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是检验理论真理性的唯一统帅标准

真理是检验理论真理性的唯一统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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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真理的标准”,只包括唯一标准——社会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并非唯一标准——而是实践基本标准客体标准)和真理统帅标准主体标准)辩证统一的标准系统。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伪命题。它否认真理理性对实践标准的统帅指导地位,必然引导“检验真理”等社会行为走上歧途。】

目录

一、检验真理(即检验理论真理性)离不开真理的统帅。

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是与非。

三、“真理的标准”与“检验真理的标准”。

(一)“检验真理”的本义。

(二)“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真理的标准”有关键区别。

(三)“用真理检验真理”荒谬吗?

(四)“真理的标准”为什么是唯一标准?

(五)“检验真理的标准”为什么并非唯一标准?

四、真理统帅标准和实践基本标准的辩证唯物主义基础。

五、关于毛泽东的一句真实性有争议的话。

一、检验真理(即检验理论真理性)离不开真理的统帅。

人和动物都离不开中枢神经的统帅;植物也离不开某种系统的统帅——要不然为什么它知道什么时候发芽、开花、结果?国家也离不开政党和政府的统帅;人类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也都离不开头脑中的理性统帅。难道检验真理这样更高级的活动就不需要理性统帅?就不需要理性统帅的标准?难道经过实践反复验证和科学严密论证过的真理,也不能作为指导分析判断新、旧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主体标准?难道“用唯一的实践标准检验真理者”,脑子是格式化的、没有任何指导思想?肯定不是!

为什么面对同一个“血压的标准”,有的操作人员对血压检查得准确,有的却检查得不准确?这说明,“血压的标准”和“检查血压的标准”不完全是一回事。为什么面对同一个“真理的标准”,有的人将某一理论检验为真理,有的人却将其检验为谬误?这说明,“真理的标准”和“检验真理的标准”也不完全是一回事。就像“导弹的标准”和“制造导弹的标准”不完全是一回事一样。“真理的标准”,仅仅包含真理的客观标准。“检验真理的标准”,则不仅包括“真理的标准”这个客体标准,而且还包括检验真理的主体的理性统帅(指导思想)这个主体标准。如果没有这个主体标准对检验真理的主体进行理性规范,检验真理的客体标准虽然仍然客观存在,但检验真理的活动就变成了儿戏,甚至连儿戏都不如。如同一个人失去了理智,变成了疯子一样。又如检查艾滋病,“艾滋病的标准(状况指标)”和“检查艾滋病的标准”也不完全是一回事。如果仅仅有“艾滋病的标准”这个客体标准,而不规范检查艾滋病的主体标准——如诊疗人员的理性素质、专业知识技能和如何运用艾滋病的标准检查艾滋病等等——就等于说,无论什么素质的人,只要手里捏着个“艾滋病的标准”,就可以自以为是地检查艾滋病。这样的检查,能不令人恐怖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唯一标准论”), 标榜在检验真理的过程中实践标准的唯一性,否认理性统帅(指导思想)标准的必要地位,极端化了检验真理的客体标准,抛弃了主体标准。这就是说,无论什么理性素质的人,无论存心怎么检验,只要手里捏着个“唯一的实践标准”令牌,就可以自以为是地导演“检验真理”。这样的“检验真理”,能有历史的严肃性吗?

实际上,即使“唯一标准论”者自己,在“检验真理”的过程中,也从来不会、不可能、也无从抛弃某种指导思想,即理性统帅。不过,理性统帅也有好坏优劣之分。所以,理性统帅也必须有标准。非真理理性,不是检验真理的合格统帅。“唯一标准论”的理性统帅——形而上学机械唯物论和主观唯心论的二元论混合——就大不合格、很不标准。

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真理,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虽然真理必须接受实践的最终的、基本的检验,但真理是社会实践的精华和灵魂,当然能够统帅指导实践和认识活动。否则,人们还殚精竭虑地检验真理干吗?只有真理理性才能正确地统帅指导实践、认识活动——当然包括检验真理这种更高级的认识、实践活动。

所以,检验真理(即检验理论真理性),除了客体的实践基本标准外,主体的真理统帅标准是必不可少的。并且,真理还是检验理论真理性(即检验真理)的唯一统帅标准——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史观统率下的一定的真理系统

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是与非。

源于对政治工具的需要,已经刮了37年的“唯一标准论”的哲学风潮,在意识形态领域,助推了实用主义的“解放思想”,导致了对作为毛泽东思想精髓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文革实践的全面否定;在现实领域,导致了“改向”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私有化改革。

