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挪威剧作家易卜生(1928一1906)与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1856—1950)曾作过多次评论。这些评沦意见在当时文艺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易卜生枉排除惧圆俗，敢于独战多数
易卜生是“五四”初期在我国最有影响的外国作家之一-。《新青年》《新潮》曾失后译载了他的剧本《玩偶之家》(《娜拉》)、《人民公敌》(《国民之敌》)、《小艾友夫》和《群鬼》等剧作。这些作品在当时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个争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早在曰本留学期间，鲁迅就对易1、生引起注视，在一儿O七年写作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中对易I、生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世俗虚伪，抨击资产阶级伦理道德沦丧方面深表赞赏，认为在易卜生笔下，将资产阶级在民主平等口号下，对真理的隐没，对个性尊严的侮辱，以致造成恶人当道、好人受屈等方面的揭示非常深刻，达到了淋漓尽致的要求。认为“其所著书，往往反社会民主之倾向，精力旁注，则无间习惯信仰道德，苟有拘于虚而偏至者，无不加以抵排。更睹近世人生，每托平等之名，实乃愈趋于恶浊，庸凡凉薄，日益以深，顽愚之道行，伪诈之势逞，而气宇品性，卓尔不群之士，乃反穷于草莽，辱干泥涂，个性之尊严，人类之价值，将咸归于无有，则常为慷慨激昂而不能自己也”。①
鲁迅还对易卜生能歌颂一些强有力的、不惜以一己之身同大多数人相对抗的坚持真理者，表示赞赏，尽管这些人物的信行，其“处世之道”不一定都能为鲁迅所接受，但对剧作者能在抨击陈规陋俗时，大力颂扬敢干同腐朽社会势力抗衡、不惜孤立干群而实行个人精神反叛的人，却颇为称道。鲁迅曾以易】、生著名作《人民公敌》(《社会之敌》、《民敌》)为例指出，“如其《民敌)}一书，谓有人宝守真理，不阿世媚俗，而不见容于人群，狡猪之徒，乃巍然独为众愚领袖，借多陵寡，植党自私，于是战斗以兴，而其书亦止;社会之象，宛然具于是焉。……伊勃生之所描写，则以更革为生命，多力善斗，即遇万众不慑之强者也”。②他还指出，“伊氏生于近世，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假《社会之敌》以立言，使医士斯托克曼为全书主者，死守真理，以护庸愚，终获群敌之谊。自既见放于地主，其子复受斥于学校，而终奋斗，不为之摇。末乃日，吾又见真理矣。地球上至强之人，至独立者也?其处世之道如是”。③
由于易卜生的剧作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尤其是对不合理的婚姻、家庭制度揭露、鞭挞颇深，提出了不少社会问题，特别是妇女解放问题能启人深思、耐人寻味，因而这些剧作在“五四”时期的我国曾产生强烈反响。鲁迅在一丸一八年所写的《随感录》中，曾以无比钦羡的心情，向我国读者指出，“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并将易卜生称为“近来偶像破坏的大人物”之一。④在一九一九年十月、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更先后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两文里，将易卜生剧作中所涉及的问题，进一步予以扩展、深化，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深思、探索社会的问题，表示了对易卜生剧作虽带启示性地提出问题，却未能圆满解答的不尽满，足的评价。在鲁迅看来，易卜生剧作作所触及的妇女解放问题诚然十分重要，然而，这却不仅是妇女个人的人格获得独立，或摆脱资产阶级伪善道德的问题，而实在关系到经济权柄、乃至“经济制度”有待“改革”的问题，“为挪拉计，……第一，在家庭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上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⑤
