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疫情重压之下，我国研究生教育再度祭出了扩招的法宝，试图以此应对严峻的就业形势。不过在18.9万人扩招的大手笔下，研究生教育的弊端也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八九十年代的“天之骄子”们，如今正被抑郁和劳碌困扰着。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一则对全国人大建议的回复信，信中提到，人大建议“改革我国对博士生、硕士生毕业考核体制，给予导师决定博士生、硕士生能否毕业的自主权，释放研发能量”，教育部对此将充分采纳。【1】教育部的这个举措，被媒体解读为决心“强化导师负责制”，进一步将毕业的决定权移交到硕导、博导们手中。
坦承来讲，人大的建议、教育部的考虑，并非无理。一方面，多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一直存在着过“水”的问题。2019年，北大博士毕业生翟天临在直播中，询问网友知网(国内最权威的学术网站
)是什么，引发了所谓的“学术门”。的确，拥有博士学位，却不知知网、论文是何物的翟天临，给中国教育打了一记结实的耳光。毋庸讳言，如今的青年学生中，确实有不少，是抱着混日子的心态，过完研究生两年、三年或更长时光的。这样一种教育的弊病，当然是要谋求革除的。
但问题正在于，人大、教育部给出的药方，即强化导师负责制，能否药到病除?答案且先存疑吧，不如让我们先来看看研究生导师制自身带来的结果。近年来，研究生不堪重负，迫而自杀的新闻，屡屡曝光。去年8月，浙大博士王某蕾在寝室内烧炭自杀身亡【2】;今年5月，中传硕士生黄静怡跳楼身亡【3】;就在前不久的9月19日，南京大学博士卓某也以跳楼的方式结束了生命【4】。
综合上述新闻报道，读者不难发现，无论研究生自杀者们的个人原因多么特殊，但舆论的矛头、亲朋的伸冤却总是指向他们的硕导、博导。在浙大王某蕾的案件里，博导戴某已是众矢之的，他曾亲手写下不再骚扰王某蕾的保证书，这是怎么洗也洗不掉的禽兽铁证【5】;根据黄妹的爆料，黄静怡的自杀，与学业无法完成、硕导不行方便多少有着联系【6】;至于9月自杀的南大卓姓同学，导师虽在表面上撇清了关系，但却解释不清卓同学为何要去参加所谓的“身心灵”课程【见4注】。
上述三位同学绝非个例，正如王某蕾案的相关问题下，一位匿名的知乎网友所爆料的那样，“同样985一流大学，同样是女博士，同样的遭遇。还没有到肢体接触的地步，我已经被逼迫地崩溃了。”在回答结尾，这位女博士甚至写下了“求学不为娼”的悲号。【见5注】
在部分导师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眼中，研究生自杀的唯一可解释原因，就是新一代年轻人的“心理脆弱”。他们自满于下述这样的解释，并从中获得一种“老成”的优越感：现在的年轻人，从小娇生惯养，一点儿波浪都经不起。我们当年吃过的苦，他们现在还能吃吗?这样的遁词无比荒谬，因为他们恰恰忽略了当代中国教育的最大现实：学术市场化。
学术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导师作为研究生连接外部资源的主要渠道，自然掌握着学生们的生杀大权。在市场逻辑的经年浸泡下，所谓资源互换、“平等”交易的观念已经深入导师们甚至是研究生的潜意识中——在导师看来，我为你提供学历、实习、工作，那么你理所应当地回报予我若干对等的东西。可那些还未进入社会的黄毛小子、黄毛丫头们能提供些什么“对等”的资源呢?答案不言而喻，男生最可能提供的是钱财，女生最可能提供的便是身体了——这也是为什么，研究生导师性侵频发的原因之一。
当然，尽管有着越来越多、也愈发触目惊心的导师性侵案曝光，我们还是不应将所有导师都捆绑在道德的火刑柱上烘烤。毕竟，敢于违反道德的衣冠禽兽还是极个别，也并非所有学生都是挨宰的绵羊。但是，隐藏在极端背后的，却也不是一派阳光和煦的春生景象，而是更加残酷的经济现实。
“产学研”一体融合，已是教育界最大的政治正确。在这种思路的指引下，学术变现，成为各行知识分子趋之若鹜的发财之道，尤以理工科为甚。举一例子，某博导教授想要拿科研基金、受企业资助，必得有所谓可应用的“学术成果”。而要有可应用的“学术成果”，必离不开大量实验、测算之类的基础科研工作。而科研类工作者培养成本高、劳动报酬高，又是大多数博导教授无法从劳动市场雇佣到的一类高端人才。那么钱不得不拿，实验不得不做，雇佣又雇佣不得，人从哪里来?只能从学生中来。由此，本是来求知、进步的学生，在学术市场化的洪流中，成为了替人打工的工具，赚着近乎没有的“工资”，却干着高端劳动力才能做的，极耗费精力的沉重科研工作。而本应教书育人的导师呢?不知不觉间，也成了资本家似的“老板”，他们贪婪地从研究生身上，榨取着剩余价值，美其名曰“帮助成长”，却不要脸地摘取着成长的果实。
研究生面临的“苦”是如此之重，已经不下于流水线工人。想想流水线上那些辛勤作业的工人吧，念及此种情形，还有谁能恬不知耻地说一句“心理脆弱”，就把问题搪塞过去呢?
