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既是东方文化复兴的结果，又是东方文化复兴的条件。人类产生那天起，就沿着两条道路在探索：东方文化发展道路和西方文化发展道路。东方文化的本质是和谐共生，竞争也是为了更好的合作;西方文化的本质是竞争和征服，合作也是为了更好的竞争和征服。西方文化的竞争和征服特性，使它更适合工业社会的发展，所以成为工业社会的主导文化。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西方文化越来越不适应新的历史发展，社会历史的发展需要东方文化与之相适应。
一，目前世界一体化发展的需要。
世界经济一体化正在把人类带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由以往分散的发展进入到“地球村”的一体化发展阶段，世界一体化发展和地球村的形成需要统一的规则;要建立统一规则就需要有统一的价值观，需要有新的政治文化。西方文化竞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它把统一规则永远是建立在征服的基础上，把对立和征服理解为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就决定了世界不可能形成与经济一体化相适应的共同的政治秩序，在地球村的形成过程中世界将会越来越混乱和动荡。东方文化和谐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它把和谐共生理解为事物存在的基础，能够形成地球村所有“村民”都能接受的统一规则，所以，在东方文化基础上重新整合东西方文化，是目前世界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一体化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未来世界一体化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谁掌握与新社会适应的新的政治文化，谁就是未来世界的主导者，谁就是老大。西方发达国家从文艺复兴到思想启蒙运动，创造了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新的政治文化，所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几百年。我们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是从中国拥有新的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说的，并不是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说的，经济发展只是结果。可见，新型社会客观上需要东方的和谐共融文化取代西方的竞争征服文化。
二，人本主义时代新经济发展的需要 目前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人们从不同角度在描述着这一伟大的历史转变，例如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由资源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由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转变等等，其本质是由资本主义向人本主义的转变。这一次伟大转变比以往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意义更加伟大，将把人类从最后一层压迫中解放出来，人类一开始就面临着三种压迫：自然压迫、政治压迫和分工压迫。农业革命使人摆脱了自然压迫，工业革命使人摆脱了政治压迫，而目前正在经历的人本主义革命，将把人类从分工压迫中彻底解放出来，从而实现马克思讲的人类彻底解放。
只要有分工就有尊卑贵贱，教授和助教之间永远不可能平等，老板和打工崽打工妹之间更不可能平等，这是人欺负人，人剥削人最深厚的经济基础，是人类陷入越来越可怕异化状态的的最深厚的经济基础。消除这种人类的异化状态，实现人类自身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东方文化的核心追求。目前世界正在经历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彻底的革命，正在把东方文化的追求变成现实，特别是孕育了人本主义伟大革命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同时也为人类接受东方价值观，形成一种和谐文化创造了越来越成熟的物质条件。最能反映这一点的主要是四大产业的发展：信息产业，金融证券业，生物产业和恶化产业。
1，就信息产业来看，可以说，信息产业是目前生产力领域最伟大的革命。信息产业的发展，在各个层面上都与西方文化的征服价值观形成了尖锐冲突，要求代之以东方和谐的价值观，在这方面人类的实践已经走在了思想前面。信息产业对人类命运的最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网络的发展使人类突破了时空限制，在信息和资源交换上把时空缩短为零。比如现在我们坐在这里开会聊天和我们跟大洋彼岸聊天是一样的，不再受时空的束缚限制。而最具震撼力是不仅信息交流突破了时空限制，资源流动也突破了时空限制，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高的伟大革命。以往社会中，如果把一笔资源从东京配置到美国那损失可太大了，现在鼠标一点马上就完成了，资源流动从最早的肩扛手抬，到后来的车拉马载，再到后来的火车、汽车、轮船和飞机，最后发展到网络，信息交换、资源流动，以及整个人类活动方式都在突破着时空的限制，其变化甚至超越了以往最神奇的神话想象。
