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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格瓦拉出生于1928年的阿根廷富人家庭，亡于1967年的玻利维亚丛林战斗。
他出生于星星之火正在燎原的共产主义起势之时：1928年，刺破帝国主义垄断、已成立六年的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更东边的中国，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军队“中国工农革命军”改称“红军”，并先后组成第一方面军、第四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等，建立起多块革命根据地;
他逝世于反对美帝国主义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革命浪潮的蓬勃之时：1967年，文汇报根据毛主席“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的指示，正式对外发出“在今天的条件下，发扬大民主，只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决不会削弱无产阶级专政。打掉那些束缚群众手脚的清规戒律，打掉那些千奇百怪的旧框框，这是一件大好的事情。革命就是无罪，造反就是有理!”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号召。
从1928到1967，短短的三十九载生命征程，他一直在革命，他一直是一个革命着的人。
“革命者切”，留给了这个世界最火红、最纯粹的一段理想主义的战斗人生。
从今天的视角，可以先看一看格瓦拉的家庭：他的母亲是阿根廷贵族后裔，有着纯正的西班牙贵族血统，他的祖父是秘鲁最后一任总督，他的父亲是阿根廷名门之后……
这样一位出生在上流门阀家世中的孩子，且是五个孩子中老大的孩童(可以最先接触家族资源)，日后却成为一名满世界颠覆亲美政权、推翻资本财阀、力图消除阶级贫富分化的游击战士。
一切，恐怕要都源于他1950年即22岁那一年开始的两段旅行：环阿根廷全国游历(耗时六周，途径内陆二十个省)和一年后靠着一辆摩托车的环拉丁美洲游历(耗时一年，途径六个国家)。
正是在那两次极尽见闻的南美游历过程中，年轻的格拉瓦亲眼目睹了拉丁美洲沦为美帝国主义的后花园以及本土买办统治者奴隶的惨状：几乎所有农作物和工业制品都被美资企业掌控;文盲率居高不下;底层民众的健康医疗保障和受教育权益无从谈起，上流精英阶层的生活是令人无法想象的奢靡，而贫民窟里的农户乞丐们却面临着每天吃不到一顿饭和预期寿命不足50岁的悲局;且拉美各国的当权者还在配合着美国入侵者推行一系列愚民政策，妄图将拉丁美洲这片大陆世世代代打造为美国垄断资本的私家资源库。
这激怒了不过20岁出头的切·格瓦拉。
还记得《觉醒年代》里毛泽东的出场画面吗?那时的毛泽东，同样不过弱冠有余。
2
在秘鲁，他幸运地结实了共产党员艾斯医生。
通过与艾斯的交流，他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国际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念。
他在秘鲁呼吁：“拉丁美洲各国是一个集体，应放弃地方主义，为团结的美洲干杯!”
为此，已经成功考取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博士、眼看着就要顺父母心愿成为一名阿根廷上流精英的格瓦拉，竟然与中国革命的风云人物——鲁迅先生做出了同一个选择：放弃学医。
因为学医救不了被压迫的人民。
不同的是，鲁迅先生选择了笔墨，而格瓦拉先生则捡起了枪支与子弹。
但相同的是，他们都选择了革命，选择了战斗。
1953年12月24日，开始革命生涯的格瓦拉来到了危地马拉——当时拉丁美洲唯一的民主国家。
那时的危地马拉正处于年轻的左翼总统阿本斯的民主领导下，进行着一系列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
特别是阿本斯吸收了中国经验的土地改革，其矛头直指美国资本控制下的联合果品公司。
在危地马拉，格瓦拉结识了许多由于反抗拉美独裁统治者和美帝国殖民者而被迫流亡的革命战友，其中就有著名的秘鲁女革命者伊尔达·加德亚。
后来在墨西哥，她成为了格瓦拉第一任妻子。
格瓦拉领导着这些革命者们一起投入到保卫阿本斯政权的斗争，积极为阿本斯民主政府与危地马拉底层人民服务。
在那里，格瓦拉得到了他知名的绰号：“切”(Che)。
“切”是一个西班牙语的感叹词，在阿根廷和南美的一些地区被广泛使用，是人打招呼和表示惊讶的常用语，类似于汉语中的“喂，兄弟”、“喔，哥们”等。
1954年2月12日，“革命者切”在给姑妈贝阿特丽斯的信中，第一次坦率地承认他与危地马拉共产党有联系。
