巢就能幸免。很显然，存活下来的日本蜜蜂把这种奋不顾身的行为方式遗传给了自己的后代。
人类的祖先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人类的祖先在没有发明现代化的武器以前，相比猛兽，没有尖牙利爪，速度和敏捷性也很差，肌肉也远远不如其他哺乳动物发达，完全没有能力在与野兽的肉搏战中占上风。相比其他哺乳类动物，人类的生殖能力也偏弱。世界著名的拳王、大力士、巨人，在猛虎面前，也是小个子。须知史前的猛兽，比现代的猛兽还要魁梧得多。比如，有些品种的剑齿虎的体型是现代老虎的两倍以上。
这种情况下，人类如果不能形成有效的群体对抗猛兽和各类风险的话，是难以存活下来的。群体成员奉行舍己为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行为规范，都是群体存在的必然要求——我们显然很难想象一个所有成员都是搭车者，都想占便宜，都信奉己所不欲偏施于人的群体能稳定地存在下去，其成员能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幸存。
可以看到，人类祖先的体型和史前巨兽相比，多么渺小。使用现代化的霰弹枪杀死这样的巨兽，也不是容易的事。和这样野兽肉搏，简直是噩梦。不过，人类有团队精神。所以，这些巨兽都灭绝了。而我们的祖先不但存活下来，而且发展壮大，他们的子孙占据了整个世界。我们应该为我们的祖先骄傲。
我们可以认为我们的祖先在我们基因上打了很多的烙印，这些烙印往往与我们的道德规范相吻合。这些都是行为遗传学研究的内容。
我们的很多基本道德行为，比如照顾幼儿，比如不捕食同类，比如不乱伦，比如舍己为人，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都有生物学的意义。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烙印发挥作用，也需要外界的条件支持。或者说，这些本能，会因为外在物质条件产能异化，异化的目的仍然是为了种群或者社会的繁衍、兴旺和存续。
(二)王昭君为什么嫁给继子
我们的很多基本道德行为，比如照顾幼儿，比如不捕食同类，比如不乱伦，比如舍己为人，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都有生物学的意义。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烙印发挥作用，也需要外界的条件支持。或者说，这些本能，会因为外在物质条件产能异化，异化的目的仍然是为了种群或者社会的繁衍、兴旺和存续。
比如，同类不相残杀，这是最基本的行为原则，也是经常被突破的原则。
看过《赛德克巴莱》的朋友知道，赛德克族马赫坡酋长莫那•鲁道年轻的时候，是猎头高手。所谓猎头，就是杀死临近部落的人，把他们的头颅带回来。一个男孩，只有杀死过临近部落的人，并带回其头颅，才能进行成年礼，然后娶妻生子。
莫那•鲁道的多次猎头行为在其所在的部落中，并没有被认为是极大的恶行，反而被认为是英雄行为。正因为有这么多的猎头战利品(骷髅)，所以他才拥有极高的威望，是整个部落当之无愧的首领。
这些骷髅，都是他的战利品，也都是他的猎头行动的受害者的遗骨。
为什么这样的行为会得到整个部落的人的认可，不但不谴责而且崇拜呢?这就涉及道德的后天部分。
对处于采食、捕猎状态的原住民来说，他们一方面他们需要内部合作，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足够的食物来源。采食、捕猎的生产方式，注定单位面积养活的人口数量远远低于农耕地区。这就需要使用各种手段或主动或被动，限制人口数量。
在不懂得人工避孕主动控制人口的时代，自相残杀也是一种解决方式。在部落内部看来，杀死其他部落的人，为本部落提供更多的捕猎机会。各个部落都按照这种游戏规则费厄泼赖，于是，人口总量得到有效的控制。
与之类似，还有杀死，甚至吃掉俘虏。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没有多余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即使有劳动力，也没有生产条件。自己都没有足够的食物，拿什么养活俘虏呢?与其杀掉他们遗弃尸体，不如“废物利用”，把他们的尸体吃掉，从中获得热量和蛋白质。
从东南亚丛林或者亚马逊丛林的部落吃掉俘虏，到台湾的原住民猎头，背后的动力是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人类虽然仍然需要杀掉同类，但是已经不再需要食用同类的肉，补充自己的热量和蛋白质了。
看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人，应该知道少年派在海难之后，死里逃生。为了活下去，在救生艇上吃了人肉。甚至有一种说法，他吃了自己母亲的尸体(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找 @马伯庸 关于这部电影的影评)。
我们看完电影，并没觉得少年派是不可接受的食人恶魔。我们不但没有排斥他，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还接受了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类似的情况下，也完全可能做出类似的事情。这种事情，就是为了基因的延续，或者说为求生的本能，可以吃掉已经死去的同类的尸体。我们甚至可能对少年派产生同情——他经历这样的苦难。
其他恶劣的行为还包括，溺死婴儿和遗弃老人。溺婴，初期是男女都溺死，后来倾向于溺死女婴。遗弃老人，说得更神圣一点，让老人辟谷成仙，或者送老人去祭山神。其实都是一回事。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日本电影，《楢山节考》。没有节育技术的情况下，无法养活的幼儿被溺死之后，扔进粪堆作肥料。年满七十岁的老人，被遗弃在山中，活活饿死。
影片海报之中遍地的骷髅，就是那些年满70岁，被子女背上山，活活饿死的老人们的遗骸。母子相抱的画面，源自影片之中儿子把母亲背上山，不忍抛下母亲。 可是，这是村里的规矩，无论是孩子还是母亲，都知道如果要活下去，就不能违背村里的规矩。村里设定这样惨无人道的规矩，也是因为人多地少，粮食产量低，为了避免更多的人挨饿，牺牲老人。
相比之下，《一九四二》之中，地主老范的闺女主动卖身去妓院，更是可以理解的了。因为，家里什么都没得吃了，饥民在成批饿死，去妓院有一条活路。
影片之中，逃荒之初，老范的闺女还带着自己的宠物猫。时不时自己省下的宝贵的口粮喂自己心爱的猫。后来，她嫂子(也就是老范的儿媳妇)生下孩子以后，实在没有吃的，老范杀了猫，给儿媳妇煮了吃。老范的闺女说，给我也来点猫肉汤……如果逃荒之初，老范就杀了猫，老范的闺女就要喝汤，大家一定觉得吃自己宠物的人很残忍。但是，到逃荒后期，饥民成批饿死的时候，她要喝自己宠物的汤，大家也理解了。她还是她，猫还是猫，区别就是环境变了。
事实上，我们的潜意识中都默认，任何人在不给同类造成同等或更大的伤害的前提下，都有趋利避害的权利。在恶劣甚至危机条件下，施行这种权利的人，不被谴责。法律之中，紧急避险原则，也是起源于这种认识。
说点题外话，许多拷问人性的电影的内容，大多是拍一些与我们现在生活的现实社会道德矛盾，但又符合当时特殊背景的行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如此，《楢山节考》如此，《一九四二》也是如此。观众在看完这样的内容的电影以后，往往会反问自己什么是道德?反思自己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引起思考。
在生产力高度受制于自然环境的时代，这种差异尤其明显。比如，汉族地区和蒙古草原上生活的人群，虽然都是蒙古人种，但是在基本的生活习惯和道德等方面，有极大的不同。
汉族社会崇尚照顾老幼妇孺，在关键时刻舍己救人，舍生取义，在匈奴社会则往往是青壮年获得最好的食品和最多的生存机会。
一些部落在面临灭亡的危险，比如被外族战士逼入绝境的时候，往往是先杀死老幼妇孺，然后全体男子和外族拼死一搏。如果考虑到妇孺往往是重要的战利品被卖掉或者收为奴隶的话，就不难理解这些草原民族的做法。进攻有杀死妇孺之后负隅顽抗的习俗的部落，即使付出巨大的代价，消灭了部落中的全部的男子，也注定得不偿失——因为妇孺已经都被杀死，失去了价值。这就如同黄蜂攻陷了蜜蜂的蜂巢，却没有获得蜜蜂幼虫一样。
进攻这样的部落，只有损失，没有经济利益。除非复仇或者争夺关键资源，否则其他部落一般不愿意主动进攻有这样传统的部落。为了部落的存续，不惜在关键时刻对自己部落进行种族灭绝，这是一个看似荒谬、残忍的传统的内在逻辑。(当然，“残忍”是以我们的生活背景，而不是站在草原民族生活背景上，对这种行为作出的评价。不过，一旦失去把俘虏的老幼妇孺卖作奴隶的环境背景，比如二战之中的日军杀害所有随军家属之后，与美军决战，这种行为就很难逃脱“残忍”两字的评价了。)与之类似，还有三体之中“持剑人”的选择——如果没有自我毁灭的勇气，就难以生存。
汉族兄长死后，兄长的儿子继承财产。相比之下，草原民族往往是兄终弟及，即弟弟，而不是兄长的未成年的儿子，继承兄长的财产。刘邦去世以后，匈奴单于给吕后写信要娶吕后，理由就是兄终弟及。
出现这样的差别的原因很简单：汉族地区以农耕为主，法制相对健全，孤儿寡母可以依靠丈夫的遗产收租、收息维持生活。草原环境恶劣，地广人稀，无法无天，孤儿寡母显然无力放牧牧群，也无力对抗偷盗、抢劫、杀人、强奸。
不仅如此，弟弟不但继承哥哥的财产，还要继承自己的嫂子。某些情况下，儿子甚至可以继承自己的后妈。
“公元前33年，王昭君奉汉元帝之命出塞和亲，嫁给南匈奴的呼韩邪单于。两年之后，即西元前31年，呼韩邪单于就抛下娇妻幼子撒手人寰。按照匈奴的祖制，王昭君又嫁给了呼韩邪的长子，新即位的复株累大单于。生育了两个女儿，但昭君的悲剧并未到此为止，十一年后，第二个丈夫也先她而去了。”
野史中，王昭君又嫁给了自己名义上的孙子，正史未有这样的内容。不过，不管嫁没嫁给过孙子，在汉族地区看来，这段历史都足够狗血的了。
出现兄终弟及，甚至继承后妈的风俗的原因无他，就是让每一个育龄男女，尽量多地有生儿育女的机会。草原生活环境恶劣，天寒地冻，缺乏食物，猛兽出没，缺医少药，人均寿命短，死亡率高，为了维持种族延续，必须尽可能多地生孩子。
与之类似，有些游牧民族有用让自己的妻子或女儿，与原道而来的客人同房的习俗。
这在汉族地区看来是非常狗血的事情，但是在草原上是很正常的。原因大约是因为大多数情况下，草原家庭生活相对闭塞，让女性成员与原来的客人同房，可以接受外来的基因，避免基因退化。
另一方面，世界上某些民族在进入发达的工业社会之后，脱离了恶劣的生活环境，还不加节制地生育，便不符合现代工业化社会的基本原则，很难符合现代社会的道德——这种大量生儿育女的生活方式，还停留在游牧或者高死亡率的时代，不符合工业化时代的社会背景——这样的大规模生育显然无法给子女提供高质量的教育，难以培养出工业化时代所需的合格的劳动者。这些孩子长大以后，由于缺少足够的教育，只能成为最简单的廉价劳动力，或者大量消耗社会资源。
工业化时代，对子女的培养原则是少生优育。这与自然界中，动物从低级向高级进化的过程中，生育总量下降，父母抚育期延长，颇有类似之处。
海龟一次产卵几十枚，相比之下，人类每次生育一至两个胎儿。海龟产完卵，就回到大海，从此与小海龟再无联系。人类的母亲则要哺育幼儿很多年。
海龟的产卵数量决定，每头雌性海龟自然无法提供与人类母亲类似的对后代的哺育。人类社会放弃少生优育原则，就无法维持工业化社会，这是显而易见的。
与之类似，在工业化社会还强制推行某种产生于游牧社会的社会行为规范，甚至以宗教为名，把这些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行为规范神圣化，自然也是为了少数人私利的极端愚昧的行为。世上没有神，所谓神颁布的行为规范，其实都是人制订的，制订这些行为规范的目的，其实都是为了维护当时的社会秩序和统治阶级的利益。
在工业化时代，提出使用游牧时代的教法替代工业化时代国法，并使之成为社会规范，是社会的倒退。一般来说，坚持教法治国的国家，往往也是经济落后、社会停滞的国家。
再比如，原始社会吃掉俘虏，农耕社会杀掉俘虏，都是很常见的事情，胜利者自己都未必有足够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样的时代，胜利者用什么养活俘虏，怎么样让俘虏自力更生养活自己?
但是，在工业化社会还这样做，那就是板上钉钉的极端暴行了。
上图是日本电影《海与毒药》，影片中有日本医生活体解刨美国飞行员，军官生吃受害者的肝脏等情节。
当时正值太平洋战争末期，医学部迫于压力，同意与日本军方合作，对被俘的八名美军飞行员进行生理解剖，心灰意冷的胜吕与好友户田被征召入伍做助手。当时，研究人的肺部切除多少，仍能生存，心脏停止跳动多久后还能重新起博，这对战时医疗是一个重大的疑难课题。因此第一位美军俘虏成了活的试验品，被折磨了一小时二十分钟后死去。手术时，残忍的日本军官不停地开玩笑、拍照，竟将俘虏的肝脏摆在桌上饮酒狂欢。
与之类似，那些用中国古代民族间的大屠杀，为南京大屠杀诡辩的人，故意隐瞒了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 1937年，是工业化的时代，是有了日内瓦公约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日军有计划地大规模屠杀战俘和平民。这不是暴行，什么是暴行?!
同样一件事情，在不同的背景下，有完全不同的评价。谈论道德不能超越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社会背景和环境条件。同样一件事在不同的背景下，就可能有完全不同的两种评价结果。
不考虑社会背景，以生产力发达的社会的行为规范评级处于相对低级的社会的行为，是不切实际的、荒诞的。反之，在物质条件发达的时代，仍然采取低级的行为方式，也是不道德、野蛮、落后甚至残暴的，应该受到谴责甚至严惩。
道德的前两种来源，不论是来自先天的遗传，还是来自后天的养成，其最终目的都是有利于种群和社会的繁衍、兴旺和存续。
(三)奴隶的守则
我们再看道德的第三种来源，即统治阶级强加给被统治阶级的道德。
比如，下面这个卧冰求鲤的故事：
现实之中，冰层显然不会无缘无故地裂开，王祥如果真这样做，结果不是被冻死，就是感染肺炎。解衣卧冰说明了两点：第一这个王祥太蠢，不懂得使用工具破冰;第二为了满足继母的食欲，王祥不惜一切代价，哪怕冒生命危险。这个故事中，王祥的生命不如让虐待王祥的继母吃得开心重要。
这个胡扯出来的荒诞不经的故事想宣扬的内容无非是：继母不论怎么虐待，都不应该反抗，而应该无条件的服从，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做出牺牲，只要这样做就会得到好报。这个胡扯的故事想暗示的无非是，这样荒诞不经的事情，有人都会都要做，让你们这些被统治者做些其他相对不那么荒诞的事情，你们怎么能拒绝?
