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惊天大案暴露了百姓贫困根源和临头国难
就在人们对建设和谐社会充满希望之际，原国家计委副主任陈光健的一封举报信如同青天霹雳砸向全国13亿人民：山东最大的国有公司——拥有738亿资产的鲁能集团被几个身份不明的神秘人物悄然黥吞，完成了国企改制三部曲的第二步：把集体资产变成了私人资产。电力行业国企改制的一般规律就是三部曲：第一步是把国有资产变成职工集体资产；第二步是再把集体资产变成私人资产；第三步就是把国内资产变成外国资产，彻底摆脱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制度约束，实现“蛹化蝶”的全部过程。虽然大家都在这样干，都在玩抢劫国有资产的游戏，但是鲁能却玩的太大玩的太急了，如此天文数字的惊天黑幕把整个中国都惊呆了：
一是如此惊天动地的巨额国有资产被黥吞，居然不知道收购者是谁？一个新的中国首富诞生了，整个中国却不知道这个首富是谁？不仅局外人不知道，包括鲁能集团处级干部，全国各地属下几十个总裁都不知道，目前站在前面的是一个36岁的小伙子，小伙子背后是一个24岁的小姑娘，小姑娘背后干脆就是内蒙大草原几个放羊的，放羊的背后是谁，谁都不知道，估计这几个放羊的自己也不知道，其身份之神秘恐怕连美国中央情报局都难以做到。媒体报道中只是忽明忽暗闪现着一个人影：现任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原山东电力局局长兼党委书记、鲁能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振亚，只是这个副部级的总经理和那几个放羊的之间有没有关系，媒体并没有解释。
二是这几个放羊的能耐之大更是惊人，黥吞如此天文数字的国有资产，居然不屑对当地国资委打个招呼，到案发为止，专门管理国有资产的山东省国资委居然毫不知情，山东省工商局则直接为其保驾护航，禁止人们查询鲁能集团任何资料，山东省工商局竟然变成了鲁能集团的私人保密局。
三是资产数额之大空前绝后（能绝后吗？），以劫匪闻名天下的山东响马有史以来的抢劫总额加起来，恐怕也不到鲁能资产的十分之一，登陆鲁能网站
就会看到，这个横跨煤电、矿业、房地产、工程建设、金融、港口、高速公路、体育等多项产业的“经济王国”，实际资产绝不止738亿，738亿显然是一个为收购而故意压低的资产数额，即便不计算其他众多行业的巨额资产，如覆盖全国十几个大城市的房地产等，仅计算其东海之滨到西北高原覆盖全国的十几个能源基地，其中任何一个都不下百亿之巨，也就是说，按照最保守的估计，其实际资产也绝不会少于上千亿，由于我们拿不到真实的会计资料，也就只能接受他们自己声称的738亿。
即便是738亿这个已经被大幅压低到认为是“很低调”的数额，在人均收入只有1700美元的当今中国，也足够惊天动地了。要知道，2005年全国中央财政教育支出也就是349.85亿元， 2006年中央政府解决全国孩子上学问题不过就40亿元，几个放羊的一次性就拿走了全国两年多的中央教育经费，吞掉了全国孩子18年的义务教育经费。再从山东省来看，2004年整个山东省预算内教育经费总额231，3亿，2007年山东省为全省八百万中小学生义务教育免去学杂费共20亿，吞掉一个鲁能，等于是拿走了山东省3年的教育经费，拿走了全省八百万孩子37年的学费。山东省2004、2005两年，用2．6亿元就解决了全省约80万农村贫困家庭学生的上学问题，也就是说，仅仅一个国有企业被侵吞资产的千分之三，就能解决全省农村贫困孩子的上学问题，还能说老百姓上学难等问题不是富豪掠夺的结果吗？
主流经济学家总是说，中国老百姓的贫困是仇富心理造成的，现在你一次性就吞掉了全省老百姓孩子37年的学费，并没有一个老百姓公开出来仇恨你们，做人总应该多多少少讲一点良心吧，老百姓毕竟也是人啊！报纸上刚刚传来消息，一位大学生的母亲，为供养儿女上学，卖淫中被嫖客杀害，这位被杀害的卖淫母亲生前居然舍不得为自己买一件新衣服，虽然类似为供养子女弟妹上学、为父母公婆治病等而卖淫的消息不绝于耳，可看到这条消息时仍然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们国家不是没有钱啊，我们是持续几十年震惊世界的经济超高速增长啊，我们国家财政收入已经达到4万亿元，相当于实行全民免费教育的70年代的100倍啊，在那个被主流经济学家称之为“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时代”，我国的妇女都没有靠卖淫养家啊，那时的大学生不仅不用缴纳学费，而且还像现在公务员领工资一样的领取生活费，可现在这个知识精英称为“中国五千年最伟大的盛世”，却把人类最伟大的母爱逼到了依靠卖淫供养儿女上学的地步！一边是几个人就能几百亿的瓜分国有资产，另一边是我们的母亲为每月几百元的学费被迫卖淫！请问那些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吃遍中国玩遍世界的改革精英们，这位大学生母亲的卖淫和被害，是因为她仇富吗？是她的仇富心理造成的吗?从鲁能集团反映的对国有资产的疯狂抢劫中，从主流经济学家龇着大牙的狂笑中，从这位卖淫母亲以及类似妇女的血泊中，人们越来越感觉到一种正在迫近的血雨腥风。
再用鲁能集团对照一下这些年形成的看病难，山东自从建省以来到2005年，全省卫生机构固定资产共567.62亿元，其中医院固定资产470.59亿元，其中大部分还是最近十几年医疗行业暴利积累的结果，即便如此，也不过才是被侵吞鲁能资产的一多半，这意味着山东全省三家公有制医院中就被侵吞掉二家，也就是说，如果鲁能不被私吞，现在山东全省医院能够增加近二倍，老百姓还会看病难吗？据山东省统计，2003年山东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全年收入45.8亿元，支出36亿元；截止到2005底，全省114个县（市、区）实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筹集合作医疗保障基金8.18亿元；这意味着侵吞鲁能等于是吞掉了全省城镇职工16年的医保收入，20年的医保支出，90年的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要知道，这还是一个国有企业改制的损失，整个山东省国企改制有多少？整个中国国企改制又有多少？96年到现在整整十年国企改制的损失加起来，该是全国老百姓多少年的学费多少年的医疗费用！
