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18年，中专生毛泽东进入了中国最高学府。
北大。
当然，不是考进去的。
而是“走后门”进去的。经过其恩师、后来岳父杨昌济的介绍，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给毛泽东安排了一份工作。
这就是著名的，北大图书馆助理员。
请注意，很多人经常说毛泽东是图书管理员是不准确的，他只是助理员，主要工作就是登记借阅报刊的人的姓名。
没办法，以当时毛泽东的学历和名气，在北大这样的地方，也就只能找到这样的工作了。
要知道“学历歧视链”不仅我们现在有，民国时期可能更严重。
后来的沈从文进入北大的时候虽然名气已经很大了，但因为学历低，还是被教授们各种瞧不起。西南联大的时候，有一次遇到空袭，大家都跑，沈从文也跑，刘文典看了勃然大怒说：
“陈寅恪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保存《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文化火种，可你这个该死的，什么用都没有，跑什么跑啊。”
文人相轻起来，才真是可怕。
北京大学是高学历者聚集的地方，而毛泽东的第一学历。
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历应该算是：中专。
在“唯学历论”的风气下，区区中专学历的毛泽东自然不受待见，只有在缄口不言时他才能去听讲座。
一次，他斗胆向著名学者胡适提问题，胡适却因为毛泽东不是注册的学生而拒绝回答。
在后来与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还提到过自己在北京大学时期的经历：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不把我当人看待。
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是的，“唯学历论”并不是现在才有，至少在100多年前就有了，只是很多人在这种风气下就认命了，自己否定了自己。
而毛泽东没有否定自己，他很清楚有些东西比学历更重要。
重要的不是外界怎么看你，而是你自己怎么看你自己。
从后来的结局来看，这个当时并不起眼，没有任何过硬的家世背景，又不能拼爹的中专生，在未来却一路超越名牌大学毕业生、留洋博士、北大教授甚至首富女婿大总统，为什么成为了主导中国命运的那个人呢?
这个问题值得每个人深思。
2
要衡量一个人的知识含量，真的完全看学历吗?
有很多人一直有误区，他们的意识里有这样的公式：
掌握知识多=考试分数高=取得学历高=个人能力强=社会地位高
我想起了一部电影，由“印度国宝”阿米尔汗主演的《三傻大闹宝莱坞》，里面有这么一段令人喷饭的剧情：
“学霸”查托考试分数一直非常高，但他只知道死记硬背，不求甚解。由阿米尔汗扮演的兰彻为了挽回室友拉朱，也为了让大家看到这种“死记硬背学习法”的弊端，决定捉弄一下查托。
他用计调开了查托，并在查托的演讲稿里做了手脚，查托果然中计。
在教师节当天，查托作为学生代表上台演讲，本意是歌颂帝国理工大学的校长，可他把“善诱”念成了“色诱”，把“财富”念成了“乳房”，又把一首梵文诗念成了“屁之歌”......结果台下一阵阵的爆笑，查托和校长都当众丢脸。
如果读书只是为了把脑子里的死知识生搬硬套的写到试卷上的话，那我们还不如一个U盘呢。
这就引申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读书是为了什么？为了取得高学历，还是为了学以致用？
这个问题存在着巨大的争议，甚至在党史上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最典型的就是毛泽东和博古。
若单比学历高低，博古绝对甩毛泽东几条街：他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背诵起苏联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简直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他刚回国进入红军队伍时，马上就被委以重任。
这就像是那个连大学生都难得一见的时代，如果县城里来了一个拿着国外知名大学EMBA博士学历的留学生，那还不全城轰动?
翻开史册，我们就可以看到党史上着墨博古最多的时期，也正是毛泽东被排挤出中共领导层的时期。
你毛泽东是什么学历?中专。
你毛泽东有留过学吗?没有。
你毛泽东去过苏联吗?没有。
行了，你别在那里balabala，没人听你的，听话照做就行了，否则就撤销你一切的党内职务。
行军打仗，怎么能听他毛泽东搞游击战的那一套呢?一定要学习苏联经验。
怎么打?阵地对阵地，堡垒对堡垒!
这样做的结局，咱们在历史上已经看到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长征的初期又是他的错误指挥，导致“湘江战役”中数万名红军战士牺牲......
事实上，毛泽东早已看出了博古的短板——只重书本里的死知识而不重社会实践。
早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前的1930年，毛泽东便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写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在随后的“遵义会议”中，中共中央领导层仔细总结了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一系列沉痛教训，毛泽东甚至拿“纸上谈兵”的赵括为例，来驳斥博古一连串照搬照抄苏联经验的瞎指挥行为。
遵义会议之后，博古退出了红军领导层，而毛泽东则重新进入了红军领导层。
为什么“低学历”的毛泽东在实战上强于“高学历”的博古呢?
