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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发生在十年前的夏天，我到广东去谋生，在惠东县大岭镇开了一个小小的自行车店，由于房主收回房子，我就把大岭镇的自行车店搬到了县城。刚开始的时候生意极其一般，只是我自己一个人在那里支撑。在广东请工人的工资都很高，我请不起，只好多辛苦自己。白天营业，晚上关门。
因为当时自己对在那个地方做生意是否能挣到钱的把握不大，不知道能在那里干多长时间，再加上觉得当时的电视节目都基本没有什么好看的东西，所以也没有买电视机。每天也只是买一份报纸打发时间。不是《深圳特区报》就是《深圳都市报》那两份报纸比较厚一些，什么方面的内容都有，比较耐看一些。有事的时候做生意，没事的时候看报纸。
到了晚上，就没有什么事情了，吃完了饭便出去转悠，认真的观察和了解广东本地的人们和外地各种各样的打工者是如何谋生和生存的。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想：要充分利用一切机会认真努力地观察和体验了各种社会生活的第一手材料，到以后有条件写作时，想写什么题材时，都能随时随地的从大脑的记忆细胞里把它们提取出来，运用这些生活中最生动、最鲜活、最基本的原始材料写出独一无二的文学作品。
没想到我曾经的梦想到如今居然变成了现实。在这里，我非常感谢在广东最困难的时候，那些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天南海北帮助过我的普普通通的善良的人们，也庆幸自己的顽强和坚持，终于等到了能在电脑上把自己过去的经历呈现给大家这一天。
到那里不久，就熟悉了那里的情况，知道县城内有四五家租书店。嗜书如命的我就天天去租书看，凭心而论，广东那里书的种类比起北方来说，还是非常多的。即使北京书城里的书跟深圳书城里的书也是有着不小的差距。
我一天经常能看好几本书，速度之快，总是能让店主的老板很快就认识了我，但又很快能把我忘掉。因为不久之后，在那几个租书店里，凡是我认为有价值的书，都被我浏览了一遍。以后就是去其他的一些地方观察社会和人生了，去的最多的是另外两个地方：一个是县城的新华书店，一个是县城的文化广场。
去新华书店不用问是看书；而去文化广场呢？主要是去看广场上那些形形色色的人们。
广东的夏天是非常漫长的，从三月份起到十一月底的九个多月里，天气都是很热和比较热，都可以只穿一件单衣服。也由于那个县城距离海边很近，空气总是闷热加湿热，特别是在五至十月份，在那些晴朗的日子里，安不起空调的房屋里都象一个大蒸笼，几乎所有在外面走路的人几乎都是汗津津的。
所以，一到了晚上，那个文化广场上总是聚集着很多很多的人，有本地的居民，也有许多外地打工的人。广场上最令人注目的活动：是那些让小孩子们玩乐的各种火车和跳跳床，那些玩具也都是由个人承包的。其次就是本县城一些年轻、年壮或者年老的妇女在广场的看台下面做健身操。她们那些人都是一些生活在幸福甜蜜中的先富，她们的神情都是怡然大方，根本不会象普通的老百姓那样整天皱着眉头、愁这愁那的。她们大概有四五十个人，这些人随着一个录音机里的音乐节奏声音，做着各种各样优雅或者十分滑稽的动作，那些可笑的动作如果能搬到中央的“春晚”上，风头肯定会压过赵本山、毕福剑、小沈阳他们几个。
这些人为什么要锻炼身体呢？年轻人肯定是为了有个好身材，年纪大的呢？大概都是想多活几年或者几十年。改革开放给广东的一些人人带来了好日子，他们多想把自己的幸福生活和生命使劲儿的拉长一些啊！于是就在那里使劲蹦，使劲跳，使劲扭，也不管滑稽不滑稽，别人笑话不笑话了。但是，一个人究竟能不能活太长的时间，最后还得听阎王爷的。
在广场的东北角，有另外的一个特殊女人群体，她们也在那里向人们展示着自己的风姿和魅力。她们既不是在那里交流英语、也不是锻炼身体的、或者说是在进行什么模特大赛的人，她们是特殊的一群，在那里东张西望的等待“客人”。
说明白了，她们就是“站街女”，也就是大家通常说的卖淫女。她们的人数不太固定，有时候有十七八个、有时候有二三十个。年龄也大小不等，有十七八岁的、有二十多岁的、也有三十多岁的，她们都是以拉客为生。白天睡觉——休息，晚上不睡觉——挣钱。我至今不想用那些肮脏的字眼去形容她们，因为她们也属于“被损害和被侮辱的人”，尽管她们中有的人的思想品德已经变得很坏了，但绝大部分的人都是由于社会原因给造成的。
后来我才知道，在那个县城里，这样光是卖淫女居住的旅店和发廊有几十个，加上一些正规宾馆和夜莺，再加上开发区和乡镇里的发廊都算上，全县至少有一千人以上。我当时听了心里一阵胆寒。
