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对“始于作伪，终于无耻”来一个前情回顾——
此语出自严复（1854-1921）：“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严复分析学术作伪的危害：“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不徒赢政、李斯千秋祸首，至充类至义言之，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赢、李以小人而陵轹苍生，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后世其用意虽有公私之分，而崇尚我法，劫持天下，使天下必从己而无或敢为异同者则均也。因其劫持，遂生作伪；以其作伪，而是非淆、廉耻丧，天下之弊乃至不可复振也。此其受病至深，决非一二补偏救弊之为，如讲武、理财所能有济。盖亦反其本而图其渐而已矣！否则，智卑德漓，奸缘政举，虽日举百废无益也。”(《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页)（以上转引自北大新媒体：“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的出处，http://www.looooker.com/archives/1345）
本文将从现实和历史角度切入，列举并分析在汉语文化影响下，人们的语言、行为、心理、性格、人格模式、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方面为何作伪、如何作伪，为何无耻、如何无耻，进而挖掘汉语文化中的原点设定、通俗文化如何形塑人的言行举止，并最终形成“始于作伪，终于无耻”的历史和现实。
先从语言的角度来看：作（做作，no zuo no die），装（装B，装腔作势，装模作样）,假（假惺惺，假装，假模假样），伪（伪军，伪政权，伪娘，伪君子，假冒伪劣），这是对不真实的四种状况的由轻到重的概述。
现实和历史方面的语言、行为、心理、性格、人格模式、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的作伪表现，简单罗列如下：阴谋阳谋，引蛇出洞，三十六计（金蝉脱壳、抛砖引玉、借刀杀人、以逸待劳、指桑骂槐、趁火打劫、擒贼擒王、关门捉贼、打草惊蛇、浑水摸鱼、瞒天过海、反间计、笑里藏刀、调虎离山、顺手牵羊、李代桃僵、无中生有、声东击西、树上开花、暗渡陈仓、假痴不癫、欲擒故纵、走为上、釜底抽薪、空城计、苦肉计、远交近攻、反客为主、上屋抽梯、偷梁换柱、连环计、美人计、借尸还魂、隔岸观火、围魏救赵、假道伐虢）中的绝大部分，口诵尧舜之言、身行桀纣之事，禅让闹剧，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假作真时真亦假，口里喊哥哥、腰里摸家伙，朱&镕*基在视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时,亲笔为该校题写了"不做假账"的校训，郭敬明抄袭庄羽，于正抄袭琼瑶，王铭铭、汪晖学术剽窃，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教授发明的“汉芯一号”造假，并借助“汉芯一号”，陈进又申请了数十个科研项目，骗取了高达上亿元的科研基金，河北科技大学韩春雨学术造假，近年来大行其道的洗稿（我的一篇文章也经历过被某著名高校公众号洗稿，经过维权后获得500元赔偿），高校图书、杂志上注明“此处已被引用”，论文查重生意兴隆,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走向世界，反诈骗从小学生抓起（由于你明白的原因，某个更关键的领域就不说了）……
无论是从神话传说、宗教信仰的角度，还是从科学探索的角度来看，汉语文明对人类终极信仰的重要维度之一“真”的探索兴趣索然。首先看“真”这个字：会意字，繁体写作“眞”，小篆字形，从华(huà)，从目，从乚(yǐn)，从八。《说文》：“真，仙人变形而登天也。”匕，变化。目，眼睛。乚，隐藏。八，乘载的工具。本义：道家称存养本性或修真得道的人为真人（百度百科）。而《汉字源流词典》（谷衍奎编，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535页）则说：“真，会意兼形声字。甲骨文从鼎，从人，会人就鼎取食美味之意。人也兼表声。金文变成从贝，从倒人，成了人取食鲜贝了。篆文将贝讹为一个朝下的头，就看不出原意了，也是《说文》的解释的依据。”与“真”意义相近的字有“信”（会意。从人，从言。人的言论应当是诚实的。本义：真心诚意。《说文》：信，诚也）、“诚”（《说文》：诚，信也。从言，成声）等。值得一提的是，老子认为真实与美是相冲突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诚实的话不漂亮，漂亮的话不真实。真理不会有人辩解，有人辩解的不是真理。有智慧的人并不是无所不知，什么都知道的人并不智慧。）