第二，硬件的发展使人类突破了能力结构的限制，可以从事任何喜欢的活动。俗话常说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的能力的有限性就是分工造成的，人不可能掌握世界所有的技能。计算机硬件的发展，将会覆盖整个社会所有领域，所有领域都实现计算机管理，你只要会操作电脑，就可以适合任何领域，不再受以往技能的限制，人们想干什么不想干什么，不再由自己能力决定，而是由自己兴趣决定，从而使人能够摆脱旧的社会分工的束缚，实现人的自由发展。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消除旧的分工实现自由发展的物质基础正在形成，其实这才是人类真正的自由。自由是人类突破限制的自由发展，是人类社会每个成员都具有选择自己发展方式的社会原则，而不是少数社会精英对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自由剥夺。
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程恩富还有房宁同志的观点，自由和民主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自由和民主作为人类社会的具体组织方式，从来都是具体的，抽象的自由和民主根本就不存在。道理很简单，自由和民主在任何社会都是有条件有门槛的，不是所有社会成员都能跨过去的，比如言论自由、自由讨论，表面来上看好像是你秦晖老师和楼下那个看门人都有自由，都可以自由发表你们的言论，但是问题就在于这种自由的规则形成了很高的门槛，只有极少数学者名流能够跨过去，别说那个看门人跨不过去，甚至社会绝大多数人都跨不过去，就只能在门槛外边看着你享受自由，这个自由对包括看门人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就没有任何意义。
到目前为止的人类社会始终是一个规则社会，民主和自由都是有规则的，不是无规则的，甚至它们自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规则体系，这些规则的存在和变化是有分工决定的，以往社会分工决定了自由民主的局限性、狭隘性、阶级性和虚伪性，决定了只有极少数人有条件享受自由和民主，现在新型产业的发展正在突破分工的限制，开始具备了绝大多数人共同享受自由和民主的条件，我们就不能再搞西方式那种部分人的民主、集团内部的民主了，而必须搞毛泽东倡导的大民主，实现由集团政治向大众政治的转变。这个大民主大众政治，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试过一次，现在美国也开始了，中国试过是由毛泽东个人预见性决定的，美国能开始是由新型产业发展决定的，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建立了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的国家。
第三，软件的发展使人类突破了知识结构的限制，进一步实现了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过去马克思讲，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个自由发展的社会，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前提。很多人不理解，认为是乌托邦幻想，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讲的两个自由，是被中国知识分子骂的最厉害的两个观点了，一个自由是在工作上的自由选择和全面发展，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不再受分工的束缚;另外一个就是在婚姻上的自由选择，不再受物质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干扰，你想爱谁就爱谁。本来，完全按照你的主观爱好来选择工作和爱人，是马克思最伟大的两个人文思想，可是一直被知识分子骂作乌托邦。现在新型产业的发展，证实了马克思的科学性和预见性，证实了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超越所有宗教党派理想的最伟大的人本主义思想。
目前软件业的发展正在突破知识结构的限制，这是比突破能力限制的硬件革命更伟大的革命，软件业的发展将把所有学科知识都打包成随便选择的电脑软件，就象现在的外语软件一样，我们到中关村买一张外语软件光盘，到家花几分钟装到电脑上，走遍全球都不再有语言障碍。由于西方文化都是以逻辑体系知识体系方式存在的，最终都可以打包成软件，以后人们不再是把大好青春浪费在专业知识的长年学习上了，而是需要什么知识就选择什么软件，那才是真正的青春生活。西方文化的软件化是由它的逻辑体系特点决定的，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完全成熟了，都可以打包了，打包供人们随便使用。可见，最终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东方文化是发展的思想，西方文化是使用的工具。
