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大学教国际政治。教的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包括印度。我看了很多有关印度的书，电影。我自己的书也曾被翻译成孟加拉语。还有印度教授请我讲课，也有印度的杂志请我写文章。但因为从来没有去过印度，总感觉对印度的了解少了点什么。为了弥补没有去过印度的缺失，今天夏天我参加了美国亚洲联合会组织的以“宗教与社会”为主题的中印考察团。这个考察团有十位来自美国不同大学的教授，教政治学的三位，教人类学的一位，教宗教学的两位，教语言文学的两位，还有一位是教地理的，一位教企业管理的。其中美国白人五位，黑人一位，巴基斯坦裔一人，保加利亚裔一人，台湾华人一位，美籍华人一位。六位女性，四位男性。那位巴基斯坦裔美国人没能取得印度签证，所以她只参加了香港，深圳和广州的考察。去了印度的只有九人。
印度签证
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有印度当地人和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美国籍教授，他们一再强调我们申请签证的时候，不要说我们是一个团体，而是以个人身份到印度旅游
。印度签证可以在网上申请。问题问的很多。父母亲的姓名，出生地，国籍，居住地，宗教信仰，职业，祖父母的姓名，出生地，国籍，居住地和宗教信仰职业等等。妻子的出生地，宗教信仰等等都问到了。如果没有什么问题，一个星期就可以批下来。那个巴基斯坦裔美国人，就是因为是巴基斯坦出生，而没有获得签证。
我们从深圳乘飞机到昆明，从昆明转机到印度的加尔各答。一天就这么一班飞机。在昆明等飞机有三四个多小时。我跟两个印度人有简单的对话。一个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在中国厦门的一家餐馆打工。我问他为什么到中国打工。他说中国的工资比印度高两倍多。并告诉我他在学汉语。问我汉语好不好学。我告诉他汉语要比英语好学的多。他说他也感觉汉语好学。他说他希望能找一个中国女朋友。希望能在中国生活。他说中国要比印度干净的多。
跟我寒暄的另一个印度人，是一个女导游。她说他们夫妇俩有一个旅行社，接待中国的游客，也送印度人到中国旅游。她说中国到印度旅游的人，比印度到中国旅游的多好多。她说她到过中国的北京，上海，南京，青岛等地。我问她中国跟印度相比怎么样。她说印度的城市没法跟中国比，印度的城市跟中国的农村比，也未必比得过。她说差距太大了。她说中国人都是好人。努力工作。并说她喜欢中国。
跟人聊天，是我了解世界的一个重要方法。学者们的书和观点，值得知道。但我更想知道普通老百姓的看法。他们的看法对我很重要。
加尔各答的教会，印度教庙，喇嘛庙
我们的飞机到加尔各答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印度比中国晚两个半小时。印度出入境管理处没有多少人。给印度本国人的窗口有十几个。给外国人的窗口只有两个。我们一行十二个人，九个团员，加上三个带队的。在入境处排了半个小时队。两个印度官员不紧不慢的的检查我们的护照，签证。然后让我们打手印。而且还站起来，用手按着我们的手在打手印的机器上按手印，一次一次的尝试。试了好多次才成功。在中国一分钟大概就可以处理完一个旅客，这里要用大约十几分钟。我是我们团队里最后两个过关的人。我们用了四十分钟才过完关。
出了机场，接待我们的教会学校的人已经等在了外边。加尔各答热的很。即便是午夜，仍然潮热得很。接我们的车是辆破旧的中巴，没有放行李的地方。我们把行李放到了后面坐上，人坐在前面。车没有空调。机场收费处的出口非常窄，我们的司机，回了两次车，才开出来，那个收费站的年轻人，还从他的小屋子出来，帮助指挥司机倒车。我坐在最前边。从机场往城里去的路上没有多少车。路况也不是很好。车子走的不是很快。我看到有人就蹲在路边大便。到了教会学校。大门已经关了。印度这一点跟中国一样。每个单位，都有大门。接我们的那个牧师，在大铁门上敲了半天，也没人开门。随后他又爬上大们喊，总算把看门的喊醒了。
