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10月16日，国家药监局和吉林省食药监局对长春长生公司八项违法违规生产狂犬病疫苗事实，依法从严做出行政处罚：罚没款91亿元；高俊芳等14名直接涉案相关人员，依法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涉嫌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应该说，此案不仅没成“半截子新闻”，还迅速做出第一步处理，并及时公告天下，且罚没数额之大，处理态度之严，都是前所未有，应予点赞。但由此连想“三反”“五反”，还是有必要擦亮这一段历史！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若在历史的长河不断凸显，那它就光照千秋。甭管公知精英怎么抹黑虚无“三反”“五反”，也甭管“不搞政治运动”如何成为禁律，看看“三鹿毒奶粉”、“长生假疫苗”等案件，“三反”“五反”的伟大意义日益凸显!
一、擦亮被污名化的“三反”“五反”
“三反”、“五反”运动是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全国在党政机关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斗争的统称。
1.“三反”“五反”运动的由来。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12月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一个全国规模的“三反”运动开展起来。“三反”中一些单位揭发出私人工商业者的贪污、行贿、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中共中央1952年1月5日发出《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1月26日，又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向违法资本家开展一场大规模的“五反”运动。
2.“五反”是被不法资本家逼出来的反击。新中国刚成立时，国家主要领导人都认为民族资本主义应再发展一个时期，但资本不惜违法犯罪追逐利润的天性，特别是一批不法资本家为追逐暴利，竟丧心病狂地制造假药，残害前线浴血奋战的志愿军将士，“是可忍孰不可忍”，共产党奋起反击开展了“五反”。
“五反”查出所有大型资本主义工商企业都存在违法犯罪，包括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户荣毅仁。上海在对72家较大工商户定案时遇到一个问题：若都定违法户，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有落空危险。陈毅决定划荣毅仁为基本守法户，周总理转报毛主席后，毛主席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这个“标兵”一树，在上海至全国各大城市产生很大影响。
由“三反”引出“五反”，两者因果相连;“三反”反出不法资本家的进攻，“三反”与“五反”内容密不可分;“五反”是“三反”的扩大和深入，“三反”、“五反”互为作用!
3. 毛泽东毫无疑问地选择了保护人民！自改开以来，“三反”、“五反”就一直受到公知精英的极尽诋毁，在主流媒体纷纷抛出那场运动的自杀人数，各种奸商跳楼、摸电门、吞安眠药等自杀方式的悲催，来痛诉“三反”、“五反”如何“不人道”和丧失人性，大言不惭地搞翻案。可他们对不法资本家造“假药”等，害死多少前线将士，为何绝口不提?!不是他们造假药“杀人”，如何有“五反运动”?
哲学有个“道德困境”：一列火车疾驰而来，可轨道上被强盗捆了五人，旁边一条轨道捆一人，若铁道变轨，这五人获救，但变轨者要为另外的人死负责。如不变轨，原轨道上的五人之死你也要负责。新毛泽东就面临这样选择：铁道左边卧着前线浴血奋战的志愿军将士和亿万人民，轨道右边卧着不法商人兼杀人。坚定站在广大人民一边(绝不站在一小撮人一边)，为最广大的人民谋利益，这是毛泽东的共产党的根本出发点。所以，当时的最高执政者毛泽东，毫无疑问地选择了保护人民!
4. “三反”“五反”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1952年6月30日，全国范围“三反”“五反”运动结束。据统计，全国共850万到900万人参加运动，占总人数的4.5%经被定案并给各种处分。以北京、上海、等9大城市处理结果为例:守法户占总户数10%-15%，基本守法户占50%- 60%，半守法户、半违法户占25% - 30%，严重违法户占4%，完全违法户占1%。就在“三反”“五反”运动，不仅枪毙了一些罪大恶极的不法资本家，中共也出重拳枪毙了权高、资深、位重的刘青山、张子善!
