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笔者应甘肃庆阳市委党校邀请，为该市党政干部讲解《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期间，考察了著名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抗大七分校址、大凤川、豹子川大生产运动故地、山城堡战斗遗迹等古迹，感概颇多。在当年异常艰苦的环境下，革命火种为什么能够留下来？人的革命精神如何与自然的力量结合起来，解决打仗与吃饭矛盾？在内外交困环境下，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概括起来，笔者主要思考的问题是：
一是惊叹黄土高原景观之壮丽。皇天厚土孕育了中华文明。黄土高原位于中国中部偏北部，为中国四大高原之一，是地球上分布最集中且面积最大的黄土区，总面积64万平方公里；横跨中国青、甘、宁、内蒙古、陕、晋、豫7省区大部或一部，主要由山西高原、陕甘晋高原、陇中高原、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组成。讲学与考察期间，笔者每天乘车行驶在董志塬上。该塬面位于甘肃省庆阳市中南部，黄土层厚度竟达200米以上，塬面面积910平方公里，南北总长110公里，东西最宽处50公里，庆城县、宁县、合水县、西峰区4县区的21个乡镇的近百万人生活在这个塬面上。
黄土高原最不缺少的是黄土，这些土通过黄河搬运到下游，就冲击为平原，成了肥沃的农田。但在上游局地，由于结构不好，黄土高原最容易发生水土流失，因此有人将黄土高原列为全球水土流失最严重和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之一。经过多年政府与民间努力，黄土高原生态得到了较好的恢复，不少地方已经有很好的植被覆盖，其中子午岭已经初步显现当年的自然生态景观，有豹、野猪、野兔、褐马鸡等野生动物出没。
二是感慨当年边区政府与军队自己解决吃饭与穿衣问题的不懈努力。高原厚土保水性差，加上缺少合理的降雨与适宜的热量分配，生态系统生产力低。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支撑的人口一般是较少的，能够解决温饱就不错。当年红军进入陕甘边区，大军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吃饭问题。1937年，陕甘宁边区脱产人员仅有1.4余人；1938年1.6万人；1939年增加到4.97万人；1940年为6.1万人；到1941年则高达7.3万人，占边区总人口的5.37%。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老百姓公粮负担也年年加重：1937年为1.3万石，人均负担1升；1941年增至20万石，人均负担1.5斗。非生产人员增加，还加重了边区财政困难。除征收救国公粮外，缺额部分由财政拨款购粮。1938年购粮款6.8万元，占年财政收入8.3%；1939年52.4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8%；1940年购粮款大幅度增长，为 183.5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18.86%，分别比1938年增长了26倍和10个百分点。这对于本来就十分困难的陕甘边区政府增加了十分沉重的负担。
怎么解决吃饭问题，并缓解军队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呢？共产党人选择了“自己动手”和“丰衣足食”道路，这是总结陕甘边区生存经验基础上提出来的正确主张。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动员道：“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发展人民的与机关部队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屋、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克服经济困难，以利抗日战争。边区今年的生产运动是认真进行了的。须继续总结经验，达到解决困难之目的。”并明确提出了“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方针。
毛主席指出，开展生产运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人类几十万年来都是自己搞饭吃，全中国的农民都是用自己的手来解决吃饭问题，我们同样是人，为什么不能靠自己的双手解决衣食住行问题呢？况且，就部队来说，全体都是劳动者，年富力强，怎么还会有饿饭的事情呢？第二个根据是留守兵团的农副业生产取得了成绩，既然部分的生产运动有成绩，为什么普遍的就不能搞呢？第三个根据是边区地广人稀荒地很多，只要降一点雨下来，就可以耕种。
