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曾讲：“文学不是唱赞歌的工具。”
这句话，说得不错，我认同一半，文学不能是工具，尤其不能成为只唱赞歌的工具。
不过，我也认为，文学不当唱赞歌的工具，自然也就不能成为只影射政治的工具。
文学不能只唱赞歌，但也可以唱赞歌，甚至应该唱赞歌，它不为权贵唱赞歌，难道不可以为人民唱赞歌？难道不可以为真实的、积极的、有益于净化心灵的英雄事迹唱赞歌？
文学，难道只能像个怨妇？
由莫言先生引领的知名作家群，一方面极致追求“文学不唱赞歌”，另一方面又把文学作为影射政治的工具演绎到极致。
文学可不可以影射政治？当然可以。
但是，如果过度畸形，如果刻意放大，就变得不健康。
我家有个学文学的，我自己也认识不少不错的文学人，对碰文学话题总有些谨小慎微，生怕得罪人。好在我家孩子相对理性，比较客观，从不迷信文学权威和某个著作的名气，她能把“文学故事”区别于“中国事实”。
中国当代文学人，特别是小说作家群体，有一种特别的偏好，嘴里从来没有政治，作品里却全是看不见的政治，文学成了文人干预政治和影射政治的工具，越著名的作家，其作品特点越带有这种特质。
前些日子，有位朋友跟我讲，她家小孩的老师推荐孩子们读《活着》，她问我值不值得看？我建议暂时不要让小孩看，因为一个小学生的辨识能力极其有限，这部小说的灵魂之处就是影射政治，没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客观的理性思维，不要说小学生，就算是大学教授，也会落入人云亦云的鹦鹉群，不能思考的教授甚至不如一名爱懂实情的农民。
看书，也是要动脑筋的，不动脑，自己就被轻易带入到作品中。
思维愚昧性和容易被诱惑，不全是智力不行，主要在于不善思考。
我看过《活着》，如果只分析作品中的每个小故事，或许都能在相应时代找到真实的原形，这个没有问题，这恐怕也是作品被人认可的原因之一。
然而，作品的构思技巧在哪里呢？
技巧就在于，作者把那些可能真实的所有故事都集中到一个人、一个家庭和一个地方身上，当众多悲剧都堆积到一起之后，就在人脑产生了一个阅读后的化学反应——悲惨世界。
这个效果，就是作者的高明之处，只有这样，作品才能煽情，才能触动心灵，最后自然就能撬动国内外的蛆虫钻进去用力啃食，力图从粪堆里找出“营养素”。
很少有读者会反向思考，如果中国六十多年真如作者描写的那样悲惨，整个中国又好到哪里去？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几年的功夫
怎么就能出现以下不可磨灭的真事？
新中国成立后，海外炎黄子孙历尽千辛万苦也要回来报效祖国，一盘散沙的中国被迅速凝聚了起来，这难道不是真事？
全国人民在各条战线上不怕苦不怕累热情奔放地建设祖国，这些激情岁月难道不是真事？
从1950年到1978年，GDP年均增长速度超8.3%，工业增长速度年均超11%，这难道不是真事？这可不是我讲的，是今年全国大党课录制的官方视频里提供的数据。
只花了不到三十年，中国人口就从五亿多人上升到九亿人，而1840年到1949年超一百年只增长了一亿人，这难道不是真事？
只花了不到三十年，中国从连火柴都不能自主生产到实现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这难道不是真事？全世界有几个国家能做到？
只花了十来年时间，中国既引爆了原子弹，又引爆了氢弹，全世界也就几个国家能干出来，这难道不是真事？
只花了不到三十年，卫星上天，潜艇入海，导弹腾空，这难道不是真事？
只花了不到三十年，中国的农林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就构成了完整体系，当年修的水库到现在都成了各省市的水上旅游景点，实现了水利与经济双丰收，这难道都不是真事？
只花了不到三十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能打仗、敢打仗、能打胜仗的名声就被全世界知晓，美苏两霸也不敢乱来，这难道不是真事？