一个人被指定为嫌疑犯,除霸主外的所有人就都不准当法官吗?一种真理被卷入“检验真理”的法庭,所有真理就都得靠边站吗?是的。我“唯一标准论”即朕,即霸主!朕不允许愚民用真理理性统帅“检验真理”,而朕自己却可以任意“解放思想”,用“不争论”的非真理理性导演想要的“检验真理”和“结论”。

“唯一标准论”肯定不是真理。但是风吹惯了,似乎成了耳熟能详、妇孺皆知的口头禅式的真理。必须予以认真剖析。

涉及实践标准的命题,可以有以下几种:

①“实践是真理的标准”。

②“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

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基本标准”。

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基本标准”。

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以上六个命题,①→⑤都是正确的,唯独⑥是伪命题。可是,1978年以来,竟然“认真”地选定了这么一面哲学皂旗。委实可叹!不过,里面也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否则也就没了迷惑性。我们还是应该力避“将孩子和脏水一块倒掉”,力求“只倒掉脏水别伤了孩子”。

“唯一标准论”,包含着的合理成分,就是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基本)标准的表白。而其错误要害在于: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中,硬塞进去一个旨在驱逐真理统帅标准的木马插件“唯一”,将一个真命题偷换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伪命题,将“真理的标准”的唯一性(“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偷换成了“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唯一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如列宁所说的:“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出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谬误。”(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57页) 这个“木马插件”,向社会发出低沉幽阴的“画外音”:“检验真理是我实践的唯一权力,没有你真理的什么事。所有的真理都给我靠边站,闭嘴‘不争论’,听候我实践的审判”。“唯一标准论”极端化了实践标准的决定作用,并且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地理解实践标准,否定了真理在检验理论真理性过程中必须占据的统帅指导地位(否定了无产阶级政治统帅),陷入了形而上学机械唯物论和主观唯心论的二元论混合泥潭,为实用主义的“解放思想”和社会堕落——理论堕落、方向堕落,道德堕落、法律堕落、腐败堕落、环境堕落、资源堕落、食品堕落、转基因堕落,等等——开启了可怕的“潘多拉魔盒”。

如果说,教条主义是“理论拜物教”,那么,经验主义就是“实践拜物教”。“唯一标准论”,就是系统的“实践拜物教”。

三、“真理的标准”与“检验真理的标准”。

(一)“检验真理”的本义。

关于“检验真理”的概念,一些人认为不规范。因为理论一经被实践检验证实为真理后,就不需要再检验了。所以“检验真理”作为概念不恰当,应该改称为“检验理论的真理性”或者“检验理论是不是真理”。

我认为,“检验真理”概念的本义,就是“检验理论(认识、思想、方针、政策、路线等)的真理性”或者“检验理论是不是真理”的意思。但是用后面这么长的一个句子当概念太笨拙,还是简单点好。如果用“检验理论”来作这个概念,不能明显突出“检验理论的真理性”这个本质内涵——因为,“检验理论”也可以是检验理论文章中的语法修辞等问题的意思。而用“检验真理”作为概念来表达“检验理论的真理性”这个本质内涵,就比较简明。所以,还是用“检验真理”这个概念比较好。并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也是这样用的,还是继续沿用下去为好。

理论无疑需要检验。问题是,真理还需要再检验吗?这是肯定的。可以说,在真理的认识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都离不开以实践为基础的再检验。这是因为:

①实践是认识(理论)的基础和来源。人的认识(理论)只有依赖以实践为基础的反复检验,不断地纠正其错误、完善其不足,才能使一般的认识上升为真理。而任何真理,虽然都含有绝对真理成分,但都是具体真理,相对真理。列宁曾经指出:“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而相对真理的真理性相对于一定的条件才成立。客观世界是不断变化的,地点、时间、内容等条件变化了,原有的真理性就不一定成立,需要再检验。相对真理有局限不足甚至局部错误,是其固有的属性,必须在以实践为基础的不断检验中加以纠正和完善。“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毛泽东:《实践论》)绝对真理只是一个极限。相对真理可以无限地接近这个极限,但永远也不会达到这个极限。相对真理无限接近绝对真理极限的过程,就是不断接受以实践为基础的反复检验的过程。