我们下了车，取下行李。然后，每人分到一个房间的钥匙。钥匙上有个号码。但不知道是几楼的几号。看门的人也不知道，那个牧师也不知道。我们每个人又累又困，急于到房间休息。但他们两个人，不慌不忙的到处找房间在什么地方。大概过了十几分钟，他们总算弄明白房间在哪个楼，几层楼。我们提着行李进了自己房间。门上的锁还是三四十年前，我们用的那种老锁，有一个铁栓。每个房间里面有一个小木床，没有床垫子，就一张床单。有一个厕所，但没有淋雨。有一个水龙头，有一个水桶，和一个舀子。要洗澡的话，可以用凉水冲一下。我困得不行。倒下就睡着了。
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起来了。问看大门的人，这里有没有无线上网。他说没有。我便走到大街上看看。街上已经有很多人。加尔各答曾经是英国殖民当局的首都。也是印度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这里高楼不多，大都是平房，楼房也都是两三层的样子。我们住的教会学校里面的楼房都是三四层的样子。街道上车水马龙，人流熙熙攘攘。车都是一些中巴，三轮车多一些。也有马车。印度女人的服饰色彩很鲜艳。男人，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好多就是腰间缠一块布。印度看来是个不缺水的国家。街上隔不远就有一个水龙头，居民拿着锅或盆接水，好像不需要缴费。跟四十年前，我们老家县城的情况有点像。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得到街上接自来水。但我们是用担杖和水桶跳水，印度人则是用盆或小水桶。没有担杖。我们那个时候要付钱，印度这里好像是免费的。
临街的地方有很多很小的小棚屋，只有够一个人躺卧的空间。从窗户看进去，就可以看到里面的所有空间。里面坐着一个女人。也有的小屋子里坐着的是一个老男人。他们就在街旁点火做饭。街旁还有不少的小商店。几步远就有一个。买的好多是食品和日用品。比中国农村的那些小卖部还小。商品的种类也很少。印度穷人的生活很简单。好多人就打赤脚。
我们的早饭就在教会学校里吃的。他们可能是专门给我们准备的早饭。有美国人喝的咖啡，茶，牛奶，煎蛋，煮鸡蛋，面包，烤肉，唯一一种当地食品，就是印度饼，很像山东人烙的薄饼，但更软一些。
吃完早饭后，我们就去参观特瑞萨修女的纪念馆。在一条很窄的小巷里。如果没人引路，完全看不出这里有什么不同之处。显然这里是贫民区。特瑞萨也是因为她为印度穷人服务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并因此出名。她的石棺在一个较大的厅里，周围的墙上挂着特瑞萨各个时期的照片。里里外外，有好多修女。但几乎没有什么游客。看来，国际上把特瑞萨吹得很厉害，当地人并不买她的帐。特别是后来有人披露，特瑞萨坐飞机，都是坐头等舱的。就像甘地一样，被西方人捧得很高，但印度人并不买他的帐一样。
下一站我们参观了英国殖民者留下的维多利亚纪念宫。这是一个很大的宫殿，占地384亩。一九零六年开建，一九二二年竣工。开建的时，加尔各答还是首都，但一九一二年英国殖民当局就把首都移到新德里了。这个建筑可以说很宏伟，壮观。里面有二十五个画廊，有很多精品。但是游客不是很多。天气热的难以忍受，衣服全湿透了。而宫殿里面居然没有空调。只有加尔各答画廊有空调。宫殿的大部分是关闭的，包括前门，人们只能绕到后门才能进去。里面的大部分的画廊也是关闭的。看来是经费不足吧。当年英国的殖民当局建这个纪念宫时，想让其成为当地人和外来参观者向往，蜂拥而至的地方。至少我们去的这一天不是这样的。除了我们几个美国人外，当地人寥寥无几。
中午在教会学校吃的午饭。这是天主教培养神父的地方。中午跟我们一起吃饭的人有几个老神父，可能是这家学校的负责人。午饭有牛肉，猪肉，米饭，有印度的咖喱汤，有一二样蔬菜，有咖啡，有茶，也有果汁。不知道学校其他人吃的怎样。但我们吃的午饭还是很丰富的。