当胡适在一九二一年写作《易卜生主义》，认为易卜生剧中人物的某些纠葛之所以成为间题，根源在于“第一，”因为人都要顾面子，不得不装腔做势，做假道德遮着面孔。第二，因为大多数的人都是没有胆子的儒夫。因为要顾面子，故不肯闹翻;因为没有胆子，故不敢闹翻”，并强调易卜生在给友人信中所提出的“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作为对“易卜生主义”在政洽上作理解的“参考”，认为“这种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已主义”时，鲁迅一方面表示胡适见解虽然“容易懂”，却嫌“粗浅，笼统”③，另方面则认为胡适所感兴趣的“救出自己”及其所作引申、发挥，只能表明系胡适自己的如同“在研究室里用功”一般的思想认识⑤，而未能揭示易卜生主义的主导与核心的内涵，认识其剧作的广泛社会意义及其不足之处所在。诚然，易卜生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限于其视野，在揭露与鞭挞挪威社会的资产阶级恶习时，未能将社会的罪恶归根到底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与不合理所在，因而开不出诊洽社会问题的处方，但其剧作的巨大沙奈奉义却不能低估J比如易卜生在诗剧《勃兰特》中借剧中主人公之口所主张的“要就全有，要就全无”的革新精神，鲁迅认为就可视为对那些“社会上最迷信鬼神的人”，对那些念念不忘于“子日诗云”，或标榜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则“驼着山野隐逸，海滨遗老，拆衷一世”的人，表示“易卜生盖以为不能，以为不可”的有力斗争武器。所以，鲁迅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仍将易!、生列为“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的“轨道破坏者”之一。直到一九二八年八月，在回顾“五四”初期《新青年》等之所以热情绍介易卜生剧作的往事时，依然深怀激情地指出，“我想，也还因为易卜生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那时的绍介者，恐伯是颁有以孤军而被包围于旧垒中之感的罢，现在纲看（缺字），还可以觉到悲凉，然而意气是壮盛的”。
此后，在一九三四年，不仅在《忆韦素园君》中表示再次“记起了伊学生的《勃兰特b@，而且在《阿金》中还着意提及易卜生诗剧《彼尔·干德》的主人公将这个想象丰富、意志薄弱者在’’失败之后，终于躲在爱人的盗边，听唱催眠歌 时死去的情节，用来对隅他在现实生活中所见的邻房女佣@，对易V生剧作表示了脐谊而独到的看法。一九三五年三月在给《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撰巧序言，提及罗家伦早期小说“诉说婚姻不自由的苦痛”时，既肯定了作者所受易卜生捌作某一方面的彤响，“输入易卜失的《娜拉》和《澎鬼》的枫运”，作为“当时许多曾识育年们的公意”，又指出其不足之处在于，“还没有想到《人民之敌为和《社会柱石》”，即未能就易卜生所提出的其它社会改革问题按受影响，表明了对易卜生剧作思想应全面看待的深刻见解。
易卜生虽在改革社会的问题上作了不懈的努力，但毕竟因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局限，使他始终只能在伦理道德的抽象概念里兜圈子，未能改变远离政治的局面。他因不淌本国资产阶级社会的庸俗和虚伪，愤而侨居德国，f朗p使在德国工人运动篷勃发展的情况下，也未能接受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意识形态领域充斥反动思潮，社会腐败情况日益严重，终因未能掌握革命思想武装，无法克服想想上的苦闷，不得已于一八九一年回国，向挪威的资产阶级社会妥协，导致了个人的悲剧性结局。易卜生后期剧作在艺术上较多地采用神秘主义与象征主义手法，使无法解决的社会矛盾问题以虚假方式求得解决。过去，他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身上，歌颂了一些孤傲独战、进行“个人精神的反叛”的英雄，他自己也正是这样的一名孤战者，最终正如鲁迅指出的，“独战到底，还是终于肉大家伸出和睦之手来呢?这问题，是在战斗一生之后，才能发生，也才能解答。不幸易卜生将后一问解答了，他于是尝到‘胜者的悲哀’”。
而者是伟大的疑问或、伟大的感叹号