真理作为相对真理,必须接受实践基本标准与真理统帅标准有机协同的再检验。例如,苏联以城市为中心的十月革命的相对真理,引入中国,就接受了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再检验,证明这个理论路线放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就失去了相对真理性,就必须代之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在毛泽东主导的这场以革命实践为基础的再检验中,根本离不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真理理性的统帅指导——不能因为这个真理也要接受实践的再检验、最终检验,就否定其在检验真理过程中的统帅指导地位。这就好像不能因为大脑要依赖身躯供应营养,就拒绝大脑对身躯的统帅指挥一样。对于检验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和实践来说,也必须发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真理的统帅指导。否则,就必然得出错误的历史结论。现实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②相对真理中的绝对真理因素有永恒性,如唯物辩证法因素等。这种抽象的不变性是通过具体的变化形态表现出来的。对于这种具体变化形态的相对真理性的认识和把握,也离不开以实践为基础的反复检验。

③检验真理的过程中经常发生纰漏、失误或者私心和阶级局限性的作怪,可能有意无意地将谬误认定为真理,或者将真理否定为谬论。这种事情,在自然科学领域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中非常多见,必须适时对穿着真理外衣的“假的真理”和穿着谬误外衣的“真的真理”进行以实践为基础的、在真理理性统帅指导下的真理再检验。例如,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私有化改革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理论,全面否定文革继续革命理论的1981《历史决议》,“猫论、摸论、不争论、先富论、韬光养晦论”,“资本家可以入党论”,“发展是硬道理论”,“GDP至上论”等等,我们就必须出以公心,勇于历史担当,对其进行实践基本标准与真理统帅标准有机协同的真理再检验。

(二)“真理的标准”与“检验真理的标准”有关键区别。

“检验真理的标准”比“真理的标准”多了“检验”俩字,内涵肯定有变化。不过,这两个概念很相近,如无必要,无需死抠字眼。但在有关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上,真理与谬误斗争激化的现阶段,碰到了拦路虎,需要对这两个概念进行确切地界定。

只从人类出现以后,才有了认识这种意识。人的认识究竟正确还是错误,就需要一个判定的标准(客观现实、社会实践),这就是“真理的标准”。物质不灭能量守恒的客观世界,决定了真理和真理的标准都只能是唯一的。真理的标准,在人类认识出现之前,它相对是“潜在的”;在人类认识出现之后,它相对就是“显在的”。但不管是潜在的还是显在的,它都是客观的。

“真理的标准”作为客体标准,并不能自动检验认识的真理性。在检验真理的客体标准的基础上,还必须发挥检验真理的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检验真理的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有正确与错误之分,也需要一个判定的标准,即判定主体能动性的主体标准。这个主体标准,非真理理性莫属,可以称之为“真理统帅标准

总之,“真理的标准”与“检验真理的标准”两个概念,虽然很相近,但有关键区别:“真理的标准”是仅涉及客体标准的唯一标准;“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以客体标准为基础、以主体标准为统帅的非唯一标准。例如“艾滋病的标准(状态指标)”,就是仅包含客体标准的唯一标准;而“检查艾滋病的标准”,就是以艾滋病的客体标准为基础,以诊断人员的理性素质、专业知识技能和操作流程等主体标准为主导的非唯一标准。当然,有些简单的检查不一定明确规定检查的主体标准,但不等于没有主体标准,只不过是以潜在标准的状态存在罢了。就像“检查身高的标准”,就可能只明确规定“(正常人)身高的标准”,而没有明确规定操作人员的主体标准,从而使主体标准以潜在标准的状态存在着。

(三)“用真理检验真理”荒谬吗?

既然“检验真理”不但要有实践这个客体标准,而且必须有真理(理性统帅)这个主体标准,那么,“用真理检验真理”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用真理检验真理”并没有犯逻辑错误。命题中,前一个“真理”指的是本义上的真理;后一个“真理”指的是包括真理在内的所有“理论”。“用真理检验理论”有何不可?在日常生活和科学领域,在实践检验理论的基础上,用经过实践反复验证和科学严密论证过的真理去检验理论(用本学科真理检验本学科理论,或者学科间交叉检验),不但是必需的方式,而且是不可排除的惯例。

在“用真理检验理论”的过程中,当然包括“用真理检验真理”,这听起来好像不合逻辑,其实,一点也不荒谬。因为:

这个命题中包含的前后两个“真理”,虽然在一般内涵上完全相同,但在具体外延上并不相同。例如,数学的公理与定理之间,就是这种不同的具体真理之间的关系。

用真理检验真理”的真理性,相对于一定的条件而存在。它不是指用外延完全相同的具体真理进行自我检验,而是指用外延不同的有关具体真理进行必要的交叉检验。真理有大道理、小道理,有这类道理、那类道理之分。为什么不可以用真理的大道理检验真理的小道理、用这类真理道理检验那类真理道理?在实践基本标准最终检验的基础上,这样做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需的。