由于国有资产瓜分的速度远远超过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能够用到老百姓身上的教育医疗费用越来越低，以致与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医院：就是医生不是根据患者病情用药，而是根据医保药品清单用药；凡是医保清单上没有列出的药品，哪怕是药到病除立刻救命也绝不能使用；同样，凡是医保清单上列出的药品，哪怕是没有一样能够救命，也只能在其中选择使用。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用什么药治病不是医生说了算，而是政府官员说了算，，医生用药与官员用药之间有本质区别，医生用药往往是“死马当作活马医”，人道主义贯彻到底，官员用药则是活马当作死马医，无论死活都要以控制费用为目的，想治病就下辈子做牛做马也别做老百姓。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制度即便是华佗在世、扁鹊重生，恐怕也难以成为悬壶济世的有德名医。在医生看来，既然政府都规定要钱不要命，钱比命重要，那干脆就把选择用药作为发财手段，谁家给钱多就用谁家的药，于是瓜分国有资产的捞大钱，医生跟着捞小钱，就苦了中国的老百姓。并且目前已经形成了钢铁般的恶性循环：国有资产被瓜分的越疯狂，政府用于百姓医疗的费用就越少；政府医疗费用越少，对医生用药控制就越严格；对医生用药控制越严格，就越是提醒医生用药是经济手段而不是治病手段；既然用药是经济手段，医生就只能是效益优先，兼顾患者，甚至干脆不顾患者；医生越是不顾患者，医院医生的效益就越高，医疗行业就越发展，改革开放的成果就越大。可见，中国各个行业乃至整个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老百姓的贫穷具有相互依存的天然内在联系，我们的高速增长完全是建立在“窝里斗”基础上，是通过内部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掠夺、个别富豪对国家的掠夺实现的。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日本老百姓的工资赶上了美国，而我国老百姓连原有福利都彻底丧失的根本原因。
可以说，这种建立在老百姓越来越贫穷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种经济模式，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没有过，亚洲其他新兴工业国家历史上没有过，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上也没有过，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同样没有过。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增长模式？许多极端右翼的知识精英故意混淆视听，认为是缺乏民主分权的结果，其实恰恰相反，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集权国家出现过随意抢劫国有资产的现象，希特勒的德国应该是最集权的国家了，可是不仅没有人敢抢劫国有资产，甚至除犹太人之外老百姓的财产都没人敢抢，当时政府修建国家公园拆迁老百姓的房子，遇到我们所谓的“钉子户”，不是用推土机和警察强行拆迁，而是忍气吞声地用数倍于市场价格的钱把老百姓的房子买下来。如果当时德国也像我们这样能几百亿几百亿的随意抢劫国有资产，他们也不可能有能力发动世界大战。
所以，无论民主国家还是集权国家，都不可能出现我们现在这样随意抢劫国有资产的现象，目前中国之所以能够一次就几百上千亿的抢劫国有资产，完全是国家被绑架的结果，国家被绑架的标志，就是没有任何公开职务的人可以随意“任命”国家主席政府总理，甚至连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要反映自己的意见都需要托关系找路子，国家和政党完全成为个人手中的玩物，中央政府的权威荡然无存，在财富占有上整个国家进入了真正的无序状态，谁捞着就算谁的，由地方官僚、权贵资本和改革精英组成的“铁三角”精英集团，根本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像陈良宇那种上海滩上的小瘪三，都敢冲着总理拍桌子，地方开会时骂总书记，甚至想学老爷子生前那样阴谋换掉总理和总书记。去年“西山会议派”那帮改革精英，居然在北京开会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是“没有注册的非法组织”，直到现在这些人依然活跃在电视报纸杂志等媒体上。