苏联作家列维它夫在《伯纳。萧的戏剧》一文中，曾将易卜生与萧伯纳的剧作进行了比较，认为“易卜生和萧是资产阶级戏剧创作的顶点。然而这个顶点——易卜生——-被浓密的永久的云雾掩蔽着。易卜生——是一个天才的问号。没有答案的问题，没有解决的疑问。。…··萧——却是一个伟大的惊叹号——这一个顶点被斗争化的思想的灿烂光线镀了金了;对于他，提出疑问，也大半是伦理道德的疑问，就等于解决这个疑问，因为疑问的解决就包含在疑问的正确的提出，象蝴蝶的包含在蛹里面一样”。鲁迅很赞同这一对比分析。当萧伯纳于一九三三年二月来到中国以后，曾引起我国文坛的强烈反响。事隔半年以后，鲁迅曾经说过，“五四时代绍介了一个易卜生，名声倒还好，今年绍介了一个萧，可就糟了。至今还有人肚子在发胀”。“为了他笑嘻嘻，辨不出是冷笑，是恶笑/是嘻笑么?并不是的。为了他笑中有刺，刺着了别人的病痛么?也不全是的，列维它夫说得很分明:就因为易卜生是伟大的疑问号(?)，而萧是伟大的感叹号(!)的缘故”。
鲁迅对易卜生与萧伯纳的剧作也作了进一步的对比评析。他说:“他们的看客，不消说，是绅士淑女们居多。绅士淑女们是顶爱面子的人种。易卜生虽然使他们登场，虽然也揭发一点隐蔽，但并不加上结论，却从容地溅“想一想罢，这到底是些什么呢?”绅土淑女们的尊严，确也有一些动摇了，但究竟还留着摇摇摆摆的退走。回家去想的余裕，也就保存了面子。至于回家之后。想了也未，想得怎样，那就不成什么问题，所以他被绍介进中国来，四平八稳，反对的比赞成的少。萧可不这样了，他使他们登场，撕掉了假面具，阔衣装，终于拉住耳朵，指给大家道，‘看哪，这是蛆虫!’连磋商的工夫，掩饰的怯子也不给人有一点”。@这不多的言语，将易卜生与萧伯纳剧作的不同特点，他们各自的剧作成就以及相比之下易卜生的不足之处，作了形象而深刻的概括;同时对于萧伯纳之所以在我国遭到一些贸产阶级文人的非难，也作了生动而明确的回答与颇具说服力的剖析。
萧伯纳确实是这样一位杰出的讽刺艺术大师，他对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辛辣讽刺，早就给鲁迅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中，萧伯纳曾和一些著名作家联名发表公开宣言，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所以鲁迅在当年六月十一日写作的《忽然想到中》，热清称萧伯纳是“真灼文明人”，由此认为“英国究竟有真的文明人存在”，“英国人的品性，我们可学的地方还多着”。的在这以前，将易卜生与托尔斯泰等人列为“轨道破坏者”与“偶像破坏的大人物”时，并没有提及萧伯纳的名字，也很少对萧伯纳发表评沦意见。在“五卅”运动以后，尤其是当萧伯纳一九三三年来到远东旅行访问，在香港劝青年学生争取进步、研读革命书籍以后，情况便有雳大变化。针对资产阶级文人对萧伯纳在上述讲话所表示的不满与种种攻击、非难，鲁迅于一九三三年二月至八月，连续写作了《颂萧》、《谁的矛盾》、《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萧伯纳在上海)序、《两封通信(复魏猛克)》、《给文学社信》、《“论语一年”》等文，对萧伯纳的思想和创作作了系统而深刻的论述，使萧伯纳“决不为帝国主义所利用”够的十分难能可贵的重要特点，为当时广大中国读者所普遍知晓。
鲁迅之所以这样不辞辛劳地连续写作关于萧伯纳的评论，正如他在“复魏猛克”的信件中所说，“对于萧的言论，侮辱他个人与否是不成问题的，要注意的是我们为社会的战斗上的利害”。“对于人，我以为只能随时取其一段一节。这回我的为萧辩护，事情并不久远，还很明明自白的，起于他在香港大学的讲演。这学校是十足奴隶式教育的学校，然而向来没有人能去投一个爆弹，去投了的，只有他。但上海的报纸，有些却因此憎恶他了，所以我必须给以支持，因为在这时候来攻击萧，就是帮助奴隶教育”，够他不仅写作一系列评论，驳斥资产阶级文人对萧伯纳的无耻诽谤，还同翟秋自合编了《折伯纳在上海》一书，将国内对萧伯纳表示欢迎以及进行攻击的种种文字，全子汇集。对那些恶意低毁者的言论，除从不同反响的对比中进行澄清外，还通过编者所加的评注、附记、按语等，使广大读者对萧伯纳的思想和言行获得全面、正确的了解。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巳 萧伯纳来到上海，总共仅停留了一天，资产阶级文人以及资产阶级报纸的一些记者，便四出造谣，想尽一切办法找寻攻击他的借口。正如鲁迅所指出的，“他说的是真话，偏要说他是在说笑话，对他哈哈的笑，还要怪他自己倒不笑”。“他本是来玩玩的，偏要逼他讲道理。讲了几句，，听的又不高兴了，说他是来 ‘宣传赤化’了”。“干是乎可恶”，“身子长也可恶，年纪大也可恶，鬓发白也可恶，不受欢迎也可恶，逃避访问也可恶，连和夫人的感。隋好也可恶”。囫总之，攻击、低毁萧伯纳的言论实在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却愈传愈多，形成了与事实相去很远的各种故事，甚至连“萧伯纳坐了大船”，也成为笑谈非议的话题。@明明是“在同一的时候，同一的地方，听着同一的话，写了出来的记事，却是各不相同”国。所以鲁迅说，“萧在上海不到一整天，而故事竟有这么多，倘是别的文人，恐怕不见得会这样”。而“萧的伟大可又在这地方”。
