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日说法》栏目看，本文的观点有些偏颇，因为《今日说法》是专家们对案件的探索，的确人性化和客观性都较强，95%以上的案件都还符合人性的理念。不过也有些业内人士说这是做的案件，以起教育和引导作用，现实中由于公权力的作用，有时结果就不完全是这样。要说明的是，我这篇文章是着眼基层的，因为我们经历的现实让我们不得不对基层的法治进行思考，此文仅只是从基层的角度，将法治与人治作一下比较。或是让人们不人云亦云，或是采取措施纠正法治中的偏颇，提高基层办案人员的素质，让其公权力进入监管笼子，真正还社会管理一个公平。
要说明的是，如果法治违背人性的意愿，这应该是兽法!因此法治应该是人性管理的具象化!
我们曾经历的人治是以人为中心，包括人的感情和意愿以及大多数人认可的理由为理由，将不符合人愿的条文放置一旁，先是尊重人愿。因此做好一个人，是人治时代的共同标准，只要是不主观自私，或是做好事时出现了不良后果，也会被人理解。现行法治则是以条文为中心，将人的感情和意愿放置一旁，而提出合法不合理或不合情等现代口号，从而否认人的共同意愿，认为机械的东西最不会走样，从而最公正。因此人们在行为中最先考虑的是如何避免触法，哪怕是做好事，如果会出现不良后果，那一定不能做。这也就是现在社会冷漠的原因，不想惹事。而且法治时代只要不触法，那么做一点坏事，更能显示自己的本领，所谓艺高人胆大，因此现实中成就大的多是敢于擦法律之边而不受惩罚的人，这也是生意人常说的“不打法律的擦边球是难以赚到大钱的”。
人治是人人参与管理，人人自律，共同监督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是以考虑是否伤害了他人为标准，因此很少做损人利己的事，一旦做了，就会在社会中受到各种制约，人们畏惧的是人心和公理。因此人治是一个需要“看群众脸色办事”的时代。而法治则是考虑人为拟定的条文，由部分人专门监督管理，所谓各司其职，不在其职责范围内，哪怕做的是正义之事，也是违法的，会受到处罚。法治做的是猫玩老鼠的游戏，以捉到或逃脱为本领，因此人们永远在这个游戏中运动着，而每一个人似乎都没想到或不可能做一个真正的自己。法治时的行为准则不需要考虑是否损害了他人利益，而是考虑是否触犯了法律。因此人们的行为准则“不再看群众脸色办事”，只要没触犯法律，能逃避惩罚，就可以做，良知道德不起多少作用。也因为群众或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不重要了，主要是监督管理者的权力具有决定力，因此这时撒钱就能在管理环节中起重要作用了。
人治需要管理成本小，因为整个社会具有监督力，一件事情的对错很分明，且以人本来就具有的正能量为标准，不需要去以文字和条文说事，加之大家都有一双雪亮的眼睛，处理起来麻烦少，且基本服大多数人心，难有蒙混过关的现象出现。因此对于当事人，不需要花费一些冤枉钱，反正是犯到哪里，就办到哪里!人人都有发言权，个别人或公权力是不敢无视群众意见的，也不能完全左右处理结果。虽然有时权力者也能左右局势，但做了太多的不合理，就会被群众议论拉下台。因此人人都想做一个好人，好人即使被冤枉了，也会有群众出来说话，争取决策者的理解。法治时代因是口说无凭，就需要一大堆东西来证明谁是谁，什么是什么，因此提高了管理成本，如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有一些形式的材料作佐证。不过这种高成本高消耗促进了社会资金的运转，提高的GDP的值，促进了经济发展，也产生了新的职业和行当，如中介和律师。
人治时的纠纷，一到政府部门进行调解或讲理，就能获得基本的解决;法治时代则只有法院
判决才是最终结果，法院不可能清楚具体事件，就需要举证，是否采信，就有许多未知数了，因此就产生了代理人员，即律师。律师费、诉讼费等，还有一些幕后行为要做，最后是赢了官司输了钱。这样就出现了谁对谁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赢谁输。即使办错了案，也只能说明谁背时与否或办案人员水平高不高。且为了制约乱办案，一般规定错案率不能高于多少，因此就算办错了案，办案人员也一般不会爽快承认或立即纠正，还必须通过许多途径，才能获得解决，到时已经让人精疲力竭了。这也是今天我们许多事情需要闹才能被重视而获得解决的原因，不闹就算过关了。最后就是好人也可以坐牢，坏人也可以坐牢。好人可以说教别人，坏人也可以堂而皇之地说教好人。