宣扬这些道德标准的人，自己绝不会去卧冰求鲤。
类似的道德标准还包括，“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命子亡，子不得不亡”之类。
正常情况下，亲爹舍得让自己的亲儿子死吗?除非这个儿子是隔壁老王的儿子。
这样的道德除了教育被统治阶级愚昧地绝对服从统治阶级，没有任何正面意义。
国外的文化也有人在宣扬类似的道德。比如：
提摩太前书
6.1 凡在轭下作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 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
6.2 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意服事他.因为得服事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
提多书
3:1 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作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3:2 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
宣扬这样的道德，显然是既有利于统治者的。这样的道德，就是所谓的“吃人的道德”。这种道德是教育被统治阶级束手待毙，给统治阶级吃人找理由，让统治阶级吃人吃得更顺利，更心安理得。
统治阶级强加给被通知阶级的道德，都是传统文化的糟粕。辨别这样的道德很容易，只要看看宣扬者自己做得到做不到自己宣扬的内容就可以了。宣扬这样的道德的人，做不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是己所不欲却要别人去做。所以，这样的道德不能关系逆置——显然不能出现“臣让君死，君不得不死”，也不会出现王祥的继母为了王祥去卧冰求鱼。
新文化运动提出，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旧道德主要是指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传统道德，其核心内容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主要目的都是要维护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绝对权威和特权，要求一部分人无条件服从另一部分人。
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五常：仁、义、礼、智、信。
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新道德就是指人人平等、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等。反对便是封建统治者强加给大多数人民群众的道德，或者说传统道德中“吃人”的部分，提倡的是适合工业化时代的道德。
道德的本源，有源自生物学原理的部分，有受外界环境影响、局限的部分。这两部分的作用，都是在现有条件下，使本种群或者社会的繁衍、兴旺和存续。对人类社会来说，这部分道德有正面的、积极的意义，至少有其必要性。
道德之中，也有统治阶级强加的部分，这部分的目的是为了便于统治阶级统治。这部分是道德之中，负面的、腐朽的部分。
我们显然不能脱离环境谈道德，更不能以统治阶级强加给被统治阶级道德，就否定所有的道德的积极的意义。
(四)爱情的奥秘
分析性交易，必须从人类的性行为说起。
首先从纯生物性的角度看人类的性行为。
人类发生性行为最根本的目的是繁衍后代。为实现这个目的，在进化过程中人类产生了性欲，并影响了人类对异性的审美。
人类存在普遍的接近的审美观点。这种观点的来源，与良性基因密不可分。一般来说，女性大多喜欢高大，帅气，英俊，体型匀称，聪明，善解人意的男性。
比如有些女性喜欢这样的异性。
还有一些喜欢这样的，
或者这样的
当然，如果某男子情商高，智商高，彬彬有礼，也很容易吸引女性。比如这位
或者这位
还有这位，虽然其貌不扬，但是获得的情书，车载斗量。
此外，还有喜欢呆萌的，图片不好找，免了。
这些男人中的大多数，都是体型相对匀称，五官端正，这表明他们的基因有更大的概率产生体质健康的后代。
其中一些肌肉发达，这表明他们的后代有更大的可能比较强壮。此外，他们的雄性激素也比较高，生育能力比较强。还有，他们在获取猎物方面有特长——这显然有利于他们为自己的配偶提供足够的食物。
还有一些，外貌一般，但是情商、智商奇高，情商高，显然也有利于在人类社会中生存，智商高则有利于产生更聪明的女性后代。(男子无法从父亲那里继承智商。)
男人也一样。
大多数男人小时候喜欢萌妹子，随着年龄渐长，大多逐渐就喜欢胸大、臀翘的火辣女郎了。
比如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
这很正常。胸大，意味着体内雌性激素高，受孕率高。臀部浑圆，意味着骨盆宽且浅，胎儿容易娩出，不易死于难产。
这与生物界颜色更鲜艳的雄鸟、更强壮的公羊、钳子更大的招潮蟹，有更多交配机会，大同小异。
很多雄性动物，为了获得交配的机会，往往要进行决斗。很多时候，雌性动物在旁边观战。这是动物界的“比武招亲”。
这种决斗的结果，是强壮的雄性获得交配的机会，把自己的基因传播下去。与之相对，弱者的基因则因为没有交配的机会而失传。这是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一部分。
人类的性欲，说到底，是为了让自己的基因与其他同类的基因结合传播下去。这就如同人类的食欲，说到底，是为了获得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等营养成分一样。不仅如此，我们还对同类的基因有挑选，这就如同我们对食物有挑选一样——对人类来说，热量高(糖类)、蛋白质含量高(肉、蛋、奶、鱼)和脂肪含量高(奶油、鹅肝、骨髓)的食物，一般口感都不错。与其说是这些食物天然美味，不如说，是进化过程让我们觉得这些食物美味可口。与此相似，我们天然会觉得拥有相对良好基因的异性，美丽、帅气、性感。总之，我们会对这样的异性产生强烈的性欲，并想与他们发生性行为，让我们的后代拥有他们的基因。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性行为的目的往往脱离了繁衍后代的目的，单纯为了满足性欲。然而，不能忘记，繁衍后代是性欲起源的生物基础。
所以，如果不考虑社会性的话，这样的男女最容易找到配偶，把自己基因传播下去，这种传播是基因强强联合。
另一方面，人类本能排斥那些长相不那么招人喜欢、智商低、情商也低的异性。
对女性来说，这种排斥自己不喜欢的异性的本能尤其强烈。如果我们考虑到，女性一生之中，潜在生育机会远远少于男性，一旦受孕就要浪费一次潜在生育机会，每次分娩都要冒生命危险的话，就不难理解这种本能的生理基础。
一般来说，女性接受男性要比男性接受女性慢得多，考虑到女性在生育和抚育后代方面所要面临的风险和需要支付的成本，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因为对非自愿性交有强烈排斥，非自愿性交往往造成严重的心理和生理伤害。很多情况下，心理伤害往往比生理伤害更严重。所以，人类社会有强奸罪。
人类的亲密关系，除了性行为，还包括感情交流，心里慰藉。
这种关系，其实也有生物学的基础。
养过宠物的人都知道，一般来说，越是高等动物，越是群居的动物，对抚摸的要求越强烈。
人类性生活的前戏是否起源于此，不得而知。不过，必须承认，爱抚、亲吻的前戏可以让双方放松精神，建立起信任和亲密的关系，让双方融化在一起，使双方(尤其是女方)在心理和生理上做好准备。很多情况下，强奸是没有前戏的，这很容易给女方造成严重的生理伤害。
这种身体接触，不一定发展为性行为，但是对人类来说，和性行为一样重要。除了情侣之间的搂抱、爱抚，还有长辈抚摸晚辈，朋友之间拥抱等等。
对群居动物来说，离群索居就意味着生存难度急剧上升，风险迅速增加。作为群居动物，我们本能恐惧孤独。正是这种对孤独的恐惧，让早期的人类社会能维持下去，而不是像许多猫科动物一样离群索居。
许多时候，我们宁可牺牲一些个人的利益，也不希望被群体排斥。身体接触，让我们感觉到来自同种群的力量，让我们感觉到彼此的需要和支持，给我们极大的安全感——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关禁闭是一种重要的惩罚手段。
所以，我们本能地希望分享自己的观点，希望获得同类的认同。许多时候，我们明明知道祸从口出，但是我们仍然口无遮拦。尤其是酒醉以后，我们的主观意志受到压制的时候，往往说出一些胸中压抑已久但是一直没有说的话——所谓酒后吐真言。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强调：君主为了保持权力的自主性，绝不可相信任何人;不可对别人吐露真心，不可指望别人对你诚实，更不可把命运系于别人身上。君主要经得起孤独的煎熬;最危险莫过于意气相投的人。
与之相对应，中国的法家也有类似思想。民间谚语也有“臣不密失其身，君不密失其国”、“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托一片心”、“不如意事常八九，能与人言无二三”之类。这些话，从侧面证明了我们的本性与社会对我们的要求之间的矛盾。
这种对安全感的需求，就是宗教产生的基础。信教，是人类的某种欲望在现实世界中得不到满足，或者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衰老、死亡等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的充满恐惧，寄希望于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能满足自己的欲望，或者客服恐惧，进而接受其提供的心理安慰的行为。
一般来说，宗教是给信徒画饼，这些画饼包括并不限于永生、复活、发财、心想事成。画饼更大，门槛更低，更有利于统治的宗教，往往能在政权的支持下迅速扩展。
十二信徒的小教派能够战胜母教，大致有几方面的原因：
1、门槛更低，不再局限于犹太人，不再排斥“不洁”的人，不再限于高收入的社会中上层。
2、母教要求动辄祭奠，能动不动拿出牛羊做燔祭、摇祭、赎罪祭的，能是穷人吗?小教派只要忏悔、捐献就可以，没钱捐献也可以。
3、同样是末日审判和复活，信小教派的人，有机会成为审判长身边的辅助工作人员。
4、在现实之中，母教更多的是诅咒和威胁。小教派更多地是治病、死人复活。
5、母教对人间的政权是一种承认既成事实的态度——既然你们要王，就给你们王。小教派则要求信徒服从官吏。这显然更有利于统治。
6、类似传销，只要门槛够低、允诺的大饼够大，又得到官方的支持或默许，就会星火燎原。
7、有了足够多的会员，还愁没有钱、粮、地盘?
8、保罗从母教叛变到小教派，把母教的组织经验带入小教派，使小教派迅速做大。这与小官吏、知识分子加入农民起义军的意义类似。
话题转回来。
有些时候，我们求助于那些“无所不能”的人，为我们提供心理安慰。更多的时候，由于存在利益冲突，最可靠的心理安慰，往往来自于自己关系最可靠、共同利益最多的人，或者说基因关系最近的人。一般来说，就是直系血亲。特殊情况下，来自血亲的消息，甚至能够“家书抵万金”。
找点空闲 找点时间，领着孩子 常回家看看。
带上笑容 带上祝愿，陪同爱人 常回家看看。
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
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
常回家看看 回家看看，哪怕给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
常回家看看 回家看看，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
这段歌词之中，至少包括了语言倾诉和肢体接触(捶背、揉肩)。
很多时候，人们都愿意向潜在的自己乐于与之建立性关系的对象敞开心扉。正常情况下，发生性行为的时候，男女双方一对一，赤身裸体，没有武器，也没有甲胄，没有同伴，这时最容易受到伤害。能和对方发生性关系，说明对对方是很信任的。
除了我们的父母和子女等亲属以外，最能给我们心理安慰的人，往往也是我们愿意与之发生性关系的人，很可能就是我们的配偶。
一般来说，自己心仪的对象心情沮丧的时候，往往是容易接近的机会(如果对方本来就对自己又好感，只是不排斥的话)。不过，并不是任何人都有接近的机会。善解人意的美女、帅哥的抚慰能让我们的心情好转，反过来，效颦的东施和扣脚的大汉只能让我们浑身起鸡皮疙瘩，更加沉浸在负面情绪之中。两者抚慰我们的内容和方式，也许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效果是截然不同的。“美颜即正义”，并不完全是一句玩笑。美人计能成功套取情报，丑人计则完全是浪费时间，想也不要想。
上图是一战中著名的色情间谍，玛塔·哈里，靠性关系套取了大量情报
如果我们知道申孙被妓女套取了自己神力的秘密，富歇手下的秘密警察以妓院为重要情报来源，纳粹德国为获得重要情报特意设立高级妓院的话，就会知道，从古至今，高级妓院从来是最好的套取情报的地方之一。(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传统情报来源是酒馆，为什么酒馆能获得情报，前面已经说了。)
恋爱中的男女，一旦发现对方对自己敞开心扉，一定要珍惜对方，疼爱对方。否则，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
反过来讲，一些善解人意者，也往往容易获得异性的芳心。这就是他们在求偶方面有先天的优势的原因。一些大叔级的阅历丰富的人物，能够赢得比自己小很多的女孩的芳心，主要是因为他们经历丰富，对人生感悟较多，能够给予女孩子需要的心里慰藉，而这种慰藉往往是女孩同龄的异性不能给予的。当然，还有一些久经风月的情场高手懂得如何不留痕迹地给对方制造心理压力，然后使用适当的手段缓解对方的心理压力。最终让对方对他们产生心理依赖。
另一方面，男人也需要心理慰藉。熟悉男性心理的女人懂得追求不同年龄阶段的男人所需要的手段：他若情窦初开，就为他宽衣解带;他若久经风月，就为他厅堂厨房。情窦初开的人，往往还没有脱离父母的羽翼，对心里慰藉的需求并不太强烈，往往更希望对方满足自己的性欲要求。久经风月的人，往往早已独立，年龄偏长，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很多年，经历过大量的挫折、失败，知道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对他们来说，性行为早已习以为常，对前途的迷惘和对孤独的恐惧往往更强烈又难以启齿。对他们来说，性欲的需求往往要让位于心里慰藉。
任何人都需要心理慰藉。那些认为不行要心理慰藉的人，静思的话，很可能会发现自己从配偶、之系血亲以外的其他团体或对象处(家族、战友、挚友、朋友圈、心理治疗师、宗教团体或者自己幻想出来的神佛)获得心里慰藉。
对人类来说，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除了使自己的基因传播下去，满足性欲以外，还有给自己提供安全感等满足心理需要的目的。
这是高等动物特有的需求。生理素质、心理素质比较优秀的人，在这方面有较大的优势。
男女之间建立亲密关系的目的，包括繁衍后代，满足性欲和心理慰藉，或者说，灵与肉的结合统一，并结出爱情的结晶。
对社会来说，保证尽量多的适龄男女，以适当的方式结合，并为社会提供健康的、聪明的、数量足够多的下一代社会成员，是种群延续和社会繁荣发展的必要条件。
(五)贞操的来历
人类的本能是与基因优秀的强者发生性关系，与自己有最大共同利益的善解人意的异性建立亲密关系。这两种本能必然受制于物质条件，并在社会条件下发生相应的变化，或者说异化。
有一种说法，原始社会男人遇到心仪的女人，就一棍子打晕，背回去发生性关系。这种说法可以当做段子，不可能当真。由于体力的局限，离群索居的原始人很难存活，大多数人必须也只能群居。所以，一个单身男性原始人，遇到一个单身女性原始人，一棍子打晕，然后背回去发生性关系的可能性并不大。
人类是社会动物，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分析人类的性行为，就不能不分析家庭。何况，人类的性关系，与家庭密不可分，家庭内部，夫妻之间的性关系受到道德的支持，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家庭之外的男女之间的性关系，则一般不会受到道德和法律的认可，甚至可能受到谴责和法律的严惩，比如强奸。相比之下，截至目前，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法律，都不承认或惩罚“婚内强奸”。尽管大多数人都知道，“婚内强奸”在某些家庭确实存在。
人类社会最早的家庭是混居走婚制。
一个大部落生活在一起，一起采食、捕猎，一起分享采摘来的食物和捕获的猎物。晚上，男女以两情相悦为原则，自由组合，发生性关系。女性生下的孩子是整个部落大家族的孩子，整个部落对其有抚养义务。
这样的社会，大多为母系社会，男不娶，女不嫁。孩子知道母亲，知道外婆，知道自己的舅舅和阿姨，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祖父母，外祖父，更遑论叔伯和姑姑。
当时的人类社会必须采取这样的家庭结构。
早期人类社会，平均寿命很短。虽然生育率很高，但是死亡率也很高，男子容易死于打猎或战争，女子容易死于难产，幼儿容易死与疾病，时不时还有各种瘟疫、自然灾害和饥荒。一旦父母一方死亡，甚至父母双亡，那么未成年的孩子就很容易夭折。再者，妇女怀孕后期，行动不便，获得食物的总量必然下降。这时如果以小家庭为基本单位，那么很多孩子在成年以前就会成为孤儿，难以长大成人，很多家庭会很难熬过妇女怀孕后期，很容易导致胎儿流产、婴儿死亡。
这种情况下，大家族混居走婚的家庭模式，至少有两个好处：第一、使风险分散在大家庭之中，避免出现孤儿寡母，导致幼儿夭折的情况(如果我们读过《猎熊的孩子》的话，就会知道爱斯基摩人基色，在他的父亲在猎熊中牺牲后，自己能够猎熊前，和母亲经常挨饿，靠别人施舍艰难度日的故事。)第二、大家尽快、尽可能多地生儿育女，才能使出生率与死亡率基本持平，保持部落人口总数相对稳定。
在生产力落后的条件，不采取这样的家庭模式的部落，很难存活。
生活在云南、四川交接泸沽湖地区的摩梭人，至今仍实行走婚制。不过，相比更原始的母系社会，男女双方有相对稳定的关系，男子夜间进入女子的卧室，天明前离开。女子和子女，知道自己孩子的父亲。孩子由女方抚养，彼此之间，不承担经济义务。
摩梭人拥有相对稳定的性伴侣关系，相比原始部落的混居走婚，这是极大的进步。相比没有稳定性伴侣的走婚关系，这样的走婚关系，显然是建立在爱情而不仅仅是性的基础上的，能提供更多的心理慰藉。按照马洛斯的理论，人类的需要有五重，性需要属于第一重需要，爱情需要属于第三重。某种意义上说，由于男女伴侣之间并不存在经济往来，男女之间有相对长期稳定的关系，所以，相比大多数私有制社会和原始社会的性关系，摩梭人的性关系更纯洁，爱情的成分更多。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剩余产品之后，部落首领尝试尽量多地占有原先属于公共财产的剩余产品，于是出现了私有产权的概念——属于部落首领的剩余产品，由部落首领自主支配，满足个人消费，从此与满足共同消费的公共财产无关。
这时，必然出现小家庭。
小家庭避免了机会主义的搭车者毁灭整个部落。
人类社会结束采食、捕猎阶段，进入农耕或游牧社会以后，由于农田劳作和放牧打猎需要大量的体力劳动，女性体力弱于男性。于是，男子经济地位上升，女子经济地位下降。
另一方面，由于剩余产品增加，出现了社会分工，出现了武士、祭司、官僚等统治阶级。大多数女子由于自身身体素质限制难以成为以肉搏战为主要作战方式的战争之中的武士——手里没有刀剑，就不要提政治地位。
亚历山大大帝善用的著名的马其顿方阵。没有把子力气，是使不了这样的冷兵器的
农耕、游牧社会，女性既不控制经济基础，也不控制暴力，社会地位必然下降。
这种社会条件下，女子难以单独完成抚养子女的任务(甚至不能保护自身安全)，需要男子协助完成。因此，任何一国的婚姻法之中，都明确规定了有关婚后公有财产的内容，以及男子必须承担抚养子女的义务。各国《婚姻法》的主要内容，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财产。
在生产力相对发展以后，不采取小家庭模式的部落，必然出现大批机会主义的搭车者，导致部落衰落。
这些机会主义者与女性发生关系，却不愿意承担抚养妻儿的义务。这时，私有财产取代了公共财产，建立在共产财产基础上的大家族已经解体。由于不存在公共财产，怀孕女子和单身母亲难以获得外来经济补助，必然极难生存。在出现私有财产的社会中，男子必须承担明确的抚养义务。抚养者和被抚养者的关系必须明确。否则，女性的选择必然是尽量减少与男性发生性关系，以免自己和未来的孩子陷入困境。
这时，自然而然出现了贞操观。可以说贞操观的出现与生产力发展密不可分。
显然，在大家庭混居走婚的时代的人类社会是没有贞操观的。男女双方，彼此之间，不存在任何经济义务，所以也就不拥有任何性关系方面的垄断权利。合则聚，不合则散。今天与你好，明天与他好。贞操观起源于农耕、游牧社会的小家庭，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的对等。
人类的繁育特点决定了，Mother's baby，Father's maybe.