“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不法资本家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地位，在私企建立了工人监督，并实行民主改革，对工商业者进行了守法经营教育，挽救了一批国家干部，更震慑了多少干部不敢越过雷池，起了清除“四旧”的作用，创造了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和进一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条件。
二、高俊芳等违法犯罪远胜“五反”中的不法资本家
改开以来，中国的各种资本都穿上了“马甲”，资本家纷纷都变成了企业家、慈善家，甚至中共某单位的党委书记等，可无论“马甲”怎么换，资本为追逐利润不惜践踏一切人间法律的本性不能变!
1.高俊芳就属“五反”中的不法资本家。离现在66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已被污蔑虚无的快淹没在历史的烟云，但“长生毒疫苗案件”却让其又清晰地浮现在人们眼前!可以非常肯定地说，“长生疫苗案件”之恶劣，超出“三反”“五反”中任何不法资本家。据《科学网》调查数据，2007年，发病3300人，死亡3300人;2016年，发病644人，死亡592人。换句话说，“狂犬病可防不可治。狂犬病一旦发病，死亡率为100%。”作为如此救命药的狂犬疫苗，“长生生物”资本竟然为获取暴利，突破人类道德底线的“造假”吃人!
作为长春长生实际控股人、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的高俊芳，不仅是以51亿元资产位列中国富豪第820位的大资本家，她居然还是中共长生生物的党委书记，这简直都令人匪夷所思，也绝对令“三反”“五反”中那些不法资本家们自惭形秽，也令他们望洋兴叹!
2.到底用什么机制去发现不法资本家？作为“长生疫苗案件” “东窗事发”的起因，令人哭笑不得的居然是因老板奖金发少了，而不是参与制造假疫苗者良心发现的举报。如果没有这群王八蛋的撕逼，“长生毒疫苗案件”还能隐藏多久?还有什么机制能发现“长生生物”的资本害人?
再看看“三鹿假奶粉案件”如何败露?第一位对“三鹿”点名报道的《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于2008年9月11日发表了《甘肃14名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三年后被迫离职)，才引起举国哗然。至9月11日甘肃全省发现59例肾结石患儿，部分患儿已发展为肾功能不全，已死亡1人，这些婴儿均食用了三鹿18元左右价位的奶粉。且两个月来，中国多省相继发生类似事件。中国卫生部高度怀疑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导致人体泌尿系统膀胱、肾产生结石，并可诱发膀胱癌。
随后，在三鹿集团生产的奶粉中发现化工原料三聚氰胺。事件迅速恶化，包括伊利、蒙牛、光明、圣元及雅士利在内的22个厂家69批次产品中都检出三聚氰胺。至2008年9月21日，因使用婴幼儿奶粉而接受门诊治疗咨询且已康复的婴幼儿累计39,965人，正住院的12,892人，此前已治愈出院1,579人，死亡4人。
假如高俊芳发多点奖金，“长生生物毒疫苗案件”何时能发现?假如简光洲不写那篇报道，“三聚氰胺毒奶粉”还能泛滥到何时?假如小崔不发声，“范爷”偷税到何年?可小崔发声了，却不断接到死亡威胁! “五反”中有非法资本家这样猖狂地威胁举报人吗?
三、必须将穿“马甲”的资本关进“笼中”
有一个基本事实必须直面：资本的本性决定，为攫取利润敢冒上绞首架的危险，资本不仅违法犯罪的攫取暴利，还能能操控舆论，能修改游戏规则，甚至在权利部门大批寻找代理人，直至全面颠覆辽宁这样的省级政权。仅从高俊芳能以各种犯罪手段，跻身到中国千人顶级富豪的行列，可见资本的操控能力如何强大。
1.长春长生犯罪性质极其恶劣缘何长期逍遥法外？“五反”中的五条，若不法商人犯了其中任何一条，情节严重者要被游街，被枪毙，而长春长生公司至少占了三条，共存在八项违法事实：一是将不同批次的原液进行勾兑配制，再对勾兑合批后的原液重新编造生产批号;二是更改部分批次涉案产品的生产批号或实际生产日期;三是使用过期原液生产部分涉案产品;四是未按规定方法对成品制剂进行效价测定;五是生产药品使用的离心机变更未按规定备案;六是销毁生产原始记录，编造虚假的批生产记录;七是通过提交虚假资料骗取生物制品批签发合格证;八是为掩盖违法事实而销毁硬盘等证据。长春长生犯罪性质极其恶劣，可若不是偶然的一次因奖金“撕逼”，高俊芳等犯罪资本家不仅能长期逍遥法外，还头上罩着各种金光闪闪的光环!试问：“五反”中的资本家能一边犯罪，一边头上金光闪闪吗?