午饭后，去参观了当地一家天主教堂。这是一座非常宏伟，非常古老的教堂。里面陈列着好多殖民军官的雕像，和阵亡的原因和日期。教堂里正在举行什么活动，没有人给我们做翻译，也没有人给我们解释。里面主持仪式的全是女人，好像是修女，也不全是修女。还有很多中小学生。他们站起来唱歌，不是圣歌，而像是印度的国歌。我们十几个外人，呆呆的坐在那里。当地人好像也不在乎我们的存在。照旧做着他们的事情。我坐不住了，就站起来走到外面，看那些雕像的说明。那些雕像好多是阵亡的英国殖民军官。在为大英帝国的利益而战阵亡的。当年教堂的建造者，还有后来把这些阵亡英军军官埋在这里的人，恐怕没有想到他们只是历史的过客，他们的教堂，终归要回到印度人的手里。
我们当天最后的活动，是参观一座印度教的大学。这个印度教大学建在恒河的边上，还没有完全建成，部分建筑还在建设中。我们约好二点半与学校的校长见面。但校长快四点才露面。他穿着褐红色的和尚服，带者一个穿带一样的一个助理，两个穿白色和尚服的人。校长进来后在主位上坐下来，他的三个助手分坐他的两旁，很像是三个保镖。校长看上去有五十多岁，他的三个跟班大概二十多岁的样子。都是五大三粗，脸上表情木然。校长本人像黑社会老大，他的跟班则很像黑社会的打手。
校长滔滔不绝的讲着印度教的教育和哲学理念。根本就没有介绍他们学校的意思。他讲的东西很像是在传教。我们领队是香港中文大学美国中心的头，他自己说是美国滨州泰伯大学的中国历史博士，还在哈佛大学做过博士后，博士论文的题目是统一战线。但据他的朋友讲，他也是个传教士，并听过他在教堂的宣讲。他根本就不想听他传教，几次打断他，请他介绍学校的情况，但校长根本不为所动，继续滔滔不绝的讲印度教的世界观和高明之处。他让助手给每个人端来咖啡，还给每个人一个三明治，一直不停的讲了两个小时。他的英语是那种不很好懂的印度英语。大家都是似懂非懂的听着。他的谈兴很浓，但天色已经很晚，我们的领队站起来，跟他说很抱歉，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必须走了。那个大学校长还恋恋不舍的说希望我们有时间再来，希望能与我们好好交流。
天色已经全黑了。我们想到恒河边上去看看。但是发现到不了河边。去河边的路给封住了。旁边有卫兵站岗。问了一下旁边的人，星期天印度教的庙在做礼拜，晚上不让到河边。我们就回到那个大庙去看礼拜。印度教的庙很宏伟，大气。一看就是不差钱的人盖的。大厅里挤满了来做礼拜的人。进庙以前必须脱鞋。人们就一个一个的坐在地上。台子上一个满脸涂得白白的老年男人，有点像我们刚见过的校长，端坐在一张床上。他的对面是一个较年轻的神父，挥舞着一个像拂尘一样的东西，伴着音乐，嘴里不停念叨重复着三二两句话，我问旁边的人，神父说的是什么。对方说，就是神是伟大的，神是高明的，神是爱人的。我没有耐心听这些，就从里面走了出来。外面的院子里，有好几个电视屏幕，播放着庙里面的场面。因为里面坐不下，外面还有很多人坐在电视屏幕前观看。好多人对神顶礼膜拜。我还看到有的穷人跪下去，亲吻走过身旁和尚的脚。
印度人对自己的庙宇之多元是很自豪的。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大吉岭一带，除了印度教的庙，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堂，还有很多的喇嘛庙。不管是印度教的庙，还是喇嘛庙，或者是天主教，基督教的教堂，都盖的富丽堂皇。喇嘛庙里动辄就有七八百名年轻和尚。这些和尚每天就是念经做功课。在我们坐下来讨论我们的见闻时，我的那些美国同事和香港的领队，对印度社会的和谐，各宗教的和平相处，赞不绝口。我是唯一一个发表不同意见的人。我想知道的是建设这些富丽堂皇的庙宇的钱是哪里来的，庙里这些僧侣的奢侈生活是怎样维持的。我们到印度不过三两天而已，就对宗教对印度社会的作用下如此的结论是否有些草率。我的不同声音，让大家不再作声。印度方的接待者，本来还在夸赞印度宗教的多远与和谐，听到我的不同声音，便打住了。
