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媒体20日报道，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正在建议特朗普总统退出1987年签订的《中导条约》。他的理由是，俄罗斯近期部署了新的巡航导弹，率先违背了《中导条约》。
尽管博尔顿的提议遭到了美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强烈反对，但是联系特朗普在核领域的一系列动作以及他对于国际机制的一贯态度，不排除美国真的会退出《中导条约》。如果美国真的退出该条约，将会给螺旋式下滑的大国关系乃至岌岌可危的全球战略稳定增添新的变数。
《中导条约》生效后，美国“潘兴”2、陆基“战斧”等中程导弹被销毁。
美国国内核制胜学派甚嚣尘上
1987年12月8日，美苏签订《中导条约》，条约禁止两国部署、制造或试验射程在500-5500公里之间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被誉为“冷战时期最成功的军控协议”。
自《中导条约》签订30年来，美俄（苏）战略能力、国际格局和军事技术状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年维系条约的一系列共同利益基础皆不复存在。近年来，美国国内数次涌现“退出”争议。在美国看来，俄罗斯虽然签署了条约，但并没有严格恪守。
自核武器诞生以来，美国国内就围绕着核武器作用进行了数次规模不一的争议和讨论，并分为两个不同的阵营即核军控学派与核制胜学派。在核制胜学派看来，美国在核军备发展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存在“脆弱性”，敌人将会利用这一短暂的“机会窗口”来攻击美国，从而威胁美国安全。美国的核威慑能力不仅仅体现在核武器的生存性与可靠的第二次打击能力，还体现在相对于其他核国家的战略优势，因此美国不应该与他国签订任何核军控条约。在核军控学派看来，核力量均势而导致的战争状态下的相互毁灭可以为美国赢得和平，为了避免陷入“作用－反作用”的军备竞赛这一怪圈，美国需要与他国签订军控条约并克制核军备发展倾向。
核制胜与核军控思维之间的差异，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国内党派的分歧，在国会内部，共和党议员主要支持核制胜学派，而民主党议员则主要支持核军控优先原则；另一方面则反映了美国国内对本国核威慑力可靠性与有效性的自信程度，核制胜学派通常对本国的核威慑能力持怀疑态度，而核军控学派则通常认为本国的核威慑力足以有效维护美国的安全。特朗普政府与共和党内部在核与军控领域的一系列表态和动作，标志着美国国内核制胜学派返潮的趋势。他们的共识是，美国的对手正通过修改核作战原则或发展核能力，使美国的核优势地位逐渐丧失，美国应该退出一系列军控条约。就特朗普个人而言，他在就任前就声称美国应该“扩大其核能力”，要在军备竞赛中“超越”中俄两国。就职后，即宣称要恢复和维持美国的核优势地位。2018年《核态势评估报告》提出的“量身定制”核战略可谓是核制胜思维的精准概括，通过研制低当量战术核武器、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要使核武器在战场上变得“可用”与“能用”。
关于中程弹道导弹而言，美国一直在密切关注俄罗斯的履约情况，从2014年开始美国连续发布政府报告指责俄罗斯违约，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修正案就要求美国总统向国会通报俄罗斯是否“实质性违背”该条约，以便为此后退出该条约寻找借口。2017年，俄罗斯首次公开了9K729型陆基巡航导弹，正好“坐实”了美国的判断，美国借此加速了研制中程弹道导弹的进程。在2018年2月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中，美国决定重新研制中程弹道导弹。美国陆军提出的“2018年陆军炮兵现代化路线图”中，曾计划在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后，考虑研发可携带6枚中程弹道导弹的战略火力导弹。由此可见，美国早已将《中导条约》视为核现代化进程中的“绊脚石”。
近年来，美国一直计划重新部署陆基巡航导弹。
“退群”趋势下美国或退出《中导条约》
特朗普上台后，奉行“美国优先”原则，对美国无益的国际机制或国际组织，他都毫不犹豫地一再退之。迄今为止，他已经先后退出了TPP协议、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伊朗核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似乎有将退出行为“常态化”的趋势。与“藐视”国际机制与国际合作相对应的是，他对“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视。自特朗普上台后，先后颁布了《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核态势评估》三大战略文件，通过了《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和《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这些战略文件和法案一致认为，美国当前面临的最重要外部安全威胁，是大国战略竞争而非传统的恐怖主义。
近年来，美国战略界经历了对俄关系与对华关系的争议与辩论，通过对俄格战争与乌克兰事件的分析，美国认定俄罗斯是现行国际秩序的“颠覆者”。为此，当大国竞争重新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主要准则和内容，美国应该尽快从“大国合作”和“大国礼让”的规范中抽身，转而积极应对“大国竞争”和“大国冲突”。在大国战略竞争这一结构性背景下，俄美关系持续走低，强化了新一轮对俄制裁，双方“外交驱逐战”、“媒体制裁战”不断升级，两国关系不仅没有实现“重启”，反而近乎陷入“死机状态”，双边关系螺旋型下滑。中美关系与俄美关系同时陷入倒退与下滑阶段，一方面反映出大国实力对比变化引发的相互认知的巨大落差，另一方面折射出大国之间战略关系正由外源性矛盾转为结构性冲突的重要变化。
大国合作“让位”于大国竞争与冲突，将削弱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础，未来核军控前景不容乐观。2001年，小布什总统退出了《反导条约》，这标志着冷战时期美苏以相互确保摧毁为原则的战略稳定性的基础已不复存在。通过构筑强大的地区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建立了攻防一体式战略威慑体系。如果特朗普再退出《中导条约》，则可有持无恐地扩大覆盖各个射程的核武库，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场核攻防领域的恶性军备竞赛。一方面，美国除了要自己发展和部署中程弹道导弹，还向其亚太盟友出售中程弹道导弹武器；另一方面，《美俄新战略武器削减条约》（新START）即将于2021年到期，如果美国退出《中导条约》，那么新START续约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除了新START，美俄双方也没有就战略核武器削减问题进行其他任何形式的谈判和接触，美俄核裁军以及全球核不扩散机制前景日益暗淡。
美国陆军正在研制的“远程精确火力”（LRPF）导弹具备扩展成中程弹道导的能力。
中国应如何缓解美国的退约压力?
如果美国下周宣布退出《中导条约》，中国将会面临来自美国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是《中导条约》形同虚设，中国或面临被要求与美俄缔结新的军控条约；二是退约后，美国将在关岛等西太地区的基地部署新的中程导弹，对中国在西太地区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美国一直将中国的中程弹道导弹力量尤其是东风-21D和东风-26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担心中国中程导弹力量的发展形成了对美“导弹差距”，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将面临极大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挑战。
首先，中国应该尽快进行相关的军控领域的技术和人才储备。中等射程的弹道导弹是我国战略威慑体系的中坚力量，是慑止外敌入侵并介入我主权斗争的有利武器，如果不得不在外部压力下加入相关条约，应该就发射装置、弹头参数与射程范畴等相关问题做出自己的诠释。其次，继续坚定不移地构建和完善新型战略威慑体系。就核威慑力而言，提升和改进核武器的生存性和突防性，通过提高质量而非避免增加数量，提升核威慑力的同时尽力避开与美俄展开恶性军备竞赛，就常规能力而言，中国可寻求研制高超声速助推滑翔飞行器、下一代战略轰炸机或远程空射巡航导弹，以及天基红外预警卫星与反卫星能力等，提升整体威慑实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