那些地方的官员们装扮的衣冠楚楚，整天做在讲台上高喊“发展就是硬道理”、“稳定就是压倒一切。可是，善良的人们可曾知道在这“发展”的后面隐藏着多少罪恶？这“压倒一切”的后面有多少的穷人的女儿被那些乌龟王八但侮辱和蹂躏？那些好看的“GDP”的后面有多少家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我们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原来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可是在那些地方，却成了一切为了钱服务，为了钱，他们什么事情都做的出来。一段历史的孰是孰非？要靠人民群众来评判、不能靠那些媒体来颠倒是非的吹嘘，人民和历史才是最公正的评判者！
在北方时，我就对她们这中行业的人有所了解。知道她们的一些经营的“手段”和“技巧”。在这里就不多说了，以免跑题太远，浪费大家的时间。
那时，我对那些女服务员的看法是：“哀其不幸，怒其堕落“。因为做那些事情的女孩子刚开始的时候，还把从家乡带来的善良和淳朴保留了一点，由于社会生活的逼迫，经过了一段时间，对行业熟练了和被社会熏陶以后，有一些女孩子就变了质，会红着眼睛对那些过路的好色的司机们敲诈，她们会狮子大开口比那些已经是比较心狠的老板还凶。这就是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变化之一。我至今不知道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对这种丑恶的现象在我们国家存在的情况清楚和清楚。如果清楚的话，他们该会怎么看呢？他们会容忍这种丑恶的现象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的体制下发生吗？
在二十世纪末的北方，已经有一些普通的老百姓转变了观念，敢于明目张胆的去和那些小姐们“玩儿”了。但是，“螳螂扑蝉，黄雀在后。”那些老板和小姐为了利益的原因，最终还是把他们出卖给了警方，这已经成了那些老板和小姐们敛财的一种手段。
到广东之前，已经听说过广东在这个方面是比较“开放”的，“做”小姐是一件“公开”“透明”的事情。我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证实了那样的说法确实是真的。广东的警方对那种事情不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的两只眼睛基本上平时都是闭着的，只是到了严打的时候，才把眼睛睁开一条小缝抓几个十几个女孩子，罚个三百五百的吓她们一吓。等风头过去了，一切都又恢复了正常，警方也仍旧把眼睛闭上。这种事情在广东是司空见惯的，所以，在那个街心的文化广场上，才会有那么多的“流莺”在那里徘徊、在那里谋生。在广东，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更为明显。
自从这种丑恶的现象死灰复燃以来，我一直对这些女人的心理和行为感到十分纳闷：她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是天性使然？还是环境使然？是被他们的老板逼良为娼呢？还是她们自己很想要做这种事情呢？对我这个有着“打破沙锅问到底”性格的人来说，她们的行为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谜。
所以，我非常想把这个问题弄明白。其原因，我准备在将来如果有写小说的机会时，能掌握有真实材料，不能象有些作家们一样瞎编乱造。于是，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找一个“站街女“来认真调查研究一番，弄明白她们究竟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怎么下手呢？去找谁呢？对于我这个思想正统且传统意识又非常保守的人来说，真是一个非常为难的事情。首先担心的是：根据在北方的经验，有时候你与她们一接触，那个背后隐藏着的老板就会破门而入来捉奸，最少也要讹诈你三千五千的，说不定还会把你弄到派出所，那丢人就丢大发了，绝对的得不偿失。第二个担心是：如果我跟她到一个房间里后，她忽然叫几个无大三粗的老乡把我痛揍一顿，又向我索要钱财怎么办？第三个担心是：要是遇到一个庸俗而又浅薄的“流莺”，她一听我的来意就大骂我一顿，骂我是吃饱了撑得，把我赶出门怎么办？