这种情况下，如果社会不存在贞操观，那么必然出现大量的机会主义的搭车者。许多男人与女人发生性关系，但是不愿意承担抚养义务。反过来，这些女子名义上的丈夫，就要为这些机会主义者承担抚养义务。这时，如果没有道德(甚至法律)的约束，大多数男人的理性选择，就是当机会主义的搭车者，不承担抚养义务。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劣币驱逐良币，全社会婚姻减少，生育下降，种群趋于灭亡。
从经济的角度看，在这样的社会之中，对女人来说，失去了丈夫，就接近于失去了经济来源。对男人来说，并不能确定自己抚养的孩子是不是自己的骨肉。女人需要男人提供经济支持，男人需要女人保证生育的是自己的孩子。男女必须达成一种契约，明确双方的责任。这种男女之间明确的责任关系——男性与某位心仪的女性发生关系，满足性欲、繁衍后代获得心理慰藉，就要承担抚养她及她的子女的责任。对女性来说，与这位男性发生性关系，接受对方的经济支持，就要确保自己的子女是对方的子女，不与其他男人发生性关系。这是建立小家庭的基础。
男方要求女方拥有贞操观，类似客户要求商家对商品提供三包。女方强调贞操观，则类似商家强调自己的信誉。在男方提供经济来源的社会中，强调贞操观，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虽然，很多人总在想方设法破坏，但是总体看贞操观一直持续了几千年。(这就如同，虽然总有人想方设法伤害，甚至杀害同类，但是不伤害同类仍是我们最重要的社会规范之一。没有这样的内容，人类社会可能早就灭亡了。)
反过来讲，一旦怀孕，女方要承担的怀孕、分娩和抚养责任就远远重于男方。女方也必然要求男方不能处处留情。否则，女方为男方生儿育女以后，男方移情别恋。即使男方承担抚养义务，也必将因为配偶众多，无力抚养女方。那样，女方必然陷入经济危机之中。对男方来说，既然让女方受孕，为自己传播基因，就要承担抚养女方的责任，并不应搞婚外情。
这种情况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法律规定女方怀孕期间，不可离婚了。有人可能会问，法律为什么不规定，男方在女方分娩以后，也不可离婚呢?很简单，避免婚内谋杀——既然不能离婚，就杀害对方。
显然，没有贞操观的社会，在出现私有产权、独立核算的小家庭时代，是无法存在的。
从构成社会的角度看，抛开性行为不说，贞操观还有另一重含义。
我们前面分析过，我们与之发生性行为的人，往往也是我们最亲密的人，是与我们有最亲密关系的人。如果比较亲密的关系说变就变，那么还有什么关系不变呢?谁还敢与这样的人建立信任关系?
这就是大家对铡美案中的“陈世美”另眼相看的原因。
明眼人很容易看出，随着进入工业化时代，男女经济平等和妇女地位的上升，女方独立生活，抚养子女，已经不成问题。至此，女方有了独立的生活来源，在经济上已经不再依赖男性。女性进入工厂的意义，绝不局限于战争期间。
另一方面，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操作现代武器，对体力的要求越来越低，各国军队之中，出现了大量的女武士。截至目前，除了坦克兵，各国诸兵种之中，基本都有一定比例的女兵。
上图是柳德米拉·米哈伊尔洛夫娜·帕夫柳琴科，苏联英雄，在傲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击毙309名德军士兵，后来晋升至海军少将，是电影《敢死连》中女狙击手的原型。
这种情况下，妇女完全有能力独自养育子女，不再仰人鼻息，小家庭存在的意义便弱化了。单亲家庭日益增多，一夫一妻的小家庭的比例不断下降，贞操观也失去了其存在的经济意义。
没有参与经济、军事行为的平等，就不会有人身权利的平等。有了参与经济、军事行为的平等，自然而然就会有人身的平等。
比如印度。印度在完成工业化，工业人口大幅度超过农业人口，女人或得和男人一样的就业机会以前，很难有真正的男女平等。虽然阿米尔·汗在电影中宣传男女平等，也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大多数印度妇女还要忍受地狱一样的未来。
当社会背景变化的时候，道德标准自然也会出现相应的调整。于是，贞操观自然而然出现了瓦解，男女双方，合则聚，不合则散。如此就不难理解，西方国家二战期间妇女走出家庭，妇女地位提升与性解放运动与之间的关系。
当然，这样的两性关系，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因为彼此之间没有稳定的利益关系。所以，彼此之间很难毫无保留地敞开心扉，难以获得心理慰藉。所以，许多曾经积极投身性解放运动的人，最终建立了家庭。
在后面的部分中，我们会看到，中国出现这样的过程，源自解放战争以后，中国政府推动的男女同工同酬。
如果不希望与对方发生性关系，那么经济独立的女性，可以不与对方成家，或者与对方离婚，如果与对方成婚，并拒绝离婚，那么法律就默认婚姻中的双方，不拒绝与对方发生性关系。这就是世界上大多数离婚自由的国家不承认“婚内强奸”的内在逻辑。
不过，贞操观并没有完全消亡，在某些社会中，比如在在财产分配悬殊的社会之中，反而出现了强化的趋势。事实上，社会贫富差距越大，女性的经济越不独立，社会地位越低，贞操观越强。
在这样的社会之中，与社会中层不同，底层和顶层的贞操观非常接近——即男人可以胡来，女人必须守身如玉。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两种家庭都有共性，即男子在经济上都负有重要的义务。
对顶层来说，男子掌握一家之中经济大权，女子往往处于仰人鼻息的从属的地位——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之中，借主人公范柳原的嘴说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对社会顶层的男子来说，女人是泄欲和繁育后代的工具。社会底层也是一样。女方难以独立完成抚养子女的责任，需要男子承担巨大的经济负担。在这种情况下，男子自然不愿意为抚养别人的后代吃苦受累。
这样的家庭的经济结构，与当年农耕社会男子控制经济命脉大同小异。
有趣的是，这两类人都希望成为机会主义的搭车者，不承担责任。前者有这样的经济实力，实现人类最原始的本能——使用金钱满足性欲。后者则受制于智力和认知水平，以为自己也可以有机会花点小钱，满足性欲，与顶层男子一起分一杯羹，满足非分的欲望，占到额外的便宜。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悖论——一些强烈要求放开性交易的社会中下层的男人，却往往忌讳别人指出，放开性交易以后，他们有很大的概率会娶到从良的性工作者。他们属于亚里士多德说的“欲望压倒理性的人”。
(六)财产的联姻
在私有制社会中，在男女经济地位不平等的时代，一夫一妻组成规模较小的家庭，是相对比较合理的结构。这样的结构能提供有效的经济平台，满足双方的基本性欲需要，能哺育下一代，还能为婚姻的双方提供心理慰藉。于是，就出现了“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之类的俗语。
但是，事情并没到此为止。
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出现了阶级分化，出现了以私有财产(或权力为依据的)严格的社会等级。
这时，财产或权力介入人类的性关系，决定男女双方结合的因素不再是两情相悦，而是个人及其家族的利益最大化。
这时，拥有巨额财产(或权力)的人成为财产或权力的宿主，所有的人都成为被财产或权力支配的奴隶，任何人的最基本的行动规则都是确保自己控制的财产或权力的最大化，按照这个规则行动的人有机会爬上更高级的社会层级，违背这个规则的人，将很快失去自己现有的社会地位，被边缘化，或者说，被淘汰，失去对社会的影响力。他们曾经拥有的财产或权力会被别人接管。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被自己的财产或权力抛弃，他们的财产或权力去寻找新的宿主了。
物质条件，让人性发生了扭曲和异化。
这时的婚姻与爱情摘钩，完全为财产同盟服务，只有两个功能，促成财富和社会权力的集中，孕育新一代的财富和社会权力的宿主。爱一个人，嫁给另一个人，或者娶另一个人，是这个时代的基本游戏规则。
《红楼梦》中四大家族错综复杂的联姻关系，让四大家族结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牢不可破的同盟。在这样的背景下，宝玉虽然喜欢林黛玉，但是只能娶薛宝钗。因为薛宝钗同时包含王家和薛家的利益，其代表的家族势力远远强于林黛玉这个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的孤儿。
贾不贾，白玉为堂金作马。
阿旁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
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
高鹗续写的四十回《红楼梦》之中，贾府的势力东山再起，也与四大家族联盟的作用密不可分。
再比如，张静江安排蒋介石与陈洁如结婚，又安排蒋介石与陈洁如离婚，与宋美龄结婚。
当时，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内部群龙无首，在张静江的安排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与宋家为代表的江浙买办金融集团结合起来，实现“中美合作”，迅速控制了大局。如果当时汪精卫与陈璧君离婚，娶宋美龄，那可能就是另一个局面了。
陈洁如(1906年—1971年1月21日)，蒋介石之恋人，蒋后来为与宋美龄结婚而将与其分手。陈洁如祖籍宁波，出生于上海，家境宽裕，她的父亲陈鹤峰是经营纸业的商人，母亲是苏州人。陈洁如原名陈凤，家人称其阿凤，婚后蒋介石为她改名为洁如;1906年出生在镇海老家，自小随父亲到了上海，住在西藏路33号。陈洁如在12岁的时候被母亲送入位于海宁路的蔡元培创办的上海爱国女子中学就读，与巨商张静江续弦的朱逸民女士和他的几个女儿成为好友。
1919年，蒋介石通过张静江和孙中山的关系，继续向陈母表示有意明媒正娶陈洁如，并最终得到陈母的首肯。蒋向陈洁如声称自己已经与原配及侍妾脱离关系，并许诺“你将是我独一无二的合法妻子”。蒋介石与陈洁如的婚礼于1921年12月5日在上海永安大楼举行，张静江是证婚人，时年蒋介石34岁，陈洁如15岁。婚后不久，陈洁如随丈夫回到奉化老家祭祖，并结识了蒋的前妻毛氏，蒋随后陪陈在故乡四处游览，二人感情日深。
蒋介石和陈洁如之间的婚姻，张静江可谓关怀备至。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该婚姻之“合”乃张静江所为，“离”亦是张静江所劝。当然张静江为其婚姻的劝说“合”“离”的苦心也是为了其盟弟蒋介石在政治上的迅速崛起。
这时，蒋介石处处受到张静江的提携，自然对张静江的安排，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如果蒋介石坚持与陈洁如的感情，那么他显然不能成为新一代军阀的领袖。
还有，下面这个故事：
前637年(晋惠公十四年)秋，重耳到了秦国，秦穆公把同宗的五个女子嫁给重耳，太子圉的妻子(怀嬴/文嬴)也在其中。重耳不打算接受太子圉之妻，胥臣说：“圉的国家我们都要去攻打了，何况他的妻子呢!而且您接受此女为的是与秦国结成姻亲以便返回晋国，您这样岂不是拘泥于小礼节，忘了大的羞耻!”重耳于是接受了公子圉妻。秦穆公十分高兴，亲自与重耳宴饮。赵衰吟了《黍苗》诗。秦穆公说：“我知道你想尽快返回晋国。”赵衰与重耳离开了座位，再次对秦穆公拜谢说：“我们这些孤立无援的臣子仰仗您，就如同百谷盼望知时节的好雨。”
晋怀公甩了秦穆公的闺女文嬴，自己跑回国家继承王位。他伯父重耳娶了被他甩掉的文嬴，成了秦穆公的女婿。不久，秦穆公安排重兵送重耳回国，杀掉了自己的侄子，成了日后的晋文公。晋怀公既然不愿意做秦穆公的女婿，那就不会得到秦穆公的援助。反之，重耳接受了自己的侄媳妇，成了秦穆公的女婿，也就得到秦穆公的鼎力相助，回国夺取了王位。
在这样的时代，婚姻决定成败，不是说着玩的。
这时的婚姻与男女之间两情相悦完全无关，往往只能满足单方的性欲需求和心理慰藉需求，甚至连单方的需求都满足不了。这时男女之间婚姻的结合，预期说是基因的结合，不如说是双方个人及其家族之间财产和权势的结盟。
这时，很多人的婚姻，对当事人来说，就是灾难。