在毛主席号召下，边区党政军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党政机关、军队、学校普遍参加生产运动，逐步达到粮食、经费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同时，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组织劳动互助，发展经济，以改善生活和保障供给。通过那场以自给为目标的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中共控制区域基本实现了经济自给自足。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的热情，加上皇天厚土的土地，再加上利用自然的水热资源，解决军民因财政困难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将革命的星星之火燃烧到全国，最终取得了革命胜利。从这层意义上来说，黄土高原孕育了中国革命也是丝毫不为过的。
1943年冬，召开了全边区劳动英雄大会，表彰奖励了先进，西北局高干会议表彰的359旅旅长王震、385旅旅长王维舟、三边司令员贺晋年、保安司令员王世泰和关中地委书记兼专员习仲勋等22位生产工作模范受到表彰。在人民群众中，也涌现了张治国、郝树才、胡青山、赵占魁、武生华、冯振增、冯国玉、吴满有和马杏儿等著名英雄模范人物。
三是惊叹在没有化肥农药乃至缺少工具前提下，生产出来大量的食物与衣料，并解决住房问题。大生产运动中，其主要生产力竟然是人的劳动力，利用的是原始工具，将光合产物通过土地转化为食物。在那个年代，人类的第一次绿色革命还没有开始，所生产的食物用今天的标准来看，是100%的有机食物，且根本不需要认证，是真有机。在现场，笔者看到抗大七分校当年很多垦荒遗迹、窑洞地址。在人的努力下，边区许多部队粮食、经费全部达到自给，陕甘宁边区机关和部队需细粮3900万公斤，自己生产达1500万公斤。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大生产运动开带来了工业发展，陕甘宁边区已建有公营工厂82家，合作工厂200多家，公营工业职工达万人，并能炼铁、炼油、修理机械，制造某些军火。
大生产运动搞的农业就是农林牧副渔的大农业，就是今天所提倡的真正田园综合体，或者一二三产业融合。农副业生产，种菜、养猪、打柴、做鞋袜等，军民都会做。有了初级光合产物，饲养家畜解决肉食也就成为可能。1941年上半年，后勤各机关喂猪得肉5.6万斤，照当时市价值17万元，平均每人每月多吃了1斤肉。边区原来是不产棉花，经过大生产运动，植棉面积迅速扩大，1941年3.9万亩，1942年9.4万亩，1943年15万亩，1944年30万亩，1945年35万亩；棉花产量也逐年提高，1941年100万斤（皮棉），1942年140万斤，1943年173万斤，1944年300万斤，足够边区军民穿衣之用。这真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食其力，自古这个道理不会变，而人的力气的是随人一生都会有的。在现场，讲解员介绍道，有些战士比赛开荒，三天三夜不休息，开荒30多亩，牺牲在土地上。革命激情让那些原本游手好闲，吃闲饭的“二流子”也成了自食其力的好人。为使边区大生产运动持续开展并向纵深发展，边区党政军在大生产运动中举办了举办了农业展览会、工业展览会，开展了生产竞赛、劳模运动，改造“二流子”运动等。
四是感叹高效的组织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工具落后，缺乏现代农业生产资料的客观条件下，有效的组织是非常关键的。单干和蛮干都解决不了问题。大生产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各级党政军部门重视，士兵与农民全部参加的军民运动，是在战争随时都会发生的不利条件下进行的，高效的组织化为大生产运动顺利实施提供了重要保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困难虽多，但办法也多。民间智慧解决了劳动力分配问题，如淳耀县白源村变工队，他们把3个自然村72家户农户的全部人力、畜力都组织起来，在全年各种生产活动上实行互助合作。他们按不同季节和农活，分为若干搭工组（或称变工组），各组既独立劳动，又密切合作，充分发挥不同人员的积极性和劳动能力，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安塞县马家沟变工队，把全村14户15个全劳动力、10头牛、10头驴组织为四个组，全年变工，没有牲畜的农户用人工变牛工；延安县吴家枣圆变工队则组织全村22个劳动力主要进行开荒活动，同时又按劳动力强弱及相互关系分成3个小组，从开荒、锄草到秋收全年变工队不散。他们为当时组织半劳动力或牛犋还有困难的农村找到了一种互助合作的好形式。
