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15日，一个30岁的男子从北京闹市口南街回回营03号的住宅里走出来，一身长褂，天已经有点寒冷，但他显然按捺不住内心的热情，一路小跑，小半个时辰后来到了天安门。天安门那时已经有不少人聚集了，大家见到他，尊敬地喊一声「先生」。他点点头，没有过多寒暄，因为这时他脑子里全想着即将要说的那番惊天动地的话。
这是北京大学为了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胜利而办的演讲，比他大21岁的校长先起身发表了讲话，题目是《劳工神圣》，校长慷慨激昂地说着：「我们四万万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还有什么人?这不算怪事!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校长提到的劳工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起了重要作用的法国华工，在不久的将来，这件事还会牵引出更波澜壮阔的伟业来。校长叫做蔡元培。
男子嘴角上有一撇小胡子，耳边听着蔡元培的讲话，却颇有些心不在焉，他的思绪早已经从法国华工转向了苏俄那些素不相识的工人身上。
这时他身旁那个40岁的男人站了起来，人群开始耸动，这个男人的威望可见不亚于蔡元培，只见他缓缓走到台前，开始了名为《克林德碑》的演说：「万种欢愉声中，第一欢愉之声，便是『好了好了，庚子以来举国蒙羞的石头牌坊(即克林德碑，北京人通称呼石头牌坊)，已经折毁了』。余方卧病，不愿出门，一来是觉得此次协约国战胜德国，我中国毫未尽力，不便厚着脸来参与这庆祝盛典;二来是觉得此次协约国胜利，不尽归功军事。在我看来，与其说是庆祝协约国战争胜利，不如说是庆祝德国政治进步。至于提起那块克林德碑，我更有无穷感慨，无限忧愁，所以不管门外如何热闹，只是缩着头在家中翻阅闲书消遣。」
克林德碑是义和团运动中的重要组成，在他的演讲中，他极力斥责着义和拳，并表露出自己的立场。这个观点直到1925年他写了《我们对义和团的两个错误的观念》，才正式将它纠正过来。他叫做陈独秀。
就在陈独秀的激昂声音中，那个男子仍然在想着一年以前发生在苏俄的那场大革命，听说那夜阿芙乐尔号对准冬宫的一声炮响，一场人类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大事发生了，可是这件事传到中国来竟过了这么久，男子并不以陈独秀对义和团的态度为然，相反的是，他看到了义和团潜藏着的巨大力量。
陈独秀讲完了，回到座位上，蔡元培接着请男子起身，男子恍若无闻，陈独秀推了推他，他才回过神来，理了理衣褂，走上前去，阳光照在他身上，有点刺眼，也有点兴奋，但他的第一句话就让人群有点意外：「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的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那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那个庆祝?」他的演讲很短，内容却和蔡元培、陈独秀的截然不同，他的落脚点是庶民、是工人，他在演讲最后没有跟学生们说要去读书，相反说的却是：「诸位呀!快去工作呵!」这让人们很意外，在场的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份演讲会有多大的意义，几天以后，男子把这份演讲稿写成了一篇名为《庶民的胜利》的文章，并在陈独秀主编的杂志《新青年》上发表。
这个男子叫做李大钊。
在场的人里，有一个25岁的年轻人格外需要我们注意。这个年轻人今年08月19日刚来北京，就住在离天安门不远处的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他和一群人窝在一张大炕上，但一点也不觉得苦，因为苦日子是过惯了的，但新生活就在眼前。在来北京之前，年轻人是不曾离开过家乡的。
他的挚友在06月份先行来到了北京，与蔡元培见了面，蔡元培和李石曾劝说他的挚友去法国勤工俭学。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缘故，法国向中国招募了大量华工，趁此机会，蔡元培、吴玉章等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以「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为目的，号召青年去法国半工半读，并成立法华教育会主其事。