在我看来，印度社会还完全没有走向现代社会。他们的种姓制度，他们的所谓的宗教信仰还像枷锁一样束缚着印度的人民。毛主席一九二七年三月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中国农民受三种权力系统的支配，就是政权，族权和神权，妇女还受夫权的支配。也就是说普通中国人是要受着四种权力的压迫。看来印度人还在受神权的支配。以前说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解放了中国人民，对我这种没有经历过解放前的人来说，是无法认识其深远意义的。这次到了印度，看到印度人受神权的压迫，才让我真正认识到从神权底下解放出来对中华民族是多么的重要。印度人把中国人当对手，喊着要与中国争个高下。其实他们真没有资格跟中国争。他们在自我解放的路上还差得远呢。
西孟加拉的茶场
我们队员中有一个研究农业的地理学教授，所以印方安排我们参观了思丽古丽的一个茶场。茶场对我们的来访早有准备。我们的到达的时候，茶场的老板介绍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和学校，然后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哈达。茶场老板年纪不大，口才不错。他介绍了茶场的历史，英国殖民者一八五几年，从中国偷来茶种，在这里开始种茶。他一一介绍了他的制茶的机器设备，好多都是英国产的老旧设备。他说的他的采茶工人都是附近的妇女，每天按采摘的茶叶重量付工资。我算了一下。每天一个女工的收入，也就是二十多人民币而已。他说他的茶叶都是有机的，没有农药，没有化肥。并准备了十几种茶水让我们品尝。我没有喝出他的茶有什么好。至少我自己喝过的中国茶，要比他的的茶好得多。无论从茶汤的颜色，还是味道，没有什么独特之处。香港大学那位加籍教授，也跟我表示，他喝过的中国茶比这里的茶好得多。
这个茶场的老板跟我在美国认识的一些印度人一样，很有表演欲。他说我们今天的到访，不同寻常。然后叫出他的员工，让他告诉大家他今天看到了什么。那个员工很羞涩的站了出来。说他今天早晨巡山的时候，看到了一只老虎。老板马上说，老虎可不是可以天天看到的。所以我们的来访是一个好兆头。他又叫了其他几个员工来告诉他们当天的经历，来证明我们的到访的不同寻常。可以看出，他的员工都是在积极的配合他演戏。只是演的很勉强，一看就是在撒小谎哄人。不知道为什么老板认为有那个必要。看来印度的员工，还有替老板撒谎的义务啊。中国的农民自从共产党的土改后，就从对地主的依附关系中解放了出来，成为独立自主的人。而今天印度的农民，还得依附地主生活。
喝完茶，茶场的老板带我们去看他的茶场。漫山遍野都是他的茶园，至少得有上万亩的样子。地里有不少的妇女正在采茶。也有妇女陆陆续续的背着茶筐来交茶。山坡上零零散散的坐落一些棚屋房，就是这些茶农的住处。天上下着小雨。而那些采茶的女工们还继续在地里工作着。真可惜没有机会跟她们交流一下。问一下她们的工作生活的情况。
访问锡金
我们在印度的行程，包括对锡金的访问。给我们开车的一个年轻司机家就是锡金的。他的妻子是大吉岭人，他们有一个六岁的儿子。休息的时候，他还把手机里的儿子和妻子的照片给我看。他跟我说，锡金比西孟加拉州富裕。锡金六十年代被印度吞并，是印度的一个特区。说是一个特区，是因为进入锡金需要特别通行证。可以在网上申请。我们不知道。到了边界处，被告知得申请许可证。印度负责当地接待的人显然也不知道这个规定，就要了我们的护照去办理许可证。他花了近一个小时才给我们办好了通行证。锡金的路并不好，跟西孟加拉的路差不多。路很窄，勉强能通过两辆车。个别地方，需要停下来给对面来的车让路。锡金入境处的公告上明文注明：中国人，巴基斯坦人，纳及利亚人禁止进入。中国人，巴基斯坦人不让进入可以理解。不知道为什非洲的纳及利亚人也不让进入。
锡金的喇嘛庙
我们访问了锡金最大的喇嘛庙。这座喇嘛庙建在一座山上，有上千的僧侣在此修行。我们在庙里吃了斋饭，参观了庙里收藏的各种神器后，就开始与庙里的僧侣交流。这个庙的主持住在美国，这跟我们参观过的其他几个喇嘛庙的情况是一样的，创始人住在美国，由代理人主持庙务。我们一行十二个人，三个领队，九个队员。三个领队当中，有二个也是教授。我们坐一竖列。对面坐了大约十四五个喇嘛，其中有一个五十多岁的美国男子，说是从美国的科罗拉多州来的，在印度已经住了十几年了。我们每人先介绍个人的情况。然后每人问一个问题，然后喇嘛们推选一人回答。我坐在我们这一排的倒数第二。我的队友们都很客气。问了一些非常简单的问题。这个庙什么时候建的，经费何处来的。有多少僧侣，以及他们这个教派跟其他教派有什么不同。到我问的时候，我问他们僧侣生活的最高追求是什么？他们商量了半天，最后选出一个代表。他吞吞吐吐说了半天，无非如何克制人的欲望之类的泛泛之谈，最后说僧侣的最终目的不外乎追求幸福。我问他们克制欲望就能得到幸福吗？不知道苦难怎么知道什么是幸福？他们又说了好多老生常谈，但我认为他们并没有能回答我的问题。
