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暴动：当人们反抗种族主义时
（华中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中心 孙宏明 编译）
5月27-28日，明尼阿波利斯市发生了反种族主义暴乱。在2020年阵亡将士纪念日，4名明尼阿波利斯警察残忍地杀害了乔治·弗洛伊德。杀人视频迅速传遍了世界各地。5月26日，约2万人在明尼阿波利斯游行，但他们遭到了警察的暴力回应，包括发射橡皮子弹和投射催泪瓦斯。第二天，该市爆发了一场反对种族主义警察的全面暴乱。在撰写本文时，明尼苏达州州长已经召集了国民警卫队来帮助镇压正在进行的暴乱。
萨姆·马西(Sam Marcy)是20世纪下半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斗士，这篇文章是他在1992年5月洛杉矶反种族主义暴乱期间，在殴打黑人司机罗德尼·金(Rodney King)的警察被无罪释放后写的。文章阐明了公司媒体和政客试图掩盖的这些反对种族主义国家暴力的民众暴乱的革命意义和阶级特征。文章的具体内容如下。
洛杉矶暴乱的残酷镇压为解释资产阶级民主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经典的例子。而暴乱中的统计数字最有力地说明了这种关系。
截至5月5日，仅洛杉矶市就有12111人被捕，而且人数还在上升。受伤人数已达到惊人的2383人。其中，数百人伤势严重。因此，目前的死亡人数无疑将会继续增加。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从市、州和联邦政府积聚的镇压力量来看：8000名警察、9800名国民警卫队(National Guard)士兵、14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1800名陆军士兵和1000名联邦执法官。(美联社，1992年5月5日)
归根结底，马克思主义与一切形式的资产阶级社会学有一个最根本的不同之处：一切资产阶级社会学说都是为了掩盖和隐藏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掠夺性阶级特征，有时甚至以最可耻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不仅以最清楚、最尖锐的方式揭示了当今资产阶级社会不断分裂的对立，而且还揭示了它们的基础即少数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资产阶级社会学拒绝承认社会被分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民族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这一事实。剥削和压迫的基础是某群体所拥有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个群体控制着当代社会重要命脉，且本身的数量在日益减少。这个群体就是资产阶级和统治阶级。而轴线另一端则是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是一切巨大财富的创造者。
物质财富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大幅度增加。但是，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占有工人生产的绝大部分财富，而越来越多的人处于贫困之中。
奉承“人民”
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对“人民”充满了溢美之词，特别是在像当今的美国这样的议会选举时期。每一个资本家政客都用会令人厌恶的恭维话来拥护“人民”。在资产阶级最需要人民的时期，例如许多掠夺战争时期，人民就是一切。的确，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感情，从来没有像在面临最大的危难时刻那样强烈。
但是，当人民即那些手无寸铁的群众在同资产阶级的可怕的警察和军事机器进行全面斗争的时候，他们就什么也不是，甚至连人也不是。洛杉矶暴乱难道不就能证明这一切吗?
再多的赞美，再多的奉承，也不能代替不断致使社会分裂的清晰的阶级划分。
对于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来说，群众是历史的客体。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证明，群众又是历史的主体。在群众是历史的客体的情况下，他们被当作原材料来操纵，以达到统治阶级剥削的目的。他们只有在群众革命运动中浮出水面时，才成为历史的主体。
他们的崛起，就像在洛杉矶暴乱一样，被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称为历史的火车头。他们的革命斗争加速了历史的发展，使群众运动的真正性质显露出来。
笼统地谈论人民，而不通过宣传来揭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在参与掩盖事实。
对整个民族的压迫
要了解当代社会，最重要的是了解压迫者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关系。如果不首先认识到民族压迫的存在，即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全体人民的压迫，就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任何有意义的程度。这是当今世界现实最具特色的特征之一。
如果我们希望了解洛杉矶和美国其他主要城市发生了什么，就必须把这一概念放在首位。
这场暴乱及其镇压方式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在他的书《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中的论述密切相关，后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The State And Revine)中也对其进行了阐述。
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民主?