男女之间的性关系，一旦涉及到财产（包括权力），就变质了。这时决定双方组成家庭的原因不再是两情相悦、情投意合，而是彼此家族（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一旦双方的家族选定了彼此利益最大化的双赢方案，那么剩下的事情就是男女结合。对当事人来说，这种结合和配种差不多。
受到畸形的财产所有制伤害的，不仅仅是女人。很多男人也是如此。比如，某某某16岁初次结婚，坚决不与比他大4岁的妻子同房。
罗氏家境较富裕，有田产，不乏读书之人，在当地也算是颇具声望的大户。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罗氏，聪明贤惠、知情达理。她在家中排行第二却是长女，因此操持家务也是一把好手。
而某某某的父亲毛顺生是个勤俭持家、精明能干的人，他之所以给儿子找了一个“大媳妇”，也是有他自己的盘算的。一是两家本是世交，上两辈就有亲戚关系。罗氏祖母毛氏，是某某某的祖父毛翼臣的堂姊妹，即韶山冲毛咏堂之女，亦即某某某的姑祖母。旧时社会上习惯于以表兄妹结亲，谓之“亲上加亲”，并视为美举。
二是毛顺生想要拴住某某某的心。当时，某某某虽然辍学在家务农，但毛顺生总觉得他人大心大，不够安分。他知道山外有山的道理，担心某某某的心要飞出山外。毛顺生一心一意地想要某某某学习商业，继承他辛辛苦苦创下的产业并发扬光大。他坚信，女性的温柔是可以消磨男人的凌云壮志的，养家糊口的担子重了，某某某想飞也飞不走。
三是为了亟待解决的家庭劳力问题。毛家当时有水田20余亩，毛顺生又长年在外从事贩卖生意，虽然农忙时家里请了一个长工，但里里外外仍靠某某某的母亲文七妹一个人操持。文氏既要照顾年迈的公公毛翼臣，又要照料某某某兄弟三人，当时某某某的小弟弟毛泽覃尚只有两岁，文氏时常要带他下田劳作，肩上的担子实在太重了。而当时罗氏年方十八，温顺善良、身高体壮，是一位操持家务的好手。因此，毛顺生见到这位表侄女后，甚为喜爱，在给大儿子讨了一个媳妇的同时，无疑也给家里添了一个上等的劳动力。
皇帝也不能幸免。
光绪皇帝即使算不上帅哥，也可以称得上五官端正。和这样的妃子们同房，真是难为光绪了……
与光绪类似，刘秀也曾经在有意中人阴丽华的情况下，违心地娶了皇后郭圣通。
作为示降诚意的表示，刘杨将外甥女嫁给了刘秀，更始二年春(公元24年)，刘秀留居真定郭氏漆里，纳圣通。至此，北地郭氏与南乡刘氏合两姓之好，结为姻亲。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政治婚姻，郭圣通作为舅舅真定王手中结盟示好的工具，她不享有任何的自主权。在这场因为需要而形成的结合中，婚姻的意义变得现实，功利，直接。刘杨在此之后击缶而歌，真定王的富贵得到保障，真定王室再度偏安一隅。而只有被他嫁给了刘秀的外甥女，婚姻未卜，前路迷茫。
当刘秀实力强大，政权巩固以后，郭圣通的结局也就注定了。
建武十七年十月，光武帝以郭后“怀执怨怼”和“吕霍之风”为由，下诏废后。同时，立阴贵人为皇后。
还有和甩不掉的老婆彼此仇视一生的，比如亨利四世：
摄政危机告终后，威尔士亲王继续过著奢侈的生活，并再一次负债累累。这次，乔治三世坚持要他迎娶来自不伦瑞克的堂妹卡罗琳，否则不会向他提供任何财政援助。迫于无奈下，威尔士亲王唯有默许父王的要求，在1795年4月8日于圣詹姆士宫内的王家礼拜堂完婚。
他最大的灾难是1795 年同意与他表妹布伦斯维克的卡罗琳结婚，以便敦促议会勾消自己已经达到63万的债务。当他见到未来的新娘时，不禁大惊失色，脱口说了声：“天哪!”接着又说：“我不舒服，请给我一杯白兰地。”而卡罗琳也发觉他“太胖，远不如他的肖像画那样漂亮”。王太子在婚礼上烂醉如泥，像死猪一样被仆人们抬进了洞房。
卡罗琳并不比王太子苗条多少，她不仅肥胖，还粗鲁、庸俗、邋遢，决不是一位理想的威尔士王妃。而且这位公主的放荡不羁丝毫不比老公逊色，1796年元月，她生下夏洛蒂公主以后，他俩就分居了。在以后的岁月里，卡罗琳多半时间在意大利生活，甚至有一个私生女。
1820年，乔治四世即位。卡罗琳回到英国要求当王后。乔治四世哪能同意卡罗琳当王后，一些反对派公众利用这一矛盾，作为反对乔治四世及其政府的焦点。伦敦到处都贴满了标语：“王后永远是王后!把国王扔下河去!”公众们拥簇着卡罗琳的敞篷马车，在伦敦的繁华大街上招摇过市。肥胖的卡罗琳不时地向人们头顶上撒花瓣……乔治四世闻讯后勃然大怒。他强迫政府提出一项法案，剥夺卡罗琳的王后头衔，并宣布她与国王的婚姻永远无效。由于提出来的大量证据完全不足凭信，这一法案最终没有通过。
有野史传说：
他用尽各种办法以达到离婚的目的。当有人告诉他拿破仑死亡的消息时：“陛下，您最大的敌人已经死了!”他叫起来：“感谢上帝，她真死了吗?”
这种婚姻不能随便离婚。离婚就意味着财产和权力结构的重新调整。皇帝离婚，必然涉及继承人更迭，甚至可能惊动天下。这绝不是因为天下臣民爱好八卦，而是因为天上下雨地上滑。高层权力格局调整，必然引发激烈的冲突，难免影响到社会最底层。
想到这一层，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刘邦和吕后分居多年，但是仍然要保留吕后皇后的身份。为什么刘邦的群臣们集体强烈反对刘邦废长立幼，甚至连商山四皓这样不问世事的隐者们也站出来干涉刘邦的家的私事。如果当时刘邦一意孤行，可以预期，必然发生一场激烈的宫廷内乱，甚至发生战争。
这时，离婚的原因，往往不是双方的感情破裂，或者一方出轨，而是其中一方的家族败家。比如《红楼梦》之中“中山狼”孙绍祖虐待贾迎春。
迎春嫁给孙绍祖之时，贾家已今非昔比，“在兵部候缺题升”的孙绍祖才敢对迎春恶言相向，百般蹂躏，说什么“你别和我充夫人娘子，你老子使了我五千银子，把你准折买给我的。好不好，打一顿撵在下房里睡去。当日有你爷爷在时，希图上我们的富贵，赶着相与的。论理我和你父亲是一辈，如今强压我的头，卖了一辈。又不该作了这门亲，倒没的叫人看着赶势利似的”
不难想象，一旦孙绍祖发现更合适的联姻对象，那么不是休妻，就是婚内谋杀。
这时，婚姻基础不再是两情相悦，而是财产和社会权力的同盟。对当事人来说，这样的婚姻可能提供后代，但是却未必能提供优质的后代，也不能提供心理慰藉，甚至不能满足性欲。而且，不能随便离婚!
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怎么解决，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总之，都是男性获得解决，女性进一步受到压抑。拥有经济(政治、军事)主导权的男性，不把女性当做平等的生活伴侣。
比如，中国历史上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其中比较原始的是媵妾制：
周代，诸侯娶一国之女为夫人，女方须以侄(兄弟之女)娣(妹妹)随嫁，同时还须从另两个与女方同姓之国各请一位女子陪嫁，亦各以侄、娣相从，一共九人，只有夫人处于正妻地位，其余都属于贵妾。媵，相送，引申指陪嫁。诸侯和正妻如亡故或被休径，不可再娶，应由众妾中依次递补，此种制度称为媵妾或媵婚制度。
男方看不上女方没关系，姐妹一群，好歹总有一个能看得上眼，能情投意合的吧。再说，这种制度在政治上最大的保障了女方家族的利益：
媵妾制在战国直至三国时候的贵族之间非常盛行，比如孙权的母亲就是和她的妹妹一同嫁给其父孙坚。从政治角度讲，这种制度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嫁女一方的利益。假如作为正妻的女子死去，或者没有生育，那么媵妾取代她的位置，以媵妾和“娘家”的密切关系，依然可以保证“娘家”的利益。
再比如，阿拉伯世界允许取四个老婆，除了最多可以和四个部落联盟以外，还有其他的好处——娶老婆好像抽奖，连抽四次，总有还算合适的吧……
三.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对待孤儿，那末，你们可以择你们爱悦的女人， 各娶两妻、三妻、四妻;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地待遇她们，那末，你们只可以各娶一妻，或以你们的女奴为满足。这是更近于公平的。
再说，女奴数量没有限制，你懂的……
大家为了财产或权力而活，都是财产和权力的宿主。男女皆一样。性行为也好，感情也好，都要为权力斗争服务。谁不按照权力最大化的目标制订自己的行动路线，谁就要被边缘化，最终成为别人的牺牲品。于是，后宫成了女人们的战场。
基督教地区，不能一夫一妻多妾制，于是各种不伦之恋纷纷登场。所谓骑士精神，其中就包含不伦之恋的因素。比如，“湖中骑士”兰斯洛特与亚瑟王后格温娜维尔之间的恋情，间接导致了亚瑟王之死。至于《三个火枪手》之中法国王后安娜与白金汉公爵之间故事，更是深入人心。
此外，还包括广泛的通奸，大批的情妇和大量的没有继承权的非婚生子女。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切萨雷·博尔吉亚(凯撒·博尔吉亚)，马基雅维利以他的行为为榜样，写下了名著《君主论》。
恺撒·博尔吉亚(英文名：Cesare Borgia;西班牙语名：César Borja，音译塞萨尔·博尔哈/西泽尔·波尔金，拉丁文为恺撒·博尔吉亚/凯撒·波吉亚，1476?-1507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罗德里格·波吉亚)的私生子，瓦伦蒂诺公爵，罗马尼阿的主人，伊莫拉、弗利、佩鲁贾、皮奥姆比诺、比萨、卢卡、锡耶纳等无数属地征服者。
以巩固私有财产(权势)为目的两性关系，于是，对统治阶级来说，一夫一妻多妾制(含妾媵制)、私通、偷情和嫖娼就成为满足性欲需要的必要的补丁。
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卖淫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 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
这时的社会资源高度集中，少数人支配多数人。男性拥有的社会资源压倒女性。与之对应，与异性发生性行为的权利自然也就高度集中到少数社会顶层的男性手中了。所以，一夫多妻而不是一妻多夫的根本原因，还是女方不掌握经济、政治、军事权力，而不是辜鸿铭胡扯的“茶壶、茶杯”理论——“你只见过1个茶壶配4个茶杯,哪有 1个茶杯配4个茶壶的呢?其理相同。”
一旦掌握了经济、政治、军事权力，女性完全可以玩弄男宠。比如，赵姬可以崇信嫪毐，控制全国的武则天照样可以宠爱美男。再比如这位：
《宋书·前废帝纪》记载：山阴公主淫恣过度，谓帝曰：“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唯驸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为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
这时，贞操观也发生了变异，变得更加残酷，无情。这时的贞操观，与其说是男女之间互相的承诺和契约，不如说是为了保护财产和权力，而强行推行的社会规则。这种规则的最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财产和权力的垄断，而不是其他任何冠冕堂皇的借口!
这时，出现畸形、变态的贞操观。这种贞操观，与畸形变态的财产的所有制有关。比如，中国古代要求女子殉葬。比如，
孝烈武皇后(1590年—1626年)，乌喇那拉氏，名阿巴亥，乌拉部满泰贝勒女，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四任大妃，清太宗皇太极继母。孝慈高皇后去世后被立为大妃，为努尔哈赤生下三子，即第十二子英亲王阿济格、第十四子睿亲王多尔衮、第十五子豫亲王多铎。后金天命十一年被逼殉葬，享年37岁。
毫无疑问，大妃殉葬，极有利于努尔哈赤年长的儿子(皇太极)排除干扰夺取权力。
比如，汉武帝也做了类似的事情。他立钩弋夫人的儿子为继承人，没有以殉葬为理由，而是随便找了个借口，处死了钩弋夫人。
《史记·卷四十九·外戚世家第十九》：其後帝闲居，问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对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儿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也，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女不闻吕后邪?”