在这些人的眼里，被绑架的国家如同被绑架的漂亮女人，可以随意的羞辱玩弄，无论你把目光投向任何一个地方，都会看到这种随意羞辱中央政府的现象：胡温新政实行亲民政策要控制房价，政策一出台，上海房价立刻火箭般的上升，连翻三番；新的中央领导班子提出到2006年彻底解决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结果2006年底频频爆出民工讨要拖欠工资被活活打死的消息；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提醒对外开放要注意国家经济安全，结果各个地方把中国28个行业中21个行业的龙头企业卖给了外国人，中国银监会不仅把国家银行股份卖给了外国人，甚至为防止中国人在银行业卷土重来，还规定以后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不能单独办银行，要办银行必须和外国人一起办（此规定 2007年1月8日发布），连日本鬼子占领时期都没有规定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不准办银行；中央六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山东马上找个放羊的来一次性侵吞738亿国有资产，把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之路给你彻底堵死；此类事件不胜枚举。绑架的目的是勒索赎金，瓜分全部国有资产并且通过《物权法》再把抢劫的资产用法律漂白，就是他们给中央政府开出的双份赎金，而中央政府的回旋余地却越来越小，鲁能事件就反映出中央政府正在逐渐丧失控制国家利益的能力。
只要稍微咀嚼一下738亿这个天文数字，就知道国家已经危机到了何等程度。当年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重建颐和园，被认为是亡国大祸的根源，十年总共挪用500万两白银，相当于三艘定远舰的价格，按照年均挪用50万两计算，也就是十几门大炮的价格。而目前738亿对中国海军意味着什么？按照中央电视台7频道透露的国际价格计算，意味着中国3艘大型航空母舰被击沉；7艘中型航空母舰被击沉；20艘轻型航空母舰被击沉；按照网上流传的国产航母30亿的建造费用，则意味着24艘国产航空母舰被击沉。换成是目前中国海军看家武器的潜艇，则意味着5艘战略核潜艇被击沉；30多艘常规动力潜艇被击沉；而5艘战略核潜艇可以同时摧毁数百个战略目标，足以震慑住任何敢于对中国动武的国家。如果换成空军战机，相当于中国空军300多架进口的先进战机苏27被击落；相当于2400多架令国人自豪的歼10战机被击落。2400多架先进战机，不知道打一场对日战争会不会损失这么多，但至少武力统一台湾是用不了的。这么多战机战舰不战自毁，完全可以说明为什么历史上中国总是挨打了，就是国家被掏空的结果。那些反动的极端右翼知识精英，20多年来却总是不停地重复一个谎言：“落后必然挨打”，用以掩盖他们掏空国家的罪行，并且在摆脱落后挨打的旗号下，把主席生前建立的完整强大的国防工业转为民用，然后再私有化为个人财产，使中华民族重新回到了解放前依靠购买武器保卫国家的被动状况，随着国有资产被抢劫一空，连购买武器保卫国家的能力都没有了。北洋水师两年没买兵舰，知识精英就把战败的全部责任推到慈禧太后身上，说是修建颐和园挪用了买兵舰的钱，以致与本来是我们订购的吉野舰被日本人买走了，所以战败。如果说少买一艘兵舰就是战败祸首，那么摧毁绝大部分国防工业又该当何罪？
其实知识精英之所以把鸦片战争以后丧权辱国的责任推到慈禧太后身上，完全是为了掩盖新老改革精英的历史罪责。对比一下19世纪的中日改革就会发现，中日改革的不同结局，绝不像知识精英的历史谎言所描述的那样，是什么日本西化比较彻底，中国西化不彻底的结果。相反，中国的悲剧恰恰是知识精英推行西化的结果。当时日本明治维新的改革，提出的口号是“尊王攘夷”，神化皇权，并且通过“王政复古”政变建立了统一强大的中央集权，采用比西方宗教更加有效的“武士道”精神，唤醒了东方民族最原始的血性基因，把整个民族凝聚成一个铁拳般的统一整体，才使当时身材瘦小、智商低下的小日本能够打遍欧亚无敌手。反观中国改革与日本正好相反，当时的改革精英不是强化中央集权力量，而是把国家推向一盘散沙，打着“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旗号，实行全盘西化：洋务运动是经济上全盘西化，实则是人人自肥，大肆抢劫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戊戍变法是政治上全盘西化，通过分权制衡摧毁了中央政府的权力支柱，导致了后来几十年的军阀割据，给予了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列强侵略瓜分中国的机会。虽然表面上还在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则是对中学全盘否定，就像现在全盘否定否定社会主义和民族文化一样。本来中国的农业社会就是一盘散沙，只能通过中央集权才能形成强大的民族力量，当时晚清政府如同《红楼梦》中所言，已是大厦将倾，而洋务运动到戊戍变法的改革，不是加强中央集权修复大厦，而是把唯一能够将一盘散沙的农业社会连接成为统一整体的中央集权给毁掉了，特别是20年的洋务运动，地方挟洋人自重，官员靠洋人自肥，政府借洋人助剿，西方列强也利用中国的买办集团逐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国完全变成了西方列强圈养的一头肥猪，宰杀这头肥猪唯一的担忧就是中国民众的反抗，中国历史上民众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民众的固定逻辑，使洋人一直有所顾及，后来看到中华民族最后一点血性基因义和团被中国政府配合自己镇压后，便放心大胆的举起了屠刀，八国联军进入中国，中国几乎亡国灭种。这就是中日几乎同时改革却截然相反的不同命运：日本通过改革变成了强大的虎狼，中国通过改革变成了肥大的猪羊，并且是世界最肥大的猪羊，经济总量世界第一。只是猪羊再肥大也是被宰杀的对象，并且越是肥大就越是临近被宰杀的时刻。