由于鲁迅在蔡元培、末庆龄等人邀请下，同萧伯纳在上海匆匆见了一面，在午饭席上作过简单交谈，便也成为绅士淑女们攻击的对象。针对这些无聊而又可耻的尘嚣粉扰，鲁迅毫不含糊地明确表示，“我是喜欢萧的。这并不是因为看了他的作品或传记，佩服得喜欢起来，仅仅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一点警句，从什么人听说他往往撕掉绅士们的假面，这就喜欢了他了。还有一层，是因为中国也常有模仿西洋绅士的人物驹，而他们却大抵不喜欢萧。被我自己所讨厌的人们所讨厌的人，我有时会觉得他就是好人物”。
那些挖空心思地攻击萧伯纳的资产阶级绅士、义人们将自己所造成的纷扰局面“公认为‘矛盾’的萧”，鲁迅认为这种反响本身毫不足怪，只要萧伯纳一天不停止揭去绅土淑女们假面的斗争，关于萧伯纳的这类反响便一天也不会停止。“吩吩叨叨，鬼鬼祟祟，是打不倒文豪的，而且为给大家可以吩叨起见，也还是有他存在着的好”，“因为矛盾的萧没落时，或萧的矛盾解决时，也便是社会的矛盾解决的时候”。
萧伯纳和下够人相近，是“伟大的蛆虫”
绅士淑女们曾经沸沸扬扬地说什么萧伯纳“装假、思狡猪”，甚至咒骂他是什么“从大茅厕里爬出”的“一只蛆“”。鲁迅针锋相对地指出，“假使萧也是一只蛆虫，却还是一只伟大的蛆虫，正如可以同有许多感叹号，而惟独他是‘伟大的感叹号’一样。譬如有一堆蛆虫在这里罢，一律即即挺足，自以为是绅士淑女，文人学士，名宦高人，互相点头，雍容揖让，天下太平，那就是全体没有什么高下，都是平常的蛆虫。但是，如果有一只摹地跳了出来，大喝一声道:‘这些其实都是蛆虫!’那么，——自然，它也是从茅厕里爬出来的，然而我们非认为它为特别的伟大的蛆虫则不可”。
鲁迅认为，即使不了解萧伯纳“在欧洲大战以前和以后的思想”，即使不了解“他游历苏联以后的思想”，仅仅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四日香港“路透社”关于他在香港大学演讲的一则报导来讲，“就知道他的伟大”。据这则报导披露，萧伯纳曾对青年学生们说，“如汝在二十岁时不为赤色革命家，则在五十岁时将成不可能之疆石，汝欲在二十岁时成一赤色革命家，则汝可得在四十岁时不致落伍之机会”。鲁迅表示，“我所谓伟大的，并不在他要令人成为赤色革命家，茵为我们有‘特别国情’，不必赤色，只要汝今天成为革命家，明天汝就失掉了性命，光从到四十岁。我所谓伟大的，是他竞替我们二十岁的青年，想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而且并不离开了现在”。
萧伯纳出身于一个低级官吏的家庭，因收入的并不宽裕，使他十四岁时便失学，去从事社会地位较低的职业。从其家庭及所受教养来看，应属叫\资产的知识阶层”。鲁迅认为，由于欧洲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由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的发展，“这世界的崩溃，偏偏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小资产的知识阶层分化出一些爱光明不肯落伍的人，他们向着革命的道路上开步走。他们利用自已的种种可能，诚恳的赞助革命的前进。他们在以前，也许客观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拥护者。但是，他们偏要变成资产阶级的‘叛徒’。而叛徒常常比敌人更可恶”。“卑劣的资产阶级心理，以为给了你‘百万家财’，给了你世界的大名，你还要背叛，你还有什么不满意， ‘实属可恶之至’。这自然是‘借主义，成大名’了……萧伯纳不在这种恶劣心理的意料之中，所以可恶之至”。至于可恶可怪的萧，——他的伟大，却没有因为这些人 ‘受着难堪’，就缩小了些”。
鲁迅还特别强调指出萧伯纳思想＄吨0作中反映广大劳动人民要求愿望的可贵方面。由于萧伯纳在一系列剧作中猛烈抨击英帝国主义殖民政策，支持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同清和支持东方被压迫民族反帝斗争，一览无遗地撕去资产阶级绅土淑女们的伪善假面，“连磋商的工夫，掩饰的法子也不给人有一点”，所以鲁迅说，“这时候，能笑的就只有并无他所指摘的病痛的下等人了。在这一点上，萧是和下等相近的，而也就和上等人相远”。囫萧伯纳猛烈抨击的明明是英国的或欧洲的资产阶级，但却遭到中国的绅士淑女们的诽谤、非难，鲁迅认为这也并不奇怪。因为萧伯纳的“和下等人相近”，“和上等人相远”，是各国处于同一阶级地位者都能“心乙相印”的。何况中国的某些绅土淑女及其报刊喉舌，t原是洋大人的跟丁。这跟也跟得长久了”。所以“伯纳——萧一到上海，热闹得比泰戈尔还利害”的这种反映，y真是一面大镜子，真是令人们觉得好象一面大镜子的大镜子”，“文人，政客，军阀，流氓，叭儿的各式各样的相貌，都在一个平面镜里映出来了”。