只花了不到三十年，中国至今获得的唯一自然科学诺奖就取得了成功，1976年至今近五十年还没有培养出一个国内的自然诺奖获得者，被国人捧得无限高的杂交水稻项目也在那时取得了成功，这难道都不是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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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不妨反问一下自己：如果当时的全中国果真如《活着》那般悲惨，如此多的大事业能干成？世界上有几个国家能干成？没几个国家能干成的大事咱干成了，难道不能说明全中国的主体是积极向上的？
有同事跟我讲，卫星上天其实不那难，能搞的国家很多。
是吗？不要说当年，就是放在今天，全世界有几个国家能让卫星上天？没有当时的航天工业，哪有今天的北斗导航？一个完整的高科技工业体系可不是说搞就能一蹴而就的。
莫言先生还说了一句话：“那个年代的中国，除了穷是真的，其它全是假的。”
我非常尊重莫言先生的文学功力，但我也很希望莫言先生能摸摸良心问问自己：新中国的那些巨大成功难道都不是真的吗？全是假的吗？能抽点时间去核实一下吗？
有很多人奢望作家尊重历史，我就从来没有这个想法，只能对史家多少提点这种要求，对作家就得反着看，如果尊重历史，如果不做特殊化历史扭曲，作家就写不出心中的那个“好作品”，更写不出能流传到国外的“汇报书”。
很奇怪，在中国，越真实的文学作品越没人看。
国人身上有许多毛病，嘴里讲喜欢听真话，心里却特别爱听假话，嘴上说渴望真情实感，但经常被那些煽情、捏造、夸张的虚假场面带入戏中，写人好，要写得催人泪下才算真好，写人坏，要坏得彻骨透魂才入心，写奸诈，不写得让人咬牙切齿就不够过瘾。
读文学的人，嘴里总说要有独立个性，事实上大部分人长期被名人套牢大脑。
我对中国作家没有求真的奢望，唯一点希望是：想立牌坊没问题，千万别又当又立。
当代中国文人善用“故事堆积手法”，这种手法的显著作用是可以实现全面覆盖，达到最佳的政治影射效果。
不妨先看几段外国媒体夸奖《活着》的描述：
美国：中国过去六十年的一切灾难都一一发生在福贵和他的家庭身上……
西班牙：余华在《活着》中描述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全貌……
瑞士：向人们展示了中国过去五十年的历史，在残忍的社会和政治变革背景下……
德国：对中国革命社会、意识蒙蔽和政治宣传的批评…..
德国：本书的价值无法用任何评论的词语来形容，“伟大”这个词在这本书面前也显得渺小……
任何没活在那个时代的外国人，看了这部作品后都会感觉到那几十年的中国就是悲惨世界，他们认为，所有中国人都活在“福贵”那样的状态，整个国家都活在“福贵式黑暗”中，因为如此多的灾难不可能只发生在一人身上，它必定是整个社会。
为什么“六十年的灾难都一一发生在他和他的家庭身上”那么巧呢？
不是，是作家的精巧堆积。
我更相信，旧中国的苦更多是战乱之苦，而“激情燃烧”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主色调，“苦”和“乱”只是前进过程中的曲折，谁见过哪个长时期悲惨的国家成为引领第三世界革命、前进、反霸的领袖？谁见过哪个长时期悲惨的国家有能力成为六七年代美苏中那种三角关系？试想想，如果你是个处在悲惨处境的弱者，能成为强者争夺或者强者恐惧的对象？
中国知名作家为何不愿意把新中国七十多年来亮丽的一面写给世界看呢？哪怕只选择一个视角写写也行。然而，他们不会写，因为外国人压根对中国好的一面不感兴趣，外国人只爱看夸张式表达中国太阳的黑点。
关于“堆积故事”的效果，我想再跟大家讲点自己的经历。
业余时间，我也写了本小说，38万字，名字暂定为《一路残花》，在这本书里，我选了六十个故事做脉络，每个故事都非常真实，都是近几十年来国内发生的典型事件，并且都是政府处理过的事，部分案件都有法律上的判决书。