一个月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洪都拉斯成立了一支由危地马拉独裁军官阿马斯领导的雇佣军，准备颠覆阿本斯民主政权。
当年度6月，武装到牙齿的阿马斯雇佣军(共有800人，其中200人是危地马拉人)入侵危地马拉;当月27日，无力抵抗的阿本斯总统被迫辞职。
随后阿马斯成为危地马拉伪总统，开始对左翼人士进行残酷镇压与屠杀。
几个月之内，约9000人被捕或被杀害，格瓦拉也正式登上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黑名单。
但是他从未惧怕过死亡，在很多关于他的遗迹遗物、尤其是日记中，透露出的浓浓的“死亡宿命论”都在非常有力地光谱化、神圣化这名革命家的形象。
例如在危地马拉的反美斗争时，他在日记中曾写到：“我的死是为了献身真正的革命，我感到鼻孔张开，闻到了死去敌人的火药味和鲜血的酸味。现在我的身体上紧发条，准备战斗，我将我的生命作为一个神圣之地，这样我身体里的无产阶级的野兽般的嚎叫，就能够引起新的脉动和新的希望的回响。”
写下这段文字时，格瓦拉年仅26岁。
出逃危地马拉之后，他辗转来到了墨西哥。
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那个时候成千上万左翼政治流亡人士的避难所，他终于结识到了自己后来绵延一生的战友：同样逃亡到墨西哥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与劳尔·卡斯特罗兄弟。
也由此，他开启了自己一生中最为功勋卓著的一段篇章：跟随卡斯特罗兄弟杀回古巴，领导伟大的古巴民主革命!
3
在与卡斯特罗兄弟的交谈沟通中，格瓦拉加入了卡斯特罗组织的名为“七·二六运动”(以一次失败的革命“蒙卡达事件”的日期命名)的军事组织。
1956年11月25日，“七二六运动”的82名战士挤在狭小的“格拉玛号”游艇上，从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州的图斯潘出发，怀揣着理想和昂扬的斗志驶向了古巴。
1956年12月2日，他们在古巴南部的奥连特省的一片沼泽地登陆，但遭到古巴独裁者巴蒂斯塔的嫡系军队的袭击。
最终，82人中只有12人在这次袭击中幸存。
可就是这包括格瓦拉在内的12人，成为了后来燃烧整座古巴的星星之火。
当时的古巴在巴蒂斯塔这个亲美独裁者的统治下，民不聊生，生产匮乏，国民预期寿命不到58岁，新生婴儿死亡率达到千分之六十，超过五十万人没有工作，且有正式工作的人中也有近一半只能靠着给美国人种植农作物获取微薄的收入。
这都给卡斯特罗兄弟与格瓦拉的革命战争提供了源源活水。
冲出包围后，他们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
后来根据格瓦拉助理等古巴人士的总结，从那一阶段起，这支古巴革命队伍就已经在战斗过程中学习运用起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包括游击战术、枪杆子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土地革命、没收地主与资本家财产等先进的农民战争经验。
事实上，格瓦拉率领的古巴起义军中有相当规模的城市知识分子群体，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接受了中国的毛泽东思想关于游击战术的指导。
1957年1月，起义军夜袭普拉塔兵营，歼敌12人，首战告捷;同年5月，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部队进攻乌贝罗，歼敌53人。
此后，起义军明确宣布要推翻巴蒂斯塔反动统治，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并正式对外提出进行土地改革，要求释放左翼政治犯，恢复古巴公民的政治权利等口号。
这赢得古巴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支持，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马埃斯特腊山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对全国反抗巴蒂斯塔独裁统治有着重大的影响，1957年3月13日，哈瓦那大学学生联合会主席安东尼奥·埃切维里亚率领一部分爱国青年开始攻打巴蒂斯塔总统府。
虽然行动最后失败，但却推动了群众斗争的积极开展。
在格瓦拉的帮助下，古巴大学生运动自此得名为“3·13革命指导委员会”，配合武装部队进行武装斗争。
1957年4月9日，为响应学生，哈瓦那的工人举行了总罢工;9月5日，又爆发了西恩富戈斯市人民起义，革命者和起义水兵占领卡约洛科海军司令部，控制了全市，并把武器发给人民。
先是学生，后是工人和市民——你想到了什么?