正象对于易生的缺陷与不足的一面有所指责一样，兽迅对)“萧伯纳的言行也并非一味都作了肯定。比如在萧伯纳的文学主张中，有某种程度上忽视以正确理论作指导，忽视书本提供的间接经验的倾向，兽迅对此便曾有所具体评论。在《读书杂谈》一文中鲁迅说过，“所说英国的培那特萧，有过这样意思的话:世间最不行的是读书者，因为他只能看别人的思想艺术，不用自己。这也就是··。…所谓脑子里给别人跑马。较好的允，以索者，他用臼己的眼盼去读世间这一部后书”。R迅认为，强调作家个人的思索、观察，十分心要，也尤疑是正确的。但也不能因而忽视读书的作用。流于片面，走向极端，就不免是“有些偏激”了。鲁迅表示，“这是的确的，实地经验总比吞，听，空想确凿”。“但我对于萧的所说，还要加一点骑墙的议沦”:“要观察，还是先要经过。扭索和读书”，只是在谈书问题上应有所选择，而且不能忘掉紧密联系社会实际。要注意“先行泛览，然后决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并牢记“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萧伯纳的思想和创作情况也确实是这样。由于他在一定程庆上忽视必要的书本知识与正确的理论指导，因而虽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黑暗现象有时作出十分精到的判断门二有时却难于作深入的思罗，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结论，甚圭有时还不免在某些剧作中表现出对某些现象茫然失措，束手无策的情况。对照鲁迅的上述批评，实在一语中的。 价迅关于易卜生、萧伯纳所作的一系列评论，由于对评论对象时情况了如指掌，对义艺创作规律与社会生活现象有鞭辟入里的深刻理解，特别是时时事事能从“为社会的战斗上的利害”出发从事文艺批评，实践着他所提出的文艺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的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原则。因而所论能切合实际，正中腾理，能在文艺颌城发挥巨大的社会影响。这些，都值得我们从事评论的文艺工作者们认真学习。
注释：
①②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③鲁迅:《坟·摩罗诗力说》。 ④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六》。 ⑤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 ⑥鲁迅:《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⑦鲁迅:《坟·从胡须说到牙齿》。 ⑧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八》。 ⑨鲁迅:《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⑩鲁迅:《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三]》。 (11)鲁迅:《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 (12)鲁迅:《且介亭杂文·阿金》。 (13)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14)同⑩ (15)鲁迅《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 (16)同(15) (17)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十]》。 (18)鲁迅:《南腔北调集·<萧伯纳在上海>序》。 (19)鲁迅:《集外集拾遗·两封通信(复魏猛克)》。 (20)鲁迅:《南腔北调集·谁的矛盾》。 (21)鲁迅:《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 (22)鲁迅:《南腔北调集·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 (23)同(18) (24)同(22) (25)同(20) (26)同(15) (27)鲁迅:《伪自由书·颂萧》。 (28)同(27) (29)同(15) (30)鲁迅:《南腔北调集·<萧伯纳在上海>序》。 (31)鲁迅:《而已集·读书杂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