2、金融证券业的发展，如果说信息产业是生产力领域的伟大革命，那么金融证券业则是生产关系领域的伟大革命，并且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更加深刻更加伟大。金融证券业的发展推动了资本的高度社会化，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形成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把整个社会联结成为统一的利益整体，消除了以往社会各个集团之间的利益对立和利益边界，奠定了大众政治最坚实的经济基础。人类历史上各个宗教各个党派关于世界大同的最高梦想都将在这场革命中变成现实，私有制和实体经济所造成的人类社会内部的利益对立，将被新的利益共赢模式所取代，从而彻底铲除人类社会所有罪恶的最终根源，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把人类相互残杀的历史“变成史前史”。
以往的实体经济时代为什么老打仗?道理很简单，就是实体经济的利益对立造成的，社会财富就那么就一碗水，张三喝掉李四就没得喝甚至会渴死，所以就拼命争夺，马克思曾经认为将来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以后就不会争夺了，现在看来是不对的。道理同样很简单，财富在任何时候都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财富增长再快也只能是以算术级数增长，人的欲望却是以几何级数增长，永远不可能停止争斗：自行车极大丰富了会去争夺汽车;汽车极大丰富了会去争夺飞机;飞机极大丰富了会去争夺飞艇等等，不仅不会消除争斗，反而争斗会越来越激烈。而资本的社会化和虚拟经济的关键，就在于找到了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现在的股市就是典型，大家的钱都投进了股市，无论你是穷人也好富人也好，左派也好右派也好，只要股市上涨就赚钱，股市下跌就赔钱，社会形成了共同利益。这就是无论股民思想多激烈都不愿意上街游行的原因，一游行股市就下跌，大家都赔钱，没有赢家。
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爱国主义最强烈、舆论最一致的国家，也是这个原因。美国老百姓手里的股票市值有11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总产值，目前道琼斯指数上涨一个点，美国老百姓的财富就增加十亿美元，如果跌一个点美国老百姓就损失十亿美元，这形成了美国社会的共同利益，这就是美国富人穷人能够共同对外的经济基础。美国政府之所以能成功运用谣言发动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原因就在这里。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的谣言，就是散布南斯拉夫国内到处都是十万人以上的万人坑，美国再不军事介入老百姓就被杀光了;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谣言，就是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今天这个网络如此发达的信息时代，戳穿这个谣言很容易，为什么整个美国无论富人还是穷人，都愿意接受这个谣言?就是资本的社会化和经济的虚拟化形成了美国人的共同利益，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美国老百姓从这两场战争中获得了巨大投资收益。
科索沃战争之前，美国股市长期盘整在万点之下，几次欲突破就是上不去，“久盘必跌”的风险威胁着整个美国，随着科索沃战争枪声一响，道琼斯指数呼啸而过轻松地跨越了万点大关，整个美国一片欢呼。伊拉克战争同样如此，当时美国股市大调整，道琼斯指数下跌三分之一，由11000点左右下跌到7000点左右，纳斯达克指数更是跌去了四分之三，可是伊拉克战争一打响，美国股市立刻返身向上，不仅立刻结束了调整，还超越前期创出了历史新高。局部战争和动荡(当然是别人的动荡)，已经成为美国股市最强烈的兴奋剂，只要枪一响就赚钱，《智取威虎山》中有句话“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现在美国股市则是枪声一响，黄金万两。按照点数来计算，科索沃战争给美国老百姓带来了3万亿美元的投资收益，伊拉克战争带来了4万亿美元的投资收益，所以在美国老百姓看来，南斯拉夫被美国炸死的那一万多人，伊拉克被美国炸死的那15万多人，死的还是很值的。
现在，虚拟经济不仅能够实现一个国家内部的共同利益，甚至已经超越国界，正在把许多国家联结成为一个统一整体，欧盟就是一个典型，正在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可见，美国那种国家内部形成的利益共同体是第一步;欧盟那种区域利益共同体是第二步;接下来第三步将是整个世界利益的一体化，虽然这个过程将会十分漫长，但是毕竟已经形成了发展趋势。利益的一体化，发展的双赢格局，才是人类社会最终解决彼此争斗的一个最根本的条件，这也是21世纪人类最辉煌的前景。可见，经济虚拟化的最大影响，就是解决了实体经济时代不可能解决的生产资料占有问题，虽然人类所有的罪恶都根源于私有制，但是公有制又不能一人一份，只好委托国家代表老百姓管理资产，可是没想到这个代表把一切都拿走了，老百姓仍然是一无所有。现在好了，股份制通过经济虚拟化和资本社会化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
