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五四运动之前的中国，是没有爱情的。
这个说法或许是正确的，但是，我看过《聊斋志异》，那里面有很多爱情故事。说中国人在五四前没有爱情，我觉得不恰当。恐怕“才子佳人”式的爱情，也是有的，或许还不少。
我的这篇关于爱情的历史，就从五四运动说起。
五四运动是一场思想文化界的革命运动，打破了孔家店，击碎了纲常伦理。爱情，其实就是一个如何对待异性的问题，因为孔家店的破碎，人们不知道如何对待异性。孔夫子死了，孔夫子规定的对待女生的纪律也丧失了约束力。于是，内心深处仍然留着辫子的上层人物，胆大妄为起来，他们开始调戏身边的女子;新潮男人、大学老师可以在女学生中间选美。
五四运动及其以后的历史，也是中国现代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并取得胜利的历史。
中国革命，以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最为有效，终成硕果。
革命者四海为家，抛头颅撒热血，与死神共舞，哪里会产生什么爱情?
倒是已经大权在握的蒋介石派系，生活要安逸得多。
但是，非常可惜，竟然是共产党毛主席的队伍，在取得革命成功的同时，也收获了“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而蒋系则除了寻花问柳的桃色新闻外，一无所有。能说蒋介石娶宋美龄是为了爱情，或者两人产生过什么爱情?能说张灵甫杀死妻子一事中有爱情?能说“鄙眷蓝妮”事件中有爱情?某军阀娶了几十个妻子，他的爱情很丰富?他们对待妻子，无非如对待自己的一件衣服。即使蒋介石对宋氏也不例外，只不过这是件很好的衣服，他们的地久天长与爱情无关。
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革命者，无论是坚守在上海滩的地下党，还是战斗在瑞金的红军民兵，还是牺牲在抗日烽火、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的战士，甚至是战斗在建设一线的工人农民，让他们讲述一下爱情故事，似乎有些强人所难：这些人会懂爱情?
似乎是革命胜利之后，忙中偷闲，革命家们回头一望，看到了自己的妻子，突然想到那也是自己的战友。浅浅的回忆，不经心地留下了爱情的影子。他们的这些不经心的回顾，却为世人提供了新时代对待异性的态度、情感和做法。
他们不懂爱情，因为他们之前，世界上还没有出现爱情这种事物，所以，他们必须自己动手创造爱情。
柳堡村的二妹子，因为刘胡子的欺压，本来是不敢回家的。但是，新四军的到来给了她生活的希望。她对新四军的副班长说，她会薅草、洗衣服，什么都会干，打仗也不怕，所以她想参军，其实是躲开刘胡子。她甚至大着胆子深夜向副班长求助。她只是想生活下去，似乎也没有想到，这里面会有爱情什么事。
地下党杨晓东在银环等人的帮助下，终于逃出魔掌，完成了策反任务，与银环分别时，他把祖传的戒指交给银环。这或许是爱情的明证，或者你无法不把这理解为爱情的明证。但是，爱情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初中毕业的知识分子孔淑贞非要参加开山修渠的突击队，她是怎么爱上退伍兵高占武的?
蒋三回家策反他的亲二哥，李玉梅已经在毫无音讯地等了他几年，勘比孟姜女，当然并非因为孔夫子。
共产党的爱情，感动着劳动人民的儿女，哺育出一代代伟岸的年轻人。
共产党人在创立并建设一个新中国的同时，不经意地，也建立了一个爱情的新王国。这个爱情王国，是新中国的附属国。
在这个王国里，贫苦农民出身的喜儿终于嫁给了赵大春;民兵小二黑终于娶到了小芹;自幼许配赵家的刘巧儿最终还是嫁给了赵家，不过，丈夫改名叫赵振华了;城里姑娘高中毕业生王银环嫁给了乡下的新农民栓宝;刘三姐和阿牛哥终于修正成果;原本害了晚期大肚子病、死了丈夫的苦妹子居然治好了病，嫁给了自己青梅竹马的情人冬哥，枯木逢春了;新疆小姑娘的阿那尔罕、云南的“摩雅傣”依来汗、小农奴黛诺、蒙古的山丹摆脱了噩运……穷人家的儿女们欢天喜地、喜气洋洋。
人们反复咀嚼着共产党人的爱情，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似乎就是自己的经历。
“愿天下有情有终成眷属。”虽然结果未必如此，因为还有各种各样的蒋介石存在。但是，人们从爱情或者爱情故事里获得的甜蜜、感动、振奋，却历久弥新。
“哪有儿女不怀春?”生活在大陆的，被认为是穷人的儿女是这样，生活在香港、台湾甚至东南亚、日本、韩国的所谓富人家的儿女也不例外。人们对爱情的追求是相同的。但是，孔子之流对爱情的压制，使中国人或者中国周边的人在经受思想的洗礼之后，并不知道究竟该如何对待“对面的女孩”。好了，共产党毛主席的爱情故事给了他们榜样。从此以后，模仿共产党毛主席时代的爱情故事，成了台湾、香港还有东南亚甚至更远的年轻人的追求。
的确，诸如孔淑贞之与高占武、银环之与杨晓冬、二妹子之与副班长、蒋三之与李玉梅那样的感情，就是爱情，而且是爱情的标准版、第一版。如果那不是爱情，那什么是爱情?