不久前还同床共枕，恩爱缠绵。为了避免内乱，翻脸就杀掉自己的爱人，这种事情，只有在财产和权力主导人类社会的时候，才会出现。
比如，古代印度曾经要求女子为自己的丈夫殉葬。这种吃人的贞操观，与其说是为了种族延续，不如说是为了保证亡夫家族的财产不被女方继承，并因为女方改嫁而流失。
虽然莫卧儿王朝的阿克巴大帝在位期间，曾经试图改除印度婚姻制度中的种种陋习，包括，
允许寡妇改嫁，废除“萨提”(即妻子为亡夫殉葬自焚)制度。禁止童婚、大办嫁妆，提倡男女婚姻自主，近亲不宜结婚，倡导一夫一妻制。
但是，这些陋习至今在许多地区仍然存在。原因无他，这些事情是印度当地的社会结构和财产所有制的必然结果，不改变印度许多地区的社会结构和财产所有制，这种事情是禁止不了的。
再比如，中国封建社会强调贞操观，包括“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看过《祝福》就知道，这样的行为规范，彻底剥夺了祥林嫂的人身自由，无非为了是为了便于把祥林嫂当作为交换彩礼的商品卖来卖去。
这样的社会之中，私有财产决定社会运行规则，人性要让位于财产。所有的人都不自由。绝大多数人，都有爱情的渴望，但是与爱情无缘。
以私有财产和权力为依据的婚姻，是金字塔型社会的根基。不摧毁这样的社会就不能改变这种畸形的婚姻关系。只有彻底改变这样的社会结构，使多数人在经济上获得自由，他们才可能追求真正的爱情。
一部分人可以使用财产和权力满足性欲，但是更多的人必然受到更大的压抑。
在这样的社会中出现性工作者，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七)走投无路的妓女
金字塔型社会，最底层的男子是雇工和奴隶，最底层的女子自然就是性工作者和女奴，男人出卖体力，女人出卖肉体。
性工作者的地位比妾还要低得多。
农耕社会，女子几乎没有就业途径。她们一旦守寡，就要面临失去经济来源的严重危机。社会中上层的女子，可以依靠放租、收息生活。社会底层的女子就没有这样的选择了——除了改嫁、乞讨、卖淫和出家为尼(修女)，她们几乎没有别的选择。
《旧约》中的路得记，就记载了这样的故事。
路得的公公、丈夫和丈夫的哥哥都相继去世，路得的婆婆拿俄米决定从摩押回到犹大，拿俄米让两个儿媳各自回家，儿媳俄珥巴回家了，路得则舍不得离开，并请求母亲不要催促，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拿俄米便带着路得回到伯利恒，并改名为玛拉，是苦的意思。那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
路得去田间拾取麦穗，正好遇见波阿斯回来，在问过路得的事情后，对路得说请她常与自己的使女在一起，可以跟着仆人收割。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请路得吃饼，并让仆人不可呵斥她。路得将事情也告诉了婆婆，婆婆让她常与使女一起，不要被看见去别人田地。
路得的婆婆让路得晚上躺在波阿斯的床边，路得照做了，波阿斯发现后便说自己会为他尽亲属的本分。天亮后，又给路得六簸箕大麦，路得回家后，婆婆让她只管等待。
波阿斯从城的长老选了十个人，那个与路得家关系更亲密的人愿意赎地，却不愿意娶路得，便放弃了，于是波阿斯便说自己愿意娶路得。之后路得生了一个男孩。
路得生的男孩取名为俄备得，是耶西的父亲，是大卫的祖父。
当时，路得只有乞讨、卖淫和改嫁三个选择。路得去拾麦穗，其实与乞讨类似。她婆婆让她半夜去找波阿斯，其实是变相卖淫。最终，波阿斯自己娶了她。这样，路得才有了稳定的生活来源。
田中绢代主演的《西鹤一代女》，也描写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不过，故事的主人公春子，就没有路德那么幸运了。
春子(田中绢代饰)年轻时曾是贵族家的女佣。一天，倾心于她的年轻武士胜之介(三船敏郎饰)把她带到了旅店，欲对她倾吐衷肠，不料被官吏发现，抓走了胜之介并将其斩首，春子及其父母一并都被赶到了京都郊外。春子被江户松平家选妾的人看中，做了老爷的小老婆，不久之后，春子生下一男孩，但是夫人为此很是嫉妒，春子被送回了父母家。为了维持生计，春子又到岛原的妓院当了妓女，骗子田舍刚要为她赎身，就被官府抓了去。春子又来到商人笹屋嘉兵卫家当女佣，但是，嘉兵卫是个好色之徒，春子又被他的夫人赶出了家门。经历过种种坎坷，春子嫁给了正直的扇子商店的老板弥吉(宇野重吉饰)，但好景不长，弥吉被强盗杀死。春子只好投身于尼姑庵，也因故又被赶出而流落街头。她听说她在松平家生下的儿子已经子承父业了，但她只被允许远远地望上一眼。
在这样的社会中，许多妇女从事这个职业，只是为了活下去。
《一九四二》之中，地主老范的女儿，最终从良，不愿意回顾自己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作为观众，多数人对她都充满同情。《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之中，花魁杜十娘用自己的积蓄从良，却遇人不淑。多数人并没有歧视出身青楼的杜十娘，而是鄙视欺骗她感情，薄情寡义，把她转手卖掉的李甲。《望乡》之中，幼年的阿崎为了不被饿死，被买入妓院，她一直渴望有人能帮她赎身，从此成家从良。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她一直没有彻底摆脱性工作者的职业，但是多数观众对她更多地是同情，而不是歧视。当然，电影之中，那些从她从事性工作过程中获利的人，却是最歧视她的人。这些人对她的歧视，反而激起了多数观众对她的同情。与之类似的，还有《悲惨世界》中的妓女芳汀，失业后，为了抚养女儿珂赛特，走投无路，被迫从事性工作。《魂断蓝桥》中的芭蕾舞演员玛拉，因为爱人阵亡，失去工作，沦为性工作者。
如果没有从良的机会，她们最终的宿命难逃，人老珠黄，沦为乞丐。《西鹤一代女》之中的春子，是她们的典型。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出身高贵的性欲强烈或者无法获得心里慰藉的女子，更愿意选择嫁入豪门，获得稳定的经济来源，然后与心爱的人通奸。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有些刚烈的女子，宁可选择自尽。比如《红楼梦》中贾母的红人鸳鸯。贾赦看上了鸳鸯，要收鸳鸯作妾。鸳鸯不答应。贾赦盘算鸳鸯只有几条出路：做妾、嫁人、出家、乞讨、卖淫。于是，贾赦威胁她，有我在，谁也不敢娶你，你难逃我的手心。老太太在，你有人护着，老太太去世，你能飞到天上去?
贾赦没有想到，鸳鸯也看到了这一步之后，选择了自尽。
鸳鸯是个“家生子儿”，她长得蜂腰削肩，鸭蛋脸，乌油头发，高高的鼻子，两边腮上微微的几点雀斑。父母在南京为贾家看房子，哥哥是贾母房里的买办，嫂子是贾母房里管浆洗的头儿。贾赦看上她，非要纳她为妾，让邢夫人、鸳鸯的哥嫂来劝她，威逼她，但她坚决不从，冷嘲热讽对她嫂子说：“难怪成日间羡慕人家的丫头做小老婆，一家子都仗着他横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热了，也把我送在火坑里去。我若得脸呢，你们外头横行霸道，自己封就了自己的舅爷;我要是不得脸，败了时，你们王八脖子一缩，生死由我去!别说大老爷要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这会子死了，他三媒六聘的娶我去做大老婆，我也不能去。”
贾赦一听鸳鸯不肯屈从，就以断绝她的一切生路进行威胁：“我要他(鸳鸯)不来，以后谁敢收他?……凭他嫁了谁家，也难出我的手心”鸳鸯面对这样的威逼，还是毫不动摇，她当着贾母等众人的面，铰发立誓∶“我这一辈子，别说是‘宝玉’，就是‘宝金’、‘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著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从命!”贾母死后，她自知逃不出贾赦等人的玩弄，悬梁自尽。
《恶女花魁》之中，幼年的清叶试图逃出妓院。被抓住以后，对方对她说，你能跑到哪里去呢?
这种情况下，多数人反感的不是这些走投无路的女性，而是残酷的地狱般的社会背景。相对社会背景，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我们不能指望当事人脱离其所在历史环境，做出超越其历史局限性的事情。
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随时可能死于冻饿，一切都无从谈起。要避免这样的人生悲剧，只有在经济上解放女性，为女性提供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使她们可以有其他经济来源，有更多的选择，不必再面临饿死或卖淫的两难选择。如此，性交易才可能彻底消失。
此外，还有很多变相的性交易。比如，为了获得就业的机会，不得不为私有财产所有者提供性服务。
比如，
工厂奴隶制也和任何 别的奴隶制一样，甚至还要厉害些，是把jus primae noctis〔初夜权〕给予主人的。在这方面厂主也是女工的身体和美貌的主宰。解雇的威胁即使不是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至少十回中也有九回足以摧毁女孩子的任何反抗，何况她们本来就不很珍视自己的贞操呢。如果厂主够卑鄙的话(委员会的报告叙述了许多这样的事件)，那末他的工厂同时也就是他的后宫;而且，即使不是所有的厂主都利用这个权利，女工们的情况本质上也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在工厂工业创始的时期，当大多数厂主都是没有 受过教育而且不尊重社会上的伪善习俗的暴发户的时候，他们是泰然自若地利用他们这个“正当地得来的”权利 的。
在其他方面，工人也是老板的奴隶。如果有钱的老板看上了工人的妻子或女儿，那他只要吩咐一下或暗示一下，她就无法抗拒。…… 农奴必须把jus primae noctis(初夜权)献给主人;自由工人必须献给老板的，不但是初夜权，而且是每夜权。
这些被迫提供性服务的女工和工人的妻子儿女，其实也是变相的性工作者。当然，他们获得的回报不是现金，而是就业的机会。
这并不是说，当时从事性行业的人都是被迫的，而是说，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从事性交易与乞讨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因此，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从事性交易的性工作者，是走投无路的。
经济上不解放，虽然性工作者中的个别人可以被顾客赎身从良，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性工作者难以获得解放。
另一方面，在这样的社会中，性资源高度集中在社会顶层的少数人手中，必然对性工作者存在需求。
考虑到男女比例基本持平，顶层的一夫多妻，必然与底层的一妻多夫对应。顶层包养高级性工作者，底层无力养家糊口只能用零售的方式满足自己的性欲。对这两类人来说，进行性交易，都谈不上感情交流和繁衍后代，只是满足性欲。对性工作者来说，则是用性换钱，连性交的快感都未必有。
双方的交易，是赤裸裸地金钱交易，只是发泄性欲，与人类繁衍无关，完全谈不上情感慰藉，甚至谈不上彼此产生足够的好感。
个别高级妓女，在顾客资源丰富、追求者众多的时候，也许有挑选自己比较心仪的异性的资格。但是，岁月无情，一旦宝贵的青春年华不再，追求者寥寥无几的时候，她们为了活下去只能将就。她们很清楚一旦自己年老色衰，等待自己的是什么。
只要存在私有产权制度，存在少数人利用财产和权力压榨多数人，财产决定个人的社会地位，财产联盟可以获得更大社会权力的现实，主导婚姻就是财产而不是爱情，各种婚外性行为就会长期存在下去。在这样的社会之中，失去男性直系血亲的女性缺少经济来源。少数顶层利用自己控制的财产和权力大量占有异性，满足性欲，大量社会底层的性欲无法满足。这几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这就是性工作者至少存在了几千年的原因。
与原始社会的混居走婚制不同，此时的男女关系，性资源向拥有更多私人财产和权力顶层男子倾斜。相比之下，社会顶层的女子和底层的男子，则往往是得不到满足的。社会底层女子往往比社会顶层女子有更多的性行为，这不是因为她们拥有高的社会地位，而是因为她们需要用性行为，换取基本的生存条件。对她们来说，性交易是工作，而不是为了满足性欲，更不是为了繁衍后代获得心理慰藉。
显然，出现了残酷的人吃人的社会，底层妇女没有足够的经济来源，性交易就必然出现，而且不会灭绝。《旧约》之中，出现妓女喇合，就说明当时的社会已经进入了严重的金字塔型的社会。
不过，这些行为注定不会得到法律和统治阶级道德的认可。认可这样的性行为，就意味着法律和统治阶级道德维护的社会结构的瓦解。
(八)尊卑有序的社会
制造了性工作者的私有财产(或权力)统治的社会强调等级，极难容下性工作者。
从统治的角度出发，建立在财产和权力基础上的金字塔社会中的统治，有必要建立森严的等级制度。
比如，罗马时代，公民、非罗马公民和奴隶，公民之中包括贵族和平民。比如，欧洲国家有贵族和平民，贵族内部有亲王、公侯伯子男爵和爵士。比如，日本有公家、武家，武家之中包括将军、大名、旗本、武士等等阶层。
中国实行编户齐民以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理论上是平等的，但是仍然有细密的社会分层。以职业为依据，把社会成员分成三教九流。
上九流是：一佛祖，二仙，三圣贤，四官，五公卿，六相，七僧，八道，九庄田。
中九流是：一评书，二医，三卜筮(算命)，四棋(棋师)，五丹青(画匠)，六仕(兵卒)，七横(说客)，八义(侠客)，九打渔。
下九流是：一高台(唱戏)，二吹(吹鼓手)，三马戏，四剃(剃头)，五池子(开澡堂)，六搓背，七修(修脚)，八配(配种的)，九娼妓。
这种等级制度中，上层社会成员拥有更多的特权，下层社会成员则承担更多义务。在整个社会中养成一种高层对底层的歧视的社会氛围——每一个更高阶层的人，都歧视比自己阶层更低的人。
这种等级制度，可以有效瓦解被统治阶级，强化阶级统治。
对被统治阶级来说，改善不利处境的途径不是推翻整个等级制度，而是努力使自己晋升为更高的等级。那些不想跌落到更低社会阶层的成员，也必然努力奋斗。无论是晋级还是保级，这些社会成员奋斗的方向，往往是符合统治阶级意志，有利于统治的方式——比如，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比如，十年寒窗，金榜题名。
这就如同，低种姓的人不反对种姓制度，他们反对的是自己的种姓低。于是，他们往往历尽千辛万苦，努力提升自己的种姓。
晋级成功的人，往往排斥自己当年的同辈，成为捍卫等级制度或者说阶级统治的中坚力量。
一旦低种姓的人获得较高的种姓，他们会立即通过联姻等方式巩固自身的地位，同时修筑身份壁垒，排斥、歧视比自己种姓低的人。他们是种姓制度最坚定的维护者。因为他们支付了巨大的成本才获得身份的跃升，自然不愿意让自己的投入付诸东流。他们往往誓死捍卫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歧视比自己低的种姓——他们是绝不愿意与数量更多的更底层的社会成员平起平坐的。
在财产(或权力)统治的社会中，底层社会成员，往往没有什么私有财产和权力。另一方面，没有什么财产和权力的社会成员，也必然属于底层。
在任何社会中，性工作者除了自己的肉体，都几乎是一无所有的，与奴隶差异不大，自然处于社会最底层。从维护统治的角度，她们必然受到强烈的歧视。
这是性工作者受到歧视的原因之一。
这种统治与优秀的基因关系不大。被统治阶级阶级不是那么好加入统治阶级的，即使拥有优良的基因(美貌、聪明、强健)也一样。
自古以来，利用亲密(尤其是性关系)关系上位，俗称攀高枝，就是出身社会底层的社会成员向更高层移动的重要手段。处于更高阶层的社会成员，为了保证本阶层的身份的含金量，自然有必要使用各种手段阻止这些新晋的外来者。这其中包括设置婚姻限制，以及培养对与本阶层社会成员发生性关系的低级阶层的社会成员以及他们的子女，进行歧视的社会氛围。
《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出身底层，凭借其长相、气质、智慧和武艺，先后勾引出身贵族的雷纳尔太太和拉默尔小姐，后来悔悟，在法庭上发表了抨击整个社会制度的演讲，主动选择了死刑。不难想象，即使于连与拉默尔小姐结婚，跻身贵族，他、拉默尔小姐和他们的孩子，也难免处处遭受其他贵族的白眼。这就如同《哈里波特》中，纯血的魔法师看不起普通人，称之为麻瓜(Mud Blood、泥巴种)。