我在广场旁边的坐椅上，连续观察了许多个晚上，发现在前两个问题不大可能发生。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必须寻找一个从相貌上看必须是比较温柔善良的女人，年龄在二十五至三十岁之间。如果她不同意接受我的调查，也会以一种比较客气的态度拒绝我，不至于使我过于难堪。主要担忧的只剩下第三个问题了。
之前，我在县城看书的时候，看过一本关于她们这一类站街女生存现状的书，是一个叫潘绥铭的学者写的。后来我在深圳图书馆看书时才知道，这个潘铭绥原来是中国最著名的性问题研究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性研究所所长，他和他的几个同伙就用直接的方式，以平等的态度去调查这种问题的一些小姐。我这样做也算是比葫芦画瓢，但我的风险却比他们大得多，因为人家是社会问题研究专家，出了什么事情把工作证一亮就没有任何问题。而我却是个没有下岗证的下岗工人，也就是说什么都不是的自由人，如果出了事，真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反复考虑，我的好奇心还是战胜了畏惧心。下定了决心以后，就在那里开始认真的观察那些站街女们，过了大概二十多天后，在晚的九点多钟时：我看到了一个比较符合我要求的女子在那里晃悠：她大约有三十岁以下，脸庞长得单纯、清秀，最重要的是她的脸上总是浮现着一种有点儿害羞的神情，而且我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她。我的直觉告诉我：她可能是刚进入这个行当的。于是我暗自决定选择她作为我的调查对象。
由于我是第一次干这种事情，先是心里砰砰乱跳，接着我的头也好象涨大起来，脸也发起烧来。虽然我明白自己不是去做那种事情的，但别人在表面看起来，我和那种人是绝无两样的啊！我的两腿发软，象踩着棉花一样的向她走去。
那时，我是有绝对的把握不与她做那种事情的：第一，我的内心对她们这种人的这种行为很排斥；第二，我对家人固守着一个特别的原则，我是不会背叛那个原则；第三，我在那里做生意的，我不会为自己的一时放松而把生意毁掉。而且也极有可能会毁掉我伟大的文学梦想。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她跟前的，也不知道自己对她说了一句什么话？她点点头，就径自向她住的那个旅店走去，我远远的跟着她的后面走。大脑里仍然是晕乎乎的，就象是真的在做那些事情似的，又羞又怯又有些害怕，也不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由于我的心里一直还在犹豫着，走的比较慢而离她很远，她几次回头观望，看我是不是跟在她后面。这个时候，我想起来刚才她已经说过“玩”一次需要三十块钱。
那是一个从外表上看起来非常简陋的旅店，距离广场有三十米左右。我走进了旅店的大门以后，看见她就站在门里面的黑暗处等我，等我进了门，她便领我到她的房间里去。
她的房间在二楼，她用钥匙打开了她的房门，我就壮着胆子跟她走了进去。
那个房间不大，有八九平方米的样子，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别的就没什么了。她关上了门以后，就露出她们那种职业式的微笑着向我走了过来说：“我们现在就开始玩儿吧？”
我连忙朝她摆摆手，阻止她继续向我靠近，我一脸严肃地对她说：“不好意思，我想和你商量一个事情。”
看到她屋子里这样的环境和她的举止，我的心里头已经没有那么紧张了。
听了我的话看到我的那副表情，她一下子就愣在那里，脸上出现了惊讶的表情，她问：“和我商量什么事啊？”
我说：“我不是和你来做那种事情的，我只想和你说一会儿话，和你聊一会儿天，也照样给你钱。可以吗？”
听了我的话，她先是怔了一下，稍微想了一下便点点头表示同意，笑了一下说：“呃！现在还有你这样好的人啊！”
我仍然十分谨慎地说：“我只是想问一下你的生活经历，还有就是为什么你要做这种事情？”
她想了一下说：“可以呀！反正我们不认识。我看你不象是坏人，我可以说给你的。因为我已经把我的经历说给好多人听了。”
接着，她就坐在旁边那把椅子上，认真地向给我讲起她的身世来。
她叫陈丽，老家是湖南衡阳农村人，今年二十八岁，十年前来广东打工，认识了她现在的老公。两个人不久就开始恋爱，一年之后就结了婚。她的老公是惠州本地人，就在离这里六十多里路的一个农村里，她的家里还有一个小商店。她今年已经结婚七年了，家里有两个女儿，一个四岁，一个六岁，由她的婆婆照看着。她是四天前才来到了这里的，是刚开始做这种事情的。是她的一个在这里做这种事的女老乡让她过来的。
