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球王”马拉多纳因病离世。我小时候我爸带我踢球、看球的时候，总是给我吹，他刚毕业在单位单身宿舍的时候，守着一个9寸小电视，如何见证了86年世界杯马拉多纳天神下凡。86年世界杯是我国全程电视转播的第一届世界杯，那一届星光熠熠也被称作“众神之战”，最后马拉多纳登上奥林匹斯山，成为了众神之王。所以老马在一代中国人心中的地位是无可比拟的，那是民众在足球领域“开眼看世界”后见到的第一尊神。也就是现在这些中老年人不用社交媒体，但也可想而知他们的震惊。
我刚刚写了悼念毛岸英烈士牺牲70周年的文章，所以对25日这个日期印象很深，在查资料的时候我又发现，卡斯特罗逝世于2016年11月25日，马拉多纳逝世于2020年11月25日。生前马拉多纳一直视卡斯特罗为偶像、导师与精神教父，想不到他最后与偶像在同一日病逝。我们唯物主义者不讲什么“冥冥中自有天意”，但是我依然很感慨，本来没有写这篇文章的计划，想一想还是写写吧。
拉丁美洲苦美帝久矣，马拉多纳也自然成为了一名反美斗士，在他身上纹着切格瓦拉、卡斯特罗的纹身，与拉美左翼领导人如查韦斯、马杜罗等私交甚厚，凭借其在足球领域的影响力，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吸血拉美的一面旗帜。
其实，在当今足球大范围资本化之前，足球是属于无产阶级的运动，带有鲜明的阶级色彩。现代体育是在两次科技革命中逐渐形成的。而现代足球的诞生，就是诞生于英国的工人阶级之中，是工人们工作之余放松娱乐的手段。既然工人阶级是现代足球之父，那么足球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打上了鲜明的阶级烙印。如今的欧洲足球众多豪门，都诞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著名工业区，如英国的曼彻斯特、利物浦、纽卡斯尔;德国的慕尼黑、多特蒙德(位于著名的鲁尔工业区);意大利的米兰、都灵。巴塞罗那也是西班牙最早的工业化城市。
正是因为足球鲜明的阶级色彩，最初的国际足球运动与工人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它的阶级出身决定的。足坛历史上最著名的左翼人士莫过于球王马拉多纳和曼联功勋主帅弗格森。马拉多纳与卡斯特罗、查韦斯的亲密关系是举世皆知的了，喷美国总统也是他的日常之一。至于弗格森，是坚定地反自由主义者，年轻时就屡有同情苏联的言论，在撒切尔去世后带领整个英国足坛拒绝赛前为撒切尔默哀。
曼联的死敌利物浦则有更鲜明的“红色血液”，利物浦被称作“红军”，这个“红军”可不是白叫的，利物浦教父比尔·香克利则是中国领袖毛泽东的狂热粉丝。1964年，在香克利的力主下，利物浦把白色短裤换成了一身全红，从此“红军”(Red Army)就成为了利物浦的代号。后来利物浦在香克利的率领下横扫英伦，香克利在市政厅外对欢庆的球迷说：“甚至毛主席都没有见过我们这支红军的力量”
在撒切尔去世后的几场比赛里，曼联和利物浦的主场每隔几分钟就爆发一次欢呼，因为撒切尔政府对于工人阶级的罪行从未被忘却——这恐怕也是曼联利物浦这对死敌的第一次“协同作战”，可见别管足球场上怎样斗个你死我活，政治利益还是高于一切的。
许多著名的同城德比、国家德比，都带有鲜明的阶级色彩。比如阿根廷最著名的两支球队——河床和博卡青年：博卡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重要港口，也因此集聚了众多码头工人，久而久之就成为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贫民区;而河床成立于工人阶级人口基数众多的博卡区，但是为了球队的发展搬入了富人区努涅斯区，也因此博卡区的球迷把河床视为叛徒。随着阿根廷的经济愈发低迷，贫富差距愈演愈烈，而阶级矛盾在球场上有了最充分的释放。每次阿根廷德比必爆发严重的球迷冲突，甚至于客队球员要罚角球、界外球时，都需要警察用防爆盾保护，以免被球迷掷出的杂物击中。
在这个例子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巴黎红星俱乐部和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虽然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有中东土豪入主，更是砸了2.2亿欧元买来了巴西球星内马尔，一时风头无两。但巴黎圣日耳曼是1970年才成立，巴黎最传统、最古老、最根正苗红的俱乐部是巴黎红星俱乐部。
“红星”，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是一个左翼色彩十分明显的俱乐部(同样叫这个名字的还有前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红星队)。巴黎红星俱乐部成立于巴黎市的贫民区圣旺，这里聚集着巴黎最底层的人民、北非移民、穆斯林后裔、吉普赛人，有着曾经世界最大的旧货市场，普遍认为“跳蚤市场”这一慨念就是来源于圣旺。巴黎红星的群众基础自然是广大的无产阶级。而红星俱乐部的创立者则是大名鼎鼎的儒勒斯·雷米特——世界杯，现在的奖杯叫大力神杯，以前的奖杯叫雷米特杯——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前国际足联主席、“世界杯之父”。
儒勒斯·雷米特就是那个年代体育界左翼人士的代表之一。1936年奥运会在纳粹德国举办，遭到了全世界范围内进步力量的抵制：美国人马奥尼、奥恩施泰因提出要举办“世界劳工体育大会”，与纳粹奥运会分庭抗礼;时任法国体育运动联合会和国际足球联合会主席雷米特也积极支持这一议题，并发表声明：“不再有法国参加柏林奥运会的任何可能性”。在世界左翼人士的努力之下，“世界劳工体育大会”定于1936年8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势必要与纳粹德国的奥运会分庭抗礼。7月，法、英、美、瑞士、瑞典、希腊等20个国家的运动员云集巴塞罗那，但这次可能会开创历史的“世界劳工体育大会”由于纳粹德国支持的西班牙法西斯政变的爆发而流产。