20年洋务运动对中国经济的催肥，是中国被肢解为半殖民地的主要原因，而绝不像知识精英叫嚣的那样，是什么集权专制和义和团反抗的结果，要知道，日本直到二战失败前一直是个集权专制国家，他不仅没有沦落为别人殖民地，甚至差点儿把整个亚洲变成他的殖民地。所以国人一定要牢牢记住，国家的肥大和强大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国家经济上越肥大就越危险，只有政治军事上的强大才安全。中国知识精英之所以总是要把国家改革成肥大国家，是由中国知识精英怯懦低能、猥琐龌龊的太监特性决定的。把国家推向强大的改革，需要改革精英的是付出和献身，从哥伦布、麦哲伦到日本的维新三杰，无一不是充满冒险和牺牲；而把国家推向肥大的改革，改革精英则可以没有任何风险地骄奢淫逸、纵情享乐，如同中国现在这些改革精英，把他们放到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期的改革中，他们猥琐龌龊的秉性决定了只能是路边的垃圾，而在中国就能成为随意抢劫国有资产和霸占百姓财产的公众偶像，不仅能够随意玩弄身边的妇女，还把约2000万百姓妻女逼良为娼变成玩物。如果中国不出问题，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永无休止地这样抢下去玩下去；如果中国出了问题他们马上就可以投靠洋人怀抱；如果洋人占了中国他们就留在中国当汉奸；如果洋人失败他们就去洋人国家当寓公。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改革精英总是勾结洋人出卖国家出卖民族的根本原因。打开中国历史就会看到，中华民族从来没有毁于外患，每一次灾难都是毁于精英汉奸，这就是为什么中华民族宁可原谅外敌也绝不原谅汉奸的原因。可以断定，鲁能的这738亿，如果中央政府不抓紧干预，很快就会落入外资手中，完成国企改制三部曲的第三步。目前中国类似鲁能规模的能源集团不超过6家，如果这些国家能源基地陆续落入外资手中，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以往中华民族的危机都是表现为“国破山河在”，现在则是国在山河破，一旦中华民族完全失去抵御外侮的物质依托，恐怕所有炎黄子孙就只能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对天长叹了。
可见当今中国，百姓穷，穷于精英！民族难，难于精英！精英误国，精英祸国，精英卖国，精英亡国！
二、惊天大案暴露了国企改制完全是一场有预谋有计划的掠夺
鲁能事件是中国国企改革合法性的终结者，它表明了中国国企改革从开始就是一场有预谋有计划的历史性抢劫。最初《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十三大、十四大文件都讲的很清楚，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的目标是搞活国有企业，并没有说最终要把企业卖给管理层和外国人，变成他们的私人资本，所以全国人民才欢天喜地的跟着搞改革，如同最初答应让人家女儿生活幸福，人家父母才欢天喜地把女儿送来，可得到后便转手卖掉了，并且女儿父母还没见到一分钱，这至少算是诈骗吧！去年两会期间，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质询财政部，全国绝大多数国有企业一共卖了多少钱，钱都用到哪里了，可是财政部直到今天都装聋作哑不回答，怎么回答？可能财政部压跟儿就没见过一分钱！以往国企私有化改革的各种奇谈怪论都一直打着效益的幌子，什么冰棍理论、靓女先嫁理论、烂苹果理论、坐失不如流失理论等，其共同特点就是认为国有企业没有效益，是国家和地方财政应该甩掉的包袱，而鲁能事件则彻底粉碎了这些年来一直充斥媒体响彻云霄的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创建于1995年的鲁能集团，从最初“只有5个人一间房”，用十几年的时间就发展到738亿横跨诸多行业的经济王国，其效益速度规模恐怕不输于世界任何一家最优秀的跨国公司，既不是正在化掉的冰棍，也不属于担心以后嫁不出去的丑女，更不是满筐中的烂苹果，价值不仅没有坐失，甚至以惊人的速度在增殖，无论用主流经济学家的哪个理论来衡量，都找不出鲁能私有化的理由。或许有人会说，西方发达国家好的国有企业也经常卖掉，不错，西方发达国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它经常把对国计民生重要又效益不好的私企买过来，搞好以后再卖掉，但都是在资本市场上以股份转让或股票出售的方式公开卖掉，不仅富人可以买，路边摆滩的穷人都可以买，并且经过国家这一买一卖，原本纯粹的私人企业变成了资本高度社会化的企业。而鲁能的买卖则完全是一种到现在都看不清楚的黑幕，不仅不知道购买者是谁，连出售者的身份都糊里糊涂，专门管理国有资产的国资委都不知道买卖是这么发生的，以什么方式买卖的，买卖的价格是怎么确定的，买卖的资金从哪里来，又去了哪里？恐怕除了中国之外，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找不到如此莫名其妙的市场经济了。