没错，中国1919年震撼世界的五四爱国运动，同样是如此脉络。
在反对巴蒂斯塔暴政的斗争中，马埃斯特腊山区成为了联合一切反政府力量的中心，建立了以菲德尔·卡斯特罗总司令领导的“7·26运动”为中心的包括人民社会党、“3·13革命指导委员会”及其他政党派别都积极参加的民族民主反帝阵线。
菲德尔·卡斯特罗于1957年7月12日宣布颁布《土改宣言》，并在一年后的1958年10月10日宣布颁布《农民土地权》第三号法令。
这一切都在顺着中国革命的毛泽东路线前行，毫无疑问地对于动员古巴群众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1957年底至1958年初，古巴游击队发展到2000多人，卡斯特罗兄弟和格瓦拉开始把游击队大规模改编为起义军。
1958年初，劳尔·卡斯特罗带领50名战士通过敌占区，从马埃斯特腊山区转移到克里斯塔尔山区，在那里开辟了“弗兰克·派斯第二东方战线”。
不久，奥连特省北部马亚里至巴腊夸一带即为起义军所控制。同时，在胡安·阿尔梅达的指挥下，又开辟了“圣地亚哥德古巴第三战线”。
到1958年上半年，起义军活动在奥连特省的大部地区。其他几个省区内也爆发了武装起义。
1958年5月，独裁者巴蒂斯塔在镇压四月罢工和哈瓦那等城市的武装起义后.开始大肆鼓吹对马埃斯特腊山区的“总进攻”。
此时，游击队主要基地仅有300余人防守，只装备有步枪和冲锋枪。巴蒂斯塔政府出动1万多人的军队，配备有飞机、坦克和大炮，围剿马埃斯特腊山区革命根据地。
同时，驻关塔那摩基地的美军也提供飞机，对起义军基地进行轰炸。
起义军面对相当优势的敌军，与之展开了艰苦的游击战。格瓦拉领导军队在山村基地实施巧妙机动，充分利用山区险峻的地理条件袭击敌军。
1958年12月29日，起义军开始攻打省会圣克拉拉。
为防止政府军从东部地区调兵增援，特别是机械化分队的增援，格瓦拉在进攻前夕下令炸毁法尔孔城附近的桥梁。
起义军在居民的支援下，在攻打圣克拉拉的激烈战斗的第1天就获得重大战果。他们缴获了满载武器弹药的政府军装甲列车。
1959年1月1日，“列昂西奥·维达尔”兵营最后一批守军缴械投降。同一天，卡斯特罗兄弟指挥的起义军占领了东部省会圣地亚哥。
而在这前一天，独裁者巴蒂斯塔已经慌忙逃往国外，地方反动势力和美国大使馆甚至企图将革命引向歧途，扶植新的代理人取代巴蒂斯塔。
但是，起义军指挥部和人民社会党号召总罢工，挫败了这一阴谋。1月2日，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和格瓦拉指挥的起义军开进首都哈瓦那，政府军投降!
伟大的古巴人民革命战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4
今天的人们在回忆格瓦拉参与的古巴革命历程中，会很自然地忽视一些细节。
比如：在革命的一开始，在马埃斯特腊山区革命根据地，许多古巴本土士兵并不信任这位“阿根廷佬”，觉得他舞文弄墨、规矩太多、治军太过严苛、特别是惩罚叛徒过于果决。
这又让你想到了什么?