挚友欣然应允，并且不断写信给还在家乡的年轻人，劝说年轻人快点过来北京。年轻人来到北京后，挚友便去了保定蠡县布里村的留法工业学校学习，直到1919年02月才会回到北京，所以挚友并没有听到李大钊的这次演讲，但在1919年12月25日挚友在上海乘坐「波尔多斯」号轮船去了法国后，他会比年轻人更早地、更全面地接触李大钊在这份演讲里提到的内容——庶民的胜利。年轻人的这个挚友叫做蔡和森。
这个格外需要我们注意的年轻人是谁大家想必也能猜到了。年轻人操着一口湖南口音，来到北京投奔他和蔡和森的老师杨昌济，杨昌济有没有来这次演讲我们已经不可考了，但经过杨昌济的介绍，年轻人认识了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并经过了蔡元培的同意，成为了图书馆的助理员。
虽然年轻人不是以学生身份来到北大的，但是由于可以经常接触李大钊的缘故，这期间，他时常看到李大钊和旁人在谈论马克思主义，耳濡目染也接触到了许多相关书刊。比起李大钊写那两篇文章，还早了一个月。也还是在这个10月，他和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两年后的冬天，他们成婚。
这个年轻人，叫做毛泽东。
但毛泽东最后选择了留在中国，而让蔡和森以及他们的另一个好友去了法国。那个好友曾经与毛泽东很要好，但最终因为无法认同毛泽东与蔡和森的信仰，而跟他们分道扬镳。
1921年06月，毛泽东说要去上海，拉上了正巧回国探亲的好友。在从长沙到上海的船上，毛泽东依旧想要做最后的努力，他把《资本主义制度大纲》推荐给那个好友，而那个好友则始终用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作为自己的政治理念，二人不欢而散。到了上海后没几天，毛泽东同好友说要去一趟浙江，于是二人同游了西湖，然后毛泽东便不知了去向，好友则径自北上，接着去了法国。这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再等到回国时已经是1924年了，担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民报》总编辑、中法大学教授、国立北京大学委员兼农学院院长、华北大学校长及国民政府农矿部次长、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等职。1932年8月陷入「故宫盗窃案」，晚年流落拉美。这个好友叫做萧子升。
当然，萧子升这样的人毕竟只是少数，更多的留法学生仍旧选择了与蔡和森一样的信仰。李大钊这次的演讲两年后，一个曾经留学过日本的22岁青年独自一人也从上海登上了「波尔多斯」号轮船，去往法国，成为第十五届赴法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中的一员。
而回到1918年11月，这个青年还在日本，这一年对他的影响可以说是很大的。他在去年登轮来到了日本，可是很少有人能想到，这个未来将会在世界外交风云中大显身手的青年，却会因为日语不过关而沮丧不已。他在1918年03月04日到06日进行的日语笔试与日语口试都未能达到录取标准。
由于语言不通，这个青年却始终无法融入进日本社会里。他当时的好友吴瀚涛后来回忆说，他那时苦于没有其他朋友，加上日语水平有限，也不经常出门，生活非常寂寞。就这样，独处异国他乡、孤寂苦闷的青年，一度相信了无生主义。
颓废中的青年无意中读到了从国内带来的一套杂志，正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这时阅读《新青年》的心境自然与过往是不同的。终于在日记里他这么写道：「看了几卷，于是把我那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了好多。这个苦处扰(无生主义)，我到今年一月里才渐渐地打消了。后来我就将我的心，仍然要用在『自然』的上，随着进化的轨道，去做那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收练了几天。这个月开月以来，觉得心里头安静了许多。」
这天是1918年02月25日，第二天他在日记里又写道：「因昨日将从前一切的事情都已看破，心中非常快乐，晚间至青年会听演说。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新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总起来说，从前所想的、所行的、所学者，全都是没有用的。」
因为日本的讯息比较发达，所以关于十月革命的介绍，青年很早就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了。我们已无从得知这些介绍对青年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关于青年的记载总是不太多，但很快青年就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这个青年，叫做周恩来。
