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州中山大学毕业到香港深造的M(化名)告诉亚洲周刊：“我本科学习的是生物，四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不断地做实验，泡实验室，杀小白鼠。我成绩很好，但可怕的是，很多时候我其实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做那些实验，这样做、这个步骤是有什么意义，最后为什么要得出那些曲线(实验结果)。我们经常做不出老师要的结果，也不知道原因，最后就自己描一张线形相关图交给老师。本科四年，我们居然从来没有学过统计，也从没有老师告诉你要去做资料分析。”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生说：“到港大后，我才发现，自己大学四年都是在做机器做的工作，不用设计，不用求证，只要根据老师的要求去摇试管、杀老鼠。”她的同学留在国内读了两年研究生，到现在依然是在帮导师干活，“连思考的机会都没有，甚至连基本的原理都不懂”。
没有思考的机会也许还是幸运的，至少，没有往歪路上思考。教授剽窃一件接着一件，几乎所有学校都有学术作假的丑闻。如此言传身教之下，学生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2005年9月的《中国青年研究》公布了一份对892名大学生进行的抽样调查，调查中，有82.74%的大学生承认有过作弊行为，包括夹带纸条、传递答案、替考、高科技舞弊等，甚至还有教授泄题。另外，2005年12月的《东方早报》称，有近六成大学生承认从网上抄袭论文，甚至有专业的网站
买卖、代写“优秀本科毕业论文”。
所有接受访问的教授、学生，在谈到学术腐败的时候，第一句话都是说体制。“学术腐败根深蒂固，是体制问题!”人们所说的体制问题，是由学术权力的顶端开始的。从院士开始，权威的选举、权力不受监督，评价体系的不透明，都是引发一连串学术腐败现象的开端。
丘成桐说：“院士的选举本身就不是公开的，院士选出后，他们的权力极大，又绝对缺乏监督。一个学者，从申请经费做项目，到项目完成参加评审，全都是由院士们掌控。腐败就是从这里滋生的。”上海交大的教授说：“怎么评价教授实力如何?怎么评价这个人有没有资格获得基金?怎么评价他能不能评上院士?怎么评价这个奖项该给哪位科学家?所有这些评价机制，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不透明的。学术风气败坏，跟这个不透明的评价体系，关系太大了。”
学术败坏与大学精神的丧失密切相关。民国时期尽管有北洋军阀的颟顸和国民党的专制，但是北大依然“兼容并蓄”，但1949年后中国的大学很快地被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工具，“反右”后中国知识分子几乎丧失了自主性和独立性。尽管如此，在政治高压时代，中国的科技工作者还是凭理想和激情取得卓越的成就，如两弹一星、胰岛素、青蒿素、返回式卫星、杂交水稻及陈景润对歌德巴赫猜想的贡献。然而在经济开放后的二三十年中，中国科研成就还比不上封闭年代。不要说像胰岛素这样可以获诺贝尔奖的成就没有，就是能够在国际上产生广泛影响的学术成果都难以说上来。神舟飞船的确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神舟飞船的核心关键技术早在七十年代即已掌握，即能够准确、安全、定点地发射回收载重卫星。显然，由于人治传统和法治缺失，原本非常脆弱的中国学术生态在扭曲的市场机制下彻底崩溃，导致学术腐败日益严重，学术水准和科研能力日趋下降，尽管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
近年来中国加大了科技研发和高校的投入，但是成果并不显着，中国学术竞争力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IMD)每年发布的《国际竞争力报告》，1998年中国的科技竞争力还排名第十三位，但2003年急剧降到第29位，而且近年一直在这个附近徘徊。根据中科院的统计，2004年中国发表的论文总数是世界第9位，但是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仅排在世界第124位。2006年6月9日，美国《科学》杂志新闻聚焦，以《学术腐败丑闻动摇中国科学》为题，称学术腐败的日益增多将迫使中国的科技界领袖或者选择清理门户，或者使学界更加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