红星俱乐部也汇集团结了众多共产主义运动人士。例如红星球员里诺·德拉内格拉，他的弟弟是著名共产主义诗人马努尚。在纳粹德国入侵法国之后，兄弟二人加入了法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1944年，德拉内格拉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负伤，他给弟弟留下的遗言是：“谢谢红星队，再见了。”弟弟将哥哥的故事写进诗歌中，这位英勇的反法西斯战士和红星俱乐部也一起广为流传。
感慨一句，曾经，艺术，诗，体育，都寄托了反抗强权、追求自由、共产主义的政治表达。那真是一个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时代。我们所熟知的毕加索、乔治·奥威尔(没错，就是小资产阶级奉若神明的乔治奥威尔)、耶鲁达都是共产党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排头兵。
(白求恩、毕加索、奥威尔曾在西班牙内战中并肩作战)
我们再说回巴黎红星俱乐部。儒勒斯·雷米特和他的弟弟默德斯特创立红星时，提出了要用“巴黎公社”的理念创建一家纯粹的足球俱乐部，一直以来这一理念贯彻至今。隔壁的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比红星俱乐部晚成立了73年，其成立地点是巴黎著名的富人区，很明显他们的目标群体就对标着上流阶层和二战之后先富起来的中产阶级。
两家俱乐部的选择和阶级基础直接导致了它们的现状。巴黎圣日耳曼有中东土豪入主，在国内联赛一骑绝尘，更有国际第一线的巨星加盟;而一直拒绝资本入注、拒绝过分商业化的红星俱乐部目前挣扎于法国地区次级联赛中，他们的新主席曾提出了2亿欧元的注资方案，但是在球迷的抗议声中搁浅。
红星俱乐部的困境甚至能够折射出整个左翼运动的困境：在高度资本化、商业化、市场化的后现代社会，要么选择被资本异化，要么选择被时代抛弃。人们热情追逐着一掷千金、光鲜亮丽的巴黎圣日耳曼;而曾经的革命情怀、理想主义只能在地区级联赛中苟延残喘。
上世纪七十年代是一个很神奇的年代，二战后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不但工人阶级的境遇大为改观，更产生了一大批中产阶级和脑力劳动者。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发生了转变，从生产主导转变为消费主导，金融产业也开始扮演者愈发重要的作用。新自由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美国的里根、英国的撒切尔先后执政。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都开始了商业化、市场化改革(巴黎圣日耳曼也是在这个时期成立)。
1974年若昂·阿维兰热成为国际足联的主席，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从此国际足联开始大刀阔斧地商业化改革，而对足球的第一影响力从政治，逐渐转变为资本。同期的奥运会同样进行着商业化改革，同样获得了成功。
阿维兰热开始出售世界杯的转播权，与可口可乐、阿迪达斯、麦当劳等著名品牌合作，用其出色的商业头脑让世界杯成为了一个下金蛋的母鸡。但是巨大的利益随之而来的就是腐败。国际足联的腐败案每隔几年就曝光一次，我这里就不赘述了，看最近的新闻报道这几次曝光的腐败涉案金额加起来有一亿美元了。关键在于国际足联这个机构，不是政府机关，不是公司，没有谁去监管去治理它，那是真正的法外之地。最后还是世界警察出手了，美国FBI逮捕了许多国际足联的高官。不过美国人的举动也是为了政治斗争的目的，这不把人家高层清洗了一遍，世界杯归北美办了。足球弯弯绕绕，还是逃不开政治。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的作者，有“拉美鲁迅”之称的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其著作《足球往事》中，给国际足联下了这样一个精准的定义：
国际足联成了私有公司，公开向世界出售足球这一商品，所有商业运作和巨额收入都秘而不宣;控制俱乐部和世界杯的，不是别人，正是一个个私有垄断公司。
垄断的私有公司，可以说是对国际足联最好的概括了。曾经如雷米特这样左翼体育人士领导的足坛早已不复存在。《足球往事》中写到，从1970年代起，商标登上球场的每个角落，球员成为移动的广告牌，国际足联却禁止球员在赛场上公开声援绝食老师讨薪和码头工人罢工。这代表着国际足联与工人阶级的彻底切割。加莱亚诺继续指出：
足球不再属于球迷和球员，反而成了藏匿社会矛盾、躲避社会冲突的有效工具，也是不明资产和偷漏税收的藏身之所。今天的俱乐部是使用财富雇佣球员然后卖票表演的公司，在蒙骗国家、愚弄公众和侵犯劳工权利及其他权利方面，他们已经是驾轻就熟，还往往免于受罚。
(查韦斯向奥巴马赠送《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随着资本的涌涌而入和不断成功的商业化，足球的根基与工人阶级越来越远，曾经与工人运动密不可分的地方足球俱乐部，其斗争历史、左翼色彩已经变成了一种“朋克化”的异文化展示的存在。
左翼球员在如今足坛也逐渐变得孤立无援，例如当年意大利的年轻球员卢卡雷利，他毫不掩饰地公开自己对共产主义理念的支持，但在效力意大利U21国家队一场比赛进球后展示了印有切-格瓦拉的T恤，这个举动也让他被列入了意大利成年国家队的黑名单。左翼运动在足球中的困局恰好其实是左翼运动在全世界困局的一个缩影。
在资本构筑的美丽新时代，我们没有了无产阶级，只剩下了消费主义奴隶;我们没有了属于工人的运动，只剩下了资本的狂欢。共产主义重新回归于“幽灵”的状态，等待着下一个历史转折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