2. “三鹿”操控权利和舆论的能力惊天。就拿“三鹿毒奶粉”来说，早在2004年的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就榜上有名，但随后竟然被证实是疾控中心的操控“失误”所致，楞把三鹿撤出了“黑名单”;随后，还由多个国家机关联合发文，为其“正名”，并用公权力要求各地允许三鹿奶粉正常销售。2007年9月2日，河北省质量监督检验院对“三鹿奶粉”各项指标检测合格，该检验结果由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节目专访播出。“三鹿”的毒奶粉早就存在，竟然有这么多部门和舆论单位为其遮掩，为其背书!试问：“五反”中的不法资本家，可有如此操控国家公权和社会舆论的能力?
3. 雅士利公司能将控诉人投入监狱。迅速恶化的“三鹿毒奶粉事件”牵出了包括雅士利在内的22个厂，看看“三聚氰胺”事件中最先控诉无良商家的郭利，让“五反”中的不法资本家都能大跌眼镜。2008年郭利带女儿到医院检查结果：“双肾中央集合系统内可见数个点状强回声”。郭利将家中部分“施恩”奶粉送检，检出两个批次奶粉三聚氰胺含量高达132.9mg/kg，超过国家限量132倍。他代表几十万“毒奶粉”受害家庭去控诉无良商家雅士利公司,却反被状告敲诈勒索，最终雅士利公司平安无虞，郭利却被判刑5年投入大狱。直到2017年4月7日，郭利坚持9年的诉讼，终于等来终审改判无罪。试问：“五反”中的不法资本家，可有将举报人投入监狱，如此能阴阳颠倒的“神通”?
4. 揭露地沟油的记者能被死于非命。再看看地沟油如何被揭露?还记得李翔吗?2011年9月18日晚，李翔在电视台家属院大门处，被凶残至极地连刺十余刀身亡，随身携带的电脑包不知所踪。李翔是谁?他是洛阳电视台揭露地沟油的记者，是2个月后将结婚的准新郎。李翔遇害最终被定性为抢劫案，可“抢个笔记本电脑，用得着连刺十几刀的非要致人死命吗?”可李翔揭露了地沟油，却不明不白的命丧黄泉!试问：“五反”中报道不法资本家的记者，有这样死于非命的吗?
至于那整个乡镇的造假、整个城市的造假、整个地区的造假，都已不是新闻!至2017年4月5日止，以奉新县人民政府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已有甚至490多政府被列入不诚信名单(大多为基层乡镇政府，也有20个市、区、县政府榜上有名，大庆市特别扎眼)，这简直令人匪夷所思!如此这般，还不需要反思?还不应该直面?还不需要寻求长治久安?
结束语：如果一个东西被取消了，事情变得更好了，更有规矩了，资本家更自觉了，那这个取消就是正确的。可如果一个东西被取消了，事情变坏了，变得泛滥成灾了，资本家更无法无天了，那这个取消就值得怀疑。
既然不搞政治运动已成禁律，当然不能“妄议”再搞“三反”“五反”，但如何制度化将资本关进笼子里，不让资本放肆地为所欲为，更不能让资本猛如虎地践踏法律去吃人，当然，也应让政府都成为有诚信的政府，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