其实，回顾一下国企改革的历史过程，就能明显看出类似鲁能集团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被私吞，完全是预谋设计的结果。中国国企改革先后选择了工业社会中两个最糟糕的管理模式：先是前苏联赫鲁晓夫的物质刺激加驯服工具，后是西方国家原始积累时期最野蛮残暴的血腥压榨。大体包括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1977年“抓纲治国、抓纲治厂”到1984年的厂长负责制。用8年时间全面恢复了前苏联的赫鲁晓夫体制，废除了主席生前已经逐步形成和正在完善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新型企业管理体制，把本来富有活力和创新精神的国有企业逼上了死路。中国当初创建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新型企业管理模式，直到现在都是以微观管理自豪于世界的日本管理模式和西方现代企业文化的精髓，而当时全面建立的前苏联模式，恰恰是当时苏联东欧正在通过改革废除的管理模式，是把苏联东欧引入死胡同的管理模式。之所以会选择这个悲剧模式，主要是当时疯狂的阶级报复形成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生前所建立的一切都要打倒，凡是毛主席生前被打倒的一切都要恢复，由于中国企业新型管理模式就是建立在批判物质刺激和驯服工具论基础上的，所以就一定要坚决废除。并且仅仅一个赫鲁晓夫模式还不够，同时还把野蛮血腥的泰勒制也揉了进去，把工人和技术人员从企业管理层排除掉，对那些仍然误认为自己是企业主人翁的工人，统统作为“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实行坚决镇压。当时从红头文件到报刊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都是告诉工人，只有“老黄牛精神”，甘愿做牛做马才是真正的主人翁精神，并且报纸天天不厌其烦的用舞台演奏音乐指挥的例子，教育工人只有做厂长的驯服工具，企业才能办好。赫鲁晓夫模式加泰勒制，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企业主人翁地位的彻底丧失，是中国工人悲剧命运的历史起点，只是当时在奖金的物质刺激下，工人如同温水中被煮的青蛙，不仅还不知道未来等待着的悲惨命运，甚至还十分高兴，不断增加的奖金让工人幻想到了未来美好天堂。
在赫鲁晓夫模式加泰勒制管理模式的支配下，国有企业被迅速推向了死路，一方面，奖金推动了企业成本越来越高，因为私企老板奖金发的是自己的钱，不会滥发，只能根据员工效益发放，并且是秘密发放，每个员工都会误以为自己是最高奖金，所以具有刺激作用。而我们的书记厂长发的是国家的钱，发放标准不是职工对企业贡献大小，而是个人好恶，并且国家的钱只能公开发放，奖金的作用完全倒了过来，100人发奖金，只要其中一个人多一块，另外99人就骂娘，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提高全体职工奖金总额，导致企业成本火箭般上升。另一方面，泰勒制代表的血腥管理方法又导致企业效益不断下降，因为企业效益和书记厂长没有任何关系，血腥管理不是用来榨取企业效益，而是用来驯服工人做奴才，满足个人权利欲，把企业变成了山大王的土匪窝，大家只捞奖金不管利润，企业效益疾速下降。国有企业终于被彻底赶进了死胡同，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了，再看看苏联东欧等一些国家也都在放弃这种管理模式，于是便开始了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并且这时国有企业改革也形成了强大的内部动力，虽然奖金没有刺激起工人的积极性，但是却唤醒了书记厂长升官发财的欲望，毛泽东已经断开几十年的升官和发财之间的桥梁，被奖金重新结合以来，在发放奖金过程中他们初次感受到了权钱结合的无比美妙，同时也越来越不满足于仅仅是同工人之间奖金数额的差异，他们需要和工人完全不同的发财地位，于是便开始了第二阶段的承包改革。
第二阶段，1984年到1988年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无论从生产关系还是从生产力的角度看，这个阶段都是国有企业的质变阶段。就生产关系来讲，承包经营责任制使厂长和工人，由原来的仅仅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转变为劳资双方的关系，彼此经济利益上形成了对立，书记厂长的利益来自于承包利润，工人的工资来自于成本，成本和利润的对立便成为工人与管理者之间阶级对立的经济基础，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已经悄悄改变了。就生产力来讲，经营承包是国有企业前所未有的一场巨大灾难，在短短四年的时间里，就彻底摧毁了国有企业的技术基础，为后来私有化和外资瓜分创造了条件和借口。所谓经营承包在当时就是利润承包，这完全是一套逼良为娼的管理模式，由于承包时间比较短，技术改造的投入和产出周期比较长，结果是谁搞企业技术改造，奠定企业长远发展的基础和后劲，谁就在承包期内没有利润，谁就是在“为他人作嫁衣裳”，谁的结局就越倒霉，如同后来形成砍树省长砍树市长的道理一样，在利润的逼迫下，国有企业大肆掠夺式经营，甚至连续几年的不提折旧，更不用说投入了，在疯狂掠夺式经营的同时，还把包括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等全部社会的负担都压到国有企业头上，庞大的国有企业如同一个不堪重负的衰弱病人，剩下的只是挣扎和喘息了。国有企业的毁灭性灾难，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以年均2.5的速度疾速下降，到1988年已经下降到了15%的极限，国有企业由原来的财富创造者变成了财政的包袱，进一步宰杀国有企业的机会形成了。