比如说,用数学的真理性公理去检验定理。如果定理是不正确的,就属于“用真理检验理论”;如果定理是正确的,不就属于“用真理检验真理”吗?这样做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需的。数学公理来源于实践。如果检验数学演算过程不用定理,检验定理不用公理,非要用实践去检验,怎么检验?无非还得从实践中检验总结出真理性的数学公理来,然后用公理检验出正确的定理,再用定理去检验演算等等。而一旦总结出公理来,“唯一标准论”者又会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准用数学真理检验数学理论(真理),不准用数学公理去检验定理!”我的天!你说这等歪理可笑不可笑?再则,如果实践是唯一的检验标准,那么,包括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在内的理论思维形式就都得歇菜了!没有思维的理性,仅有感觉的条件反射,人类不就沦落为初等动物了吗?

总之,在实践检验的基础上,外延不同的、必要的具体真理之间进行检验,不但是应该的,而且还是必需的。离开真理理性的统帅指导,检验真理的过程无从存在,真理也无从认识和发展。所以,相对于这个条件,“用真理检验真理”的命题是正确的。

(四)“真理的标准”为什么是唯一标准?

辩证唯物主义大师们有过相关论述。

列宁说:“马克思认为理论符合于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一卷第30页) 这说明,马克思、列宁都认为:客观现实是真理的唯一标准

但是,纯粹的客观现实不能自动产生认识(理论)。只有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将主观和客观结合起来的社会实践,才能产生人类的认识运动,才能说明人的认识是否与客观现实对象相符合——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就是真理,否则就是谬误。

所以列宁说:“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四卷第453页) 在这里,列宁的意思是说:人的全部实践(主要是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不是只把个人或者剥削阶级少数人的片面的、局部的、任意抽取的、随意歪曲的实践当作真理的标准。

毛泽东也说过:“实践是真理的标准。” “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践论》) 这说明:毛泽东也认为:社会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是人们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物质性活动。实践有三大主要特点——物质性、能动性、社会历史性。实践的能动性就是在实践中人与客观相结合的活动的能动性。这个能动性是在人的理性指导下进行的。没有理性的指导,人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都无法想象。就像没有大脑的人不可想象一样。

“真理的标准”,只涉及真理的客体标准——客观现实、社会实践——并不涉及检验真理的主体标准——检验真理的人们的理性素质、专业知识能力和操作流程等的标准。这是“真理的标准”具有唯一性的根本原因。

总之,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关于客观现实、人的全部实践、社会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概括,抓住了事物的根本。

(五)“检验真理的标准”为什么并非唯一标准?

“真理的标准”加上“检验”俩字,变成“检验真理的标准”,其内涵必然起变化。

客观现实世界,在时间上是前后无限的;在空间上,宏观无限大,微观无限小;在运动变化的规律表现形态上也是无限多样的。人的全部实践,不但包括人类过去的实践,而且潜在包括未来的实践。再发挥一下想象,人类过去和未来的实践,还应该包括地球人类史前的和未来的在不断产生、发展、灭亡循环中的相当于人类的高级智慧动物的实践。往近里说,人类正在准备殖民火星计划,一旦成为现实,就又扩展了人的全部实践的内容。总之,整个客观现实和全部人类实践,都是无限扩展、无限变化的。

但是,这种具有客观无限性的真理标准——客观现实、社会实践——虽然是真理的基础,但是并不能自动检验真理、发展真理。只有真理理性才能主动正确地统帅指导检验真理的全过程。

否则,为什么客观的真理标准摆在那里,野人就没有发现多少真理?如果说因为那时候生产力不发达,野人的文化太低,而现代的生产力发达了,那些“精英”们的文化也不低了,为什么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客观的真理标准都碰到了鼻子尖上,“精英”们还在瞪着眼睛咒骂真理、将真理“检验”成谬误?还有,为什么面对同样的客观世界和社会实践的大背景,对于其中的同一个理论或事实问题,人们却作出了根本对立的评价?比如说,对于“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为什么有人说“好得很”,有人却说“坏得很”?对于“斗私批修”的无产阶级文化 大 革 命,为什么有人说是“引领世界进步方向的大众民主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有人却说是“十年浩劫”,“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是因为,人的阶级立场不同,世界观不同,主导思想的理性素质不同,对人的认识活动发挥着或正确或错误的统率性决定作用的缘故。所以,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必须充分强调正确理性——真理理性的统帅指导作用,才能比较正确地发挥人们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的主观能动性。而绝不是手里拖着个“唯一的实践标准”旗幡,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真理的幽灵就会乖乖地附到你的身上。