3、生物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生物产业特别是基因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同西方文化形成了尖锐冲突，并且这种冲突的后果相当可怕，一旦基因技术按照现代商业模式用于社会生活，势必把以往社会中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阶级差别变成物种差别，后果不堪设想。一个士兵经过奋斗可以成为将军，但一只猴子无论怎样奋斗都不可能成为将军，就是物种差别决定的。所以当初美国总统克林顿和英国首相布莱尔签署共同声明，要阻止基因技术进入专利市场，是相当伟大的举动，可惜在美英两国垄断资本的联合打击下失败了，联合声明最终被各自议会所否决。另一方面，基因技术的发展，又为彻底消除人与人之间一切智力体力方面的贫富差别，提供了技术基础和物质条件，同时还将彻底改变古往今来以破坏自然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和双向完善。文化产业的发展，将改变西方文化把幸福完全理解为物质占有关系的幸福观念，把被颠倒了的人与物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推动人类社会逐步摆脱异化状态，达到东方文化那种主客体统一的幸福观念，也就是各个宗教如佛教所说的那种“大自在大幸福”状态。
三，现代科学的发展证明了东方文化对世界的解释是正确的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探索宇宙世界的两条途径两种方法。东方文化走的是悟性发展道路，其非逻辑特性决定了它不适合学科化和学校化的传播方式，因而在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化时代呈现出逐步衰落的状态。西方文化走的是理性发展道路，其逻辑特性决定了适合学科化和学校化的传播方式，因而主导了世界几百年的发展过程。
东西方文化的这个不同特点，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越来越矛盾的社会现象：在一般知识分子看来，东方文化对世界的解释是错误的，只有西方文化对世界的解释才是正确的;而在牛顿、爱因斯坦、康德、黑格尔等大科学家大哲学家和一般中国老百姓看来，包括像索罗斯那些金融家看来，西方文化对世界的解释则是完全错误的。历史再次把最有文化的人和最没文化的人放在了一起，共同形成了与一般知识分子的对立。这种对立也使中国一般知识分子在宣传西方文化大师的时候，往往宣传的都是他们的知识发明，而故意掩盖他们的宇宙观价值观，而后者才是这些大师最伟大的贡献。这种“买椟还珠”式学习西方文化的方法，让中国人最终既丢掉了东方文化，又没有学到真正的西方文化，结果是邯郸学步、东施效颦，把中国变成了文化大沙漠。
以现代物理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的发展，则越来越证明了建立在牛顿经典物理学基础上的近代科学以及由此形成的西方文化的宇宙观价值观，对世界的解释是错误的，或者说至少是片面的不准确的，而以往被否定被忽略的东方文化的解释才是正确的。如果说新型产业的发展是人类社会物质领域伟大革命的话，那么宇宙观价值观的主导地位由西方文化向东方文化的转移，则是人类社会精神领域的伟大革命。而走在这一伟大革命前列的，则是分别代表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最前沿的现代物理学和证券投资学，这两大学科殊途同归地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就是用东方价值观来重新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并且还把人类数千年来越来越细化发展的分离的意识形式重新归于统一，甚至开始实现科学、艺术和宗教三大意识形式的统一发展。
单就宇宙观价值观方面来看，东西文化对世界的不同理解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本体论，发展观和认识论。
首先，就本体论来讲，即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东西方的回答是完全不同的。西方文化一直坚持单一论，要么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唯物主义)，要么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精神(唯心主义)。而东方文化则坚持统一论，认为世界本质即空即色、非空非色、色不离空、空不离色。如果说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在以前是一个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抽象问题，那么现在则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它决定着我们对人自身的认定问题，人到底是个物质动物还是个精神动物?它决定着我们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决定着我们对文革和改革的根本评价，甚至决定着每一个证券投资者投资方法的选择。现代物理学和证券投资学的发展，都在证明着东方统一论对世界的解释是正确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量子论中的“波粒二象性原理”和索罗斯的“反射理论”。
其次，就发展观来讲，即世界是怎样运行怎样发展的，东西方同样存在着不同的解释。西方文化认为世界是一个自发的发展过程，其间形成的物质特性是人们必须遵循服从的客观规律，如人类的邪恶贪婪自私等都属于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这也是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哲学基础。东方文化则认为世界是一个有着固定规则的自为的发展过程，发展过程中天人合一，道分善恶，心共佛魔，无论宇宙世界还是人类社会乃至每一个个人，发展都是一个弃恶扬善的不断完善的过程，既然道(即所谓规律)，分善恶，就不存在只能服从不能改变的道(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消除恶道弘扬善道的过程，人是行道的主人而不是道行的奴隶，这是东西方文化最根本的分歧。也是我们今天评价文革和改革的一个根本依据。