我把书稿寄到某出版社后，社里的朋友告诉我说不能出版，说是太写实，涉嫌影射。
刚开始，我很不服气，心中有些怨气，写实，写真事，咋就不合规呢？
经过冷静思考，我慢慢有些理解，如果不是今天的人看这本书，再过几十年，后人不知道今天的实况，任何读者看了我的小说全文，一定会得出一个不好的结论——暗无天日。
六十个负面故事堆积在一起，覆盖面太大，几乎包含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果方方面面都坏了，那不等于整个国家都坏了吗？
事实上呢？显然不是，完全不是。
新中国，过去也好，现在也好，任何时候，在整体上都是不错的，尽管有许多的不如意，但国泰民安是真实的，各项事业一步步在往前走是真实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一步步渐进式改善是真实的。
读者的过度感性是作家的利用点，中国作家写底层人写多了，最后制造出了一种效果——作家都是在为底层人说话。
这该不是梦呓吧？
还得跟大家讲讲武汉那位女作家，她家里养了条狗，一直由保姆照看着，没事她就像爱儿子一样爱着它。
突然来了一场疫情，保姆回家了，没人给狗洗澡，几个月之后，她发微博说自己的狗身上全是虱子，碰都不想碰它一下。
这件事至少反映两个真相：
她认为，只有保姆为狗洗澡才是合适的，给狗洗澡只能是底层人干的事，她这种上流人是不会干的；
她根本就不爱狗，只是在没有人给她当狗的时候，她能牵条真狗使唤和打发时间。
她当了许多年的省代表，从未写过为底层人说话的提案，她能代表底层人？
作家的作品里总是以底层人为主角，那都是为底层人说话吗？
不全是，大多是利用底层人为自己赚钱，底层人的美德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
没有底层人，中国所有的一流作家都将写不出“好作品”，写底层人，是作家的先天优势，他们本来应该处在底层，因为描写底层人让自己成了上层人，上去了之后，他绝不会再让上层人的颜色次于底层人。
底层人，作家绝不会为他们说话，只会用他们说话，是底层人成就了伤痕作家，不是作家为底层人说话。
底层人的基数越小，作家就越恐慌。
底层人过得越悲惨，作家的主人翁素材就越多。
底层人过得越愚昧，作家的典型人物形象就越鲜活。
底层人过得越粗鲁顽劣，作家的故事情节才越离奇。
底层人过得越看不到希望，作家对制度的讽刺效果就越受好评。
有位姓贾的大作家，他的女儿因为写“尿尿诗”被读者挖了许多私料，她读研，她留在西北某大学当教授，据说都是因为她那上层的爹爹。以她的才，本应该处在底层，因为上层的爹为“底层人”说话，所以她得以脱离苦海，然后又在学海里写出无数“回车诗”。从这家的操作上看，作家为“底层人”说话倒也是一次印证。
除了他，还有“嘴里大道义，心里为自己”的所谓独立作家吗？
这几年，姓余的作家很火。为啥火呢？有人说他超脱了社会，有人说他对底层人的感情最为真实。真实吗？最真实的情况是，他把没什么本事的儿子又提携成了“作二代”，避免了儿子成为自己不想看到的底层人。
文学有批评的功能，文学不必总是歌功颂德，这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文学一旦只能当作影射政治的工具，同样是走向了极端，文学的对象是人民，人民不只是想看到社会的不足之处，人民还愿意看到更多积极向上的那一面，人民的精神食粮不应只有苦，还应该有甜的感觉，因为现实生活中大家看到的和体验到的确实就有甜，如果中国人只体验到苦，那早就造反了，生活清贫的年代，当大家看到全民奋斗的场景时，在憧憬未来中同样有幸福，那种乐观主义精神远比消极主义影射要正面得多。全国各族人民群众都能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你却把这个时代说得一无是处，古今中外的道理恐怕都说不通。