人治是讲究实质，对形式的条文只是一般办事程序，而不一定固守。有时根据实际情况，不一定会完全按程序办事，具体问题会具体分析对待。因此一般会说人治不公正，因为这没有机械的认可办法，会产生争议。试看今天谁该上谁该下，一般少论政绩，而是以年龄为条件，这样谁也不便说什么了，便于操作。结果能人往往下，而庸人往往能上，导致社会治理水平低下。法治是以程序合法为前提，也就是只要形式上合规矩，即使冤枉了人，或纵容了犯罪也没有错。
法治工作者最乐道的是美国的辛普森案，全国都知道是辛杀妻，但办案人员是白人，有歧视黑人的倾向，因此法院不能采信这位白人警长的证据，最后宣布辛无罪释放。法治者认为这是法治的胜利，因为完全按程序办的案，是依法依条文办案的典型，对与错并不重要;人治者说，这是法治的悲哀!因为程序左右着实事求是，将案件完全弄错了，致使一个真正的罪犯逃脱了惩罚，那么这样的法治在管理上有何意义!不要这劳什子也罢!这就是二者的区别。
看来，在人治社会，专做好事的雷锋一定是人们学习的榜样，决不会坐牢;而在法治社会，雷锋同样可以坐牢。因为雷锋在送妇女回家时，妇女见其单纯，涉世不深，就还想获取好处。雷锋一时身上没钱，加之鄙视这种人品，不与理睬，妇女则威胁地说，如果你不给好处，我就告你猥亵我。因有证人证言，还有情节，雷锋果真送入了牢门。众人说雷锋不可能是这样的人，但办案人员说，现有人告状在此，我们不能凭可能不可能来宽容雷锋，我们也只能公事公办。后来弄清了真相，也只能是对雷锋安慰一下了事。甚至为了说自己没办错案，可能还要冠以雷锋某种其他方面的原因，以达到含混不清的目的，最后不了了之。还很可能让雷锋这样的好人也仇视社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为好心人与结果的反差太大，让人的思想意识逆转。
另外基层乐于将小案办大，或将疑案捡起来办，或是小题大做，这也是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因为有一件案子，就会带动经费的流动和人员的活动。经办人或多或少会获得一些好处，同时还可以在受害人面前表功，说帮了多少忙。那么何乐而不为呢?这就害苦了一些单纯的当事人!
条文办事，就有许多缝隙可钻。要知道被认为是社会精英的干部也是上有决策，下有对策，他们可以干一些决策不允许的事，谋一己之私。那么天性就有犯罪意识的人，难道还不会去研究法律，而逃避法律惩处吗?因此从个别现象看，条文办事是科学，但从整体上说，则有许多的难解的结症。这也是法治社会案件层出不穷，或劳改证能横行天下的原因!
人治犹如是中医治病，在治理社会时，要从整体考虑，辩证施治，因而副作用小，从长远看意义重大，能让最重要的人心得到根治。不过中医需要有丰富的医学知识和智慧以及经验，才能准确判断病情，每一个中医都是一个医学工作者。因此中医治病，需要好医生。那么人治就需要好干部和有能力水平的干部。法治则好像西医，发烧是炎症，发炎是炎症，那么就用抗生素消灭那些病毒，什么炎症用什么抗生素，这也有规定，适不适应不重要，只要按程序办就行，医生水平高不高没问题，即使一个混蛋，只要按程序治死了人也追究不到责任，因此法治时代的干部就是渣滓也可以管理基层社会事务。并且西医认为感冒是病毒，要用杀病毒的药才能治好，从而否认中医的发汗也可以治感冒的理论。也因中医都是自然中的物质当药，因此人们可以说中医没有进步;西医因医生不重要，就在科研层经常研究出新药，每出一样新药，就说这是一次进步，被人们所乐道。这也是我们经常说人治落后，而爱说法治是进步，或法治时代各种新鲜时髦语不断出现以表明进步的原因。
这也是法治社会在干部用人问题上，可以随意调配，而不需要考察是否能行，是否适应工作，只要能机械地听话就行。现在的干部做事，哪怕是一个肯定需要做的事，也会说，上面没指示，或上面细则还没下，因此许多好事，就在拖延中耗费了，办事效率低下。法治时代连一个过年假，上级也要下文件，提出要求。这是为了规避风险。结果让各单位领导不要动脑筋，机械如呆物，照办就行。有些本地本单位不需要做的，也必须按照整体要求，在形式上应付，哪怕浪费了财力也不可惜。那么这样的工作会有成效吗?
其实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进行自己的思考，也许会认为人类的社会治理过程应该是：从兽治，即强者为王，可以肆虐乱杀，既无规矩，又不讲究人性。——再到法治，即人们认为兽治不符合人的理念，还是立规矩好，从而最早有约法三章的做法，开始规范起管理行为来。——再到人治，这应该是人类社会治理的最高境界，即人人参与治理，人人自律的时代。我们所反对的人治，应该是兽治，而不是真正的人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