“检验真理”,是一项浩大艰巨的系统工程,只有在真理理性以辩证唯物主义理性和无产阶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理性为核心)的统帅指导下,力争对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全部社会实践材料,进行比较正确全面深刻的调查、研究、分类、选择、实验、补充、观察、比较、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等,才能作出比较正确的结论,才能比较正确地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

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作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见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新的译文是:“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1页)】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也指出:“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在这里,列宁和毛泽东正确地揭示了在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的过程中,实践的基础作用和真理理性的统帅指导作用缺一不可。也就是说,“检验真理的标准”,不应该只包含实践这个唯一的客体基本标准,还应该包含真理这个主体统帅标准。否则,检验真理的标准,就失去了现实意义。就像失去了理性灵魂统帅的人,只能变成植物人或者死亡一样。这正如列宁所说的:“身体的各个部分只有在其联系中才是它们本来应当的那样。脱离了身体的手,只是名义上的手。”(《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7页) 也就是说,手只有在大脑的统帅下,在与其它器官的有机联系中,才是本来意义上的手。实践标准也是这样,只有在人的真理理性的统帅下,在检验真理过程的有机联系中,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若将真理理性的统帅大脑予以斩首,社会实践的躯体就只剩下一具鬼魅缠身的怪尸了。而“唯一标准论”者,干的正是这等营生。

人们要正确地检验真理,不是仅有足够的实践材料就完事大吉了,还必须具备合格的真理理性素质。就像一个法官,不是仅有足够的案件证据材料,就能够正确地判案,还必须具备法官正确判案的真理理性素质和专业法律素质。检验真理的人,是“审判真理(理论)的法官”,这不是所有的好人都有资格担当这种法官的,更不用说心底阴暗、资产阶级世界观严重的分子了。人们要具备合格的真理理性素质,资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立场是严重的排斥因素。所以,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以改造客观世界为基础,以改造主观世界为统帅;结合社会实践改造世界观,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提高真理认识能力。而要达到检验真理所需要的更高水平的真理认识能力,结合实际刻苦读书学习马列毛主义真理和相应的自然科学理论,是必经的艰苦攀登过程。这绝不是贪图安逸享乐,把刻苦读书学习视为本本主义,沉湎于麻将、桥牌等游戏人生者所能企及的艰难而高尚的境界。排斥刻苦读书学习,永远也不会具备合格的真理理性素质。马列毛主义真理,不怕检验,也欢迎检验。但是,不懂马列的人,却轻言检验马列毛主义真理,以井口大的天去检验整个老天爷,实在令人无语。

人类认识、学习、掌握真理的过程,同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一样,都是在分工合作、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继承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在物质生产领域,任何产品都是“千人糕”式产品。在理论生产和真理发展领域,任何理论成果也都是“千人糕”式成果。任何理性伟人,都是站在前人、他人的综合肩膀上成就的。所以,不刻苦读书学习,尤其是结合革命 实践读活书、活读书地学习前人、他人的真理性思维成果,是永远也不会提高真理理性素质的。当然,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地读书很不好,但经验主义、实用主义也很恶劣。不能因为存在这两个极端,我们就讥笑刻苦读书学习精神,或者鄙视认真实践的精神。

列宁也不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通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第23卷279页) 在这里,列宁批判了把实践标准极端化、宗教化的错误观点。认为,如果离开真理理性的统帅指导,形而上学地孤立、静止、表面、片面地随意抽取和歪曲玩弄实践材料,那么所谓的实践标准就是根本靠不住的东西。例如,在检验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和实践时,如果——只是抽取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实践感受,而抛开人民群众现实的和历史的广泛社会实践;只是抽取因错误思想、路线造成的局部不可避免的蓄意误导破坏和过火行为的事例,并且进行人为的歪曲玩弄;不是从文革实践的全部总和,从文革实践与历史和现实的全部联系中去理解和掌握文革事实;不是从辩证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的规律(例如“历史周期率”)、尤其是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规律上去理解和把握文革实践过程及其内在联系,等等,那么,这种用“哈哈镜”照出来的“文革动乱事实”,就绝不是胜于雄辩、证据确凿的东西,而是连儿戏都不如的“实践标准”。毛泽东具有悲天悯人的活佛心肠,要用“斗私批修”的温和文革代替“天街踏尽公卿骨”的暴烈武革或者无序动乱。可是,目光短浅的走资派却并不领情,非要否定文革拥抱武革或动乱不可,令人扼腕慨叹!