我感到不解的问：“那你的家庭还算是生活得比较幸福的，怎么还来干这个啊！你老公知道吗？”
她沉默了片刻，咬了咬嘴唇说：“我来做这个，就为了报复我老公。”
我问她：“是什么事情呢？这样也太过分了吧？”
她眼泪汪汪的说：“因为我老公和我们邻居的一个女孩子好上了，我说了他多次，和他生了多少的气，但他依然不改，还一直和那个女孩子来往。我一咬牙就跑出来了，他乱来我也乱来。”
听了她的话，我又些吃惊，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便问：“你这样不大好吧？你为什么不去工厂打工呢？”
她说：“刚开始也想去打工，因为我以前在厂里也做过几年。但是我老乡说做这个比打工轻松，又挣钱多。又因为和我老公赌气，我一狠心就来干这个了，主要是想多挣点钱，让我的两个女儿能生活的好一些。”
我对她的这个说法不大赞同，但由于初次相识，也不能贸然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我又问：“你老乡跟你说了她一个月能挣多少没有？”
她脸上现出了红晕，低下了头说道：“有两三千左右吧！”
我听到她说了这句话后，有点替她感到悲哀，一个月两三千块钱她就把自己纯洁的灵魂出卖了，把自己的自尊和人格降低了。可是，在如今的社会上，她这样一个身体纤弱的女子，嫁给了一个无能的好色的老公。又能去用别的什么办法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来使自己的孩子生活得好一点儿呢？
她还告诉我，她小的时候，学习在全班总是属一属二的。但由于她在家里排行老大，底下有两个弟弟在上学。她父亲又有病，干不了重活，家里实在是供应不起她继续就学了。所以她在初中毕业以后，在十七岁时就跟着村里的人来广东打工了。可是刚打了一年多的工就遇到了现在的老公。又由于年幼无知不懂得爱情是什么东西，抵挡不了他的爱情攻势就嫁给了他。结婚以后，才发现他是一个很懒惰的人，而且还很花心，总是和一些女孩子来来往往，这些年来的日子一直过的疙疙瘩瘩的。现在想想真是感到追悔莫及。
听了她的这些话，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才好，象她这个年龄，别说是出生在那些有权有势人们的家里，即使出生在一个普通人家中，上完大学找到一个体面的工作，现在也许早就是个白领阶层了，也可能正在某个公司的写字楼里上班，有着一个心仪的老公和活泼可爱的孩子——幸福的家庭。而她却在这里过着屈辱和危险的生活，向那些形形色色、老老少少的的男人们卖笑卖身。她的家里只剩下她多病的老父亲和老母亲，两个弟弟也早就出来到广东打工了，都是在那些黑厂里打工，都属于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
这个社会被那些公知们设计得多么“理想”啊？农民们把儿子养大了去给他们出力流汗；把女儿养大了去给供他们奸淫。这就是他们的“伟大成果”，那些“GDP”的增长数字饱含着千千万万穷人的辛酸血泪！
她刚才谈话时已告诉我过我，在九点和十二点的时间里，是她们这些人最容易挣钱的时间。看了看墙上的钟表，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分钟，我觉得不能再占用她太多的时间，她还需要出去拉客挣钱，我便就站起身来向她告辞。
她擦去眼角的泪水，对我笑笑说：“你真的不做啊！”
我认真对她说：“这个事情我是不能和你开玩笑的。”
我给了她三十块钱，她有点不好意思地接了过去，一边真诚地对我说：“没有想到在现在这个社会里，还有你这样的人，你真是个好人。”
我说：“占用了你做生意的时间，是应该付费的。”
她真诚地对我说：“大哥！你以后有时间来玩啊！”
她说完觉得有些不妥，就又补充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我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以后不可能会再到这里来了，你自己一定要注意，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她点点头说：“我知道了，谢谢大哥！”
她把我送到了旅社门口，我就朝我的门店走去。
她又向广场那边走去继续做她的生意。谈话中我没有告诉她我是干什么的，她也没有问，大概也是她们做这种事情的一个规则吧。