交流完后，几个年轻的喇嘛出来找到我。说我问的问题很好。并说要问我同样的问题。我的人生最高追求是什么？我说我的人生追求，就是尽可能多的了解世界，了解体验人生，包括人世的酸甜苦辣，最终弄明白人生的价值与意义。
我想这些年纪轻轻的喇嘛，还没有开始人生，根本不懂人生，就受人蛊惑，草率进入寺院，正像当年毛主席对达赖喇嘛所说的，不事生活资料的生产，也不事人的生产，还得靠别人的劳动来养活，他们对这个世界，对他们自己·的社区有什么正面的的影响吗？美国米尼苏达州前州长，摔跤运动员杰西文图拉说得不错。宗教就是弱者逃避现实的避难所而已。
锡金大学政治系学者
在锡金期间，我们跟锡金大学政治系的教授们有一场交流。锡金大学还没有一个正规的校园。不同的系在不同的地方租的房子。政治系的教授，除了一二个人外，也都是在读博士生在教课，年纪都很轻。有一二个教印度政治制度的。有一两个教国际关系的。有两个做印中关系研究的。其中一个年轻的女教授，也是在读的博士生，口口声声讲因为中国一九六二年的侵略。中印关系不好。中国依仗自己的发展优势，不断挑起中印之间的边境紧张。并说中国应该小心，印度自己虽然打不过中国。但印度可以联合美国对付中国的侵略。到那时候中国后悔就晚了。
对她的言论，我感到必须有所回复。我说我在印度的这几天，多次听到中国是侵略者的言论。但我建议你看一下澳大利亚记者讷威尔马克斯威尔的书《印度的中国之战》以及印度军方1963年写的“汉德森布鲁克斯—波嘎塔报告。”马克斯威尔的书，就是根据印度军方的报告写出来的。印度军方的报告认为战争是印方挑起来的。。印度政府至今不肯公布军方的这份报告。现在马克斯威尔把这个报告的第一部分公布了。希望她看看。我说中国政府现在很少提跟印度的战争，中国的中学生很少知道跟印度的这次战争。但是我在美国的印度学生，一直坚持中国是入侵者。其实中国人从来都没有把印度人看做竞争对手。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逝世前也曾告诫他的追随者，不要把中国人当敌人。两个民族和平共处了几千年了。这种威胁联合美国对付中国的言论对两国的关系，并对印度发展的需要，都是不利的。这个时候我们领队，制止我继续说下去。说时间不够了。我对他的制止很不满意。这样不符合交流的精神。但我也不想把气愤弄糟。但我对锡金大学的学者的言论很不满。印度政府至今仍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拒绝公开印度军方自己写的对战争原因分析的汉德森布鲁克斯—波嘎塔报告。马克斯维尔的书尽管在印度有出版，但看来看到的人也不多。
跟印度司机的交流
在印度的十几天里，有三个印度年轻人给我们开车。两个三十多岁，一个二十多岁。他们三个是朋友，一块做生意。印度人城际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公共交通。出门就是坐越野车。越野车是当地的主要交通工具。印度人在一辆越野车里可以挤下七八个人。我们十二人就租了三辆越野车。这三个年轻人开车技术真不错，就像中国四川贵州一带的司机，在山路土路上开车练出来了。有些路不好走，雨天，雾大的时候，他们也照旧开。我有时候很担心。但他们很自信。印度警察经常检查他们的驾驶执照，通信证。有一次，我们的司机被警察叫停，看他的执照。结果他的通行证过期一天，让警察罚款二千卢比，大概合三十美元。那个司机说这个钱就进了警察的腰包里呢。他说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不知道是否是真假。但他的通行证确实过期了。