没错，当年井冈山上的毛泽东。
初上井冈山的毛泽东，同样面临着军队旧制风气蔓延、宗族习气荼毒、乡党拉帮结伙、毫无政治意识等严重影响部队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问题。
最后，通过八七会议、古田会议等翻覆军队面貌和重塑军队信仰的政治洗礼，中国的革命队伍在毛泽东麾下焕然一新。
同样，古巴的起义军也是在格瓦拉不厌其烦地教育下逐步摆脱了草莽混战的风貌，并吸纳了大量农民参军且对农民进行深刻的政治教育，使之成为古巴民主革命的有益一员。
在根据地，格瓦拉还坚持领导办报纸(进行革命宣传、与反动派大打舆论战)、建设医院(吸引不受保障的贫民进入根据地)、推行土地革命(改变生产关系、解放农民)。
这些，都为格瓦拉日后在革命胜利后担任古巴中央银行行长(实行企业国有化、去美资化)和工业部部长奠定了实践基础。
在成为古巴公民并担任一系列公职后，他把自己的家人从阿根廷接到了古巴，但都要求“一切费用自理，古巴政府不给予支付”。
他住在哈瓦那米拉玛区，革命之前这里是古巴政客和买办商人们的豪华住所，革命之后格瓦拉对其进行了改造，会客室、厨房加起来也不过40平方米，还一同住着妻子、1岁多的女儿和临时来古巴探望他的母亲塞利娅。
同时他还会在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的基础上，每周去古巴各地的农场参加劳动，这不仅是为了“革命初心”，也是为了要时刻了解古巴农业的真实情况。
在古巴，他从没上过夜总会，没有看过电影，也没去过海滩。
一次在苏联一位官员家里做客时，当苏联官员拿出极昂贵的瓷器餐具来招待格瓦拉时，格瓦拉对主人说：“真是讽刺!我这个土包子怎么配使用这么高级的餐具?”
他不止一次对古巴的大学生们说：“要为社会劳动，不要为利润劳动”、“别想着成为风光的美国人，那只是奴隶的外皮而已，应该要做一个朴素的古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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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1月19日，作为古巴工业部部长的格瓦拉，终于实现了他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梦想：来到中国，来到北京，面见他魂牵梦萦的革命导师，毛泽东主席。
在先受到恩来同志接见的情况下，格瓦拉按耐不住情绪：“这一趟，请务必让我一定见到毛泽东主席!”
恩来同志欣然答应，安排了毛主席在中南海与格瓦拉一行人的会面。
见到了毛主席这位慈祥而高大的伟人后，格瓦拉的神情显得紧张异常，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还是毛主席先开口：“切，哎呦，你好年轻哩!”
听到毛主席温馨的问候，格瓦拉舒缓下来，打开了话匣子，先是赞赏中国的绿茶：“到了中国品到这么清香的茶，就像是喝到了马黛茶啊!这茶真像是我们阿根廷的马黛茶!”
毛主席幽默地回应说：“你喝到家乡的茶叶味了，这说明你是真的到家了。”
之后，在谈到古巴革命的发展时，格瓦拉感激地说：“毛主席，您革命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出生呢!但是，后来我们读到了许多您的文章，受到了深刻的启发，是您的游击战思想指导我们取得了古巴的胜利!”
后来，毛主席又单独宴请了格瓦拉，格瓦拉还把自己写的游击战的书亲手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也送了他一本签了名的有关游击战的小册子。
在上世纪60、70年代，左翼思潮在拉美风起云涌，毛主席的著作和文章作为国际共运的指导性图腾和革命性纲领，被介绍到拉美，并影响了整整一代拉美左翼青年，直到今天都依旧声势不减。
这其中就包括后来登上拉美政坛巅峰的委内瑞拉已故总统乌戈·查韦斯、巴西前总统卢拉·达席尔瓦和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等人。
甚至左翼的思潮还刮进了资本主义世界：比如保罗·布莱特纳，前联邦德国著名球星，上世纪70年代德国足球黄金时期的主力右后卫，他就是一位著名的毛泽东主义者与格瓦拉崇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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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瓦拉之所以会成为格瓦拉，就是因为他永远心怀一个执念：革命。
所谓革命者，就是永远在战斗，永远在追求推翻暴政，永远在拥抱着那个不变的信条：“解放全人类!”