与此同时，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动力也形成了：一方面，在国有企业土崩瓦解过程中发了大财的承包者，越来越不满足于只是占有企业利润，贪婪的目光又盯上了企业资本；另一方面，承包过程中发财的只是正在成为商人的企业官僚，行政官僚和知识精英还没有机会切到蛋糕，因而急需创造一种商人，官员和知识精英三家共切蛋糕的新型体制，于是，国有企业改革便进入了又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阶段，1988年到1996年实行减员增效，搞股份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如果说第一阶段8年的前苏联模式，是工人尝到甜头的时期，那么这8年类似西方国家原始积累时期的血腥压榨，则是工人付出惨重代价的时期，马克思的那句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此期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血腥展现，三千万下岗工人被抛向街头，二千万劳动妇女靠卖淫为生，“下岗女工不流泪，姐妹走进夜总会；陪吃陪喝又陪睡，只为儿女挣学费。”“弱女子也自强，开发身体养爹娘。”中国下岗工人的不尽悲歌，将永远是人类编年史上最悲惨的一页。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一方面甩掉了工人这个包袱，摆脱了企业原有的社会福利和保障负担，为后来的管理层收购和外资收购准备了一份干净资产；另一方面，也为官产学三家共分蛋糕创造了一种双赢分配格局:通过股份划分蛋糕。在此我们再次看到了中国特色的奇妙作用：人类历史上一切伟大发明放到中国来，都成为了作恶的工具。现代股份制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通过资本的高度社会化，开始了私人占有制向社会占有制的转变，如同中央六届三中全会所讲的那样“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可是在当时，却成为官产学三家改革精英瓜分国有资产以及向社会大肆圈钱的一种有效手段。可见，人类的一切伟大发明都具有双重性质，股份制就是一把典型的双刃剑，在西方发达国家，它正在把私有制变成社会所有制；在中国则相反，把公有制变成了私有制。如果没有股份制，中国精英集团在瓜分国有资产上至少会遇到难以克服的技术障碍。
在解决了瓜分国有资产的技术问题以后，官产学三家改革精英便开始在下岗工人无边血泪的基础上，欢天喜地的切分属于自己的那块蛋糕，以往人们总认为商人的那块蛋糕最大，其实知识精英的那块蛋糕才最惬意，知识精英的蛋糕主要有三块，第一块蛋糕是包括独立董事在内的各种兼职：既有在各个领域中不同身份的兼职，又有同一身份在各个公司中的兼职；就前者来讲，中国知识精英兼职之乱堪称世界之最，即便用他们自己印制的名片来找，都找不出一个干净的学者；就后者来讲更是让人吃惊，有的知识精英居然兼职几十家公司的独立董事，每年仅独立董事的车马费就超过百万。第二块蛋糕是除巨额国家项目经费之外的各种公司资助和出场费，顾维军雇了几个主流经济学家到人们大会堂为他说话，一次就支付了500万现金，并且不需要承担官员和商人瓜分蛋糕的风险，完全是合法收入。许多被关在铁窗下的贪官奸商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同样是额外收入，官员拿了就是犯罪，商人拿了就是犯罪，唯独知识精英拿了就不是犯罪，因为想不明白，就拼命让孩子读书，希望将来也成为能无风险分蛋糕的知识精英。第三块蛋糕是通过为权钱交换牵线搭桥直接或者由亲属出面创办公司，把国有资产变成私人财产。
经过8年的股份制改造，到1996年，除了100多个特大型国有企业留着继续赚取垄断利润外，全国几十万个国有企业和上百万个集体企业组成的数万亿元的大蛋糕，在经济上已经瓜分完毕，剩下来的就是一个法律手续问题，即如何在法律上变更企业性质，把国有企业变成公开合法的私人公司。在整个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对国有企业的瓜分主要是以期股期权的形式实现的，虽然期股期权明确了管理层对公司资本的占有关系，但是公司本身还不是管理层私人的，仍然戴着国有企业的红帽子，这就使当时的瓜分者陷入了一个难以解脱的悖论当中：如果他们掏钱兑现所获得的期股期权，巨额现款本身就证明自己是腐败分子；如果他们不掏钱兑现，瓜分到的资产就感觉不踏实。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大都是政客出身，以往运动中多吃多占都要挨整的情况历历在目，现在居然把如此巨额的国有资产划归自己，心里如何能踏实，笔者就曾遇到不止一个企业家表示过类似忧虑。
国有企业改革再次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如同《国际歌》中唱到的“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瓜分国有资产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在这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后关头，以主流经济学家和法学精英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开始了大显身手，他们一改过去那种“馒头不叫馒头，叫碳水化合物”的深奥学术语言，专门为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创造了一系列极端通俗的经济学理论，什么老鼠偷油理论，冰棍理论，烂苹果理论，靓女先嫁理论，丑女陪嫁理论等等，最先沸沸扬扬闹起来的就是老鼠偷油理论，起因就是为当时贪污判刑的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鸣不平，在全国掀起了老鼠为什么偷油吃的大讨论，整个知识精英集团讨论的最终结果就是，要想老鼠不偷油，就要事先喂饱它。用什么来喂？就用国有资产喂；凭什么用国有资产喂？因为国有资产如同冰棍，不喂老鼠就化了，与其白白化掉，不如让老鼠吃掉。这一系列让人哭笑不得的荒唐理论，最终主导了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开始了所谓国企改革的最后攻坚战：产权制度改革。私有化的大幕正式拉开了！