现代物理学和现代证券学的发展，都从各自角度证明了东方文化对世界发展的解释是正确的。它们都揭示了宇宙世界是按照美的固定法则运行的，美是宇宙万物最根本的组织法则，包括人的审美意识都是先天的，而不像其他知识那样是后天学习获得的，甚至连美本身的定义(简单，对称，和谐)都是由现代物理学提供的。可见，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决定着我们对社会发展方式的不同选择：是以美为主导，弃恶扬善，建立一个简单、对称、和谐的社会;还是像中国这30年来一样打着客观规律的旗号，尽其所能地释放邪恶，纵恶灭善，按照自然界野兽之间的丛林法则来改造人性消灭人性?这既是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选择，也是整个人类社会在世界一体化过程中面临的根本选择。
第三，就认识论来讲，即人类能否认识世界以及用什么方式认识世界的问题上，西方文化更是陷入了无法解脱的矛盾当中。熟悉西方文化的人都知道，西方哲学的典型特征就是三段论，如黑格尔的正反合、马克思的否定之否定等，但是唯独它的认识论却是两段论，认为人的认识只包括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由于理性认识无法把握事物的本质，这就必然导致西方文化的大师要么像康德那样走向“不可知论”，要么像黑格尔那样归于宗教，西方宗教之所以在价值观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就是在弥补理性认识的根本缺陷。
东方文化则坚持认为人的认识包括三个阶段：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和悟性认识，并且只有悟性认识才能把握事物本质。人对真善美的追求，就是认识这三个层次的不同任务：感性认识追求善，用来辨别善恶;理性认识追求真，用来辨别真假;悟性认识追求美，用来辨别美丑。从认识论的不同层次可以看出，美是事物的最高本质，由于理性认识无法把握事物的最高本质，才造成了康德对人的认识能力的困惑，黑格尔对事物多层次本质的困惑，而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任何一家都不会产生这种困惑，就是因为拥有悟性认识的概念。由于东方的认识论本身包括了对美的追求，不需要宗教来补偿，所以中国始终没有形成统一宗教的统治。这也是为什么同一个西方文化，在西方社会没有造成灾难，而在中国却造成巨大道德灾难的原因。
西方社会的宗教价值观，弥补了西方文化唯利是图的根本缺陷，阻挡了西方文化“理性人”的兽性化发展，维系了精神和物质、道德和经济的平衡发展;由于中国没有统一的宗教，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的理性化训练自然就变成了兽性化训练，再加上引入西方文化的知识精英，本身就是文化层面上的“文盲加流氓”，以至与很短时间内就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十分血腥的动物世界。为什么说他们是“文盲加流氓”呢?文盲是指他们没有东方文化知识和现代科学知识，流氓是指他们充当权贵富人的打手，支配中国30年改革的知识精英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除了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公式什么都不懂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另一部分是以法学家自称的讼棍，讼棍的法学充其量只能算作一种谋生的手艺，根本就不是文化知识，和街头擦皮鞋卖烤白薯的手艺没有任何本质区别。本来没有宗教约束的西方文化就具有兽性化特点，加上这些文化层面上的“文盲”的鼓噪，西方文化的弊端也就被推到了极端。
目前西方文化给中国造成的人文灾难，可以看作是明天世界一体化发展的一个缩影。经济的全球化正在把世界连接成为一个统一整体，但是在世界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整个世界不可能像今天西方国家那样，形成同一个宗教统治，世界会像目前中国一样形成多教共存的格局，多教共存的格局会使价值观形成真空状态，那么，失去宗教制约的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泛滥，势必如同在当今中国的泛滥一样，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灾难。可见，世界由单纯逐利的西方文化向能够融真善美于一体的东方文化的转变，是人类精神领域的一场伟大革命，是人类认识领域的又一次质的飞跃。如果说13世纪开始了人类认识形式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的阶段，那么21世纪人类认识形式则开始了由理性认识向悟性认识飞跃的阶段;第一个飞跃使西方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第二个飞跃将使东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在此，我们再次遇到了贯穿整个宇宙世界全部发展过程的那个神秘数列，难道这一法则同样也贯穿在人类精神文化发展领域?