所以，作为革命者的毛泽东，会在1966年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在他的内心深处是与“把蒋介石赶到海岛上”同等地位的历史壮举;
同理，作为革命者的格瓦拉也会在厌烦了工业部长这个官僚席位之后，向他的革命战友菲德尔·卡斯特罗做出告别：1965年，格瓦拉宣布离开古巴，他要到这个世界上太多需要他的地方去，播撒革命火种，拯救被压迫的底层人民。
需要多言几句的是，格瓦拉与卡斯特罗分手的原因，大致有二。
一是革命者与政治家的根本性区别所致。
卡斯特罗立足古巴建设，但格瓦拉胸怀世界解放事业。卡斯特罗对援助第三世界国家较为保守，但格瓦拉则对第三世界普遍报以同情和支持。
二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新一代苏共领导集体发生蜕变、且其蜕变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显露无余，这让格瓦拉开始对以苏修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当时中苏发生分歧，社营内部大多数还是迫于压力站在苏联一边)产生失望情绪，也开始与坚持亲近苏联的卡斯特罗兄弟产生了间隙。
就古苏关系来说，格瓦拉原本算是个“总设计师”，在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随即对古巴进行制裁——这时候，格瓦拉借鉴了毛主席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一边倒”的政策，投靠了苏联阵营。
然而区别在于，40年代末与毛主席当时肩并肩的是“社会主义钢铁”斯大林同志，而50年代末与格瓦拉肩并肩的则是“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
不论是赴莫斯科谈判对古援助，还是敲定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格瓦拉都全程主导参与，他也曾对赫鲁晓夫抱以期待。
可是，当1962年外交危机爆发时，赫鲁晓夫在美国人面前的怯懦直接暴露了苏共修正主义集团的虚伪和政治幼稚。
结合三年前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所谓“戴维营精神”的暧昧谄媚，这令格瓦拉彻底抛弃了自己一度对苏联燃起的信心。
正如毛主席就赫鲁晓夫在整个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表现所做出的精准评价：“前期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后期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同样对赫鲁晓夫持这种看法的格瓦拉，就此离开了古巴，也离开了自己一手缔造的古苏关系格局。
他的下一站，依旧是那个永恒的主题：革命。
只有革命，才能让格瓦拉成为那个“人民的格瓦拉”、“战斗的格瓦拉”、“让美国总统憎恨又恐惧的格瓦拉”。
正如他的战友所言：“只有穿回绿色的军装，格瓦拉才能感觉到他做回了自己!”
在临行前，他留给了卡斯特罗一封信，信中这样书写道：
“在一场真正的革命中，不是胜利就是死亡。我认为我已经履行了我的职责，在古巴领土上进行了革命，在此我向你告别，也向同志们、向你的和我的人民说一声再见。”
“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民族需要我的帮助，我能做的，是你作为古巴领导人所不能做的。”
“如果我最后的生命是在别处的天空下度过的，我最后牵挂的，会是我们的人民，特别是你。”
7
离开古巴之后，格瓦拉前往了刚果(金)，试图再次点燃革命火种。
格瓦拉向刚果起义军队传授他的游击战术，计划是利用刚果坦噶尼喀湖西岸的解放区作为基地，训练刚果及周边国家的革命武装。
但是在这里，他的理想与军事行动严重受挫。
刚果的起义军中弥漫着反智的巫术、排外主义情绪和难以清除的对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的幻想。
竭尽全力的格瓦拉以及他带来的古巴游击队员根本无力扭转刚果的局势，他们只能选择放弃。
格瓦拉甚至一度考虑将受伤的士兵送回古巴，自己独自留在刚果丛林里战到最后一刻，用生命为革命竖立典范——这又一次应证了他“死亡浪漫主义”的高亢革命情绪。
不过，在几次徘徊后，格瓦拉经不住同志们的苦苦哀求，同他们一起离开了令人唏嘘的刚果。
一年后，他带领着精心挑选的17名古巴战士，再一次乔装成商人出境，再一次为了理想出发。
这次他选择了拉美，自己的政治发源地。
他很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将南美大陆培育成一个左翼的大熔炉，才能够借助这片硕大的战场将战火燃烧到其他大洲的森林、河海、城市、种族之中去。
玻利维亚的丛林，成了格瓦拉的下一站，也是他人生的最后一站。