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如果为我们的实践所证实的是唯一的、最终的、客观的真理,那末,因此就得承认:坚持唯物主义观点的科学的道路是走向这种真理的唯一的道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142-143页) 在这里,列宁指出了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辩证关系。正因为实践标准有相对性、不确定性,所以必须坚持经过实践反复验证过的辩证唯物主义等客观真理的统帅指导,这是认识真理的唯一的道路。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也说过:“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 在这里,毛泽东揭示了理性认识对感性认识的指导作用——联系毛泽东关于理论和实践辩证关系的思想,说明真理理性作为检验理论真理性过程的统帅,是毛泽东思想的应有之义。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基础;感性认识依赖于理性认识的指导。人们的认识从感性认识开始,但并不存在纯粹的感性认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划分,实际上二者之间是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人们在进行感性认识时,头脑中已有的理性认识必然渗透到感觉过程中,主导着感性认识活动。不同阶级背景、世界观理性素质背景、文化知识背景的人,对同一个对象、同一个事件感觉的清晰度、深刻度、正确度,往往有明显的不同。客观事物是现象与本质的对立统一,是假象与真相的的对立统一,是局部联系与整体联系的对立统一,是静止不变与运动变化的对立统一。没有感觉和感性认识,就没有理性认识。而仅靠感觉和感性认识,永远也认识不了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联系。只有在真理理性认识的统帅指导下,才能正确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联系。所以,只有对客观世界的最高法则——唯物辩证法,及其在社会领域的体现——辩证唯物史观,理解得比较深刻、比较准确,才能比较深刻地感觉自然和社会事物,才能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交替循环中,在实践和认识的交替循环中,不断地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所以,用真理理性统帅指导检验真理的过程,是真理发展的必要条件。

还有,人类是有理性的社会化高级动物,凡事总应该先思而后行,尤其是社会大事,比如说,战争行为,改革行为等等,更需要预先进行科学论证。否则,我们就连狐狸的那点“狡猾”都没有。而预先制定未来行动方案的“思”和“科学论证”靠什么?不就是在客观条件的基础上依靠真理理性的统帅指导吗?科学论证的过程,就是对将要执行的行动方案的理论设想的真理性、可行性和近远期的社会影响进行事前的分析、综合、对比、推敲等检验理论设想的真理性的过程。如果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不能用真理理性去预先“思”和“科学论证”,去进行事前的理论检验,就只能等事后的实践检验。但总得行动吧?既是不能进行事前理论检验的科学论证,就只好由当家人拍脑袋,而当家人从脑袋里拍出来的不也是理性吗?原来这个“唯一标准论”,是当家人的“理性独裁”、封建家长制独裁。接下来,当家人领着我们“摸着石头过河”,自然得让我们闭嘴“不争论”了。可是,乱摸乱抓到深水区怎么办?没有真理理性的前瞻性指导,“壮士断腕”,“杀开一条血路”,就能逃离深水区的吞噬吗?“摸着石头过河”,不是一点用处也没有,它是在无法进行真理理性确切科学论证的条件下,迫不得已的试错手段(其实,即使是试错的过程,也还是离不开必要的理性指导,并不是任由无头苍蝇瞎撞),它只能当作辅助方法,决不可以当作指导思想,否则,非误国害民不可。

总之,真理统帅标准对实践基本标准发挥着唯一正确的指导作用。检验真理,除了实践基本标准(根本标准、最终标准)外,必须有理性统帅指导标准。非真理理性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统帅标准,只有真理理性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统帅标准。实践基本标准真理统帅标准,这两个标准的辩证统一、有机结合,构成了检验真理的标准系统。因而,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唯一的。不能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非要说“唯一标准”,只能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基本标准;真理是检验真理(检验理论真理性)的唯一统帅标准”。