边区各地广大农民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创造了各种形式的变工队和扎工队等劳动互助组织。这种互助组织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旧社会“不过是农民救济自己悲惨生活的一种方法”，但“中国解放区的变工队”，成了农民群众为着发展自己的生产，争取富裕生活的一种方法。当时边区农村中涌现出许多模范互助组织。在这些模范互助组织的影响和带动下边区各县农村的生产互助合作运动迅速、普遍地开展起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合理地调剂了农村劳动力、畜力，因而，普遍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在一般情况下，实行变工、扎工以后，可以提高生产效率30%至40%。比如延安县变工开荒，每人7天可开一垧，不变工则要10天。绥德县变工锄地，每人每天可锄一垧半，不变工最多只能锄一垧。农民劳动互助极大地推动了边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据统计，在实行变工互助的地方，1943年的粮食产量，比没有实行劳动互助的1942年普遍增长50%以上。例如，延安县吴家枣圆，1942年的产量是141.5石，1943年达到256.75石，增长了81%。安塞县马家沟村，1942年共收粮食83.7石，1943年达到160石，增长了86%。
军队本来就是高度组织化的，打仗是英雄，劳动也是好手，加上本来很多干部战士就出生农村，以年富力强的青年为主，这样有效的战斗力就迅速变成了生产力，这就是为什么王震的“三五九旅是模范”的根本原因。在边区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先进典型，三五九旅全旅指战员开荒20万多亩，把野狼成群、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五谷丰登、牛羊成群的“陕北江南”。全旅吃、穿、用完全自给，并每年向政府交纳1万石公粮,创造了古今中外建军史上的奇迹。
五边区精神和大生产运动对当今乡村的借鉴意义。陕甘边区的历史贡献可概括为“两点一存”。即长征的终点与抗战的起点，仅存的苏维埃政府即红区。大生产运动基本保证了食物与衣物供应，还开发了工业，制作了武器弹药，大生产运动在国民党统治空白区能够存在下去，并不断扩大根据地。得民心者得天下，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的合作精神、苦干精神、对于今天的经济建设尤其乡村振兴意义依然是巨大的。大生产运动起到了支持长期抗战，战胜困难，渡过难关，继续坚持长期抗日的目的；缓解了军民供需的重大矛盾，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和扼杀中国共产党革命力量的企图。
当年在黄土高原上，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大生产运动解决了衣食住行问题，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提供了共产党人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它不仅支持了艰苦的抗战，而且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干部，使他们不仅会进行革命战争，也学会发展生产，进行经济建设，实现自我发展。他们当年生产的就是根本不需要认证的有机食品，今天，在物质条件及其丰富、且机械动力十分充足的条件下，全国反而生产不出1%的有机食物，个中的原因耐人寻味。
庆阳是一个神奇而富有魅力、古老而充满生机的地方。远在20万年前，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中国第一块旧石器出土于华池县赵家岔洞洞沟；人文始祖轩辕黄帝曾在境内桥山（子午岭）一带活动；周先祖在此“教民稼穑”， 周道之兴自此始。这里曾孕育了许多历史名人，有《黄帝内经》中医鼻祖的岐伯；有东汉哲学家王符、魏晋著名学者傅玄、明代文坛领袖李梦阳等著名历史人物；唐宋名臣狄仁杰、范仲淹曾在这里执政戌边。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这里还有南梁政府、陕甘宁省府遗址、抗大七分校址、大凤川、豹子川大生产运动故地、山城堡战斗遗迹等文物古迹和名胜等；《绣金匾》、《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也是从这里唱出去的；黄土高原特殊的自然景观，在全球自然景观的地位突出。庆阳人文、自然旅游
资源十分丰富，红色文化旅游加绿色产业，应当是庆阳政府努力的重要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