对本真性命题缺乏兴趣，在宇宙起源、时空意识、自然奥秘、人性认识等方面都缺乏探索兴趣，也没有深刻了解，更多的是在宇宙与社会、宇宙与人类之间建立起一些牵强附会的比附、象征、比喻、连类，试图用感性化的文学手法解决复杂的理性化的本真命题。反智、弱智，先天不足、后天发育欠缺，缺乏与其他文明的足够的交流和撞击，这是汉文化没有发育出纯粹的自然科学的重要表现。既没有探索“真”的意愿，也缺乏探索“真”的能力，后来的所有努力只能说是盲人瞎马、南辕北辙，与人类文明渐行渐远。
法家洞悉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试图用人性之恶去遏制人性之恶，于是利用法、术、势的手腕，竭力愚民、弱民、贫民、驭民，因此法家成为君王得力的牧羊犬。千万不要以为法家之“法”是现代法治之“法”。法家之法是法制（rule by law）之法，是用法律来制服百姓，是刑不上大夫、王公贵族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等级尊卑；法治（rule of law）之法，是所有人（包括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都在法律的治理之下，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道家有一定程度的探索宇宙起源、语言哲学、自由意志、物我界限、群己权界的兴趣，具有一定程度的形而上色彩，但却不断滑向虚无主义、神秘主义、相对主义、绝对主义，以致于后来成为追求养生炼丹、长生不老的道教的始祖。
儒家的主要兴趣是对人类社会秩序的建设，等级尊卑制度是他们的主要手段，而且习惯把“礼”当作建立人间秩序的出发点，把“仁”当作归宿点。他们要么不明白人性的善恶二元论，要么故意忽略人性的复杂性，所设计的礼制犹如空中楼阁，根本不具有现实可行性。“克己复礼为仁”（克制自己，践行礼仪，这就是仁），这是孔丘对礼与仁的关系的理解。“礼”是对人外在言行的要求，“仁”则是对人内在道德伦理的要求。
礼（禮）：会意字。从示，从豊( lǐ)。“豊”是行礼之器，在字中也兼表字音。本义：举行仪礼，祭神求福（百度百科）。人与神祇之间需要用礼仪、祭祀进行沟通，这种礼仪是绝对的崇拜和敬重；人与人之间，也的确需要礼仪，但这种礼仪应该尽可能体现平等和友善，以期节约交往成本。礼节、礼仪体现在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社会交往、政治活动、宗教信仰等活动中，只是节约人际交往成本、增强仪式感的一种方式而已，根本没有那么多的形而上色彩，完全无法体现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等终极性追求，是率真与约束、本性与社交、动物性与人性、兽性与神性的合二为一。礼节、礼仪最初是为了脱离兽性走向人性，随着文明进程的加快，应该越来越体现出人际交往的率真，越来越朝节约交际成本的方向发展，最终充分体现人性对平等自由的强烈愿望。
然而，儒家却把“礼”当作至高无上的目的去追求，甚至弄出一部《仪礼》来作为经典之一。先来看《论语》记载的孔丘最具代表性的有关礼仪的动作和姿态：
1.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孔子在本乡的地方上显得很温和恭敬，像是不会说话的样子。但他在宗庙里、朝廷上，却很善于言辞，只是说得比较谨慎而已。）
2.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孔子在上朝的时候，[国君还没有到来]，同下大夫说话，温和而快乐的样子；同上大夫说话，正直而公正的样子；国君已经来了，恭敬而心中不安的样子，但又仪态适中。）
3.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国君召孔子去接待宾客，孔子脸色立即庄重起来，脚步也快起来，他向和他站在一起的人作揖，手向左或向右作揖，衣服前后摆动，却整齐不乱。快步走的时候，像鸟儿展开双翅一样。宾客走后，必定向君主回报说：“客人已经不回头张望了。”）