四，腐败大潮席卷全球也标志着西方政治文明的衰落
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两个大潮席卷全球，一个是证券大潮席卷全球，一个是腐败大潮席卷全球，并且这两个大潮的兴起是彼此联系的，如果说证券大潮席卷全球带来了大众政治的革命，那么腐败大潮席卷全球则标志着集团政治的衰落。
西方文化最大的政治文明成果，就是它持续几百年的集团政治制度，也就是所谓民主制度，用资本集团的民主制度取代了王权专制，推动社会由集权政治时代过渡到了集团政治时代，这是西方文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但是，随着证券大潮席卷全球，资本的高度社会化导致社会开始进入大众经济时代，大众经济基础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西方集团政治制度形成了尖锐冲突，作为这种冲突标志的就是腐败大潮席卷全球。右派精英总是说什么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完全是胡说八道，台湾是典型的所谓民主政治，可是其腐败程度远远超过大陆，意大利曾经三届总理三百多个内阁成员全都是腐败分子，其腐败程度超越了任何一个集权国家。其实如果不带任何政治偏见来看，倒是集权国家腐败很少。回顾中国的发展过程看得更加清楚，中国的腐败恰恰是在民主法制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并且这种集团政治的民主法制水平越高，腐败就越严重，老百姓就越倒霉。
现代集团政治之所以会导致腐败，一方面，资本的高度社会化改变了资本的性质和构成，公共权益资本的比重越来越大，公共权益资本需要政府的保护，客观上加大了官员支配经济资源的权力，并且虚拟经济也导致了权力在财富分配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官员个人捞取私利越来越容易。另一方面，经济的高度虚拟化和现代金融隐匿运行的特点，在客观上决定了侵权越来越容易，维权越来越困难，甚至维权根本就不可能实现。道理很简单，维权者根本就拿不到侵权者违规违法的证据，比如股票交易所只接受省市级以上司法部门的取证调查，各个中介机构同样如此，特别是实体经济的犯罪证据是直接可见的，而虚拟经济的犯罪证据不是直接可见、个人能够直接掌握的，而是专业部门的一种鉴定和认证，这就使受害者在举证方面处于完全绝望的地步，同时也使侵权者和腐败者处于十分安全的地位，腐败者会有种不贪白不贪，贪了也白贪的优越感和压迫感，甚至感觉此时不捞连老婆孩子都会认为自己是傻子白痴。腐败大潮就是这样形成的。
美国经济的社会化虚拟化程度最高，转变的压力也最大，所以美国率先开始了对集团政治制度的改革，主要是改四条，
一是无罪推定改为有罪推定。假定富人先天就有罪，从娘胎里出来就有罪，要证明自己无罪就拿出证据来，由富人自己举证以证明自己清白，证明不了就是有罪，不再由穷人举证了，因为穷人永远拿不到富人的证据，让穷人拿出富人欺负自己的证据，等于是法律宣布富人可以随便欺负穷人。中国精英为什么拼命咒骂文化大革命搞有罪推定，为什么打着民主法制的旗号把西方正在废除的无罪推定搬到中国来，就是因为这个法律原则保护富人欺负穷人。
二是人民陪审团制度，法官判案改为陪审团判案。不仅由富人自己拿证据，并且富人有没有罪不是由法官决定，而是由陪审团决定，为了防止法学精英组成陪审团欺骗老百姓，陪审团成员不是由法学专家组成，而是在全市范围内按照身份证号码临时抽签产生，陪审团成员不需要具备任何法律知识，就按照天理良心去判断有罪还是无罪，是典型的法盲判案，由于法盲是根据天理良心去判案，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保证法律和道德相统一，避免法律由于和道德相对立最终失去合法性。这项法律改革对权贵富人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所以中国知识精英绝口不提类似法律，好像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个法律制度。
三是惩罚性赔偿。赔偿分为事故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两种：事故性赔偿根据实际损失赔偿，穷人富人都一样;惩罚性赔偿则根据有没有道德因素来决定，如果有财大气粗故意欺负人的因素，就启动惩罚性赔偿机制，惩罚性赔偿原则上就一条，让富人破产。你富人不是觉得有钱就可以欺负人吗?那好，通过惩罚性赔偿马上就把你变成穷人，把你的财产赔给对方，对方就成为了富人。有没有道德因素谁来决定?也是由陪审团决定，由一般老百姓决定。