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学者，尤其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家，总是混淆两者的关系。他们经常把它们当作一个的现象来对待。事实上，民主与国家的关系是建立在形式与本质的内在斗争的基础上的。
国家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形式。一个国家可以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可以是君主制的，也可以是由军政府统治的。在现代社会，在即将进入21世纪之时，它还可能具有极权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形式。
无论它的形式如何，其实质都取决于哪个阶级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从而在政治上也占主导地位。当代社会就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统治。
资产阶级需要不同形式的统治
资产阶级不能仅仅依靠一种特定的国家形式来维持阶级统治。它不能仅仅依靠政府官员——甚至是那些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即便当他们是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帝国主义战争或资本主义危机，引起群众的骚动，资产阶级国家就很容易被革命推翻。
但是，国家不仅仅是许诺为全体人民利益而执政的官场。引用恩格斯的话，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具有“特殊的公共力量”的组织，这种力量不仅由武装人员组成，而且还包括各种物质附属物，监狱和各种专制机构。
国家的决定性的基本组成部分是武装部队及其所有的物质附属物和所有为他们服务的人员。最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监狱，其目的是假装以某种嘲笑的方式对人民进行改造时，破坏数百万最受压迫的人民精神。同时所有最现代的手段，包括精神上和身体上的都被用来打击和贬低那些被监禁的人的品格。
这些专制的机构，这种公共力量，对手无寸铁的被压迫和被剥削的群众显得如此无所不能。但是，当涉及到监禁那些受到优待的个人，特别是那些违反资本主义法律规范的非常富有的人的时候，它又是绅士和人道的缩影。
总的来说，洛杉矶暴乱表明，民主是掩盖资本主义国家压迫性的一层面纱。国家在任何时候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武装起来的人们组成的特设机构的目的是保障、保卫和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
国家的发展
恩格斯解释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随着阶级对立的加剧，国家，也就是公共力量，也会越来越强大。
恩格斯说：“我们只需要看看我们现在的欧洲，在那里，阶级斗争、敌对和征伐把公共权力搞得一团糟，以至于有可能毁灭整个社会，甚至国家本身。”
这篇文章写于100多年前，指的是军国主义的发展。阶级和民族对立的激化，甚至导致为镇压国内平民和在国外发动帝国主义冒险战争而雇用的文职和军事人员的拨款越来越多。
国家的发展与阶级和民族对立的发展成正比。民主不过是一种掩盖资产阶级国家掠夺性阶级特征的形式。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军国主义和警察部队的稳定和持续增长最能证明这一点。
统治阶级不断培养种族主义来保持工人阶级的分裂，以维持其统治地位。在国内和国外一样，情况也是如此。五角大楼和国务院在全球范围内的政策蓄意刺激了种族主义和民族压迫的力量。
马克思主义暴力观
在工人和被压迫人民的各个斗争阶段之后，随之而来的都是意识形态斗争，即人民群众应该采取什么方法才能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中解放出来。总有一些人放弃暴力，同时尽量减少在统治阶级初期使用暴力。他们口头上谴责它，而实际上却把它掩盖起来。这正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诚然，事实上，他们轻松承认对罗德尼·金殴打案的判决是错误和不公平的。但是，他们用更为响亮的声音强调“群众不应该走上街头，自己动手解决问题”。他们对统治阶级的暴力行为的谴责是温和及含蓄的，最重要的是，这是一种虚伪的、纯粹的形式。而当接下来的事情实际上是对群众的谴责时，站在争论双方的立场似乎是一种不妥的行为。
在资产阶级走投无路的时候，在群众突然起义的时候，资产阶级最热切的想法的就是放弃暴力。它使人联想到关于群众中有少数人不守规矩的各种谎言和骗局，而大多数人是守法的。
马克思主义在这里再次突破了这一切。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的观点源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首先，它区分了压迫者的暴力和群众的回应式暴力。仅仅是能够以这种方式表达出来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与令人厌恶的资产阶级对非暴力的赞扬划清了界限。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指出群众从来没有在非暴力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真正的飞跃。胆怯从来不会成为历史。
事实上，如果大众所追求的摆脱压迫和剥削的目标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话，马克思主义者确实更喜欢非暴力的方式。但是马克思主义解释了阶级斗争的历史演变，以及被压迫民族反抗压迫者的斗争。
革命、武力和暴力
正如马克思所说，“暴力是每一场伟大革命的助产婆。”这就是马克思从对整个阶级斗争的研究，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
没有一次伟大的革命是在没有武力和暴力的情况下发生的。而且，压迫者包括统治阶级和压迫人民的民族，总是最容易在群众刚刚抬头的时候就使用武力。
在欧洲的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中，这个新的潜在的统治阶级利用群众来同封建地主进行斗争。然后，当群众抬起头来为自己的解放和资产阶级斗争的时候，他们却遭到了最可怕的、最彻底的暴力。从1789年和1848年的革命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整个欧洲历史都充斥着这样的例子。资产阶级一旦在国内驯服了无产阶级，难道就不再通过其庞大的军事舰队使用武力和暴力来更有效地剥削和镇压世界上许多不发达的国家了吗?