4.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孔子走进朝廷的大门，谨慎而恭敬的样子，好像没有他的容身之地。站，他不站在门的中间；走，也不踩门坎。经过国君的座位时，他脸色立刻庄重起来，脚步也加快起来，说话也好像中气不足一样。提起衣服下摆向堂上走的时候，恭敬谨慎的样子，憋住气好像不呼吸一样。退出来，走下台阶，脸色便舒展开了，怡然自得的样子。走完了台阶，快快地向前走几步，姿态像鸟儿展翅一样。回到自己的位置，是恭敬而不安的样子。）
这几则描述只能让我想到一个词：作。特别是“走完了台阶，快快地向前走几步，姿态像鸟儿展翅一样”的动作，更是一种喜感十足的滑稽表演。这可能也是后来2000多年来臣仆在君王面前战战兢兢、诚惶诚恐、三跪九叩、磕头如捣蒜的1.0版本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丘对礼的高度推崇，实则是对王权主义的高度认可，对君尊臣卑的无条件的认同，这种认可体现在外在动作、面部表情、内在思想、价值追求等诸多方面。仪式感起着固化思维、强化情感的作用，发展到明清时期，臣仆面向皇帝叩头请罪，要在砖石上叩出很响的声音，才能被皇帝原谅：“《大清相国》里面有一个与地砖有关的情节十分有趣。在皇帝上朝的太和殿修建时，太监为了今后索贿方便，有意让工匠铺设几块空心地砖。这样每有大臣要向皇帝叩头请罪时，太监就会根据这位大臣与自己的亲疏或行贿情况领到不同的地砖上叩头，在有空心地砖之处，即使轻轻一叩头也会发出很响亮的声音；而实心地砖处即使猛叩也响声很小，以致于这位倒霉的大臣为了让皇帝解气额头都叩出血来。”（李毅军《“皇家的讲究”之金砖、门钉和瓦当》，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4504ee0102vta1.html）做戏党玩到这个地步，也足以笑傲寰宇了。“克己复礼为仁”就这样一步一步演变，衍生出君王这个人莫予毒的超级魔兽（幸好还有死神能收拾ta），衍生出狼羊一体、人格分裂的官僚臣工，衍生出弯腰驼背、胆小怕事的草民韭菜。这正是：种下的是跳蚤，收获的是跳蚤；种下的是荆棘，收获的是荆棘。
儒家之所以这么看重礼，是与他们的职业有紧密关系的。“儒”的本字是“需”，“需”的下面本来是“人”，上面是“雨”，象儒者在举行仪式前沐浴（谷衍奎编《汉字源流词典》，第785页，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这就是说，儒者本来是半巫觋、半知宾的角色。王公贵族们的活动举办的越多，儒者就越没有失业之虞，就会得到越来越多的赏赐和残羹冷炙。想想看，有谁不希望自己的行业兴旺、生意兴隆呢？明乎此，就不难理解儒者对礼乐教化的神圣化宣传了。
在朝则阳儒阴法，在野则谈禅论道，这是“始于作伪，终于无耻”的最好阐释。口头上修齐治平，以天下苍生为念，道统法统政统念念有词，实则见到强横者就下跪——以奉天承运、吊民伐罪等美好言辞，为杀人如麻的强横者君临天下增加合法性、合理性，就巴不得做帝王师、为官做宰、衣锦还乡，向强横者献上锦囊妙计——以法术势驾驭臣工百僚，以愚民、弱民、贫民统御天下；对上级极尽谄媚之能事，对同僚极尽倾轧排挤之能事，对民众极尽敲骨吸髓、作威作福、鞭笞敲扑之能事，对妻妾子女极尽耍弄威风之能事；一旦失势退隐，则手捧《道德经》《南华经》《金刚经》《太上感应篇》，儒释道一番乱炖，见菩萨就下马，见庙宇就烧香，犬马怖惧、栖栖遑遑，保命唯上、保财为上；越到明、清，这一套越是炉火纯青，这就是那些饱读孔孟之道、厚黑学信奉者的儒生的所作所为。我从这些表演里分明看到大成至圣文宣王的“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的影帝级表演技术的影子。即使是那些所谓正人君子也难逃伪君子之惑，更不要说那些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正宗反派了，史书上这样的人物一抓一大把。这里举一个叫刘锡鸿的高配版伪君子为例：“晚清在政治立场上极端保守的刘锡鸿曾作为郭嵩焘的副手，和郭一起出使英国。与开明的郭嵩焘不同，他一直在公开场合弹劾郭嵩焘‘通夷’，并且表现出对英国政体和器物不屑一顾。然而，在私人日记里，却显示他对英国当时的政体非常赞赏，并且认为英国人纳税踊跃是因为英国‘无代表不纳税’，他还叹惋，说中国在先秦曾经有过这样的制度，只可惜中国‘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贵官愈多’、‘百姓之生路乃尽绝而无可逃矣’。刘锡鸿的思想与行为，是一种典型的两面派。”（谌旭彬《王安石被骂八百年“小人”，不算冤枉》）
礼仪之邦从来就是一个笑话，礼崩乐坏是一种常态。历史如此这般，现实也这般如此。韩非子在《五蠹》中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儒家也十分推崇夏商周三代，似乎上古就是宅心仁厚的道德高地。然而三代也不过是如下把戏：炎黄之战，舜生活在“父顽、母嚣、象傲”的环境里，舜杀了大禹的父亲鲧、大禹上位后囚禁了舜、流放了他的儿子丹朱，商汤伐纣，商代殉葬，周代征伐（“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人心不古、人心浇薄”的感叹代不绝书，可见人心从来就没有“古” 过，人心从来也没有淳朴过。