新中国前几十年真如作家们写的那般黑暗吗？
别的地方，我不好判断，但我的家乡我是有发言权的。
我生于六十年代，成长于七十年代，许多事情我都有记忆，或者说有经历，虽然不那么深刻。
大队干部没多大特权。村干部的孩子跟我家的兄弟姐妹大体相当，小时候也都在一起玩，他们家的房子跟普通群众无异，他们的穿着也与其他人无异。我们大队的书记和大队长家的儿子后来都当了兵，一个是1978年之后的事，一个是八十年之后的事，并不是在之前就有这种“特权”。在我的记忆里，1978年之前当兵的都是普通群众家庭，门上都挂了“光荣军属”的木牌子。
大队干部很有威望。现在，村干部讲话，几乎没有群众愿意听。当年，大队干部一讲话，基本上都能得到群众的拥护，不管是关于生产的还是涉及到家庭生活的，村干部都能持之以公心，晓之以公理，社员之间的矛盾总能及时化解。
苦是比现苦很多，但决不是小说中写得那么惨。论吃穿，自然跟现在没得比。但如果你把红薯、土豆、高粱等都当主食吃，吃还是有得吃。我父亲出生于1926年，对三年困难时期的事肯定很有发言权，我的家乡属于黄冈大别山红色区域，算是全省比较穷的地方，据我父亲讲，那三年，比常年要饿很多，但村里并没有死人，只是“听说”别的地方饿死人，到了1961年，情况就变好了，我母亲生了5个孩子，兄弟姐妹出生期从1958年延至1971年，都活得好好的，并且我家是村里最穷的那种。我奶奶在旧社会生了13个小孩，最后只活下3个，而我母亲生5个活5个，就是鲜明的新旧社会对照。
累也比现在累，但社员的积极性非常高。有不少人总说大锅饭养懒人，说集体年代的社员都很懒。据我看，那真是侮辱冤枉了那时的社员。我父母虽也勤快，但在当时的社员里头根本就算不上勤快，一到农忙，大家都比着挣工分，有些社员有使不完的劲，在田间干事干到高潮的时候，就一起呼起“呵嗬风”，越呼就来干劲。集体有没有懒人呢？肯定有，极个别，绝对比现在的懒人少。
小孩子学得没现在多，但真的很快乐。一说到儿时快乐，有人就骂当时的人愚昧，骂以苦为乐。错，我当时也怕苦，并非以苦为乐，乐的点在于当时很自在，没有苦学，没有写不完的作业，不担心坑蒙拐骗，小孩子可以放心地想玩到哪里都行，尤其是夏天，想玩水就往塘里一跳，狗趴式游泳都是自己学会的，那时的小朋友们都野性十足。
那时的民风和治安是真的好，不是吹牛的好。我们经常讲农村的民风纯朴，放在今天，农村真的不纯朴了，只有当年才是真的纯朴，有点不纯的事，不需要大队书记出面，就是生产队队长说句规矩，架都吵不下去，谁也不敢干坏事。农村小偷小摸的事多起来是从八十年代初才开始的，并且发展非常之快，杀人案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出现，黑社会组织乱搞也是八十年代之后的事，治很难，乱很快，因为太乱，才有后来的“严打”。
下乡的知青过得比普通社员要好。作家笔下的知青，男的大多被折磨，女的大多被强奸。不能说全国知青没有受苦受害的，但我们那里的知青，我见过的知青，过得比普通社员好很多，不是当小学老师，就是看看仓库、林场等清闲地方，还有部分知青当生产队会计，最累的活也就是农忙时期辅助农民干些农活。
总而言之，中国当代小说作家笔下的农村跟我印象中的农村是截然不同的。
文学有批评的功能，但文学不能总是刻意煽动仇恨。
武汉女作家写新中国土改，把它说得罪大恶极，让一些人的后代仇恨新中国。
事实上，很多地主的后代也没动脑筋思考这个问题，以为自己就是绝对的受害者。
我爷爷是光绪年间出生的人，解放前，在他手上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田地，算是农村里条件不错的家庭。听村里老人讲，我父亲因为家里条件不错，从小就不爱读书，进学堂几天就逃离，之后没再进去过，从小到大都不学好，游手好闲，没钱花的时候，就从家里挑担谷出去卖当零花钱。土改后，爷爷的大几十田都被没收，父亲再也不能乱花钱了。到了我哥哥初中毕业的时候，没有中考，读高中是推荐制，他也没有资格被推荐，只能回家务农。从这两件事看，我家人若心中有恨似乎是有点理由的。