把工人和技术人员从企业管理层排除掉，对那些仍然误认为自己是企业主人翁的工人，统统作为“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实行坚决镇压。当时从红头文件到报刊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都是告诉工人，只有“老黄牛精神”，甘愿做牛做马才是真正的主人翁精神，并且报纸天天不厌其烦的用舞台演奏音乐指挥的例子，教育工人只有做厂长的驯服工具，企业才能办好。赫鲁晓夫模式加泰勒制，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企业主人翁地位的彻底丧失，是中国工人悲剧命运的历史起点，只是当时在奖金的物质刺激下，工人如同温水中被煮的青蛙，不仅还不知道未来等待着的悲惨命运，甚至还十分高兴，不断增加的奖金让工人幻想到了未来美好天堂。
在赫鲁晓夫模式加泰勒制管理模式的支配下，国有企业被迅速推向了死路，一方面，奖金推动了企业成本越来越高，因为私企老板奖金发的是自己的钱，不会滥发，只能根据员工效益发放，并且是秘密发放，每个员工都会误以为自己是最高奖金，所以具有刺激作用。而我们的书记厂长发的是国家的钱，发放标准不是职工对企业贡献大小，而是个人好恶，并且国家的钱只能公开发放，奖金的作用完全倒了过来，100人发奖金，只要其中一个人多一块，另外99人就骂娘，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提高全体职工奖金总额，导致企业成本火箭般上升。另一方面，泰勒制代表的血腥管理方法又导致企业效益不断下降，因为企业效益和书记厂长没有任何关系，血腥管理不是用来榨取企业效益，而是用来驯服工人做奴才，满足个人权利欲，把企业变成了山大王的土匪窝，大家只捞奖金不管利润，企业效益疾速下降。国有企业终于被彻底赶进了死胡同，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了，再看看苏联东欧等一些国家也都在放弃这种管理模式，于是便开始了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并且这时国有企业改革也形成了强大的内部动力，虽然奖金没有刺激起工人的积极性，但是却唤醒了书记厂长升官发财的欲望，毛泽东已经断开几十年的升官和发财之间的桥梁，被奖金重新结合以来，在发放奖金过程中他们初次感受到了权钱结合的无比美妙，同时也越来越不满足于仅仅是同工人之间奖金数额的差异，他们需要和工人完全不同的发财地位，于是便开始了第二阶段的承包改革。
第二阶段，1984年到1988年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无论从生产关系还是从生产力的角度看，这个阶段都是国有企业的质变阶段。就生产关系来讲，承包经营责任制使厂长和工人，由原来的仅仅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转变为劳资双方的关系，彼此经济利益上形成了对立，书记厂长的利益来自于承包利润，工人的工资来自于成本，成本和利润的对立便成为工人与管理者之间阶级对立的经济基础，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已经悄悄改变了。就生产力来讲，经营承包是国有企业前所未有的一场巨大灾难，在短短四年的时间里，就彻底摧毁了国有企业的技术基础，为后来私有化和外资瓜分创造了条件和借口。所谓经营承包在当时就是利润承包，这完全是一套逼良为娼的管理模式，由于承包时间比较短，技术改造的投入和产出周期比较长，结果是谁搞企业技术改造，奠定企业长远发展的基础和后劲，谁就在承包期内没有利润，谁就是在“为他人作嫁衣裳”，谁的结局就越倒霉，如同后来形成砍树省长砍树市长的道理一样，在利润的逼迫下，国有企业大肆掠夺式经营，甚至连续几年的不提折旧，更不用说投入了，在疯狂掠夺式经营的同时，还把包括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等全部社会的负担都压到国有企业头上，庞大的国有企业如同一个不堪重负的衰弱病人，剩下的只是挣扎和喘息了。国有企业的毁灭性灾难，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以年均2.5的速度疾速下降，到1988年已经下降到了15%的极限，国有企业由原来的财富创造者变成了财政的包袱，进一步宰杀国有企业的机会形成了。与此同时，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动力也形成了：一方面，在国有企业土崩瓦解过程中发了大财的承包者，越来越不满足于只是占有企业利润，贪婪的目光又盯上了企业资本；另一方面，承包过程中发财的只是正在成为商人的企业官僚，行政官僚和知识精英还没有机会切到蛋糕，因而急需创造一种商人，官员和知识精英三家共切蛋糕的新型体制，于是，国有企业改革便进入了又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阶段，1988年到1996年实行减员增效，搞股份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如果说第一阶段8年的前苏联模式，是工人尝到甜头的时期，那么这8年类似西方国家原始积累时期的血腥压榨，则是工人付出惨重代价的时期，马克思的那句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此期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血腥展现，三千万下岗工人被抛向街头，二千万劳动妇女靠卖淫为生，“下岗女工不流泪，姐妹走进夜总会；陪吃陪喝又陪睡，只为儿女挣学费。”