大概是过了半个月左右，下午两点多钟的时候，我正在店铺里向一个顾客推销我的车子时，抬头看到她从外面微笑着走了进来。
她笑着对我解释说：“我是路过这里，看到是你在这里，就进来了。”
我因为正忙着，便让她坐在凳子上休息。
我把那个顾客的自行车调试好，开了保修单，那位顾客推车走了。
洗完手后，我就和她说起话来：“这回和你谈话可是免费了。”
她笑了起来：“那肯定了。”
我注意到她的额头上有条疤痕，便怀疑她是遇到了什么歹徒，因为干她们这一行是经常遇到那些“做”完了不给钱反而还殴打她们的一些流氓无赖。我便问起她原因。
她笑了一下说：“是我老公打的。”
原来就在十天前，她回了一次家去看望两个女儿和她的婆婆。当天晚上，他的老公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消息，知道她出来是干这个的，就瞒着她的公公婆婆（她的公公婆婆对她特别喜爱）把她打了一顿，还把她的头打破了，所以她在第三天早上趁家里人不注意就又跑了出来。
她告诉我说她永远都不想再回去了，挣到了钱就给她的两个女儿寄回去。她还告诉我说，她第一个月挣了三千多块钱，给老公两千让他买了一辆摩托车，还给孩子们买了一些新衣服。
我问她：“那你老公知道你是干这个的，没有跟你提出离婚吗？”
她说：“没有，一个是我们有孩子；二是我婆婆对我特别好。我的老公又不敢让他母亲知道我是干这个的，只好拖下去了。”
我听了默然了一会儿，又问她以后打算怎么办？她说走一步说一步。但我发现她说这话时，脸上好象有一种轻松的表情，反而已经没有过去那种忧虑和郁闷的样子了，我猜不出来是为什么。
看到又有顾客进来问自行车的价钱，她便告辞走了。临走的时候她告诉我，没事的时候她还会来这里坐坐的。我点点头默许了她，我觉得这时的她已经把我当成了她的一个大哥哥。
又过了半个月的样子，她又来了，脸上流露出一副灿烂的笑容。我估计她是和她老公两个人和好了，因为在广东的许多地方，由于这里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早就形成了“笑贫不笑娼”的观念。有个别的男人是默许自己的女人做这种事情的。例如在那个旅店，就有两公婆一起做那种事情的，女的“做”，男的给她当“看门”当保镖。当然，这种事情是很少很少的，而且多为外地人。
她告诉我不是，而是有经常找她的一个三十来岁的本地男人爱上了她，并对她说要娶她。说这话的时候，她的脸上笑盈盈的。
我听了她的话，觉得事情有点不大对头，在广东，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用广东本地女人的话说：我们这里十个男人有九个都是花心的，真正好男人已经基本上没有了。
我便问她对那个男的了解不了解。她说已经交往了半个月了，那个男的非常喜欢她，说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她这么美丽善良的人。她还说那个男的曾经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对她是很珍惜很呵护的。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表情一直是很幸福甚至可以说是很陶醉的。
但是，我对她的这种很容易就被一个男人用感情征服的情况很不以为然。但由于我不了解她和他的具体情况，也和她也不是十分熟悉。只是叮嘱她对待这种事情一定要保持冷静和理智，她点点头。
从我的内心来讲，我认为和她们做那种事情的男人是没有几个好东西的。但是，我看到她那种兴高采烈的样子，也不好意思给她泼冷水，因为泼了也没用。在这种时候，很多女孩子在爱情问题上都是往往是一意孤行、我行我素的，她们弄不明白性爱与情爱的区别，只看到了对方的外表，就晕晕乎乎地把自己就嫁了出去，在谈恋爱的时候，都以为自己得到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情，结了婚以后，看到了对方的真实面目以后，才知道是上当受骗了，才开始明白别人原来对他们的劝告是正确的。然而，这些女孩子都是在“生米煮成了熟饭”的时候才醒悟过来，但为时以晚。
在当今仍然是“从一而终”的封建观念还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现实生活中，这种醒悟过来的大多数人都只能遗憾终生了。她已经吃过一次这种亏了，但是由于她的性格过于善良和软弱，她可能再一次上别人的当。
不久，我的预料便应验了。