论到此处，又会有人跳出来指责，“那像翟天临那样的研究生，不也大量存在?他们的‘懒惰’又如何解释?”
这同样是学术市场化的恶果。站在学生的角度看，上大学是为了更好就业。无论本科也好，硕博也好，文凭不过一张纸，若是对就业无作用，它还不如厕纸有用。本来，学习是为了取得知识进步，是为了投身社会建设、为劳动群众服务，可你若把学生都一股脑地投入到就业市场上去，把本该成为知识分子的青年变为雇佣劳动者，那么无怪乎学生如是想。拿翟天临举例，当他能在明星行业获得关注，那么请想，对他来说，知网、论文重要吗?因为这些陈年老朽才玩弄的东西，并不能使迷人的翟帅哥收割更多的女粉。换言之，社科、艺文学术，并非市场的需要，所以无论汪海林老师如何大声疾呼，翟天临们也不会对这种东西多留一心。
因此，回到开头的问题，想要解决研究生教育的弊端，呼唤什么强化导师责任，或是反其向而行，约束导师行为、强调可更换导师(实际上这是教育部强调的另外一个工作方向)，终归都只是在人身上下功夫，无济于事。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更换导师，诚然是个进步有限的好事，可在市场化的环境约束下，哪位导师能对学生宽容些呢?即便宽容了，又能够宽容多少呢?这是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要真想解决问题，还是应着力去市场化。现在备受追捧的西南联大受人铭记的原因之一正是那个年代有抗战的烽火，有救国的理想，唯独没有金钱的铜臭。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更是为我们展示了高等教育的另一种可能性。所谓的“学术市场化”，只是部分人满足私欲的幌子，而绝非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必须。
教育改革，应在更深、更广、更切实的制度上打进楔子，去改变资本主义市场逻辑在教育界构造的规范。如果不反市场，不反金钱，不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只弄人、只玩人，那么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就永远只能是字面上的理想，纸面下的肮脏了——它的这种肮脏，是以无数王某蕾、黄静怡、卓同学，还有那位“求学不为娼”的女博士的青春生命为代价的。
参考材料
1.http://www.moe.gov.cn/jyb_xxgk/xxgk_jyta/jyta_xwb/202009/t20200910_486921.html 教育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9546号建议的答复》
2.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760858 澎湃新闻《浙大一教授被指曾性骚扰女博士致其跳楼轻生，院系：缺乏证据》
3.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6451759510809416&wfr=spider&for=pc中国青年网《中传研究生跳楼身亡，疑因导师不同意送审论文》
4.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8798562626246579&wfr=spider&for=pc 三联生活周刊《南大跳楼女博士并非论文“一作”被导师抢，生前参加“身心灵”课》
5.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14969196/answer/1421123176 知乎：如何看待浙大某女博士生跳楼身亡(其母亲声称被其博导性骚扰)?如何避免此类惨剧的发生?
6.https://www.sohu.com/a/394760677_235700 搜狐网《中国传媒大学黄静怡家属曝光和薛燕平的回应原文!愿悲剧不再重演 》
7.https://m.newsmth.net/article/ROCCelebrity/6591 水木清华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