“弱女子也自强，开发身体养爹娘。”中国下岗工人的不尽悲歌，将永远是人类编年史上最悲惨的一页。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一方面甩掉了工人这个包袱，摆脱了企业原有的社会福利和保障负担，为后来的管理层收购和外资收购准备了一份干净资产；另一方面，也为官产学三家共分蛋糕创造了一种双赢分配格局:通过股份划分蛋糕。在此我们再次看到了中国特色的奇妙作用：人类历史上一切伟大发明放到中国来，都成为了作恶的工具。现代股份制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通过资本的高度社会化，开始了私人占有制向社会占有制的转变，如同中央六届三中全会所讲的那样“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可是在当时，却成为官产学三家改革精英瓜分国有资产以及向社会大肆圈钱的一种有效手段。可见，人类的一切伟大发明都具有双重性质，股份制就是一把典型的双刃剑，在西方发达国家，它正在把私有制变成社会所有制；在中国则相反，把公有制变成了私有制。如果没有股份制，中国精英集团在瓜分国有资产上至少会遇到难以克服的技术障碍。
在解决了瓜分国有资产的技术问题以后，官产学三家改革精英便开始在下岗工人无边血泪的基础上，欢天喜地的切分属于自己的那块蛋糕，以往人们总认为商人的那块蛋糕最大，其实知识精英的那块蛋糕才最惬意，知识精英的蛋糕主要有三块，第一块蛋糕是包括独立董事在内的各种兼职：既有在各个领域中不同身份的兼职，又有同一身份在各个公司中的兼职；就前者来讲，中国知识精英兼职之乱堪称世界之最，即便用他们自己印制的名片来找，都找不出一个干净的学者；就后者来讲更是让人吃惊，有的知识精英居然兼职几十家公司的独立董事，每年仅独立董事的车马费就超过百万。第二块蛋糕是除巨额国家项目经费之外的各种公司资助和出场费，顾维军雇了几个主流经济学家到人们大会堂为他说话，一次就支付了500万现金，并且不需要承担官员和商人瓜分蛋糕的风险，完全是合法收入。许多被关在铁窗下的贪官奸商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同样是额外收入，官员拿了就是犯罪，商人拿了就是犯罪，唯独知识精英拿了就不是犯罪，因为想不明白，就拼命让孩子读书，希望将来也成为能无风险分蛋糕的知识精英。第三块蛋糕是通过为权钱交换牵线搭桥直接或者由亲属出面创办公司，把国有资产变成私人财产。
经过8年的股份制改造，到1996年，除了100多个特大型国有企业留着继续赚取垄断利润外，全国几十万个国有企业和上百万个集体企业组成的数万亿元的大蛋糕，在经济上已经瓜分完毕，剩下来的就是一个法律手续问题，即如何在法律上变更企业性质，把国有企业变成公开合法的私人公司。在整个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对国有企业的瓜分主要是以期股期权的形式实现的，虽然期股期权明确了管理层对公司资本的占有关系，但是公司本身还不是管理层私人的，仍然戴着国有企业的红帽子，这就使当时的瓜分者陷入了一个难以解脱的悖论当中：如果他们掏钱兑现所获得的期股期权，巨额现款本身就证明自己是腐败分子；如果他们不掏钱兑现，瓜分到的资产就感觉不踏实。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大都是政客出身，以往运动中多吃多占都要挨整的情况历历在目，现在居然把如此巨额的国有资产划归自己，心里如何能踏实，笔者就曾遇到不止一个企业家表示过类似忧虑。
国有企业改革再次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如同《国际歌》中唱到的“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瓜分国有资产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在这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后关头，以主流经济学家和法学精英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开始了大显身手，他们一改过去那种“馒头不叫馒头，叫碳水化合物”的深奥学术语言，专门为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创造了一系列极端通俗的经济学理论，什么老鼠偷油理论，冰棍理论，烂苹果理论，靓女先嫁理论，丑女陪嫁理论等等，最先沸沸扬扬闹起来的就是老鼠偷油理论，起因就是为当时贪污判刑的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鸣不平，在全国掀起了老鼠为什么偷油吃的大讨论，整个知识精英集团讨论的最终结果就是，要想老鼠不偷油，就要事先喂饱它。用什么来喂？就用国有资产喂；凭什么用国有资产喂？因为国有资产如同冰棍，不喂老鼠就化了，与其白白化掉，不如让老鼠吃掉。这一系列让人哭笑不得的荒唐理论，最终主导了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开始了所谓国企改革的最后攻坚战：产权制度改革。私有化的大幕正式拉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