为偶像崇拜提供智力支持和道德加持，为僭主暴君、独夫民贼提供合法性、合理性支持，从来就是儒法道家的第一责任。从天文地理、河图洛书到图谶经纬、祥瑞吉兆，从制度设计、文化设计到风俗习惯、思想统治，儒法道为建设王权主义而殚精竭虑，千百年来史不绝书。唯道德论、拜道德教、泛伦理主义者制造偶像崇拜，把建设美好社会秩序的幻想寄托在圣君贤相的身上，于是为尊者讳、为贤者隐，把帝王打扮成全知全能的神，声称这些作伪者、无耻者是上天派来的真命天子，是吊民伐罪、救民于水火的救星，在行动上、制度上、思想上、民间艺术上为他们背书，纵容并支持他们荼毒生灵、为所欲为。如果实在无法自圆其说，那就把板子打在臣仆身上：皇帝的本意是好的，都是下面的人把经念歪了。六艺经传、通俗小说、戏曲评书差不多都是这种套路。
礼仪是一种软约束力，不具有强约束力，无法为社会秩序提供更充足的规范和制度设定，无法像法律那样提供具有刚性制约的执行力，更无法在信仰层面提供超越性、普适性的精神皈依。儒家虽然曾经试图成为儒教（儒教只是极少数人的一种准宗教），但随着“打倒孔家店”的呐喊，瞬刻之间土崩瓦解。令人痛心的是，这个进程甫一开始，就被中断。
汉文化因为缺乏“真”作为“善”的支撑，而且过度看重“善”，无法认识到人性由善恶二元所构成，于是容易由泛道德滑向反道德、无道德、伪道德，大量的伪君子在过于高蹈的儒家伦理观念、政治制度、文化制度下大批量生产出来。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孔丘对政治伦理化的最直接的表述。后世儒教信徒发扬光大：忠孝节义，忠孝合一，移孝作忠，家国一体，大义灭亲，精忠报国，存天理灭人欲，三纲五常，狠斗私字一闪念，三忠于四无限，亲不亲阶级分。绑架亲情，把人类的父子之间的孝道-血缘关系转移到臣子对君王的忠诚-君臣关系上，显而易见，这种只见权力不见权利、只有君王没有民众的要求，是违背人类内心深处的本真需求的。这一套确保秩序的方案的着眼点和归宿点是君王，只是为满足统治者的需要而设计的，与自然法、天赋人权、让渡权利建立国家的自生秩序相背离。这反映出儒家（包括原教旨的儒家以及后来的阐发者）以君王之是非为自己之是非，对人性的复杂性缺乏认识，无法认识到善恶二元论才是人性的本真；无法认识到要确保秩序的稳定，不是对权力的各种骄纵放任，而应该是对权力进行更强有力的约束和限制，才有可能确保秩序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人类在内心深处向往的是：自由平等与秩序和平之间的平衡。由于忠孝体制违背人性中最本真的内在需求，没有多少人愿意按照这一套去立身行事，即使在强大的权力的压迫之下去做，也是不情不愿、敷衍塞责，因此产生大量伪君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唯君唯上，践踏民众，狼羊合一，两面派手法，一日无君、则惶惶不可终日，这既是智力上的巨大缺陷所导致的愚蠢，也是道德上的欠缺所导致的堕落，更是信仰上的尽付阙如所造成的无所归依。
五千年文明史（实际上只有3400年文字史）缺乏真善美的固定锚点，缺乏时间空间的坐标原点，缺乏宗教信仰的引领导航，就像风中飘摇的柳絮、水中载沉载浮的浮萍，不断上演流血漂橹、尸横遍野—最高明的作伪者\无耻者收拾残局、一统江山—阳儒阴法、作伪无耻的治理手段—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天下大乱、兵燹连年—game over、一切归零、重新来过的循环剧目，3400多年没有任何长进。民族的所有苦难只化为改朝换代、改元建朔、“时间开始了”这些可笑的把戏，正如黑格尔所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真”是“善““美”存在的前提和保证。因为缺乏探索“真”的兴趣，导致“真”被“假”“伪”所遮蔽，所以一切“善”只能是伪善，一切“美”只能是矫揉造作之美。于是，在开始认识世界时采取作伪的手段，得出虚假、弱智的结论，最终在道德上陷入无耻的泥潭，严复的话成为一个无法摆脱的魔咒：“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苏祖祥:“始于作伪”是否必然导致“终于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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