当然,真理统帅标准中的“真理”,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过的相对真理。相对真理必须随时准备接受以实践为基础的再检验。有人可能会产生疑问:“既然这个相对真理还必须接受实践的最终检验,这不就说明了检验真理的标准还是唯一的吗?” 这是糊涂认识,是把“检验真理的标准”偷换成了“真理的标准”。因为,只有“真理的标准”才仅仅包括实践这个客体基本标准。而“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但包括客体基本标准,还必须包括主体统帅标准。只要一放松真理理性(虽然只能是相对真理理性)的统帅指导,“检验真理”的过程就必然走上邪路。同时,在实践检验真理的决定性基础上,必须发挥真理的统帅性协同作用。离开真理理性的统帅指导,检验真理的过程无从存在,真理也无从发展。就像身躯决定大脑神经中枢的存在,但离开大脑神经中枢对全身的统帅指挥,人就无从存在。所以,不能因为真理需要接受实践的最终再检验,就否定它作为检验真理过程的统帅标准的必要性。就像人的中枢神经系统,不能因为它是受躯体营养决定的,就取消它对躯体的统帅地位。否则,人非瘫痪不可。又如,不能因为军队的指挥官不称职,就取消指挥官的设置,使军队成为一群无头的苍蝇。检验真理是一种更高级、更重大、更艰巨的活动,在实践标准的基础上,必须有真理统帅标准。否则,取而代之的必然是错误思想的主导。即使那些“唯一标准论”者,他们虽然否认真理统帅标准,但实际上并不否认理性统帅的存在——只是他们的理性统帅,是实用主义的谬误统帅。就像他们否认“政治挂帅”一样,并不是真的不要政治统帅,而是要赶走无产阶级政治统帅,扶正资产阶级政治统帅。只有否认了“检验真理”过程中的真理统帅标准,才能扶正实用主义、经验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的谬误统帅,才能随意摆布“检验真理”,从而作出自己想要的“历史结论”。

四、真理统帅标准和实践基本标准的辩证唯物主义基础。

“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是社会实践与真理理性辩证统一的标准系统,可以概括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基本标准真理是检验真理(检验理论真理性)的唯一统帅标准”。这是由辩证唯物主义物质与精神实践与理论的唯物辩证关系决定的。

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存在)和精神(意识)的唯物辩证关系是:物质决定精神,精神能动反作用于物质。其精髓是:

①物质与精神不是绝对不同的两个东西,而是两极对立相互渗透的统一体。

②物质对精神发挥基础性决定作用。否定了这一点,就陷入了唯心论谬误。

③精神对物质的能动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发挥着统率性决定作用——分正向的(正确的、进步的)和反向的(错误的、落后的)两种统率性决定作用。否定或者忽视精神的统率性决定作用,过分或极端化强调物质的基础性决定作用,就陷入了形而上学机械唯物论谬误。

由于实践属于物质和存在的范畴,理论属于精神、认识的范畴,所以,物质和精神的唯物辩证关系,决定了实践和理论的唯物辩证关系——实践决定理论(认识),理论(认识)能动反作用于实践。其精髓是:

①实践与认识(理论)不是绝对不同的两个东西,而是两极对立相互渗透的统一体。

①实践对理论发挥基础性决定作用。否认了这一点,就陷入了唯心论谬误。

②理论对实践的能动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发挥着统率性决定作用——分正向的(正确的、进步的、革命的)和反向的(错误的、落后的、反动的)两种统率性决定作用。否定或者忽视理论对实践的能动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发挥统率性决定作用,过分或极端化强调实践的基础性决定作用,就陷入了形而上学机械唯物论谬误。

理论在一定条件下对社会实践发挥着统率性决定作用。其中的“一定条件”主要是指:

①一定的理性在一定的条件下成为国家理性,才能在国家的社会实践中发挥统率性决定作用。

②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条件各不相同,与不同的具体条件相适应,有不同的理性起着统率性决定作用。例如,在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在苏联的列宁、斯大林时期和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时期,在中国的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都有各不相同的理性、路线对社会实践发挥着统率性决定作用。

理论对实践(包括检验真理这样更高级的认识、实践活动)的统率性决定作用,分正向的和反向的两种——其正向的作用,是真理理性统帅的结果;其反向的作用,是非真理理性统帅的结果。而真理理性,是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的;非真理理性,是为剥削阶级、落后势力和个人私心私利服务的。所以,马克思才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67页) 也可以说:真理把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也把真理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

实践是真理的基础;真理是实践的灵魂和精华。真理离不开实践的检验;实践也离不开真理的统帅。实践作为“人的全部实践”,它在总的历史发展中发挥着最终的、基础性决定作用;真理作为人的正确认识,在具体的历史发展中,是唯一能够发挥正向统率性决定作用的因素。这是因为,真理的科学抽象,能够更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列宁说过:“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列宁全集》第38卷,第 181页) 毛泽东也说过:“理论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理论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引注:指科学抽象出来的真理),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实践论》)可以说,真理的正向统率性决定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轻视真理的统帅指导,仅重视实践的决定作用,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仅仅是形而上学机械唯物主义者。具体的历史是一步一步发展的。所以,人类要自觉地创造历史,自觉地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唯有在具体的工作(包括检验真理的活动)中,力争发挥真理的统率性决定作用、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作用。否则,谬误理性、资产阶级世界观必定占据统治地位,发挥反向统率性决定作用,人民群众就必将遭受历史的劫难。

