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正面描写知识分子斗争生活的优秀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以“九一八”事变到 “一二·九”运动时期的爱国学生运动为背景，通过青年学生林道静“从一个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艰难历程，塑造了青年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表现了一代青年在党的领导下的迅速成熟。作家杨沫曾坦言：“林道静革命前的生活经历基本上是我的经历，她革命后的经历，是概括了许多革命者的共同经历。”因而，作品具有一定的“自叙传”色彩，是作家关于红色青春的深刻记忆。
那么，这部伴随新中国几代人成长的红色文学经典，究竟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其前后情形又怎样呢?
叛逆走上革命路
杨沫于1914年8月25日出生在北京一个富有的地主家庭。但她幼年时却得不到家庭温暖，这反倒使她有了接触下层人民的机会。她同佣人睡一盘炕，放学后，和拾煤渣的穷孩子一起玩。她还常被母亲带到滦平乡下去收租。她在《我的生平》一文中回忆说：“在这里，我看到世界上最悲惨的事——看到了地主是怎样残酷地压榨农民，怎样吸干了农民最后一滴血汗的真实景象。”这种贫与富的鲜明对照，使杨沫对黑暗的封建社会愤慨不满，从此在心中埋下了叛逆的种子。
1931年春，当时正在西山温泉女子中学读书的杨沫因反抗母亲包办婚姻，被家里断绝了一切供给。她靠着几个同学的接济，勉强维持到暑假。9月，经同学介绍，托北京大学学生张中行帮忙，杨沫终于在河北省香河县立小学谋到一份教职。但不久，她便辞职回家照顾病危的母亲。母亲病故后，杨沫与张中行相爱并同居。尽管生活贫困，她仍坚持到北京大学旁听、学习。
1933年1月25日大年除夕，杨沫应邀来到妹妹杨成芳(著名演员白杨)的住所——宣武门头发胡同的通顺公寓。其时，作为联华电影公司演员的杨成芳，正在北平(今北京)演话剧。她家聚集着一群革命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多是外地人，又都是左联领导的共产党外围组织“苞莉苞”(即俄文“斗争”之意)剧社成员，其当时的负责人是地下党员于伶和宋之的。他们在通宵达旦的聚会中，抨击时弊，激情洋溢。其中有人还向杨沫推荐了《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等进步书籍。杨沫在《青春是美好的》一文中回忆说：“听到他们对于国内国际大事的精辟分析，使我这个正在寻求真理，徘徊歧途的青年猛醒过来——啊，人生并不都是黑暗的，生活并不都是死水一潭!原来，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拯救危亡的祖国，为了一个美好的社会的诞生正在浴血奋战!”正是这个除夕之夜，彻底改变了杨沫的人生，为她指明了新的生活道路。
从此，深受影响的杨沫冒险到狱中去看望被捕的革命同志，为他们做事，同时还拿起笔来进行斗争。继处女作散文《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之后，她相继创作发表了控诉日本侵略者和反动势力摧残劳苦大众罪行的《某家庭》《死与逃》等4个短篇小说。其中《怒涛》写的是女知识青年美真为人民大众的幸福而牺牲个人感情，投身于火热革命斗争的故事。主人公美真有作者自身遭际的影子，也是《青春之歌》主角林道静的雏型。这篇小说无疑是《青春之歌》最早的胚胎。
1936年6月10日，渴望摆脱小家庭束缚的杨沫，毅然与张中行断绝关系，嫁给中共党员马建民。12月底，经丈夫介绍，她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杨沫夫妇参加了冀中抗日游击战争。她曾在安国县妇救会、冀中区妇救会、冀中十分区妇救会和十分区抗联会担任宣传部长，也在十分区黎明报社做过编辑，经常带领干部下乡宣传抗日，或是跟随八路军120师兼程行军，与日寇周旋。关于这段血与火的生活，她在《我的生平》一文中回忆说：“这些生活给了我对人生比较深刻的‘理解’，给了我改造小资产阶级灵魂的机会，也给了我丰富的创作源泉……”
病痛中写出小说
1939年春，作为冀中区妇救会宣传部长的杨沫，在跟随120师日夜行军打仗的过程中，因劳累过度、营养不良而染上了黑热病。后虽然被一位农民用偏方挽救了生命，但未彻底痊愈，从此落下了经常头痛的病根。北平和平解放后，她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先在一家报社工作，后调入市妇联。
1950年11月，杨沫因病痛折磨无法正常上班，便以病休为名辞去工作。养病期间，在寂寞孤独之中，冀中十分区血与火的抗日生活，那些壮烈牺牲的许许多多的战友，时不时浮现在她的脑海。
难言的病痛，使杨沫总感到自己来日无多，应抓紧时间写出一个大部头作品。1951年9月，在读了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后，她深受鼓舞，决心要尽快把盘旋在脑海中已经很久的书稿写出来。于是，她在9月25日那天动笔，草拟了全书提纲。作品最初名为《千锤百炼》，不久改为《烧不尽的野火》。
杨沫还患有较严重的关节炎，每每天气潮湿阴冷，彻骨的疼痛总牵扯着她本已无暇的精力。为了能安心写作，杨沫特意花钱请人在小西屋盘了个热土炕，每天睡在上面，这样她的关节炎病就不再犯了。历经十多天时间，她终于改完了全书的提纲。
因杨沫常常下午头痛，胃也不好，故每天只能写四五个小时，约两三千字。她边写作边治病，1952年春，由于身体极度不适，杨沫一连几天到协和医院，请林巧稚大夫给她会诊，林诊断她的卵巢有肿块，已病变。对于杨沫这种由内分泌缺乏而导致的妇科疾病，林大夫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杨沫一度几乎天天要打荷尔蒙，否则就支撑不下去。
