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江涌
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美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写了一本书叫《萧条经济学回归》，其中就提到过“美元陷阱”。20世纪70年代初，美元跟黄金脱钩以后，美元本身就一文不值，但是世界各国一直在挣抢美元，甚至美元的储备国比美元的发行国更加珍惜美元、爱护美元。这就是已经落入“美元陷阱”的体现。
“美元陷阱”集中体现在“以有限的资源追逐无限的美元”。世界资源是有限的，一个国家的资源更是有限的，但美元是无限的，世界需要多少美国就能生产多少。美国说他的防伪技术很高明，每印1美元纸钞需要花费63美分，实际成本比这个数字要低，但是，更何况印1美元和印100美元成本基本是一样的。现在，美元发行绝大多数不用印刷了，“量化宽松”出几万亿美元都只是电子符号，一分钱成本都没有，可以无限发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这么多年来参与国际分工，都是以现实的汗水和泪水，都是用有限的资源生产出产品和服务，然后用它换回没有任何内在价值的美元。
“美元陷阱”可以用“美元资本国际大循环”来概括：首先，从美联储这个华尔街的前台开始，美联储发行没有内在价值的美元(电子符号);接着，华尔街拿到美元货币，把它变成了金融资本;然后，华尔街利用在全世界的网络，也就是美国金融帝国强大的力量，在全世界进行投资，变成了在一个个国家最具价值的企业资本。华尔街当然也拿美元到中国投资，在中国变成炙手可热的股权资本，其中有很多是新兴产业的股份，高科技企业的股份，国有企业的股份;最后，这些在东道国形成的股权资本，把商品、服务以及增加了的利润源源不绝地带回美国。这就是“美元资本国际大循环”。这恰如人体的血液循环，维持机体正常运行，所不同的是，人体的血液循环是输送养分，带回废物，但是美国所推动的美元循环，则是输出废物，而带回养分。
在“美元资本国际大循环”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是，美国霸权的“三位一体”，即美元、美谍和美军，这三种力量并驾齐驱，协同推进，一个都不能少。表面看上去，美国企业自主地把美元投向世界，但其后面是隐蔽的中央情报局，如商业间谍与经济杀手，以及美国的强大军事力量，如海军陆战队和航空母舰。美谍发现、清除风险，对付不了的则交由美军。多年来，可以说美国所有的战争行动，几乎都是围绕美元资本的国际环流而展开，谁妨碍这个循环就把谁清理掉，萨达姆、卡扎菲就被视为妨碍这个循环的力量。现在伊朗又变成眼中钉，因为伊朗特立独行，以欧元结算石油，妨碍“石油美元”机制的正常运作。美军的海外基地，以美国为中心的“五眼国家”情报体系(“五眼国家”特指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五国组成的情报机构，这五个国家组成的情报间谍联盟内部实现互联互通情报信息，窃取来的商业数据在这些国家的政府部门和公司之间共享。其前身为二战后英美多项秘密协议催生的多国监听组织UKUSA)，就是为了保护美国的海外利益，确保美元资本国际循环的顺畅，这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保罗•克鲁格曼200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09年身价倍增的克鲁格曼撰文指出，中国落入了“美元陷阱”。是年，外汇占款占中国基础货币发行的134%，货币主权被严重侵蚀，由此导致一系列经济安全问题，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其实就是落入“美元陷阱”的集中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相关政策都是在东南沿海地区先行先试，此后多年，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也主要集中在东南地区，直到今天，持续强化对外开放中的一些优惠政策，比如自贸区等，仍然集中在东南地区。但是，中国的西北地区，原本就与东南地区存在发展差距，如今，与东南地区的差距不是在不断缩小，而是越来越大。越拉越大的发展差距，正在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矛盾，加上国际反华势力、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和离间，社会矛盾很容易被激化为民族矛盾，威胁国家安全。此外，原本比较发达、对新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做过巨大贡献的东北，也在不断塌陷，正在出现再边疆化。
中国东南沿海以区位优势在改革开放之初便一马当先，利用国际的廉价资金，结合国内的廉价资源、廉价劳动力，参与分工，加入美元体系，靠赚美元实现利润，求得发展，这是好听的说法，实际就是一种美元套利。因为美元融资成本一直比人民币融资成本低，这是跨国套利长期持续的基本前提。第一个阶段是通过产业资本进行美元套利，发展了一些贴牌加工业，还有些积极意义;第二个阶段是通过商业资本进行美元套利，引起跨国贸易的繁荣，积极意义已经明显下降;第三个阶段是通过金融资本进行美元套利，掀起资产泡沫、债务泡沫等各类经济泡沫，积累起系统性经济风险。问题在于收益是东南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少数一族，但是引起的风险则由全体国民承担。
司马迁有句名言，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后人常用于分析检验影响中国历史进程大事之好坏的重要参考。中国改革开放是在东南沿海发起的，很多人说改革开放已经成功了，但我认为，如果西北、东北地区没有发展起来，没有解决好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没有实现共同富裕的承诺，改革开放就不能说是真正的成功。因为，改革开放下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绝大部分收益被东南沿地区占有了。比如，房价地价上涨集中在东南地区，整个西北、东北除少数地方外，大部分没有享受到这种资产增值。其实，政府也没享受到地价房价上涨带来的巨大收益，因为土地涨价，地方政府虽然卖地收入增多，财政收入名义上增加了，但是地方政府要承担无限的发展义务与安全责任，下一轮征地拆迁的经济成本也会随之增高，而且政府还要负担因为征地拆迁而导致的不断上升的系列社会与政治成本，如应对访民的维稳成本，所以政府并没有从所谓“土地财政”当中获得真实的收益，真实收益被开发商、私企和购房者拿走了。级差地租应当涨价归公，孙中山、毛泽东都曾经这样强调过，但是多年来中国土地的增值收益实际上没有归公，而是归私了。西北地区边缘化、东北地区再边疆化、工农群体弱势化、经济泡沫化等等，究其根源，都能找到“美元陷阱”这个病因病根。
中国现在处在美元套利的第三阶段，而且是后期。因量化宽松而开闸放水的美元，被引进中国后，进入实业的资金实际上越来越少，大量进入了其他虚拟经济领域，先是制造一个个泡沫点，然后在泡沫膨胀过程中，连点成片成面，当泡沫足够大时，再把泡沫戳破，这是自古老的威尼斯商人开始就一直惯使的“剪羊毛”的金融把戏。所以，在当下的中美对抗中，美国最重要的做法就是激化中国国内矛盾，戳破经济泡沫，引爆金融与经济危机。中国一旦发生金融与经济危机，极有可能近似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印度尼西亚，会产生明显的“蝴蝶效应”，这就是美国企图达到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来源 | 节选自《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33期《中国要警惕美元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