中国自古有一个说法，娶妻娶德，娶妾娶色。所谓德，其实不如说是老丈人家的财产和权力。
如果我们考虑《红楼梦》的话，就会知道，王夫人也好，薛姨妈也好，邢夫人也好，王熙凤也好，或者被看好的薛宝钗也好，都不是德行出众的女子。这些女子，除了邢夫人，基本都与王子腾这位重臣有关。
王子腾，都太尉统制县伯王公之后裔，王夫人、薛姨妈、王子胜之兄。初任京营节度使，后擢九省统制，奉旨查边，旋升九省都检点。
从作品中对王子腾描写交待的痕迹可以看出，他对朝廷来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作者给他用的名字，依谐音，乃是“王之藤”，这里“王”或许指的就是国王或皇帝;“腾”与藤同音，隐含有藤儿、藤蔓儿之意，即王子腾是“王(皇帝)的藤蔓儿”，关系非同寻常。当时现实环境下的王子腾是个掌有军权拥有重兵的实权派人物，作品的开始部分交代时他位居京营节度使，即掌握着京城一带的军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军政要员。难怪护官符里说："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这里不只是渲染了王家的富贵，同时还隐喻性地交待了"龙王"对王家或可以说是对王子腾的态度。
娶妻子的目的是结成财产(或权力)同盟，娶妾的目的是满足性欲。所以，妻子的家族必然远远强于妾的家族。妻子的孩子，是嫡出，也必然拥有优先继承权。妾的孩子低人一等，他们是庶出，是嫡出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的替补，是父族的备胎。只有妻子的孩子夭折、残疾，无法继承祖业成为财产和权力的新一代宿主的时候，为了避免财富或权力流出，才轮到他们继承——他们与父亲的妻子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他们继承父亲的财产(或权力)，意味着他们的父亲与父亲的妻子两个家族财产(或权力)同盟的削弱。一般来说，他们的母亲的家族(妾的家族)往往又没有什么实力。嫡出子女，子以母贵，庶出子女继承权力，是母以子贵。前者是正常，后者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特例。
因此，他们的社会地位比一般的普通人高，但是远远低于他们同父异母的嫡出的兄弟姐妹。他们的嫡出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也往往看不起他们。
比如，袁术看不起袁绍，无非是因为他是嫡出，袁绍是庶出。
比如，《红楼梦》之中，贾宝玉是嫡出，贾环是庶出。虽然贾政显然很喜欢赵姨娘，但是贾宝玉代表了贾家和王家两个家族的利益，贾环则是半个奴才，所以在地位上远远不及贾宝玉。
贾探春，也是庶出，她甚至回避自己是赵姨娘的女儿：
探春没听完，已气的脸白气噎，抽抽咽咽的一面哭，一面问道：“谁是我舅舅?我舅舅年下才升了九省检点，那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我倒素习按理尊敬，越发敬出这些亲戚来了。既这么说，环儿出去为什么赵国基又站起来，又跟他上学?为什么不拿出舅舅的款来?何苦来，谁不知道我是姨娘养的，必要过两三个月寻出由头来，彻底来翻腾一阵，生怕人不知道，故意的表白表白。也不知谁给谁没脸?幸亏我还明白，但凡糊涂不知理的，早急了。”
赵姨娘出身卑贱，是贾探春回避她的主要的原因。
为了强调嫡出的合法性，自然有必要让庶出低人一等，或者说歧视庶出，这是必然的。庶出子女的母亲，或者说妾，没有什么家族势力和经济来源，完全依附于男方，是半个奴才，必然也会受到歧视。
比妾身份更低的性工作者，自然更属于人下人。从统治阶级的角度，更有必要矮化、歧视她们，强化尊卑的概念。这是性工作者受到歧视的原因之二。
此外，一些妾或从良的性工作者的作为，本身也难获得同情。很多情况下，她们一旦转为夫人，为了割断过去，显示自己新晋的高贵身份，往往立即变本加厉虐待、歧视自己当年的平辈。鲁迅先生《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中的一句话，很形象：
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
这是低阶层晋升为高阶层的社会成员的通病。
她们一旦成功晋级，往往会变本加厉地歧视别人，别人自然也看不起他们。这是性工作者受到歧视的原因之三。
消灭阶级以后，这三种歧视，也就没有存在的基础了。
但是，歧视并不会因此消失。这是因为性交易违背人类的本性，并且因为环境原因，性工作者往往道德水平低下。下部分将对此进行讨论，请持续关注。
(九)贪财无情的婊子
“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这话不完全是诬蔑。
性产业工作者的生存环境往往非常恶劣。她们往往处于社会底层(即使把自己打扮成上流名媛的高级妓女，其实也是生活在上流社会的底层)，为金钱出卖肉体，饱尝世态炎凉。
一个性工作者如果谈感情，是无法与没有建立感情的顾客交易的。交易的过程是迅速、短暂而不确定的。人类的本性决定，我们与他人之间建立彼此之间相互信任、互相慰藉的过程是漫长、持久和相对稳定的。前面说过，女性接受男性，比男性接受女性还要慢得多。很难想像，性工作者有足够的时间和选择与顾客建立亲密的心理联系。更难想像，一个性工作者与若干名顾客分别迅速建立情感关系，然后为了结束旧业务、开展新业务，迅速移情别恋。
性工作者提供不了心理慰藉，信任她们的人，是错误相信了由金钱制造两情相悦的幻觉。这就如同动物为了获得食物，采取伪装一样。为了获得客户提供的金钱，性工作者有必要投其所好。
反过来，这些性工作者也难以从他们的客户哪里获得心里慰藉。对方付钱给她们只是为了获得射精的快感，而不是为她们提供心理依靠。
谁把这种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虚情假意当成真正的亲密关系，谁吃亏。那些认为性工作者会与自己建立亲密关系的人，往往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九纹龙史进起身说道：“小弟旧在东平府时，与院子里一个娼妓有交，唤做李瑞兰，往来情熟。我如今多将些金银，潜地入城，借他家里安歇。约时定日，哥哥可打城池。只等董平出来交战，我便爬去更鼓楼上，放起火来，里应外合，可成大事。”宋江道：“最好。”史进随即收拾金银，安在包袱里，身边藏了暗器，拜辞起身。宋江道：“兄弟善觑方便，我且顿兵不动。”
且说史进转入城中，径到西瓦子李瑞兰家。大伯见是史进，吃了一惊，接入里面，叫女儿出去厮见。李瑞兰生的甚是标格出尘。有诗为证：万种风流不可当，梨花带雨玉生香。翠禽啼醒罗浮梦，疑是梅花靓晓妆。
李瑞兰引去楼上坐了，遂问史进道：“一向如何不见你头影?听的你在梁山泊做了大王，官司出榜捉你，这两日街上乱哄哄地说，宋江要来打城借粮，你如何却到这里?”史进道：“我实不瞒你说：我如今在梁山泊做了头领，不曾有功，如今哥哥要来打城借粮，我把你家备细说了。如今我特地来做细作，有一包金银，相送与你，切不可走漏了消息。明日事完，一发带你一家上山快活。”李瑞兰葫芦提应承，收了金银，且安排些酒肉相待，却来和大娘商量道：“他往常做客时，是个好人，在我家出入不妨;如今他做了歹人，倘或事发，不是耍处。”大伯说道：“梁山泊宋江这伙好汉，不是好惹的;但打城池，无有不破。若还出了言语，他们有日打破城子入来，和我们不干罢!”虔婆便骂道：“老蠢物，你省得甚么人事?自古道：‘蜂刺入怀，解衣去赶。’天下通例：自首者即免本罪。你快去东平府里首告，拿了他去，省得日后负累不好。”李公道：“他把许多金银与我家，不与他担些干系，买我们做甚么?”虔婆骂道：“老畜生，你这般说，却似放屁!我这行院人家，坑陷了千千万万的人，岂争他一个!你若不去首告，我亲自去衙前叫屈，和你也说在里面。”李公道：“你不要性发，且叫女儿款住他，休得‘打草惊蛇’，吃他走了。待我去报与做公的，先来拿了，却去首告。”且说史进见这李瑞兰上楼来，觉得面色红白不定，史进便问道：“你家莫不有甚事，这般失惊打怪?”李瑞兰道：“却才上胡梯，踏了个空，争些儿跌了一交，因此心慌撩乱。”史进虽是英勇，又吃他瞒过了，更不猜疑。有诗为证：可叹青楼伎俩多，粉头毕竟护虔婆。早知暗里施奸计，错用黄金买笑歌。
当下李瑞兰相叙间阔之情，争不过一个时辰，只听得胡梯边脚步响，有人奔上来;窗外呐声喊，数十个做公的抢到楼上，史进措手不及，正如鹰拿野雀，弹打斑鸠，把史进似抱头狮子绑将下楼来，径解到东平府里厅上。程太守看了，大骂道：“你这厮胆包身体，怎敢独自个来做细作!若不是李瑞兰父亲首告，误了我一府良民!快招你的情由!宋江教你来怎地?”史进只不言语。董平便道：“这等贼骨头，不打如何肯招!”程太守喝道：“与我加力打这厮!”两边走过狱卒牢子，先将冷水来喷腿上，两腿各打一百大棍。史进由他拷打，不招实情。董平道：“且把这厮长枷木，送在死囚牢里，等拿了宋江，一并解京施行。”
却说宋江自从史进去了，备细写书与吴用知道。吴用看了宋公明来书，说史进去娼妓李瑞兰家做细作，大惊，急与卢俊义说知，连夜来见宋江，问道：“谁叫史进去来?”宋江道：“他自愿去。说这李行首，是他旧日的表子，好生情重，因此前去。”吴用道：“兄长欠些主张，若吴某在此决不教去。常言道：娼妓之家，讳‘者扯丐漏走’五个字。得便熟闲，迎新送旧，陷了多少才人。更兼水性无定，总有恩情，也难出虔婆之手。此人今去，必然吃亏!”
九纹龙史进的功夫在天罡星中属于中等，人生经验更是差得远，性工作者李瑞兰及其全家给青春年少的骚年史进上了一课。
迎新送旧，为金钱服务，是性工作者的日常。这就如同《千与千寻》之中，无脸男拿出金子，整个油屋都积极运转起来。
为现金服务的性工作者，时时刻刻注意客户的现金情况。一旦出现现金流波动的迹象，性工作者就会调整工作方式，这种调整包括并不限于：更加热情、冷淡、把挥霍干净的客户扫地出门等等。当然，在特殊情况下，也包括为了奖金举报客户和出卖从客户那里套取的情报。
娼妓讨厌具有“者扯丐漏走”行为的嫖客。嫖客嫖娼时忌讳“者扯丐漏走”行为。
者：轻狂，虚假，不老实。
扯：漫无边际的谈话。
丐：乞求。
漏：泄密。
走：离去。
史进就是犯了其中“漏”和“走”两忌，因此惨遭报应。首先他离开本地上了梁山，以后来嫖娼的机会渺茫，用现在的话说，他已经不是该娼妓之家的忠实客户。其次，它泄露了来当细作的军事机密。
“者”和“扯”，意味着客户的真实经济情况不确定，自我宣传的支付能力不可靠。“丐”意味者客户的现金流枯竭，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即将归零。“漏”意味着可以出卖客户，换取更多的现金。“走”意味着短期内结束交易，无法再从客户处获得现金。
性工作者的工作环境异常恶劣，她们如同在海上漂泊的少年派，是在绝境中求生存。这种环境中，唯一可以信赖的就是金钱。因此，她们自然很难有较高的道德水平。
性工作者缺乏最基本的自我保护能力，除了受到歧视，还要经常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骚扰和侵犯。白占便宜，拒绝支付费用的客户，亦不少见。(《女座头市》之中，女座头市的盲眼同伴为一名男子提供了性服务，对方发泄性欲之后扭头就走，这名盲眼性工作者要求对方付费，对方不但不支付费用，还暴打刚刚为自己提供性服务的盲眼女子。)可以说，她们是谁都可以欺负的类型。
为了自保，她们往往要或主动或被动依靠黑恶势力，为黑恶势力提供保护费或免费性服务。自古以来，色情行业就是黑恶势力的重要财源，与黑恶势力之间有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性工作者的收入的大部分，并不属于自己。
说句题外话，许多犯罪分子，往往把性工作者当作抢劫、强奸、性虐甚至连环杀人的对象，原因无他，她们是缺乏保护的人。
《罪恶都市》之中，变态食人魔连续吃掉性工作者的内容，不完全是凭空杜撰。大名鼎鼎的开膛手杰克的受害者，都是性工作者。
性交易是用钱换性交的快感。性工作者与客户之间，一手交钱，一方提供服务。射精结束，交易完成，两不相欠，从此形同路人——除非顾客再次交钱，要求性工作者再次提供服务。
大多数情况下，客户流动性大，难以建立基本的熟人关系。交易双方不存在长期契约关系，彼此不了解，流动性大，没有稳定的人脉交集，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共同利益，无法建立相对稳定和长期的关系，无法形成彼此互谅互让互惠的合作关系，无法建立任何长期协作所必须的自律。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违约成本低，收益大，人与人之间不会有基本的信任，谁舍己为人，谁吃亏，谁是搭车者，谁占便宜。
于是，或因为自我保护，或因为作恶不会受到追究，性工作者往往看重个人的、眼前的利益，最终目标是从顾客身上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对她们来说，出卖与背叛是家常便饭。
从事性交易，善于欺骗是基本功。既要欺骗顾客，使用花招，让对方开心，获得更多的金钱，也要欺骗自己，告诉自己，正在与之发生性关系的对象不是那么令人作呕。
在这种情况下，纯情少年史进当然要吃亏了。再说，即使性工作者对顾客有情意，也难逃虔婆(老鸨)的控制。虔婆往往是年老色衰的退役性产业工作者，她们经历过的虚情假意的性交易更多，更看重金钱。
这个行业之中，只有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没有任何基本道德标准。任何违背这个基本准则的人，都难以生存。
她们也许有良知，但是这种良知很快就会被残酷的生存环境磨灭的一干二净。
对她们来说，从良是脱离苦海的机会。但是，这样的机会，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
我们不应该苛责海难之中，吃人肉的少年派。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在少年派登上陆地，脱离险境并最终获救之前，为了活下去，他还是随时会吃人肉的。
一个人，一旦突破了心理界限，就颠覆了原有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十)突破底限的代价
即使登上陆地，对少年派来说，海上的遭遇也会造成极大的心理阴影。
即使从良，从事性交易的经历也会在性工作者心中打上深深的烙印。
人类本能拒绝与并不爱慕的异性发生关系，女性在这方面尤其强烈。
一方面，从生理结构看，男性对无法产生性欲的异性很难产生生理反应，具有天然拒绝与自己没有好感的异性发生性关系的能力，而女性的生理结构决定其显然做不到这一点。另一方面，一旦发生性关系，女性就要承担受孕、分娩、哺乳和抚育幼儿的整个过程。这段时间内，女性将暂时丧失再次繁衍的能力。女性要承担的风险和成本，远远高于男性。
对女性繁衍后代的角度来说，相比男性，女性受孕生育的机会更加宝贵，更需要谨慎选择发生性关系的对象。所以，女性更需要自我保护，本能导致产生对异性好感的过程更漫长，并强烈排斥不合适发生的性关系(没有产生好感)的对象。
所以，与自己没有好感的男性发生性关系，会对女性的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
因此，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
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一)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
(二)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的;
(三)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的;
(四)二人以上轮奸的;
(五)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这也是各国普遍把强奸入刑，并设为重罪的原因。
当然，按照中世纪的宗教经书制订法律的个别国家例外。
比如：
一五.你们的妇女，若作丑事，你们当在你们的男人中寻求四个人作见证;如果他们已作证，你们就应当把她们拘留在家里，直到她们死亡， 或真主为她们开辟一条出路。
一六.你们的男人，若作丑事，你们应当责备他们俩;如果他们俩悔罪自新，你们就应当原谅他们俩。真主确是至宥的，确是至慈的。
这明显是双重标准!所以在这样的国家，强奸完全不是事儿，比如有这样的新闻：
沙特土豪被告强奸 辩称"摔倒后不小心滑进去"
这样的中世纪国家，女性没有就业机会，没有经济权力，也不掌握政治权力，不过是男性的性奴，没有人关心她们的感受，她们也无法表达自己的不满。
话题转回来。