又过了大概不到十天，在我刚刚吃完了午饭以后，她神色慌张地提着手提箱和旅行包突然来到我的店里。那个时候，因为我的自行车生意已经进入旺季，生意开始好起来了，我请了一个女店员帮我卖货。
由于天气很热，也由于她的神情过于紧张，她满脸通红、气喘吁吁的对我说：“你快帮，帮帮我吧！有人要，要找我的麻烦。”
我听了大吃一惊，就让那个女店员把领她到后面，先把她的东西放好。过了一会儿，她的情绪稳定了以后。就走了出来，把事情的整个经过给我们两个人叙述了一遍。
原来，那个让她喜欢的男人是个骗子加无赖。刚开始的时候，他对她大把大把的花钱，显得很大方阔绰，使她对他产生了信任和爱慕，她真诚地向他承诺以后要嫁给他，两个人还照了一张合影像表示其坚定的决心。但是，是豺狼总是要吃人的，不久他就暴露出了自己的真相，开始向她借起钱来。
她挣的钱是付出了血泪和皮肉的辛酸钱，当然不想借给他。开始也只是给他一百两百的，但是他由于是县城一个黑社会里的小混混，有点来头，就明目张胆的开始威胁起她来。
昨天晚上，那个无赖又跟她要了几百块钱以后，告诉她今天一定要给他准备两千块钱。并警告她如果今天胆敢不给他的时候，会要她的好看，说不定还会要她命。
她被吓坏了，她知道：在广东，黑社会势力是非常猖狂的，那些小混混儿们个个心狠手辣，是说得出做得到的。我在那个地方的几年里，听说在那个县城里经常发生一些命案，而且大多是一些有关于女孩子突然失踪的无头案。
在广东，做她那种事情的都需要找一个老乡或者本地的男人来给她做靠山的，那样基本上就可以平安无事。可她却没有，因此，那个男人知道了她的底细之后，就对她肆无忌惮地耍起流氓来。
那天上午，那个男人去给她要两千块钱时，她只得对他谎称说自己下午去找老乡借，让他晚上来拿钱而把他给应付走了。惊恐万状的她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她已经明白：自己以后在这里不仅挣不到钱，而且还可能有生命危险，于是，她决定马上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她是中午趁别人都在睡觉时从旅店里溜出来的，她已经提前把欠旅店老板的房租结清。因为她怕那个人在旅店里有眼线，就先跑到我这里来，试探一下风声，如果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发生的话，她就立刻乘坐一辆出租车逃走。她是万万不敢去汽车站坐车的，害怕那个男人在那里等她。
我问她准备到那里去，她说不知道，反正家是不能回了。因为那个男人前些天已经给他老公打过电话，要她老公与她离婚。按照广东人的特点：两个男人当然是在电话里大骂了一顿，他们相骂的最后结果：使她再也不敢、也永远也不能回她的那个家了。她说既然已经做了这一行了，就继续做下去。她对自己做这种“生意”已经有了信心，说反正到哪里也都是能挣到钱的。她说自己已经准备去东莞，那里有老乡做的不错。
过了一会儿，她走到店门口伸出头来向两边张望了一下。说现在正是午休的时候，路上行人很少，她现在立刻就走。于是，她便提着她的行李到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与我们告别以后，坐上出租车就匆匆的走了。顷刻就消失了在马路尽头，永远地消失了。
不知道等待这个单纯而又多情、却又陷入那种泥潭的少妇前面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在当今这个纷纭复杂、光怪陆离的社会上在那种思想状态中的她会过上好日子、获得真正的幸福吗？我料想：她那样的性格、已经甘心情愿的堕落为一个风尘女子了，将来的命运一定会是可悲的，甚至让我不敢再往下面想。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有多少象美丽的花儿一样的女孩子就这样被那些“资改派”及其恶魔和帮凶们践踏成零落的花瓣，一个个堕落了下去，这些都是谁之过呢？
在我的耳边，又响起了小时候课文里毛主席的声音：“将来，如果修正主义一上台，他们就会搞资本主义复辟，我们的国家就会改变颜色，我们的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就会再吃二遍苦，再吃二茬罪，就会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那时，我还少不能事，把毛主席的那些话当成玩笑话，认为那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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