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周总理在人艺与大家联欢。
1961年4月底，人艺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周总理在百忙中来看当时正在上演的《名优之死》和《潘金莲》，并且最后让《潘金莲》停演了。
第一次看过戏之后，周总理一反常态，既没有上舞台看望演员，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表示“我还要再看一次，有些问题需要再想一想”，便告辞了。
过了两天，周总理、邓颖超又来看戏，并且邀请了田汉、欧阳予倩、齐燕铭、阳翰笙和谭富英、马连良、裘盛戎、筱白玉霜诸位戏曲界的朋友。看完戏以后，他把大家留下来，与剧院的领导、导演、演员们在首都剧场的小休息室里进行了座谈，直至深夜。
1961年4月，北京人艺话剧《潘金莲》。
会上，周总理开门见山：“《名优之死》是个好戏，可惜就是短了些。谈谈《潘金莲》这个戏吧!狄辛、田冲、方琯德，你们先谈谈对这个戏是怎么认识的。”
方琯德想了想说：“第一，张大户迫害潘金莲的行为，台上没有表现，观众对这一点没有印象，所以很难引起同情。本想把张大户的欺压再强调一下，可是具体做起来有困难。第二，潘金莲把武大杀死这一点很难解释，为了自己解放杀死丈夫，这总不是好事，很难让观众同情。在这两点上不宜给潘金莲翻案。”
周总理点点头：“狄辛，你在台上不是反抗得挺激烈吗?说说你的想法。田冲，你这个英雄人物有什么看法?”显然，他是在努力动员当事人先发表意见。
田冲开了腔：“剧本是在30多年前写的，当时作者是企图表现妇女反对封建压迫的思想，可今天再看这个戏，觉得有不足之处，若能做些修改，是否会更好?”
狄辛也开了腔：“潘金莲的所作所为是对当时社会制度的反击，只是没有选择到正确的道路，杀死一个无辜者而求得个人的解放是不对的。剧院同志对这个问题有争论。”
北京人艺“四巨头”：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赵起扬(左起)
周总理始终注意听着，没有表示任何态度。最后，他又转向了剧院的总导演焦菊隐：“焦先生，你谈谈对这个戏的看法。”
焦菊隐一边吸着香烟一边说：“没有什么新的看法，这个戏究竟该肯定谁？是武松还是潘金莲？始终没找到答案。方才同志们谈到的种种矛盾是存在的。现在看起来，这两个人物都不令人同情。”
欧阳予倩推了推眼镜：“我写《潘金莲》是在1925年，当时看到许多妇女受压迫，于是想写一个戏借以揭露当时的黑暗。因为我自己是唱花旦的，这才写了潘金莲，我自己就演这个角色。周信芳演武松。当时是一边演一边想台词。在排练和演出过程中，我都是同情潘金莲的。周信芳演武松，又另有他的想法。他同情武松，把武松处理为英雄人物，结果是我们两个人各演自己的戏，一出戏里却各有千秋，根本没有想到主题思想的问题。”
周总理扬着脸问：“你对武松是怎样理解的?”
欧阳予倩挥了一下手，“我认为武松是个封建英雄”。
周总理停了一下，摇着头说：“武松是个封建英雄，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
欧阳予倩继续解释：“那时候演戏不像我们今天，不讲究主题思想，连台词都是一边演一边不断丰富补充的。……当时写这个戏，也只是想借题描绘一下，妇女在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和封建道德的束缚下，以及在有钱有势男人的压迫蹂躏下所造成的种种悲剧，并没有替潘金莲翻案的意思。”
欧阳予倩在给中央戏剧学院学生讲课。
参加座谈会的21位同志，除邓颖超以外，周总理都请他们发表了意见。在认真听取大家意见的基础上，周总理做了总结发言：
那个时代写的剧本，带有这些思想是不奇怪的，因为我们的思想正在变化之中……
张大户欺压潘金莲，她反抗，这是好的，值得同情。可是后来她就变了，她杀人了，而这个人又是劳动人民，是一个老实的农民。她和西门庆私通等行为是走向堕落，这种行为就没有办法让我们同情了。
反过来说，如果潘金莲为了求解放，出走了或者自杀了，当然会使人同情，那么戏里存在的矛盾也就会得到解决了。劳动人民总是把同情放在被压迫妇女方面的。
我们有很多反封建的典型，如《梁祝哀史》《白蛇传》里的祝英台和白娘子，这些人物都没有杀人，没有堕落。
《茶花女》为什么能成为那个时代的进步作品呢？就因为茶花女为了求得个性解放，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没有向当时的社会制度屈服，也没有因为求得个人解放而危害别人，这就是她可贵的地方。
曹禺写的《雷雨》《日出》，都是通过鲁妈、陈白露这样的人物的自我牺牲行为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制度。陈白露没有杀人嘛！她还同情小东西嘛！最后自己牺牲了。所以我们同情她。
而潘金莲却是采取了勾引西门庆，共同谋杀了亲夫来求得个人解放的。她不是一个反封建的典型，这个人物在《水浒传》里就是那么写的，老百姓对她的看法也就是那样，现在企图在这个戏里给她翻案，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我看不宜于这样做。
欧阳老谈到当时写这个戏以及演出这个戏的思想活动，我是完全理解那种心情的。可是这个戏在今天重新上演，就要考虑到对一些青年人的影响问题。这个戏告诫青年一代什么呢？让他们怎样通过这个戏学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呢？这个戏又怎么做到“古为今用”的呢？
联系这些问题来考虑，我们就必须把今天戏里发现的矛盾很好地解决，是不是通过别的故事来表达反封建的思想更好一些，或者重新选另一个典型人物来写。
总之，我们要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欧阳老写这个戏的时候，思想中有“要反抗黑暗的社会制度”这条红线，这是很可贵的，是好的。然而由于当时也有唯美主义思想的影响，必然导致这个戏还有不足之处，这正是今天需要批判、加工的地方。否则，就会在青年一代中造成极不好的影响。
周总理诚挚而又温和地对欧阳予倩说：
你方才谈到的写作动机，我是完全理解的。当时的思想状态是合乎那个时代气氛的。作为我这个后来者，见到剧中存在的问题，觉得还是应该向你提出来的。今天你谈的很诚恳，我非常钦佩。
不久，北京市文联组织了《潘金莲》的演出，并准备请导演、演员和其他人写批评的文章。这件事传到欧阳予倩那里，造成了一些紧张。周总理知道以后，立即指示把这种活动全部停止下来，并派秘书将他的意见登门转告欧阳予倩，“一不要做检讨，二不许见报批评，三不要再开会。这件事到此结束了”。
我记得从新中国成立直到“文革”前的17年当中，人艺先后演出了近百出戏，周总理也看了近百出戏，而被他停掉的仅仅是《潘金莲》。对此，剧院的人们不但没有反感，反而把这件事传为美谈。
本文摘自《作家文摘·合订本》，原载《史家胡同56号：我亲历的人艺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