女性相比男性慢热，认真选择性伴侣，不随便性交，本身就是一种本性。然而，性工作者，必须违背自己的本性。她们没有时间与顾客培养感情，要迅速与顾客发生性关系。一旦对方资金枯竭，就要迅速切断联系。她们不能挑选发生性关系的对象——既要拒绝为自己喜欢，但是破产的顾客继续免费提供性服务，也不能拒绝为自己不喜欢，但是出手阔绰的顾客提供性服务。
金钱参与性行为，与强奸没有本质差异。人类的本性是与基因优秀的强者发生关系，而不是与金钱或权力的宿主发生关系。能让性工作者违背自己本性，与自己不喜欢的异性发生性关系的原因只有一个，金钱。
为了钱，与自己厌恶的对象发生性关系，甚至与之频繁发生性关系，与为了钱，吃下馊臭、变质的令人作呕的食物，甚至大量吃下这样的食物，对内心的冲击大同小异。这都是违拗人类本性的行为。
对性工作者来说，为了活下，每天都要欺骗。除了欺骗顾客，性工作者还需要欺骗自己。她们需要告诉自己，正在发生性关系的对象不是那么令人作呕，或者告诉自己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真爱，一起都是为了金钱，或者婚姻就是卖淫，卖淫是临时的婚姻之类。总之，她们要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内心获得平静。
性工作者一旦为了钱突破了心理界限，后面将是破罐破摔。她们知道自己做了最恶心的事情，也知道自己善于欺骗。她们原有的心理界限已经崩溃了，她们不在乎做出更多的超越原有的心理界限之外的事情。她们的行为规范的界限，将迅速滑向不可预测的深渊——既然为了钱，能与自己厌恶的对象发生，那么还有什么不能做呢？
人的内心之中，总有各种各样的自我设定的“可为不可为”的心理界限，这些界限是我们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基础和底线。
一旦突破这样的心理的行为界限，我们原有的价值观就会被颠覆。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会达到一个新的水平，道德规范则会下降到一个未知的水平，可能采取的极端行为则会极大地扩展。于是，我们可能做出很多自己平时很难做出的事情。我们对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保持警惕，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行为界限。
一般来说，这些界限包括并不限于，不欺负弱者，不虐待孩子和老人，不出卖朋友，不乱伦，不杀死宠物，不伤害无辜的人，不杀害同类，不吃人肉等等。
正常情况下，这些心理界限是极难突破的——这也是我们这个社会能够幸存的原因。
突破这种心理界限，需要极强的外界刺激。
比如，窃符救赵的故事中，信陵君临行之前犹豫了。他无法克服自己的心理界限——不随便杀害无辜的人。侯生为了行动成功，特意做了两个安排：第一，让朱亥担任杀手，不让信陵君亲自动手。第二，估计信陵君抵达晋鄙军中的时候，面向信陵君的方向自杀——为了行动成功，我已经死了，您不要辜负了我。
公子要走了，侯生说："大将在外，君王的命令有的(可以)不接受，为了对国家便利。公子即使合上了兵符，但晋鄙不把兵权交给公子，又去向魏王请示，事情就危险了。我的朋友屠夫朱亥可以同您一道去。这人是大力士，晋鄙听从(您)，当然很好，如果不听，可以(朱亥)击毙他。"于是公子哭了。侯生说："公子怕死吗?为什么哭呢?"公子说："晋鄙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有威望的老将，去了恐怕不会听从，必定要把他杀死。因此我难受哭泣，哪里是怕死呢!"于是公子邀请朱亥。朱亥笑着说："我不过是市井中一个宰杀牲畜的人，公子却屡次亲自慰问我。所以不报谢您，是因为小的礼节没有什么大用。现在公子有急事，这是我(为您)出死力的时候了。"于是，就跟公子同行。公子拜辞侯生。侯生说："我应该跟从(您去)，(可是)年老不能去了;请让我计算您的行程，到达晋鄙军中的那一天，(我)面向北方自杀，用来报答公子!"
比如，《王牌特工：特工学校》训练过程的最后也是最难的一关，要求主角艾格西杀死自己亲手喂养，朝夕相处的宠物狗。与之类似，《谍影重重》之中，主角伯恩被要求杀死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从艾格西的眼神可以看出，他已经经历了重重考验走到了最后一关，不想失去成为新一任“兰斯洛特”特工的机会。但是，他又下不了手，无法亲手打死自己喂养的宠物，尤其是宠物在泪眼汪汪乞求他的时候。
最终，艾格西失败了，被除名，劝退。伯恩成功了，成为CIA“绊脚石”计划中的王牌杀手。
特工学校和CIA的要求候补特工(杀手)执行这样的命令的目的很简单：能杀死与自己朝夕相伴的宠物，那么杀人也不算什么;能杀死素不相识的人，执行暗杀计划，杀死目标人物也不会犹豫。
当然，《谍影重重》之中，伯恩在一次执行任务之中，还是失手了，因为他还有一重更深的底线，无法向无辜的孩子开枪。
现实之中，这样的例子也很多。比如，日军在二战之中，军官和老兵用刺杀中国俘虏或平民的方式训练新兵。既然能用刺刀杀死素不相识的无辜者，那么日后执行绝大多数违背人性的任务，都不会有心理障碍了。日军就是这样培养毫无人性的兽兵的。
《我们的父辈》之中，哥哥威廉信仰纳粹理论，认为其他民族低人一等，所以可以毫不犹豫地处决被俘的红军政委。战争的残酷和德军对犹太人无差别射杀，使得他逐渐转变了过往立场。
相比之下，弟弟弗里德黑尔姆是一个重情义的人。在犹太小姑娘被乌克兰辅助警察抓走的时刻，他是唯一一个出于道义为她提供保护的人。党卫军中校当着他的面，用手枪打穿了小姑娘的后脑。从此，他就逐渐变了。
哥哥威廉和弟弟弗里德黑尔姆都曾经毫不犹豫地杀人。不过，哥哥的心理界限没有被突破，他只是信仰纳粹的理论，认为非日耳曼人低人一等，对他们没有认同感。一旦他开始怀疑这样的理论，他就开始重新建立自己的心理界限。相比之下，弟弟一开始就不认同非日耳曼人低人一等，所以一旦心理界限被突破以后，就成了杀人机器。对他来说，杀人为了活着，活着需要杀人。
一个人，一旦突破了心理界限，就颠覆了原有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一旦突破原有的心理界限，会在一个更低的水平建立自己的新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新的三观必须为他突破心理界限的行为提供合法性。只有这样他才能继续坦然生活，不必反复自我拷问、谴责、怀疑、否定。因此，新的三观的标准必然远远低于原有三观。
于是，在外人看来，这些人与大多数社会成员相比，做任何事情都没有心理障碍，没有愧疚感，没有羞耻感，没有负罪感。
新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远远低于原有三观的后果不堪设想。
在逼良为娼的时代，被买入妓院的性工作者的初夜，往往是被妓院的男性工作人员强奸。被强奸以后，她们往往不再抗拒，容易接受性交易，也容易接受与性交易相适应的，远远低于正常道德标准的行为规范了。
同理，被川岛速浪强奸，是川岛芳子突破心理界限的关键的一步。突破正常的心理界限之后，她成为心狠手辣，不择手段的色情间谍。
曹操处决吕布的原因也在于此。吕布被俘以后，提出的“布将骑兵，公将步兵，天下可定也”的建议，曾经让曹操一度动心。刘备一句话提醒了曹操，既然吕布能屡次认自己的主子做义父，又能屡次杀掉自己认作义父的主子，那么他还有什么人不能杀呢?一旦吕布反啮，如何辖制他呢?收降吕布，需要时时刻刻提防他，时刻不能放松对他的监视、制衡，做不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为此支付的成本将远远大于获得的收益。
曹操杀掉吕布，对刘备是否有利这个问题，可以暂时放一边。吕布心狠手辣而且为了利益没有心理界限，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极低，与他合作风险极大，成本极高，收益有限，则是实实在在的。
心理界限一旦突破，新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一旦建立，就很恢复到原有的水平。
《我们的父辈》之中，战争结束了，作为一个重情义的人弟弟弗里德黑尔姆，不再是杀人机器了。但是，他知道自己这些年的所作所为，已经无法再回到过去——如果他重新回到过去，成为一个有情有义的人，那么他显然无法坦然面对自己在战争中的作为。
哥哥威廉可以解释为受纳粹思想的蒙蔽，弟弟怎么解释呢?他自己从一开始就不信仰纳粹的理论，他知道自己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是残忍的，没有人性的。
说到底，我们最难面对的，还是自己，是自己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自己违背自己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会让人极度不安，内心难以平静的。自己的内心之中，会充满愧疚、羞耻和负罪感。而重新建立更高标准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一旦回首过去，他必然陷入无限的自我拷问、谴责、怀疑、否定之中。
人是不能无限自责的，否则其内心必然垮掉。在这样的心理压力下，他最终选择了战死。
性工作对性工作者造成心理伤害，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即使她们从良，她们心理的界限也已经被破坏了。
那些被迫从事性交易的人，可以建立新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并且把过去归结为被迫。就像少年派在吃人肉的时候，内心极度不安。不过，他可以用神赐给自己大鱼的理由，给自己安宁——这一切都是神安排的，神安排了海难，神安排了让他独自幸存，神安排他吃人肉。
但是，那些主动选择从事性交易的人，她们是无法用新的价值观解释自己的过去的。她们要么坚持原有的被突破以后形成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继续按照极低的行为标准行事，要么处在极深的无限的自责之中。大多数情况下，她们会选择坚持原有的被突破后形成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以避免让自己陷入极深的无限的自我拷问、谴责、怀疑、否定之中。
不过，如果她们继续按照被突破后形成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行事，那么性交易就是一项可以接受的相比其他绝大多数工作，更安逸、收入更高的工作。这就是性工作者很容易重操旧业的原因。
当然，在局外人看来，她们是自甘堕落。
(十一)妇女的革命
除了花钱购买性交快感的高级嫖客以外，性交易对所有人都是伤害。这其中既包括对性工作者身心的伤害，也包括对社会风气的破坏，还刺激由此产生相关产业——比如贩卖人口。
相比高级嫖客，中低级嫖客往往易粪相食，他们在花钱购买性交快感的同时，也要承担接收从良的性工作者的责任。被高级嫖客赎身的性工作者，往往无资格成为高级嫖客的妻子，只能成为对方的妾。她们的孩子从出生的那一刻，就要受到嫡出子女的歧视。
不颠覆金字塔式的经济基础，就无法颠覆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人类婚姻关系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种种社会现象。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性交易。
“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互相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
反过来，要获得以爱慕为基础结婚的自由，反对财产(或权力)联盟为基础的婚姻，就要消灭原有的财产关系。
许多革命者走上革命的道路都与婚姻不自由有关。导师恩格斯走上革命道路的诸多因素中，他与爱尔兰女工姊妹玛丽和丽希之间的爱情，如果不是决定因素的话，也是重要因素。
资本家的子女在婚姻方面，求自由求解放，如果想要获得自由和解放的话，只能走上革命的道路。
旧中国也一样。
在这样的社会中，家长(族长)掌握经济大权，他们从家族的利益考虑决定子女的婚姻，并可以轻易地让子女屈服。且不说前面提到的为了让老爹帮助偿债，答应娶堂妹的亨利四世，读过《围城》的朋友应该记得下面这段：
方鸿渐还在高中读书，随家里作主订了婚。未婚妻并没见面，只瞻仰过一张半身照相，也漠不关心。两年后到北平进大学，第一次经历男女同学的风味。看人家一对对谈情说爱，好不眼红。想起未婚妻高中读了一年书，便不进学校，在家实习家务，等嫁过来做能干媳妇，不由自主地对她厌恨。这样怨命，怨父亲，发了几天呆，忽然醒悟，壮着胆写信到家里要求解约。他国文曾得老子指授，在中学会考考过第二，所以这信文绉绉，没把之乎者也用错。信上说什么：“迩来触绪善感，欢寡悉殷，怀抱剧有秋气。每揽镜自照，神寒形削，清癯非寿者相。窃恐我躬不阅，周女士或将贻误终身。尚望大人垂体下情，善为解铃，毋小不忍而成终天之恨。”他自以为这信措词凄婉，打得动铁石心肠。谁知道父亲快信来痛骂一顿：“吾不惜重资，命汝千里负笈，汝埋头攻读之不暇，而有余闲照镜耶?汝非妇人女子，何须置镜?惟梨园子弟，身为丈夫而对镜顾影，为世所贱。吾不图汝甫离膝下，已濡染恶习，可叹可恨!且父母在，不言老，汝不善体高堂念远之情，以死相吓，丧心不孝，于斯而极!当是汝校男女同学，汝睹色起意，见异思迁;汝托词悲秋，吾知汝实为怀春，难逃老夫洞鉴也。若执迷不悔，吾将停止寄款，命汝休学回家，明年与汝弟同时结婚。细思吾言，慎之切切!”方鸿渐吓矮了半截，想不到老头子这样精明。忙写回信讨饶和解释，说：镜子是同室学生的，他并没有买;这几天吃美国鱼肝油丸、德国维他命片，身体精神好转，脸也丰满起来，只可惜药价太贵，舍不得钱;至于结婚一节，务请到毕业后举行，一来妨碍学业，二来他还不能养家，添他父亲负担，于心不安。他父亲收到这封信，证明自己的威严远及于几千里外，得意非凡，兴头上汇给儿子一笔钱，让他买补药。
老爷子威胁停止汇款，方鸿渐立即举手投降了。
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时期，一些青年能够成功逃婚，也完全仰赖于社会结构的变化。
李安的电影《喜宴》之中，身为国军退役将军的老爹问儿子，你知道我当年为什么去参军吗?儿子说，相应委员长号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老爹说，错了，你爹是为了逃婚……某某某当年能成功逃婚，与当时中国城市迅速发展，需要外来劳动人口密不可分。
不过，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以前的中国，多数人显然没有这样的机会。
那些希望穿越回民国当小姐、少爷的人，大约没有想过，他们穿越回去，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样的命运。
女性回到民国当小姐，如果能侥幸不被军阀看中当姨太太的话，也许年纪轻轻就要嫁给邻村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地主的儿子，而且绝不能主动离婚。甚至年纪轻轻守寡，也不能随意改嫁。这种强大而无形的阻力既来自于丈夫的家族，也来自自己的家族——离婚和改嫁都意味着破坏两个家族的联盟关系，损害其他家族成员的利益。
《活着》之中，富贵少爷的妻子来找沉湎于赌博的老公回家，富贵少爷坚决不回家。电影之中，富贵输光房产不久，被抓了壮丁。幸而，很快就解放了，富贵回家与妻儿团聚。如果没有解放，那么他破产、被抓壮丁以后，等待他的妻儿的未来是什么呢?大家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无非前面提到的几条路。
至于私奔，想都不要想，没有经济来源，能跑到天上去?逃婚就要丧失经济来源。文君当垆，不过是做个姿态，长时间能不能维持，是两说的事情。最终，让卓王孙回心转意的也不是文君和相如之间的爱情，而是司马相如是政治潜力股。
对女子来说尤其严重，回家的话，弄不好还要被逼自尽。有些自尽，与其说是自尽，不如说是谋杀。还有一些，就是实实在在的谋杀，然后伪造自杀现场——在落后地区甚至连伪造都懒得伪造，比如用族法沉塘。家族成员为了家族的利益，私下杀害追求自由的女性家族成员，不是什么新鲜事。所谓，死了干净。对这种事，无论是民众，还是官方，大多睁一眼，闭一样——因为他们都是这种制度的利益相关者，自然愿意维护这样的制度。
那些对民国向往不已的女士，是否想过自己可能面临这样的命运?