在写了一部分之后，杨沫才发现自己对很多事情体验不深，很多基本的材料也没收集全，有时难免心虚、泄气。后来她想起了解放军战士高玉宝，文化程度很低，认的字还不如自己多，不是也写成了自传体长篇小说吗?于是，她又有了坚持写作的勇气。
1952年底，她调到国家电影局剧本创作所当编剧。为了集中精力做好本职工作，她暂时中断了小说创作。1953年初秋，她又被单位派到京郊通县田家府村蹲点。直至1954年春返京后，她才得以继续写作。1955年4月，约35万字的长篇小说《烧不尽的野火》全部完成。
姗姗来迟的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以下简称中青社)抢先从杨沫手中要去《烧不尽的野火》稿。但看完后，却拿不定主意，又要求作者自己找一位名家给看看，若肯定了这部稿子，就马上出版。
杨沫不认识名家，就由妹妹白杨介绍，一同去找了中国文联党组书记、秘书长阳翰笙，请他审看这部稿子。然而直到12月9日，在杨沫再三催问下，阳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实在没时间看稿子，但可以把稿子介绍给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欧阳凡海看。杨沫经征得中青社同意后，便答应由欧阳凡海审阅这部稿子。
1956年1月27日，欧阳凡海看完书稿，给杨沫写了一封长信，只肯定了书稿语言简练、人物生动、结构活泼而紧张的优点，却指出了许多缺点，其中最成问题的是作者对主人公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未给予足够的分析和批判，还有涉及江华和戴愉的许多地方要重写。同时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揭露也不够。杨沫向欧阳凡海谈了自己的意见，并表示将来修改后，再请他给看一下。
杨沫给中青社打电话，想再与责任编辑张羽交换一下意见，却一直没有回应。显然，欧阳凡海的意见左右了中青社，杨沫只得把这部书稿放进抽屉。
同年4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上要百花齐放，学术上要百家争鸣。全国的报纸广播立刻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双百”方针，书刊出版也变得宽松了。于是，杨沫怀着一线希望，请她早在1942年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读书时就熟识的老战友、《人民文学》副主编秦兆阳帮忙看一看书稿，秦慨然允诺。秦兆阳接到书稿后，过了些天，便打来电话，说稿子挺好，没什么大毛病，他已经把稿子转给了作家出版社。1956年5月底，作家出版社责任编辑任大心打电话告知杨沫，说经过认真阅读，认为这是一部有分量的书稿，只需对个别的一两处地方进行修改后即可出版。
杨沫根据欧阳凡海的意见，经过认真思考，写出了一个修改方案。经任大心同意后，杨沫就开始按照该方案进行修改。作家出版社还给作者预支了1000元稿费。历经20多天，杨沫在6月20日前完成了这部约40万字的作品，并最终定名为《青春之歌》。
交稿后，杨沫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到了12月初，当杨沫再次打电话询问进展情况时，作家出版社却说因为纸张紧缺，恐怕要延期。
1957年2月中旬，杨沫从作家出版社要回小说手稿，再作修改。3月，杨沫的丈夫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遇见阳翰笙时，阳翰笙关切地问起了《青春之歌》的情况。杨沫闻知此事后，就致信阳翰笙，告知因作品迟迟不能出版而给她带来的苦恼。
为了使《青春之歌》尽早与广大读者见面，她便致信作家出版社总编王任叔(巴人)，发泄了不满情绪，讲明出书要守信用。这封信果然奏效，当杨沫再次打电话询问出版社时，出版社表示今年肯定出书。
1958年1月，散发着墨香的《青春之歌》终于面世了。
国内外影响巨大
与此同时，从1月3日起，《北京日报》开始连载《青春之歌》。不久，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找到北京日报社，表示想把《青春之歌》改编成剧本。作家出版社的责任编辑王仰晨打电话告诉杨沫，说头一版《青春之歌》已售罄，马上要出第二版，加印5万册。至次年上半年，该小说已印行130多万册。
从1958年3月起，杨沫就收到一些群众的来信，《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读书月报》以及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宣传动态》等均刊有评价《青春之歌》的文章。其中《人民日报》4月17日发表署名王世德的评论文章，对这部小说给予高度评价。4月下旬的一天，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在文学评论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最近有3部好作品出现，一是《林海雪原》，一是《红旗谱》，一是《青春之歌》。北京大学、北京石油学院、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北京市第29中学和第6中学等学校纷纷致信杨沫，邀请她与学生们见面。其中来信最多的是询问小说中林道静、卢嘉川等人物是否还活着。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某部甚至公开来函，请求作者提供林道静的具体地址，以便直接与她联系，更好地向她学习。8月，中国评剧院著名演员小白玉霜亲自上门找到杨沫，要求将《青春之歌》改编为评剧。外文出版社的同志登门求见，向作者表示要把此书翻译成英文。朝鲜、苏联两国的同志也与作者商洽，要把该小说翻译成朝鲜文和俄文。一时间，电话和拜访者络绎不绝，使作者忙得不可开交。其中1960年出版的日文版《青春之歌》是首个外文译本，到1965年，在日本共重印6次，发行近20万册，创造了外国文学在日本出版发行的空前纪录。印尼和越南共产党中央还把《青春之歌》作为党员的学习读物。
