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北大副校长说得好，要想十几亿中国人民守法，政府要带头守法。政府是政统、法统和道统的代表。作为道统的代表，就是要成为道德上的表率，凡是要求老百姓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至少是在口头上表面上要做到。否则就失去了道统代表的资格，失去了道义合法性。平常我们讲的政府合法性，主要就是指道义的合法性。
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把官员称为父母官，把老百姓称为子民。就是要让官员像父母对待孩子那样对待老百姓，在道德上起教化和模范带头作用，在行动上起到一个约束和保护作用。而不是仅仅让老百姓单方面顺从。老百姓顺应政府的前提，是政府顺应天道;如果政府不顺应天道，老百姓就就可以起来替天行道。为了保证这一点，在县衙门口挂一面大鼓，只要老百姓击鼓喊冤，县官就必须升堂，并且必须是当着老百姓的面公开审判，就像只要孩子喊冤，父母就必须当着孩子的面处理一样。而不像今天这样，谁敢在政府门前击打喊冤，轻则会被驱离或抓走，重则有可能会被当恐怖分子当场击毙。
为了保证政府的道统形象，中国封建社会专门制定了“知法犯法，罪加一等”的规则，以及“不知者不为罪”的量刑参考。“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决定了同样的违法犯罪，对官员要罪加一等，处罚重于百姓。因为官员知法犯法的危害，要远远大于一般百姓，所以要加重处罚。而不像今天这样，同样违法犯罪，对官员的处罚比老百姓要轻。比如非法占有同样数额的财产，放在官员身上只是处分和撤职的，放在老百姓身上则可能被判刑入狱。因为前者叫贪污腐化，后者叫刑事犯罪。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封建社会所说的法与当今西方国家所说的法一样，并非是指中国人民大会堂和美国国会山举手表决的法律，而是指人民大会堂和国会山举手表决时所依据的道德。道德才是制定所有法律的最高法律。在中国这个最高法律叫天道天理，在西方国家这个最高法律叫自然法。可见古代中国和现代西方国家所讲的法治，是指作为民间道德的自然法，而不是人大代表和国会议员制定的社会法。只有当今中国才把社会法当做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依据。
而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官民关系则比中国封建社会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由量变到质变的伟大飞跃，官员和百姓之间不再是封建社会那种父母官和子民的关系，也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那种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而是变成了勤务员和主人的关系。官员成了人民的勤务员，人民成了官员的主人。各级官员要直接受老百姓的监督和约束;各级政府除了中南海之外，老百姓随便登个记就可以进去;各级官员老百姓看不惯，随便一张大字报就可以贴到墙上，而官员撕掉大字报则属于违宪行为，老百姓可以直接进行批斗。
不仅在管理上，包括在日常生活上，老百姓的地位也优于官员。我曾当面听煤矿文工团著名歌唱家邓玉华讲，在经济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她在人民大会堂遇到周总理，周总理问她有没有下煤矿演出，煤矿工人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她告诉周总理，煤矿工人上井后最想喝的就是白酒，可是却供应不上。周总理当即就把与会的十几个部长叫到一起说：我周恩来可以没有酒喝，你们这些部长可以没有酒喝，但是我们的煤矿工人不能没有酒喝。当场就解决了煤矿工人的白酒供应问题，并且明文规定，只供应下井矿工，不包括企业干部和管理人员。记得邓玉华讲到这里声泪俱下，餐桌上所有人无不动容，全都放下了筷子。
大家可以想一下，在那样一个时代，会有人神共愤的王振华案吗?会有丧尽天良的律师陈有西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王振华案放在那时就是两个字：枪毙!如果陈有西放在那时仅凭老百姓的唾沫就能把它淹死。那个时代老百姓的吐沫的确可以淹死人，而不像现在你向陈有西身上吐口吐沫，马上就会承担法律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这也是王振华、陈有西这些人敢于公开伤天害理、丧尽天良的根本原因。陈有西作为中国法律党的主要成员，最为清楚当今中国司法改革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让坏人逍遥自在，让好人走投无路的法律体系，所以他才敢只身一人挑战天理人伦，挑战14亿中国人民!
可是为什么陈有西敢于只身犯险，挑战天理和人民?就在于政府放弃了道统身份，放弃了道德民心这个最高法律，放弃了维护公平正义的政府天职。法律应该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应该是天道天理的体现，一旦立法和司法违背了民心民意，悖逆了天理人伦，政府就应该出面干预，就像当年台湾蒋经国那样，哪怕是不惜动用军队，也要解决司法系统的腐败问题。如果政府自己不加干预，又以武力禁止民众干预，任凭那些罪恶之徒打着“司法独立”的旗号为非作歹，那就会形成恶法治世的最可怕后果。恶法治世，不如无法。倘若无法，好人还有机会与坏人奋力一搏;而恶法治世，好人就会像被王振华残害的那个9岁小女孩一样，连一句喊冤的机会都没有。
可见能否依法治国，关键在于政府能否维护道德民心这个最高法律。如果能则是良法治世，如果不能则是恶法治世。而判断良法恶法的唯一标准就是民心民意，就是天道天理。
2020-06-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