除了蔡和森与周恩来，还有很多青年人也准备赴法留学，一个17岁四川少年此刻正蠢蠢欲动。
少年在1918年夏天读到了吴玉章在北京留法预备学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讲文章，受到了很大触动，但由于地处四川，消息不便，少年并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只是懵懵懂懂地和刘弄潮等同学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但他们都只是在瞎读，并不知道读到了什么。
不久以后，少年和同学们去了武侯祠，拜祭了诸葛亮，批评了关羽的刚愎自用，又认为历来人们对张飞的认识不公平。回到家后，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了四川，少年听到有人骂这些工人是「过激派」，忍不住反驳说：「有钱也买不到穷人去替富人打仗，假如穷人知道过激派是为自己谋利益的，他们又何必替富人卖命!」
有着这样一种想法的少年，在1919年08月14日，从上海乘坐「麦浪」号商船，前往法国，从此开启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这个少年叫做陈毅。
一个比陈毅整整大一倍的32岁四川人，正跟着唐继尧在四川剿匪，唐继尧还是比较看重他的，让他担任云南靖国军第二军第三混成旅旅长。
但多年的战争让这个四川人陷入了苦恼，他开始怀疑和苦闷，在黑暗中探索而找不到真正的道路。1918年，就在30岁李大钊已经找到了方向时，同样过了而立之年的这个四川人开始阅读《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在字里行间写满了自己的心得，但这种心得却解不开他的烦恼。
这个四川人的烦恼还要持续好多年，直到1922年他在上海分别见到了孙中山、汪精卫、陈独秀，在当年09月初乘坐油船去往了法国，又在10月22日到达德国柏林拜访了当时只有24岁的周恩来，最终入党。在五年后，也就是1927年的南昌起义中，他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选择。
这个四川人，叫做朱德。
还有一个这时比陈毅还小的四川娃，1918年时才14岁，这年夏天刚从高等小学堂毕业，考入中学。四川娃的父亲是哥老会成员，参加过川东北起义，是比较开明的小地主。
也因此在1919年，当他父亲到重庆打听到有留法勤工俭学的事情时，立刻给在家里上中学的四川娃捎口信，要他来重庆争取名额。四川娃经过了一年的准备，于1920年09月10日，从上海乘坐「鸯特来蓬」号货轮去往法国。
四川娃的少年生涯是在欧洲读过的，法国、德国、苏联等等，他做过工人，还和蒋经国在莫斯科做过同学，直到1927年23岁时才回国，而他最后一次出国，则已经是1979年01月29日访问美国，那时他已经是75岁的老人了。
这个四川娃，叫做邓希贤，后来改为「邓小平」。
这份名单我们还可以往下拉很长，有当时正在复习考大学后来错过了赴法留学的刘少奇、有星光熠熠却英年早逝的赵世炎、有陈独秀的两个烈士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有拿着两把菜刀就干革命的贺龙……
现在让我们回到1918年11月，李大钊在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终于有了反响，11月28日，北大在中央公园举行演讲大会，李大钊的这次演讲成为大会的中心内容。
也在这个时候，李大钊还发表了一篇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在这篇文章里，有这样一句话：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参考资料：《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周恩来《周恩来早期文集》、周恩来《周恩来书信选集》、周恩来《周恩来同志旅欧文集》《邓小平年谱》、《李大钊年谱》、《陈独秀年谱》、《朱德年谱》、《陈毅年谱》、李大钊《李大钊全集》、陈独秀《陈独秀文集》、蔡和森《蔡和森文集》、蔡元培《蔡元培全集》、刘弄潮《从成都社会主义读书会到社会主义青年团》、萧子升《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白坚武《白坚武日记》、周景宝《李大钊举家居京住所述说》、戴砺《五四时期的留学运动——赴法勤工俭学述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