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式现代化理论，就是一种裹着学术外衣的意识形态宣传品。西式现代化理论产生于冷战时期，最初就是美国为了争夺发展中国家、遏制苏联共产主义扩张而应运而生的。按照这套理论，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西式现代化目标，就要效仿西方国家实行结构调整，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倡导的自由贸易政策。因此，西式现代化理论被美国赋予了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意义，客观上成了美国实现全球战略目标的意识形态工具。
当前，中国发展处于船到中流浪更急的关键期，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国家间竞争实际是国家战略的竞争，战略竞争又是战略境界和价值观的竞争。高超的战略水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源于对实践经验的提炼总结，也有赖于学术研究的理论指引。中国要想可持续发展，必须扶正祛邪，批判和清算那些似是而非的伪命题。
西方学术话语暗含意识形态陷阱
表面看，学理性研究只是象牙塔里的自娱自乐。实则不然。学理性研究使用的概念与理论，往往暗含了特定的观点与结论，进而可能成为政府决策的理论出发点。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学理研究的重要性。学术研究这种隐蔽性的特征，使其可以静悄悄地引导他国发展道路而难被发现，甚至使发展中国家出现“被人卖了还给人数钱”的奇特现象。正因为如此，学术研究领域从来不是清净之地，而是大国博弈的理论战场，是西方大国意识形态渗透和战略忽悠的重要途径。
西方国家的学术理论，尤其是涉及亚非拉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理论，经常用一套看似缜密的逻辑推理，以及繁复琐碎的学术论证，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一条不容辩驳的发展道路，最终目的是迫使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上与西方大国捆绑，形成依附性关系。西方国家还有意识地培养一批专门“忽悠”发展中国家的御用学者。这些披着学术外衣的杀手，有意无意制造和强化某些概念和理论，并借学术交流之名，有意引导和塑造第三世界的发展战略，使其朝有利于西方大国的方向发展。
美国曾出版过一本畅销书《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根据该书作者揭露，美国有这样一批经济杀手，他们披着经济学家、银行家、国际金融顾问之类的合法外衣，却肩负着建立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任务，他们主要以经济而非武力操作别国，通过贿赂、色情、威胁、敲诈勒索甚至暗杀等手段，拉拢、控制别国的政治经济菁英，蓄意作出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和产业投资建议，诱骗发展中国家落入预设的经济陷阱，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自然资源，通过欺骗手段让成万亿的资金不断流入美国，最终巩固、扩大美国在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霸权。
西式现代化理论，就是一种裹着学术外衣的意识形态宣传品。西式现代化理论产生于冷战时期，最初就是美国为了争夺发展中国家、遏制苏联共产主义扩张而应运而生的。按照这套理论，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西式现代化目标，就要效仿西方国家实行结构调整，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倡导的自由贸易政策。
西式现代化理论的立足点，就是让第三世界国家深度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而在这种分工体系中，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奋斗方向和目标。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追求的西式现代化，其实就是向西方看齐，将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坐标体系和终极目标。 因此，西式现代化理论被美国赋予了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意义，客观上成了美国实现全球战略目标的意识形态工具。
然而，西式现代化理论几乎完全忽略了第三世界国情的特殊性，当地文化遗产和社会体系被抹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奴役性和强制性的宏观经济体系。更重要的是，它忽视了一点：鼓励发展中国家积极融入的所谓国际经济体系，本身就是帝国主义的历史遗产。此前数百年的历史已然证明，发展中国家在这一体系中长期处于不平等和受剥削地位。事实表明，二战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知不觉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它们并未走上富裕发达的康庄大道，反而成为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附庸。
中东国家是西方战略诱导的典型案例
中东国家就是西方意识形态化学术理论的牺牲品和受害者。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东蓬勃兴起的民族主义政权，起初并未按照西方教授的成本—收益、自由贸易等行事，而是从国家安全和政治独立的高度入手，经济上奉行进口替代战略，矢志推动本国工业化进程。那一时期是20世纪以来阿拉伯世界最有希望实现民族复兴的时期。然而，西方国家不断诋毁进口替代战略，倡导以西方为目标的西式现代化理论。在西方话语霸权长期的战略忽悠下，中东国家被牵着鼻子走上了西式现代化道路。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萨达特推行开放政策为标志，中东国家相继开启自由化、私有化、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进程，由此导致外国资本大举进入，民族工业日趋凋敝，埃及等国的工业化水平持续倒退，最终沦为依靠旅游
、侨汇、出售石油等原材料度日的食租经济。这些国家牺牲了发展、财富和尊严，但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仍然处于产业链的下游。
值得玩味的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机构对这种畸形经济模式却赞扬有加。在政权垮台前，突尼斯在2010年公布的全球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上位列世界第38位，连续多年稳居非洲大陆首位;埃及2008年被评为全球最佳改革国家之一，列第16位，在中东仅次于阿联酋和以色列。在衡量经济自由度的指数中，突尼斯和埃及在非洲诸国中排名靠前;在2009/2010年经济竞争力指数中，突尼斯排第32位(领先于巴西和土耳其)，埃及排名70位，领先于部分欧洲国家(如希腊)。在这种哄死人不偿命的廉价表扬背后，是中东产业结构的畸形，是埃及4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严峻现实。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蔓延，受到冲击最大、政权最先垮台的，恰恰是这些按照西方发展观行事、经济指标不错的中东国家。
防范战略诱导任重道远
中国同样面临这种危险。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人放松乃至丧失了敌情意识，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趋势日趋明显。在学术研究领域，去意识形态化成为时尚;普通民众更是不问东西，跟着感觉走。然而，西方大国一刻也没有放松过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反而借中国改革开放之际，加大了对我们的思想渗透力度。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广为传播的西方学术成果良莠不齐，其中不乏刻意制造、定向输出的伪概念、伪理论。它们对中国贻害不浅，教训值得总结。当前中国面临严峻的外部挑战，战略决策更要实事求是，清算和戒除各种华而不实的洋教条，以避坠入西方预设的理论陷阱乃至战略陷阱。
【田文林，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