但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展，《青春之歌》开始受到批评。《中国青年》1959年第2期发表了北京电子管厂工人郭开撰写的文章《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严厉批评《青春之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没有很好地描写工农群众，没有描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结合”，“没有认真地实际地描写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没有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变化。” “一石激起千重浪”，由此掀起了一场波及全国的争鸣。我国现代文学巨匠茅盾在同年《中国青年》第4期发表了《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一文，明确肯定这“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认为林道静这个人物是真实的，“因而，这个人物是有典型性的”。“从整个看来，我以为指责《青春之歌》坏处多于好处，或者指责作者动机不好的论调，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继之，著名文学评论家何其芳在同年《中国青年》第5期发表了《〈青春之歌〉不可否定》一文，指出这是一部“流淌着革命激情的小说”，“最能吸引广大读者的是那些关于当时的革命斗争的描写、紧张的地下工作、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和英勇的监狱斗争。”文艺理论家巴人也在《文艺报》上撰文，高度赞扬《青春之歌》“是一部热情洋溢，对青年们有教育作用的好书”，它的主要成就“其一是由于作者以学生运动为主线概括了当时革命斗争的各方面，斗争的复杂性和由此而引起的各种阶级关系的变化，构成了作品情节的生动性。其二它是以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辉照亮了一群青年革命者的精神面貌。这就使艺术表现上也是热情洋溢，促人奋发的。”
《青春之歌》问世伊始，京、沪两地的电影制片厂都抢着想把它搬上银幕。北京电影制片厂甚至还请出了国家电影局领导来帮其说话，最终争得了改编拍摄权。得知此事后，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指示北影厂，一定要把《青春之歌》拍好，要用最好的胶片拍。影片拍峻后，彭真又亲率北京市委主要领导审看样片，一致批准将它作为向建国十周年大庆的献礼影片公开上映。1959年10月，同名电影公映后，不但在国内轰动一时，而且在日本、越南和朝鲜也颇受欢迎。1961年6月2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日本人和田撰写的文章《放映中国影片运动的成就及其影响》，其中写道：“在这些影片中，无论从上演次数和观众人次来看，都以《青春之歌》为最高。因此它的影响也最为深远。”
1959年2月末，北影厂在开拍《青春之歌》前曾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杨沫和郭开也应邀参加。座谈发言十分热烈，不仅没有一个人支持郭开的意见，而且还对他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会后，杨沫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对小说进行了260多处补充和修改，增加了林道静在农村与工农相结合和领导学生运动等章节，使篇幅增至43万多字。这一增加部分曾在《北京晚报》上连载。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青春之歌》的这个修订本。
“文革”爆发后，北京掀起了一个批判《青春之歌》的小高潮，并波及全国。在1967年5月12日的文革小报上，刊出了一篇题为《文艺界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将1959年围绕《青春之歌》的那场争鸣，上纲为“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据不完全统计，该小说共遭到全国200多种小报的批判。
粉碎“四人帮”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8年重新出版了《青春之歌》。1997年和2007年，该小说先后两次被改编拍摄为同名电视连续剧，热播全国。迄今，该小说已被翻译成英、日、法、德、俄、乌克兰、希腊、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朝鲜、蒙古、越南、印尼、阿拉伯、乌尔都、哈萨克以及藏文等近20种文字，累计发行达500多万册。
小说《青春之歌》之所以能够打动亿万读者的心，在国内外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于，它将主人公林道静的爱情经历与她作为革命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巧妙地编织成为统一的整体，从掀开人物的情感世界这一层面上塑造了一批各种类型有血有肉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从而使该小说鲜明地有别于那个时代的一切其他优秀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