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网络上流传着李素文的故事。李素文那一代人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人眼里的传奇人物，就在于那一代人是从最底层干到了国家最高层，又从国家最高层被踩到了社会最底层，在最底层中他们又站了起来。只是像李素文这样又从社会最底层再站起来的人极少极少，其中绝大部分都被政治报复的沉重车轮“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地悲惨离世了，根本没有机会再次站起来“梅开二度”。
20世纪七十年代末，是老干部的春天，知识分子的春天，各种社会名流的春天，曾经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的春天，但却是李素文他们那一代人最寒冷的冬天。她们这一代凭借劳动和汗水从社会最基层走到社会最高层的既劳动又廉洁的新型官员，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就从国家领导人岗位上又被扔到了社会最底层，直到现在去世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给她们解释过任何原因。李素文就是到死都不知道为什么她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突然变成了沈阳糖果厂的工人。阶级斗争就是这样，一些阶级胜利了，就成了社会的主人；一些阶级失败了，就成了社会的罪人。
李素文、吴桂贤、陈永贵他们这些人之所以没有像王洪文那样被投入监狱判处死刑，是因为他们既没有在各种政治运动中革过命，也没有在文革中造过反，李素文从一个卖大白菜的售货员成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吴桂贤从一个普通工人成为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从一个普通农民成为国务院副总理，都是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劳动中干出来的，既不是像王洪文那样冒着生命危险造反造出来的，也不像现在官员这样是靠吹牛拍马拍出来的。正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干干净净，实在是找不到理由处理他们，所以便糊里糊涂把他们又赶回到了社会最底层。
或许很多人不明白，既然他们没有犯“错误”，中央对他们也从来没有给予过任何处分，为什么不能把他们留在机关中继续工作，哪怕是打扫卫生刷厕所这样的艰苦工作，而一定要把他们赶出机关，赶出北京，赶到各地的工厂和农场去？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来自于那一代干部与后来官员截然对立、根本不同的干部路线。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一代干部，是从实际劳动过程中真正干出来的一代，是无论升到哪一级都不脱离劳动的一代，哪怕是像李素文、吴桂贤、陈永贵等干到副国级这么高的干部，也仍然要经常去基层参加劳动，通过与劳动人民汗水流在一起的体力劳动，在思想感情上与劳动人民相一致，自觉保持劳动人民的基本立场。显然这是那些为当官而来、为享受而来的官员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的，只要这些人还在机关中哪怕是打扫卫生擦地板，也会让他们看到就会产生“劳动迫害”的恐怖联想，所以一定要把他们从机关中彻底赶出去，从北京赶出去，赶到远远的看不到的地方去。
其二，是来自于那个时代与后来不同的干部作风。毛主席的干部路线不仅规定干部不能脱离劳动，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干部作风十分廉洁勤俭，无论在单位还是出差，吃饭喝茶都要交钱，绝不能沾公家一丝一毫的便宜。比如当时中央政治局开会，人大政协开会，与会者喝茶都要交钱，像李素文、吴桂贤这些仍然拿基层售货员和工人工资的干部，因为喝不起茶而都选择喝白开水。这对于不交一分钱就把茅台酒厂千年窖藏的无价之宝在家喝掉的领导人来讲，如果不除掉李素文、吴桂贤这些开会只喝白开水的国家领导人，那么六十年代之前那种干部特权作风就很难恢复，现有干部的吃喝作风就更难被群众接受。这也是李素文这些没有任何“错误”的官员被清除出干部队伍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还有一个与当事人没有主观关系的客观原因，就是这一代干部让人看到了毛泽东时代每一个社会成员特别是普通劳动者都能掌握个人命运的制度优点。李素文、吴桂贤、陈永贵他们都是由最基层的普通工农群众而走上国家领导岗位的，这就告诉了全社会，条条大路通罗马，无论是李素文这样卖大白菜的，还是时传祥那样掏大粪的，都能够走上天安门城楼，走上国家领导岗位。而不像今天这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只有金钱一条路，即便是到了副国级甚至正国级，仍然要拼命捞钱。特别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掌握自身的命运，工人明天是不是下岗，官员明天是不是撤职，商人明天是不是破产，全都与个人的主观无关，谁都不知道明天的太阳还能不能升起。这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怀念毛泽东那个时代的最根本原因。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民不患贫而患不安。如果说老百姓最痛恨的是不均，那么整个社会最害怕的就是不安。生活安稳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一大特点。
正是上述这些原因，决定了李素文、吴桂贤、陈永贵他们这一代人必须从人们视野中消失，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也的确从人们视野中消失了。同样也正是因为上述这些原因，李素文、吴桂贤、陈永贵他们这一代干部又重新出现在了人们视野之中，所以李素文这样一个40多年前就被解职的人大副委员长，去世后才能够成为舆论传播的热点，才能够被广大网民所纪念。人民纪念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曾经为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他们是毛主席培养的大众政治时代的干部。
2022-0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