共产党毛主席时代的爱情故事，不但关心普通人，也关心上等人。玉皇大帝的女儿七仙女下嫁给佣工董永，织女下嫁给农民牛郎，二郎神的妹妹三仙姑则下嫁给一位赤脚医生刘彦昌。
这样神仙都羡慕的刻骨铭心的爱情，香港、台湾的所谓富豪儿女们当然也羡慕。
蒋介石那边的人，是不敢公开追求这样的爱情的：一是因为蒋介石不答应，他是反共的;二是因为，他们内心深处看不起农民蒋三、高占武、二妹子、孔淑贞、银环、高大泉，当然，他们应该也不仇恨这些人或者有些喜欢也说不定。三是因为蒋介石的富豪和将军们没有给他们提供爱情的模版，他们不知道爱情是什么样子。所以，他们只能按照蒋先生铸造的空间和台湾的生活现状，对共产党毛主席式的爱情加以削减后再行模仿。
生活在香港的年轻人，虽然同样对村姑、长工、农奴没有什么感情，对于他们故事中展现的爱情，却也难以否认，更难以抗拒。因为没有来自蒋介石的巨大压力，所以，模仿时的削减程度不必如台湾那么刻薄。
也就是把共产党毛主席发明的爱情，放在香港台湾的社会模子里，多出来的部分必须削掉，以便适应社会模子。这样，在共产党毛主席的社会里，是爱情改造社会;而在香港台湾，则是社会改造爱情。
我总觉得，香港那个时代的左派年轻人，与其说是被大陆的革命所感染，一定程度上不如说是被革命文艺的爱情所感染。
代表人物金庸、梁羽生等，写了很多武侠小说，但其实更是爱情小说。他们没有来自蒋介石的压力，所以，他们的爱情小说中还有刀枪剑戟，还有江湖——应该是对革命背景的模仿吧，男人还有些男人气。香港人的自由空间相比台湾是大多了。但是，他们却缺乏模仿共产党毛主席爱情故事革命线索的思想境界。
香港邵氏居然模仿着大陆的样子拍了很多古装爱情戏曲故事片。相对于大陆电影中的爱情，就是多了脂粉气、少了革命气。
而台湾的小说家，则爱情第一，武侠也不敢有。比如琼瑶，因为有来自蒋介石的压力，所以，那小说中没有刀枪，一派升平气象，好像大家都从来不发火、不生气，从来没有过脾气暴躁的男人。其中只能闻到脂粉气，再也没有别的东西。
香港、台湾，金庸、琼瑶，在模仿共产党毛主席的爱情故事时，还必须做一种共同的修改，把主人公身份置换成“上层人士”，绝不能是普通的工人农民退伍兵之类。虽然有些人表面上是下层劳动人民是乞丐，但实质上仍然是上层人士，比如郭靖、乔峰。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香港台湾的这种文艺风气居然传到了日本、韩国。
共产党毛主席时代的文艺，既有革命、又有爱情，爱情依附于革命。香港文艺则将战争换成江湖，爱情不变，但爱情和江湖斗争的关系不明，似乎是两条线，主附不分。台湾的文艺，则只有爱情，不敢革命，甚至江湖、武打也不多。他们很怕斗争，或者彻底丧失了斗争的精神、勇气。
香港爱情故事，具有共产党毛主席爱情故事的形，也有些神似，但终竟不是一回事。台湾的爱情，以及受台湾爱情影响的日本、韩国的爱情，则只有共产党毛主席爱情故事的形，神则一丝也没有。
毕竟，富豪家的儿女也怀春。虽然他们很难得到真正的爱情，模仿一下也是值得同情的。我们应该大度一些，模仿也代表对真善美的追求，但是模仿不代表拥有。
香港、台湾甚至日本、韩国的作家们，他们拼命想把爱情写得同共产党的爱情那样感天动地、地久天长，甚至是轰轰烈烈，但是，没有谁能做到。这不是他们的才情不足，实在是因为他们的认识局限，这种局限应该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所致。
反复咀嚼共产党、香港、台湾、日本、韩国的爱情故事，还是共产党的爱情如醇酒如芳草，意更浓，历久弥香。