伊拉克是近年来遭受最暴力、最具种族灭绝性的军事攻击的国家，它已经开始代表洛杉矶和其他城市陷入困境的民众，主动向联合国安理会(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提起正式申诉，这一点非常具有启发性。伊拉克呼吁该机构谴责和调查这方面事态发展的性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安全理事会主席认为有义务接受这一控诉。甚至连美国代表也没有表示反对。
1871年对巴黎公社的镇压和1992年对洛杉矶群众革命起义的镇压有多大的区别?残酷的镇压只在规模上不同，而在本质上没有区别。虽然在洛杉矶，似乎只涉及到民族压迫，但事实上，它源于对非洲裔美国人的阶级剥削，这种剥削可以追溯到奴隶制时代。
瓦茨和社会立法
瓦茨起义后，资产阶级做出了改善局势的崇高承诺。瓦茨、底特律、纽瓦克和其他叛乱确实赢得了重大让步，这些让步最终被颁布为法律。它们成为被压迫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暂时改善的基础。
如果不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暴乱，包括平权行动在内的任何进步的立法都不会获得通过。然而，在瓦茨暴乱近30年后的今天，民众更加贫困，镇压也比以前更严重。随着种族主义和经济条件的恶化再次站稳脚跟，胜利的果实已经枯萎。
资产阶级的政客们又一次企图用无休止的改良承诺来安抚群众，而这些承诺永远不会有结果。这引起了群众的强烈反感。引发一场革命抗议风暴的仅仅是因为发生了一件事，就像被操纵的陪审团做出了释放了罗德尼·金(Rodney King)殴打案中的四名警察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裁决。
如果革命措施有任何效力，这样的情况难道不能证明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是正当的吗?
更少的工人，更多的警察
有趣的是，技术无处不在地取代了劳动力，减少了人员数量。
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希望，仅仅通过技术和工业进步的发展，机械化和自动化的提高，就能为人民群众的福祉做出贡献。现实再次表明，这是一个空洞的笑话。事实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更高级、更尖端的技术的发展，不仅不利于群众的福祉，反而使群众陷入更大的痛苦之中。
总的趋势是什么?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尖端高科技的发展，减少了工业和服务业雇用的工人人数。极大地减少了各个领域的工人数量。
但在警察队伍中却盛行相反的趋势。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警察曾经徒步在街上巡逻。以前也许他们用公用电话与总部联系。如今，他们装备了先进的装备。他们要么骑摩托车，要么坐警车或直升机。并且，他们用无线电通信。
所有这些都应该导致警察数量的减少。但这种趋势恰恰相反，镇压力度反而加大了。这与工业生产力的发展是不相适应的。他们的发展是与民族对立的发展，与种族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普遍的反劳工攻势相适应的。
在洛杉矶，资产阶级被迫调来联邦军队以协助市州当局。美国军队的社会构成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代表。在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特别是步兵，黑人和拉丁裔士兵是占多数。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美国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对伊拉克发动技术战争，因为他们担心黑人和拉丁裔士兵的多数优势最终会导致灾难性的叛乱;他们可能会拒绝为了阶级敌人的利益而同他们的兄弟姐妹进行战争。这就是为什么武装部队从来没有真正地投入到那些一开始似乎是迫在眉睫的地面战争中去
在洛杉矶，当地警察和州警察力量不足。仅仅是因为群众没有武装，资产阶级才能够镇压真正的暴动——革命暴动。
自发性和意识
正如马克思所说，这样的起义是群众的节日。随之而来的危害远远超过了将斗争水平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面这一事实。宪兵造成的创伤将会愈合。而我们将吸取的教训是：自发性起义必须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加以支持;以及领导人和群众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任何有生存能力的阶级或国家都不能指望仅靠自发的斗争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发性作为一种社会斗争的要素，必然会产生它的对立面：领导和组织。并且这种意识将不可避免地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