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是一年前的数字，今天看到仍然无比震惊。如果不是中央新闻中心公布的数字，大概没有多少人敢于相信。自2012年到2021年九年间，全国共立案调查的省部级领导干部392人，厅局级干部2.2万人，县处级干部17余万人，乡科级领导干部61.6万人，查处有严重问题的干部62.6万人，共计143万余人。其中被立案调查的省部级392名领导干部，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目前在职的300多名省部级领导干部。由于目前我国乡镇以上干部约有840万人，被立案和查处140多万人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
840万乡镇以上干部中被立案和查处的就有140万人，再加上那些还没有被发现、被查处、被立案的干部，其数量之多令人震惊，足见我们的干部队伍已经腐败到了什么程度。别的危害暂且不论，单就这些干部贪腐的经济危害，就足以把每年社会新增财富的绝大部分吞噬掉。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几十年，老百姓仍然不能恢复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有人又会说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有腐败问题，虽然目前任何存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有腐败问题，但是不能因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有腐败问题，就认为我们的腐败问题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况且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腐败问题的确没有我们这么严重。
我们这样讲不是说西方国家的官员比我国官员品行更好，而是在实行宪政的国家里对权力的约束要比我们现在更加完善。我们这样讲不是我们拥护宪政国家，而是指宪政国家中的多党制、社团民主、言论自由等制度约束官员方面的确具有借鉴之处。美欧日等西方国家多个政党之间，彼此就像《红楼梦》中所讲的“如同乌眼鸡一样，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腐败风险极大；再加上一个城市中有几百个各种社团盯着官员，连官员开会都有权参加，很难找到腐败空间；尤其是公民言论自由，官员不受名誉权保护，老百姓可以随便指手画脚进行质疑和评判，稍有不慎便会形成舆论风波，根本就不敢腐败。
那么是不是我们也要套搬西方宪政制度和多党制度呢？答案是否定的。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多党制度不符合中国国情，要多党监督的结果只能是军阀混战，中国为此吃够了苦头，不可能再回到军阀混战的时代。虽然我们不能搞西方多党制，但是我们有比西方多党制更加完善、更加有效、更加彻底的权力约束机制，就是超越西方资本民主的大众民主。在与西方记者和学者的交往中我们多次谈到，中国的民主自由制度远远高于美欧等西方国家。
美欧等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主要是通过社团民主和言论自由实现的。在这方面毛主席晚年创建的大众民主，在民主和自由两个方面都远远超过了美欧国家。一方面，社团民主超过西方，比如纽约市有200多个社团组织，而60年代北京的造反组织数以千计，覆盖面要远远超过纽约。另一方面，言论自由超过西方，西方国家的言论自由只是体现在媒体上，由于一般老百姓没钱没能力与精英争夺媒体言论，所以这种自由对老百姓来讲完全形同于无，而中国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则能让所有老百姓享有言论自由，可以通过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把权力约束得死死的，彻底铲除腐败土壤。
正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宪政民主制度对腐败约束比较有效，而毛主席创建的大众民主制度对权力约束更加有效，所以中国的贪腐势力才会既敌视西方宪政制度，更加仇恨大众民主制度，打着所谓“国情特殊”的旗号，提出了“既不走西方邪路，也不走过去老路”的口号，其目的就是维护他们权钱交换的腐败环境。他们深深知道，如果实行西方宪政民主制度，将会大大增加他们权钱交换的风险和困难；如果实行大众民主制度，将会彻底铲除他们权钱交换的根源。所以他们既拒绝走西方的宪政道路，更加拒绝走毛主席的大众政治道路。这就是当今腐败难以根除的根本原因。
残酷的现实一再证明，想用权力来约束权力是根本不可能的。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钥匙仍然攥在权力手里，这个笼子就不仅起不到约束权力的作用，反而会起到保护权力、保护腐败的作用。数千年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后来人们才选择了比封建社会的权力约束更加有效的资本约束，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钥匙攥在资本手里，由资本来约束权力。但是资本约束权力很难避免权钱交换，结果只是把原先有权力集团贪腐的财产转移到了资本集团手里，结果对老百姓一样。所以毛主席晚年还探索和创建了大众民主运动和大众政治制度，终于找到了数千年以来人类一直没有找到的彻底铲除腐败的根本方法。
目前，中国的希望就寄托在这个大众民主制度上，只有通过这个大众民主制度，才能把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形成众志成城的铜墙铁壁和战无不胜的强大战力，才能够制止美欧日正在发起的分裂中国的围猎战争，才能够渡过这场劫难，在世界重新大洗牌的千年巨变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并带领世界人民共同走上能够实现永久和平的大众民主道路。如果中国继续实行用权力约束权力的反腐制度，那么中国将难以消除腐败，就难以避免和战胜目前面临的外部威胁。
2022年9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