共产党的爱情故事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甚至影响到80年代。因为还有《白莲花》、《黄英姑》，只是数量要少得多。在革命文艺影响之下，香港电影居然有民族主义色彩，比如霍元甲、陈真。
再之后改革开放、解放思想，蒋介石的人、香港人唱着“我的中国心”都回来了，也带来台湾岛香港岛的脂粉气味。金庸、琼瑶的故事恰好契合改革开放派的思想状态，所以被引进，流行开来。之所以能流行，是因为其中国爱情还是很正统的，还是有真善美的成份的，尽管有些虚幻。
作家们开始指责共产党毛主席时代没有爱情。其实，只有共产党毛主席时代有爱情，爱情的发明权、生产权都属于共产党毛主席，而他们才是没有爱情的，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他们才是窃取了共产党毛主席的关于爱情的“知识产权”，他们的爱情是“山寨版”。只不过，他们发明了“知识产权”这个商业概念，并抢先注册了“爱情”产权。
共产党毛主席时代式的爱情故事便在主流视野中逐渐消失了。
共产党毛主席时代的爱情消失，并不是金庸、琼瑶故事冲击的结果，而是改革开放后，毛主席、阶级斗争、革命、农民、工人、战争、共产主义被主流刻意歪曲、淡化、抹黑最后抛弃的结果。同时抛弃的，还有共产党人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故事的纯朴浓郁叙述风格。
他们并非不喜欢共产党毛主席时代的爱情及叙事风格，而是极其反感其中的革命、阶级斗争——虽然不敢明说。所以，在抛弃革命的同时，也抛弃了其中的爱情及叙事风格。这也叫作忍痛割爱吧。
作家刘绍棠、路遥等也想继承这种风格，奈何，这种风格的叙事只适合于革命、阶级斗争，不适合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文艺。所以，刘、路只是一阵风，便消失了，没有留下痕迹。
正因为共产党毛主席时代的爱情故事被抛弃了，所以，金庸、琼瑶才在大陆有了市场。
改革开放派在搞跨毛主席时代的政治经济的同时，也搞跨了爱情。背叛革命之后，再也没有了爱情。
金庸式、琼瑶式的爱情风格不是蒋介石一派塑造的，也不是共产党毛主席塑造的，而是对共产党毛主席时代爱情故事变异地模仿。
人们似乎看不出来，其实，金庸、琼瑶是共产党毛主席在文艺尤其是爱情文艺方面的小徒弟。金庸所模仿的多些，而琼瑶则模仿的少些。因为是“山寨版”，所以，有些生硬。
因为，在共产党毛主席时代的革命家之中，可以找到爱情故事里的原型，比如柳堡的故事。
在蒋介石及其众多黄埔将军、富豪中，没有琼瑶式的故事。
为了新时代，毛主席杀了黄克功，为创造爱情打开了通路，当然是为工农打开这条路;同样，为了旧时代，蒋介石保了黄埔学生张灵甫，关闭了爱情之门，当然是为上等人关闭了这道门。
谁是中国包括港台乃至韩国、日本爱情故事及其叙事风格的创立者、引领者?是共产党毛主席和他们领导的革命。
是谁创造了爱情并将其推高到空前绝后的境界，是共产党毛主席时代的革命爱情实践和文艺。
尽管，爱情文艺作品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革命文艺世界中并不占主要地位。
当大陆看到金庸琼瑶式的爱情时，没有想到，这是对共产党毛主席革命文艺中爱情的粗糙模仿和削减。