众所周知，毛泽东对知识的渴求简直可以用“嗜书如命”来形容，爱读书的习惯贯穿了他一生。
若真论知识量，毛泽东不但能甩“高材生”博古几条街，而且绝不亚于当代任何名校毕业的高材生。
只是说，因为受限于当时的各种条件和环境。
毛泽东并没有太多机会一下子进入高学历的殿堂。
而且他自己也并不怎么看重学历，这种他后来对“办大学”的一系列说法就能看出来。他读书从来就不是为了考试、拿学历，而是为了指导实践。
事实上，毛泽东并不是没有提升学历的机会，早在他青年时期，他就有赴法国留学的机会，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海外镀金”，但他却主动放弃了这个其他人求之不得的机会。
在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钊的信中，毛泽东阐述了他不愿出国留学的原因：欲改造中国，有两件事是最为急迫的：
其一，是对中国历史上的治理经验加以系统地整理与批判；
其二，是做实地的调查研究，而这两项当务之急的工作，都不能在国外做。
在他看来，任何书本上的知识也比不上社会这本“无字天书”，而读懂这本“无字天书”的唯一途径，就是社会实践。
在《实践论》一书中，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人类认知“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而且重点指出认识不能脱离社会实践。
假如我们只懂得在试卷上生搬教条，即使考得了高分，获得了高学历，但知识不能活学活用，更不能指导实践，又有什么用呢?
3
那么，要评估一个人未来的成就，主要看什么呢?我认为主要看三点：
其一，一个人能获得多大的成就，要看这个人都多大的格局、志向。
在年轻时，毛泽东早已透露出了内心的远大志向，他曾独自伫立在长沙的橘子洲头，看着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时，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写下诗句：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每个人举手投足和字里行间之中，都透露出其格局和志向。
一个人的成就，永远超不过他的志向。
为什么诸如徐向前、林彪、陈赓、左权、萧克等从黄埔军校毕业的“高学历”军事将领，却愿意跟随毛泽东这样的“低学历”之人打江山呢?因为毛泽东的格局足够大，能承载他们的梦想。
你想有多大的成就，只有格局才是你唯一的天花板，而不是学历。
其二，一个人能获得多大的成就，要看这个人是否做对了人生选择。
这句话放在现在讲就是“选择大于努力”，包括高考之后，考生们选择什么样的学校，选择什么样的专业，都对未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高考之后的选择并不能100%决定我们日后的成就，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们将面临更多的人生选择。
刚刚提到了黄埔军校，但像张灵甫、胡琏、黄百韬、邱清泉、孙元良这些黄埔毕业的名将，学历不可谓不高，能力不可谓不强，可为什么最终却大败而归、惨淡收场呢?
答案只有一个：他们选错了赛道。
尤其在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早已失去民心，而共产党的人数却越打越多，战争的天平不可逆的倒向了共产党一边，这些身经百战的名将即便骁勇善战，又能奈何呢?
这些重大事项的人生选择，比学历本身更重要。
其三，一个人能获得多大的成就，要看这个人处于什么样的圈层之中。
毛泽东一直对李大钊心怀感激之情，他曾说过：
“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也正是经由李大钊的引荐，毛泽东才结识了陈独秀，认识到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之后又结识了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黄日葵、罗章龙、刘仁静等一批进步青年，形成了自己的圈层。
新中国成立之后，已经成为了国家领袖的毛泽东依然对自己青年时代的这段经历念念不忘。
他曾不止一次的说，自己后来的很多思想都来源于这个具有新思想的青年圈子，如果当年自己不走出韶山的话，那一定会跟其他农民一样被封建思想所禁锢，又怎么可能发动农民闹革命、翻身做主人呢?
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即便我们经历了高考，进入了大学，也依然会处于不同的圈子之中。
上大学后，沉迷游戏的同学会聚成一起形成圈层，将“大学”一词的英文“university”翻译成“由你玩四年”;热爱学习的同学也会聚成一起形成圈层，出现在学校的自习室中、图书馆中......
工作后，满足于朝九晚五的人会聚在一起形成圈层，谈论的是工资、待遇、五险一金、老板的脸色;那些有创业想法的人也会聚在一起形成圈层，谈论的是梦想、趋势、机会、资源......