这三个印度司机中的年长的那一位，对中国很感兴趣。我也愿意跟他交流。一天，我们到了目的地后，他没有马上走。他让我拍着自己胸膛告诉他，中国是不是比印度发展的好，如果中国发展的比印度好，是因为什么原因。我说你既然让我拍着胸膛告诉你，那我就坦白的告诉你，印度根本没法跟中国比。中国至少领先印度四十年。四十年前，我上大学前的农村老家就已经比现在的印度领先了很多。我说一九五零年，中国跟印度差不多，印度可能还比中国先进一点，两国的人均寿命是一样的。但到了一九七六年，中国的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69岁，而印度只达到了50岁。在不到三十年里，中国的人均寿命已经领先印度二十年了。
至于原因吗，我认为主要是中国的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旧的统治阶级，给农民分了土地，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成了国家主人。而你们印度虽然获得了独立，但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旧的统治阶级，地主阶级，宗教领袖阶级，还在压迫着你们印度人。你们印度的一些穷人见到和尚，还跪下来，亲吻他们的脚。这种事在中国很难发生的。
那个司机听了我的话，陷于沉思，然后说，你说的话我明白了。他说我们现在每年都得给我们的印度庙的教主捐钱。要很多钱，六千卢比。有的庙，特别是喇嘛庙，要的更多，要几万卢比。我跟我们的guru说，你教我们行善，做好人，都是好意，但我们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来了。 看来没有人愿意向教主捐钱，特别是自己入不敷出的时候。许多人认为宗教教人向善。其实我们还需要别人教我们向善吗？没人教就不会向善吗？那些作恶的人是因为没有人教他们向善吗？显然不是那么简单。实际上那些印度教的教主，喇嘛教的创始人，还有一些天主教，基督教的传教士，跟那些在商业上打拼的企业家没有什么两样，不同的是企业家赚钱靠的是卖能摸得着的商品或服务，教主和牧师们卖的是摸不着的精神方面的东西而已。曾经有一个台湾朋友对我说，盖庙是最赚钱的买卖。我想他说的没错。世界上没有比传教更赚钱的买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让人自愿打开钱包把钱捐给你，世界上还有更好的买卖吗？
大吉岭地区的社会和经济
我们在大吉岭地区活动多日，期间除了参观了许多喇嘛庙，印度庙，基督教，天主教教堂外，也到一些住家参观，访问。这个地区没有什么产业。山地很多，雨水很多，林木很茂盛。但除了一些茶场，这里好像没有什么农业活动。在大吉岭的广场上，除了一些游客，还有很多当地的年轻人在游荡。我跟其中两个年轻男子交谈了一会。他们说他们大学毕业十年了，还没有找到工作。他们说他们都结婚了，而且有孩子，就靠妻子一个人的收入养家。他们还在找事干。但没有合适的工作。我就这个问题问了接待我们的一位当地的大学教授。他认为好多年轻人没有工作，是因为他们懒。不想干体力活。看来印度，还有美国有同样的毛病。大学毕业了的人，就不想再干体力活了。一个好的社会，好的制度，应该把没有事情做得年轻人组织起来，干一些对社区有意的事情，让他们感到是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人。但可惜今天的印度，美国，中国，都没有这样的政府机构。
临别赠言
我们在印度考察了短短的十几天，这期间跟印度大学里的师生，喇嘛庙，印度庙里，基督教，天主教的牧师们，以及印度社会中的各色各样的人进行了有限的接触，对印度多了一些的感性的认识。离开印度的那一天，接待我们的那所大学，对我们十几个人单个，和集体进行了采访，让我们留下临别赠言。