共产党毛主席的爱情故事，可以支撑起中国社会爱情、家庭、婚姻甚至整个社会的大厦，金庸、琼瑶的爱情则不能。因为毕竟，中国包括港台甚至日本、韩国、美国都没有那么多靓男美女兼富豪。
当金庸、琼瑶爱情在大陆流行后，同样受到模仿。但是，这时的现实中的爱情则迹近于选购衣服和画妆品，当然是更重要的衣服和画妆品，也算是金琼风吧。在确定喜欢某一款后，才产生购买的冲动。这样的爱情，是单相思的，因为是不需要考虑衣服和画妆品的感情的，所以，有“追”的动作，有“海誓山盟”，但革命的爱情文艺中是少有这些的，也不需要这些的。当然，当不喜欢这款的衣服和画妆品，或者这款衣服画妆品变旧过期了之后，就随手可以扔掉，爱情、婚姻还有家庭及当初的海誓山盟都随之失效。
革命的爱情没有“追”的动作，也没有“海誓山盟”——因为革命就足够了——但却可以持久且现实中有迹可循;而金琼式爱情虽然有这些，但是现实中难觅踪迹，现实中的是“讨价还价”。
爱情，似乎应该是革命的产物吧。
革命时代最早建立的法律是《婚姻法》，这部法律保护了爱情的健康成长;前些年出台的新《婚姻法》，是为打离婚官司用的，因为是律师主导制定的，所以，这部法律对于承接离婚官司的律师们特别有用有利，容易使他们找到生意，与婚姻爱情都没有关系。
当共产党毛主席的革命爱情文艺淡化、消退之后，香港、台湾的爱情故事也讲不下去了。因为港台的爱情故事是远远地附着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这颗大树上的。大树倒了，附着其上的藤蔓也就随之跨了、枯了。
金庸、琼瑶在大陆的流行，只是爱情的回光返照。仅仅十几年，余辉就消失了。
后来，“先富们”终于将爱情等同于选美了。美女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身材、三围、脸形、皮肤、气质上了，如同衣服的价值体现在款式、色彩、料子上。穷人们，则只能是结婚，或者光棍。
此时，爱情在世上已经绝迹了。
五四运动前的婚姻家庭，终于回归了。
于是，内心深处仍然留着辫子的上层人物，又一次获取了调戏身边女子的权力;大学的老师可以在女学生中间选美，导师可以强奸女弟子，82岁的老教授娶了28岁的已婚女弟子，居然可以叫佳话、不叫乱伦。
虽然说要弘扬传统文化，虽然指名道姓地说弘扬的就是孔夫子孟夫子，但是，孔孟规定的男女关系间的纪律是不包括在内的，而男女关系纪律在孔孟之道中却占据极其重要地位。
电视里的爱情故事多了起来，当然，都是琼瑶式的，甚至金庸式的也没有，因为主流不喜欢斗争哪怕是金庸那种模拟出来的假斗争，他们只喜欢脂粉。
最后，甚至琼瑶式的爱情故事也不要了，直接来个偶像剧，选美，如到市场里挑选衣服一样。
爱情这个事物从五四运动出现，到共产党毛主席得天下达到高峰，纵横舞台30年，流风影响香港、台湾、日本、韩国甚至大洋对岸的美国等，好莱坞不是也有《红磨坊》吗?到80年代走向低落，世纪之交彻底绝迹。
90年代后期，美国鬼子凭着一部无论在故事情节还是表现手法上都没有一丝新意《泰坦尼克号》打入中国，算是美国人替中国人的爱情唱了一曲挽歌。从此，从美国引进的电影被称作“大片”。
“大片”有多大?“大片”的大小和洋奴们跪的姿势有关，跪得越低，则“大片”越大;站起来看，根本看不到“大片”。比如，在蚂蚁眼里，蝼蛄也很大。
但是，中国的洋奴媒体在拍马屁时，很强调女主演什么时候不是处女的。这相当于在中国爱情的葬礼上很大声地放了个屁。
一部爱情简史，有发端、有高潮、有尾声，还有葬礼，该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