不过，我本人从来就没有这么想，田地被没收，那是改朝换代的大变局使然，非小家利益可计较。更为关键的是，正是因为新社会改造好了我父亲的性情，让他成为热爱劳动的一分子，才有机会在后来成家立业，他若游手好闲游荡一辈子，哪能找到对象？他没对象，哪来的我呀？我不但不仇恨新中国收了爷爷的地，还得感谢它促成了我的诞生。
很多旧社会地富后代恨新中国都是没有理清这层关系，没有新旧社会的婚姻关系巨变，很多婚姻家庭关系都完全不存在，你或许根本就没有出生地富家庭，自己或许连个“受精卵”都不是，恨个什么劲呢？过重的感性思维让许多人失去了理性判断。
有人经常跟我讲中国在西方国家人心中的形象不太好，他们老喜欢给中国人随意画像定性。为什么会这样？个人以为：中国人确实还不太完美，但中国人形象集体被扭曲，最大的“贡献者”是中国文人，尤其是中国小说作家，是这些人在不遗余力地向外人奉献“画像”。
打仗，不是件好事。
但是，打仗，又不全是坏事。
这几年，俄罗斯跟西方在乌克兰打仗，以色列跟中东国家打仗，打着打着，就把西方人的双面嘴脸给打出了原形。文人给中国人灌输了相当多西方人美好的价值标准，两个战场出现后，“双标”成了西方人的标准脸，谁不信，就会打谁的脸，它们过去呈现的完美形象是中国文人用了滤镜、做了美颜后的效果。
我本人喜欢读书，也非常喜欢文学，我经常呼吁大家要理性接受文学多元化，并且希望放开所有人在所有媒体写各类文体的法定自由。
但是，我并非没有倾向性，任何嘴里不谈政治书里全是政治的虚伪作家都会成为我批判的对象，任何用以偏概全手法实现抹黑国家和抹黑个人的作品都会成为我揭露的对象。
中国文学界，写作手法的全面隐形政治化已成不公开的秘密，已经慢慢渗入到各类文化读物和流媒体作品，除了在小说作品里做手脚，还在最为权威的《辞海》里做手脚，在文学编年史里做手脚，在历史写法上做手脚，整个社会科学的全局都渐入文学魔镜。
新中国的任何时期都存在不足，甚至出现了错误，这个不要去否定。但新中国在各个时期的成就是任何文学作品都不能抹杀的，它是客观存在，不是虚构的故事。
文学，可以不唱赞歌。但，文学也不能只是影射政治的工具。
文学，曾经只是一种精神食粮。如今，文学已经成为控制人类意识的工具。
大家只看到，教材是各方势力争夺的阵地。
其实，文学作品早已经成为更加广泛的战场，已经从纸质书走向电子书，已经从文字走向了由其改编的视频和动画，已经从文人群扩展到社会所有群体，“推荐读物”已经从幼儿园就开始争夺，只要能认字，就可以利用文字。
中国作家群，部分人士附带官级，对政治的影响高于国外，他（她）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大圈子，相互拉抬，相互吹捧，相互利用，正在成为一个既能影响国内又能被洋人青睐的重要脑控阶层。
作家可以标榜自己的独立，但读者更应该有自己的独立。
中国需要文学，但中国更需要科学。
中国需要文学人，但不需要文奸、文匪和文党。
我很想提醒文人们一个你们看不清的趋势：
科学功能将越来越多地代替文学功能，矫揉造作的文字将无法匹敌更为智慧的未来工具，仍然梦想通过文学实现名垂千古的可能性会越来越低，记忆时代痕迹有比人脑更可靠的机脑，就算是煽情，人脑也将煽不过机脑。
附言：
2024年将要过去，这一年，没有太多的大事，静静的一年，大家都喊缺钱，都喊要过苦日子。不过，上至国家，下至个人，都很努力地试着改变，不敢说有大成就，但也算撑得不错。
未来的2025年，我还是希望整个国家不要只记得房地产救国，“动态平衡量设计理论”才是解决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所在，更大的失衡会产生更大的难题，更长的犹豫期会制造更大的矛盾，早点找回理性，就能早点克服困难。
提前祝各位朋友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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