在经济基础落后的国家，比如印度、巴基斯坦，至今还经常能看到荣誉谋杀，荣誉处决之类的新闻。这种事情，有的时候实在影响国际形象，也不符合工业化时代的道德标准。于是，印度最高法庭决心根除陋习，下令将"荣誉谋杀"判为死罪。不过，经济基础的问题不解决，即使把荣誉谋杀(荣誉处决)定为死罪，也很难全面禁止。
当然，那时男性的命运其实也好不了多少。也许正在琢磨逃婚的出路在哪里，从军、出家还是流浪。
大多数情况下，在家族联姻的社会中，决定一个人发展方向的，是其家族的社会关系。最终，往往是子承父业。或者说，一个人的职业在其父母联姻的时候就决定了。男孩子十来岁，就要在家长的安排和家族关系的影响下，开始学徒生涯，为将来继承父业做好准备。20来岁的逃婚者，没有学徒经历，没有工作经验，没有家族势力的支持，很难在这样的社会中谋求一个相对稳定，能够养家糊口的职业。
因此，逃婚也好，私奔也好，没有外来的接济，是根本活不下去的。一般来说，绝大多数亲朋好友，从家族利益出发，是不会轻易接济私奔、逃婚者的。
在这样的社会之中，军队中的中、下层军官和基层士兵是唯一不限制人脉关系的就业机会。于是，大量逃婚者投笔从戎……比如，《喜宴》之中那位当年逃婚的老爹。
不了解时代背景，直接穿越回去，绝对让他们爽歪了。
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以财产（或权力）联盟为目的的包办婚姻，就没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
当时，投身革命队伍，也是逃婚者出路之一。《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就是这样的典型——他们反对建立在财产(或权力)基础上的包办婚姻，又无法找到合适的就业机会。他们脱离家族之后，没有经济来源，也没有容身之处。对他们来说，接受包办婚姻获得经济来源，拒绝包办婚姻丧失经济来源，是两难的选择。最终，他们认识到私有财产对所有人的统治，是自己处于这样尴尬的境地的根本原因。
普及教育、包办婚姻，把许多出身地主(包括乡贤)、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逼进了革命的队伍。这些人成了无产阶级政党核心骨干力量，和泥腿子、穷棒子联合起来，革他们老爹们所代表的阶级的命。
他们的老爹很多都是地主(包括乡贤)、资本家。想想就知道，在多数人日夜挣扎糊口，教育是奢侈品，文盲率超过90%(95%?)的年代，能够获得足够的教育的人能是什么家庭出身的呢?
老爹们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封建、保守、老迈、思想僵化，不能体谅子女，也不是不知道儿女的想法，毕竟自己也是从当年青春年少的时代过来的，也有过爱慕之情。但是，他们也很清楚，按照财产和权力联盟原则实行联姻的家族更容易建立联盟，攫取权力，主导社会。如果不按照私人财富和权力最大化的原则出牌，那么自己的家族很容易衰落。向儿女们妥协，自己的财产就无法通过财产联盟的方式不断巩固和加强，便无法在财产(或权力)联姻主导的社会中存在下去。那时，子女将失去现有的经济基础，更遑论追求爱情。所以，只要他们的儿女们不消灭旧时代，他们就只能按照旧时代的游戏规则运动。他们代表旧时代，他们是财产(或权力)的宿主，也只能和旧时代一起灭亡。
以私有财产(或权力)联姻为基础不断自我强化私有财产(或权力)统治的社会结构，也孕育着自我毁灭的力量。底层男女活不下去，男性不惜铤而走险，女性忍辱卖身。中上层子女要逃婚。两种人联合起来，如同群众与干部结合，士兵和军官结合……
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取得全国解放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一个新政权取代一个旧政权。解放，给了全国绝大多数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让他们拥有了更多的自由——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自由甚至是光绪皇帝渴望却无法拥有的。
最终，子女们最终获得了成功，推翻了老爹们所代表的反动阶级的统治，并通过立法的方式，把自己的胜利果实确立下来。
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是在改变农村土地高度垄断的经济基础之后，彻底改变社会结构的法律。
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婚姻法。这部法律在某种意义上，是叛逆的子女们在对已经成为财产代理人的老子们的进行革命，并取得胜利后，对用法律的手段，确立了胜利果实的合法性。
如果考虑到有多少人，尤其是中上层的知识分子干部，是因为逃婚而加入革命队伍的，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部法律成为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
相当一部分出身地主、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干部的父母在国统区，他们在名义上还有父母包办的婚姻，或婚约。他们的父母希望、要求自己的子女回来承担家庭责任，履行婚约。现实情况是，这些干部往往已经经过自由恋爱与有情人结婚。国共割据时期，这种老家包办婚姻与自由恋爱的婚姻并存的情况还可以维持。在大陆全部解放以后，如果不宣布父母包办的婚姻不合法，那么这些干部们将面临重婚的尴尬局面。
更重要的是，如果不斩断这重关系，甚至承认、保护这些包办婚姻，那么这些作为党的政策的执行者的干部们就无法斩断与父母安排的财产联盟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整个政党也就无法有效推行任何摧毁原有的社会结构的政策。婚姻自由，在经济意义上，极大地限制了使用婚姻进行财产联姻的行为。
不过，仅有《婚姻法》是远远不够的。经济不解放，不粉碎财产(或权力)联盟的社会基础，一切无从谈起。因此，必须在宪法中彻底粉碎以私有财产(或权力)主导个人命运的经济基础。只有粉碎了这样的经济基础，才可能建立起新的支持自由恋爱的上层建筑。
重读新中国最早的宪法式文件《中国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不难发现这些内容。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
第二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二十七条 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
第二十八条 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
第二十九条 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整个人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府应扶助其发展，并给以优待。
第三十条 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
第三十一条 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和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全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
第三十二条 在国家经营的企业中，目前时期应实行工人参加生产管理的制度，即建立在厂长领导之下的工厂管理委员会。私人经营的企业，为实现劳资两利的原则，应由工会代表工人职员与资方订立集体全同。公私企业目前一般应实行八小时至十小时的工作制，特殊情况得斟酌办理。人民政府应按照各地各业情况规定最低工资。逐步实行劳动保险制度。保护青工女工的特殊利益。实行工矿检查制度，以改进工矿的安全和卫生设备。
实行公有制，子女联姻并不能增强家族的社会权力，财产(或权力)联盟的婚姻才失去了意义。这也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就业的机会。子女不必再受制于老爹，性不再作为就业的附加条件。
1954年宪法之中，增加了劳动的内容。
第十六条 劳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的事情。国家鼓励公民在劳动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八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有精神病的人和依照法律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除外。妇女有同男子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九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国家通过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逐步扩大劳动就业，改善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
第九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国家规定工人和职员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逐步扩充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物质条件，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
第九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并且逐步扩大这些设施，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
第九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保证经济权利，保证政治权利，个人才可能获得自由的婚姻，妇女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
男尊女卑的陋习，失去了存在的经济基础。当然，许多落后的农业地区，由于男子是家庭主要经济来源，还存在着男尊女卑的陋习。相比之下，在男女获得平等机会，男女经济权利平等的沿海发达城市，男尊女卑的陋习已经荡然无存。少数出生在大城市的妻子，只有在陪同落后农村出身的丈夫回家探亲的时候，才会感觉到这些封建残余带来的极度不适。她们的反应也很简单，要么我陪你回家的时候，你家别对我搞男尊女卑那一套，要么我不陪你回家探亲，要么咱俩离婚。这不是女子离婚就要饿死的时代了，可以挺起腰板做人了!
只有粉碎了以财产为基础的人类社会金字塔，打破了私有财产(权力)对人的绝对统治，财产联姻失去了意义，生产资料公用制，就业机会与家族势力范围之间的关系削弱，使多数人有了更多的选择和更多的就业机会，才有可能消灭延续了几千年的父母包办、财产联姻、一夫一妻多妾制和长期存在的性交易。这样的社会，才可能实现自由恋爱，自由结合，自由婚姻，消灭宗族势力，消灭吃人的封建族权、夫权等特权，提高妇女(也包括一部分反对包办婚姻的男性)的基本人权。
有人说，土改期间，剥夺地主的土地是不尊重地主的私有财产。他们没有想到，如果当年不剥夺地主的私有财产，那么他们父母和他们本人的婚姻，必然还是建立在私有财产(或权力)基础上，他们自己能否接受那样的现实?进一步考虑，如果他们的父母的婚姻是建立在私有财产(或权力)基础上的，他们的父母能否结合，他们是否存在，都是未知数。
给予更多的就业机会，性工作者也才有普遍的从良的机会。
没有这样的经济基础，任何大规模的对性工作者的改造，都必然流于形式。大批没有经济来源的底层妇女还是或主动或被动成为性工作者，从事性交易。
一旦重新出现私有财产(或权力)对社会的统治，那么重新出现一夫一妻多妾制，出现性工作者，也就是必然的了。当然，现在的妾不叫，叫小三。妾是有转正的机会的，小三也是。当男方觉得自己翅膀硬了，不再需要仰仗妻族的资源的时候，小三就有了转正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
(十二)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评价一种社会行为，要考虑这种社会行为是否有利于人类种群和社会繁衍、兴旺和存续，是否受制于某种生产生活条件，对这种行为既的评价是否是统治者强加给被统治者的。
评价性交易和性工作者也是如此。
抛开封建等级制度，嫡出、庶出等因素导致的歧视不谈。
我们仍然能知道，性交易必然要求其从业者的道德水准，远远低于社会多数人群。性交易对性工作者在道德水准上的伤害，是终身的，不可逆的。
今天的时代，财产(或权力)的垄断程度远远低于当年，女性在各行业中就业的机会与男性基本接近。所以，与当年的女性难以就业，走投无路，被迫出卖肉体换取生活条件不同，今天的女性除了做妾(或者说小三)或性工作者以外，还有很多或者其他的选择。
性工作者走上这条路，有时是被迫，被骗，被拐，被卖。比如，当年西南某市的亮点茶楼，以介绍工作为名，拐骗进城务工的农村少女，并组织、强迫她们卖淫。
死到临头，还盛气凌人的亮点茶楼的老鸨王紫绮
被拐入亮点茶楼以后，宁死不从，跳楼之后摔成残废的受害者
这些性工作者值得同情。
还有一些是在年幼无知的情况下，为了虚荣，在不知深浅的情况下，一步步滑向深渊。
据警方介绍，小惠于2016年12月20日，通过QQ软件与昵称为“校园放贷中心”的放贷者杨某取得联系，杨某以小惠的裸照和手机通讯录作为抵押，通过微信转账，借给小惠1000元(扣除利息实际到手850元)，商定周息15%。小惠在报警前，已经还款300元，但依然有550元的债务。放贷者杨某威胁小惠前往定西见面“肉偿”，否则将向小惠的朋友公布裸照。据了解，小惠自2015年6月起遭遇网络诈骗后开始陷入“裸贷”漩涡，这次小惠向媒体发出求救，实际是其遭遇的第三次“肉偿”威胁，小惠因此曾多次尝试自杀。
这些少不经事、误入歧途的女孩，只要突破底线，后面就是自暴自弃，迅速滑向深渊。
大多数人，痛心其幼稚，同情其遭遇。
不过，更多的时候，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则是为了虚荣，为了更轻易地获的谋生，套现青春。
人的野性是在不断退化，社会性是在不断增强的。人类进化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随着从低级生物过渡到高级生物，以及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最原始的本能是逐步让位于更高层次的本能的。由于饥饿，产生食欲，见到活动的生物就想捕食，哪怕这个生物是自己的后代或者自己的配偶;发情期，产生性欲，见到异性就想交配，不管这个异性是否愿意，哪怕这个异性是自己直系血亲——这样的动物是低等的动物，人类早已远远地超越了这个阶段。
除了满足性欲，人类还需要通过亲密的两性关系繁衍后代、获得心理慰藉，这些都不是性交易能够给予交易双方的。为了钱，不能有较高的适合团体生存的道德水平，必须不分对象进行性交易，这些都是违拗作为高级哺乳动物的人类的本性的。
由于环境的原因，人类可以接受并作出违背本性的事情：比如，《赛德克巴莱》之中高山族部落彼此猎头，以此为荣;比如，《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之中少年派在海难之后为了生存吃人肉;比如，《楢山节考》之中溺死婴儿，遗弃老人;比如，《一九四二》之中地主老范的女儿在饥荒之中吃掉自己宠物猫，主动卖身到妓院。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我们不会苛求他人为了生存下去而采取的种种违背人性的行为。
不过，一旦外界条件改善，恶劣环境消失以后，是否回归较高的道德水平，也是我们对一个人作出评价的依据。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之中，少年派结束残酷的海上漂流以后，不堪回首自己在海上吃人肉求生的往事，于是，为了自我安慰，他幻想出自己于斑马、猎狗、猩猩、老虎同船的故事。故事之中，那只老虎，就是在濒死、求生状态下的他。一旦他回归人类社会，那只老虎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如果少年派回到大陆以后，怀念那段吃人肉的历史，甚至吃人肉上瘾，我们会怎么评价他，怎么看他，怎么对待他?
遗憾的是，虽然有很多是因为生活所迫和被逼无奈，但也有很多的现役性工作者，从事这项职业的原因并不是走投无路，要解决生存问题，而往往是爱慕虚荣，希望套现青春，她们可以获得经济回报，但是却不会获得心理慰藉，更谈不上繁衍后代，甚至也未必能满足她们的性欲——因为与她们发生关系的人，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至少其中的大多数并不是她们喜欢的类型，如果对方不支付费用，她们是绝不会与这些人发生性关系的。在有其他更辛苦，但是收入更低但是能糊口谋生的工作选择的时候，她们大多不愿意主动放弃自己的职业。她们最终改行或者从良的原因，往往是人老珠黄，被这个行业所抛弃。
如何评价自愿从事这个行业且不愿主动退出的人，见仁见智。
毕竟，这是一个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的时代——这大约是唯一可以为她们辩护的理由。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