在实践和真理的辩证统一关系中,二者各有侧重,但不可偏废。检验真理这样更高级的认识、实践活动,既离不开实践标准的基础,也绝对放松不得真理理性统帅标准的指导。我们既要“身躯”的基础,又要“大脑”的正确统帅。为此,我们再也不应该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作口头禅进行“真理教”膜拜了。马列毛主义的以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史观为统帅的真理体系,才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正确指导社会实践的武器,也是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的唯一指导思想和统帅标准!

党内健康力量和中国左翼爱国力量,正在力争抓住、抓紧真理的统帅,为三大复兴运动注入精神统帅强大动力。

五、关于毛泽东的一句真实性有争议的话。

网上传播毛泽东的一句话:“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人说这是真的,是毛泽东《对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稿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414页),并且还有毛泽东的手迹(无签名和时间)为证。也有人考察这可能是假的。

例如,刘日新在《<</SPAN>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场哲学闹剧》(2008/5/21)一文中说:“令人奇怪的事,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部长级领导干部中,传阅一个用毛主席字体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毛笔字条(大约2公分宽,12公分长),以证明这是毛主席确实讲过并亲笔写下来的。我碰巧看到了这个字条,当时有两点怀疑:如果说这个字条是真的,一是毛主席生前亲自审定的《毛泽东选集》(郭沫若诗句说:“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为什么1937年在《实践论》里不写上“唯一标准”?1963年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又不写上“唯一标准”?二是字条没有署名和写时间,不符合毛主席题字的习惯。而且字体比较嫩,像年青人的字,秀气有余,功底不足,也不像晚年毛主席写字时手发颤的字迹。显然,这很可能是作假,以骗取那些部级干部的信用,可见其用心之良苦!这是我二十多年来头一次公开讲这个真实的故事,我想在那些老部长们中,一定有人会记得这件离奇的事的。”

对这个问题,笔者认为:

①此事确实有些离奇。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和理论的辩证关系原理面前站得住脚,何必刻意在部长级领导干部中传阅毛主席的手迹?这种表白,不是正好抖落出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尴尬吗?

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形而上学机械唯物论和主观唯心论的二元论混合,与马列毛主义关于实践和理论辩证关系的原理是根本对立的。马恩列毛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不可能赞同这一论断。退一步讲,如果经典作家们赞赏这一论断,为什么在如此浩瀚的著作中,竟然不见它的踪迹?

③联系《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语境——“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些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上有错误观点的人,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面教育之下,我们相信,有很多人会改变过来。对此,我们寄予很大的希望。”——其中,“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语在文中的实际所指应该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发动战争、推行颠覆战略等破坏世界和平的罪行,是纠正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的事实胜于雄辩的客观现实。在这里,这句话的本意并不是要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在检验理论真理性过程中的统帅指导地位,这是肯定的。不过,这一意思放在《五评》中应该如何表达,确实可以推敲。

④假如毛主席还活着,贬低真理统帅指导地位的“唯一标准论”,根本不可能出笼成潮。这也反证了此论与毛泽东思想是根本排斥的。

⑤“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说有可能是毛泽东对《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稿批示修改语,也不是哲学专论文章中的话,也没有收到毛泽东的正式著作中。作为文稿批示修改语,主席如果活着,也可能再进行适当处理。就像根据刘少奇的八大政治报告所作的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主席就在谈话、文章和实际执行中给予了纠正。并且,“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语,与毛泽东关于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的两篇专论哲学文章——《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的主体思想是根本对立的。也许,“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语,是“社会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或“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种意思在日理万机中的不经意间的表达?也未可知。

总之,不管此语是否真的出自主席,从老人家一贯的思想和一生的实践来看,倡导和践行的是实践与理论辩证关系原则——既重视实践的基础性决定作用,又重视真理的统率性决定作用。主席经常在理论和实际工作中强调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思想,强调列宁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等思想,就是无可辩驳的证明。所以,不能以一句不完全确定是毛泽东说过的话,或者并非出于本意的话,就肯定“唯一标准论”属于马列毛主义基本原理。不过,相信历史会将这一谜团弄个水落石出。

【萧竹 20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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