作为学者，我不愿意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坦白的说了我自己对印度的看法。我的关于新中国教育改革的英语书被翻译成孟加拉语。有些印度人看过我的书。在加拿大温哥华的一些印度人社区，曾经请我去讲过两次课。一个印度的政治经济学杂志，还请我和另外两位中国学者写了有关中国的文章，他们结集出了一本书，在印度，和马来西亚出版了。他们说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中国和印度两个古老的文明，在二十世纪里一个产生出甘地，一个产生出毛泽东。甘地被西方世界过分的吹捧，但对印度社会，对世界的影响微乎其微。而毛泽东被西方殖民主义者极力丑化，但毛泽东领导被西方欺辱，践踏了一百多年的中国人民，通过不懈的努力，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反动政府。让中国人民站了起来。当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无视中国的警告，逼近中国边界，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政府毅然出兵朝鲜。以劣势装备，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回三八线以南，为北朝鲜这样一个同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盟友主持了正义，维护了世界和平。也为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长了志气。因为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这个世界的历史轨迹，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来印度之前，我没有办法很好的回答我的印度朋友的问题。来印度看到印度的众多教堂，庙宇，见到印度的下层人民还在跪下了亲吻和尚的脚丫的时候，我明白了毛泽东的意义，我明白中国革命的意义。我明白了解放的意义。以前中国政府用“解放”来演绎中国革命的意义。我不明白。看到了今天的印度，我明白了。我的老家山东省即墨县的县城，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一九四九前的县城小的很，就一条大街，但却有七十二座庙宇，各种各样的庙宇，五花八门，多元的很。还有几十座贞节牌坊。这些庙宇和牌坊，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陈迹都在革命的过程中，被人民自己给摧毁了。
今天在中国，在世界上，还有人在为中国革命的破坏作用而惋惜。在我的老家，也有个别老人对共产党执政过程中，庙宇和牌坊被拆掉感到不满。他们不明白，不破不立的道理。他们不明白旧的东西总要被新的东西所取代，这是历史规律，这就是历史。革命用暴力的手段，摧毁了旧世界，解放了中国人民，解放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和创造力。过去的七十年里，中国人民爆发出的生产力和创造力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
而印度虽然从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获得独立。但印度从殖民统治向独立建国的过程不是革命性的。只是殖民主义精英换成了本土的精英，这个本土的精英是依附于殖民精英的精英。他们没法跟殖民地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决裂。他们没有能力对过去的旧文化和旧体制进行批判。殖民地时期的传统文化的精英，经济精英一直没有被推翻，今天仍然在继续着他们对印度社会的控制。
采访者问我印度是否需要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说这个问题只有印度人民自己才能回答。别人是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的。印度是否会发生革命也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韩东屏，河北大学特聘教授、华伦威尔逊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