四是新型律师制度。遇到穷人和富人打官司，由法院
指定律师，律师费从最后赔偿金额中提成，由于惩罚性赔偿数额相当大，如通用汽车案最后赔偿额高达43亿美元，一下子就把全国最好的律师都吸引到穷人一边来了，都想通过打垮富人发大财，相反富人倒很难找到好律师。特别是陪审团制度决定了律师的任务不再是钻法律空子，而是想尽千方百计去在道德上感化陪审团，这就保证了律师的作用不仅是维护法律，更重要的是维护道德维护正义。通用汽车案受害者的律师，就是用情感、道德和正义的力量战胜对方的。这种机制把律师本身也变得逐步高尚起来，所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家大部分都是律师出身，选举时律师身份容易得到老百姓信任。中国改革精英打着民主法制旗号，建立的这套背离人类政治文明进程的法律制度，不仅害苦了穷人，也害了中国的律师，把律师扭曲成了没有任何道德良知和正义感的温文尔雅的流氓。
上述特征就是由集团政治向大众政治转变在法律方面的一些表现，虽然这些制度形成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但是其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则来源于东方来源于中国，具体说是来源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十年文革探索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约束权贵富人的政治法律制度，只是“历史上所有伟大的事物第一次都以悲剧形式出现的”，我们的探索还没有来得及制度化，主席就逝世了，随之而来的阶级报复把所有一切大众政治的探索都“全盘否定”打入地狱，再加上改革精英持续数十年的妖魔化，我们最终距离人类政治文明越来越远，现在看到我们当初探索的政治文明之花，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结出了大众政治之果，反倒感觉十分新奇。好在历史已经开始证明我们中国当初的探索是正确的，这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政治文明进程的伟大贡献，也是东方文化对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伟大贡献。所以我们说中国21世纪的崛起，东方文化的伟大复兴，绝不是中国人单方面的自大自恋，绝不是中国人单纯的主观愿望，而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一部世界发展史，不断崛起不断衰落，这个潮涨潮落的过程其实就是人类自我更新的过程，21世纪的中国崛起和东方文化复兴，同样是人类自我更新过程决定的。
人类自我更新的方向和东方文化的性质，决定了中国崛起与以往大国崛起具有完全不同作用的本质区别，以往历史上所有大国崛起，都无一例外地是建立在征服和欺凌其他弱小国家的基础上，中国的崛起将彻底终结这一人类的悲剧历史，为整个世界提供一种和谐共生的共同发展环境。这不仅是中国人的承诺和愿望，而是由和谐共生的东方价值观决定的。可以说，与以往历史相比不同的崛起方式和崛起后的和谐的世界格局，将是21世纪中国对世界的伟大贡献。所谓和平崛起不是指中国崛起过程或崛起道路一定是和平的(虽然我们做梦都在祈祷和平)，但是崛起后的中国一定能给世界带来和平。这就是中国崛起对整个世界的伟大意义。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崛起还将要经历一个浴火重生的过程，我们不愿意谈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又不能不谈到这一点，“非兵不强，非德不昌”，一个崛起的国家，必须是一个能够把崭新文化带给世界的国家，而不可能是一个把坑蒙拐骗伪劣假冒带向世界的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崛起之前必将还有一个浴火重生的过程，况且现在中国自身还处于被肢解的危险之中。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无论中国能否跨过眼前的劫难，最终都不会改变东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全面复兴，即便中国真的被肢解为许多小国，东方文化也仍然会复兴为世界主导文化！只是作为中国人，我们一定要争取中国崛起和东方文化复兴同时实现，为此我们不惜牺牲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