不管你处于人生什么阶段，你都一定生活在圈层里，不管你是否意识到了，你的圈层在很大程度上都决定了你的思维，直至你的人生成就。
4
说了这么多，并不是否认了学历的重要性。
而是希望大家不要“唯学历论”，因为上大学就是为了拿个文凭和学历。
我经常说，当代社会学历就像一块敲门砖，没敲开之前砖很重要，敲开门了，砖头就可以扔了。
而事实上，如果你真的有本事，进门的时候也可以不用敲门砖，你可以打洞进去、翻墙进去、被人带进去、找人滑进去……
进入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八仙过海各凭本事，只要不违法、不越轨，你能走到多远、走到多高，考验的都是学历以外的东西。
所以，如果上大学只是为了混一个文凭是很没有意义的，但如果能利用好大学的时间，从各方面去提升自己，这才是大学的正确打开方式。
就像是1918年的时候，毛泽东的好友蔡和森在给毛泽东写的信里说的：吾三人有进大学之必要，可大可久之基，或者在此。
对于上大学，比学历更重要的又是什么呢？
我想了想，至少有这两点。
一是平等的接触信息的机会。
高考是一个相对公平的机会，让来自不同地区，有不同经历的人相处在一起，大家在相同的环境下共同学习，这尤其对于那些贫困家庭、边远地区的孩子们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公平机会。
李彦宏曾在“开讲吧”栏目中回忆自己的经历：他出生于山西省阳泉市，那里的信息相对闭塞，小时候因一次偶然的机会来到了省城太原市，发现那里同龄的孩子们接触到的书籍比他要多得多，让他很受触动。
毛泽东也有过相似的经历。他出生于湖南湘潭的韶山冲，17岁时才给父亲留家书一封，然后独自到省城长沙求学。
到了长沙之后，他才发现自己无论是见识还是知识都跟不上同龄人，只能从最低的年级学起。这并不是因为他天资驽钝，而是源于自己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很闭塞。
后来，他在劝说自己的二弟毛泽民来省城时说：“咱们家世世代代都窝在韶山冲这么个巴掌大的地方，脑袋上就顶着巴掌大的一片天，你不去省城见见世面，你能懂什么?”
现代社会虽说网络发达了很多，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影响变小了，但仍有很多需要耳濡目染的事物需要我们亲身经历。
相比于学历来说，大学教育提供给我们的环境更重要，它决定了我们的见识和习惯。
二是平等的社会实践机会。
相比于高中生活，大学生活会更加丰富多彩，给我们更多选择：我们可以参加学校的学生会，更早的承担活动组织工作;我们可以参加学校的社团，更早的接触到外界的社会活动。
这些经历，无疑是非常宝贵的，也是学历无法代替的。
对于“实践出真知”的重要性，毛泽东不但在《实践论》中反复强调，也是最好的践行者。
早在1917年，24岁的毛泽东就与好友萧子升穷游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并对当地的农民生活现状记载得非常清晰。
为什么他能对中国的农民状况掌握得一清二楚?就因为他做了足够多的实践，知道农民想什么、要什么。
1927年，34岁的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失败，退至文家市时，就已经意识到了攻打城市是死路一条，只能把战略重心放在农村。
为什么他遭到诸多党内的反对，依然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因为他做了足够多的实践，非常了解城市和农村的状况。
可以说，毛泽东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很多过来人都说“高考是自己知识储备量的巅峰”，高考之后很快就会忘记很多知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知识只是在“知道”的层面，而不是“实践”的层面，知道了也不一定会用。
也有很多人说“学到的知识都过时了”，质问“学习有什么用”。
比如说我们高中物理学习的电路知识、电学定律，那只是欧洲在几百年前的工业革命时期总结出来的，现在科技已经将电学相关的知识扩展到5G、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领域了，不知道已经更新换代多少次了，再学几百年前的知识不是落后了吗?
是的，在当今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一些知识只出现一两年就落后了，用背诵“死知识”的方法确实没用了，这也印证了毛主席在《实践论》里的说法：认知是随着实践而不断深入的，实践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因为知识和学历只能代表着过去，而信息和实践则代表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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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2020年突发的疫情让全国高考的时间延迟了一个月，但它终究还是来了。
每年的这个时刻，“高考”二字都会吸引全国人民的目光，因为它会成为诸多考生们未来命运的重大转折点。
写下这篇文章，不是为了否认高考的重要性，也没有否认高考有着重大的人生影响，毕竟对于每个刚刚成年的学生来说，高考只是我们人生“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未来的路还很长......
我只是希望，更多的人能跳出“唯学历论”的误区，将上大学简单等同于一纸文凭，将人生的成就简单地同学校好坏划等号。
1919年，“五四运动”拉开了全民族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序幕，北京的大学生们走上街头，开始进入历史的舞台。
很多人都知道，整个社会的思想风向已经变了，新一代的年轻人将改变这个时代，甚至有人预言未来主导中国命运的人就在北京的大学校园里，就在这群大学生队伍中。
张国焘、傅斯年、罗家伦、方豪、罗章龙......这些名字也确实写在了中国近代史中。但是，他们都不是未来主导中国命运的那个人。
那些预言者们只猜对了一半，那个未来主导中国命运的人当时确实就在北京的大学校园里，但他并不是大学生，只是一个中专生。
人生就像是一场马拉松，短期的领先或落后并不能决定最终的结果，重要的是你怎么看待自己，怎么规划自己的人生，心中怀有什么样的格局和志向，如何进行自己的社会实践。
今天就是高考了，到底给考生们送些什么祝福呢?想来想去，我觉得最合适的，就是毛主席曾经勉励年轻人时说的话：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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