玻利维亚反动独裁总统勒内·巴里恩托斯得知他的存在后，扬言要杀死格瓦拉，他下令玻利维亚军队四处搜寻格瓦拉和他的追随者。
同时，美国政府在得知格瓦拉新的革命活动地点后，也派出了CIA人员进入玻利维亚援助镇压。
因为美国的援助，玻利维亚政府军由美国陆军特种部队顾问训练，当中还包括了一支以应付密林战而组织的特别行动队。
同时，格瓦拉自身也缺乏盟友(玻利维亚共产党拒绝提供帮助，玻共主张列宁的城市暴动，反对丛林游击战)，这就令格瓦拉游击队的形势显得十分不妙。
另外，CIA还帮助反对卡斯特罗政权的古巴流亡分子设立了审讯室，拷打那些被认为协助格瓦拉的玻利维亚人。
为搜寻格瓦拉及其支持者，整个拉丁美洲约有30万人受到CIA的政治迫害。
在缺乏支援和外部信息且美国动用了遥感技术侦查丛林的情况下，死亡一步步地逼近格瓦拉。
1967年10月，在玻利维亚拉伊格拉，格瓦拉游击队中的一个逃兵向玻利维亚政府军特种部队透露了格瓦拉的营地。
10月8日，当格瓦拉在拉伊格拉附近带领巡逻，特种部队包围了营地，终于是捉住身负腿伤的格瓦拉、捉住了这个让美国政府担惊受怕了十年之久的“共产主义唐吉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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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瓦拉被俘后，CIA派来专员罗德里格斯前去玻利维亚，负责押送他去到巴拿马法庭“接受审判”。
然而惊恐万分的玻利维亚反动政府却要求美国人就地处决格瓦拉。
因为他们认为，倔强且心理强大的格瓦拉一定会在法庭上当着所有媒体的面，大肆宣扬他的共产主义理论和革命斗争思想………
当自己将被处死的消息传到格瓦拉的耳朵里时，这位永远保持着笑容和坚毅眼神的游击队长，对着看管他的美国人、玻利维亚人放声大笑：“这样更好!我本来就不应该被你们活捉!”
10月9日，格瓦拉被枪杀，结束了他英雄的一生，享年39岁。
据在场的人回忆，枪手要求格瓦拉转过身去，但他拒绝，他始终死死盯着枪手的眼睛，直到三声枪响后彻底闭上了双眼。
格瓦拉死后，美国人将他的遗体送到了玻利维亚小城瓦列格兰德的一所乡村医院，梳洗干净之后，邀请了全世界部分媒体的记者前来对遗体拍摄。
美国人的用意很简单：炫耀。
除了炫耀，也有一丝的恐吓的意味：所有和美帝国主义对抗的共产主义分子，都是这个下场!
然而，这最终却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失败的一次政治宣传!
在记者拍摄过程中，格瓦拉竟然阴差阳错地睁开了双眼!嘴角甚至还呈现出微微的笑容!
这些全部被记者用摄影机拍下，传遍了世界。
格瓦拉遗体的姿态、遗容，几乎与在西方世界里被奉为神灵的耶稣，其受难时的形象一模一样!
上图：曼泰尼创作的《基督透视图》
下图：玻利维亚记者拍下的格瓦拉遗体照
上图：小霍尔拜因创作的《基督蒙难》
下图：玻利维亚记者拍下的格瓦拉遗体照
上图：伦勃朗创作的《蒂尔普医生正在上解剖课》
下图：玻利维亚记者拍下的格瓦拉遗体照
玻利维亚摄影记者之一的阿尔伯塔事后回忆：“当时，切的遗体周围确实弥漫着一种神圣的气氛，他是为理想而死，他无疑是一个伟大的人。”
一个被美国人视为眼中钉、意识形态战犯的共产主义幽灵，他死后的遗体竟然和耶稣的状态实现了契合，这份尴尬，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结结实实地打在了美国政客们的脸上。
正是因为这一张张如图腾般的遗体照被迅速传播向全球各地，格瓦拉的死不但未能抹杀他的影响力，反而更加鼓舞那些为了革命理想的青年为之奋斗、为之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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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总理周恩来曾对格瓦拉有过负面评价：“他是盲动主义者，他不要党的领导”、“他主张到处点火…”
但是在毛主席看来，坚持所谓党的领导和对组织的忠诚，首先要取决于党组织自身是否变质、是否依旧红心滚滚。
所以一生作为革命者的毛主席会说出这样的话：“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那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造反有理!”
也就是列宁所说的：“幻想和平而不鼓吹革命行动，那就是惧怕战争，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格瓦拉自己曾在日记中坦言：“如果说我是一个浪漫主义分子，那么，我将一千零一次地回答说：是的，我就是这样的人!”
浪漫主义，显然是有门槛的。
真正的浪漫主义不是香槟配玫瑰的小布尔乔亚情调，那是萎靡又廉价的颓废资产阶级;
真正的浪漫主义是革命浪漫主义，是永远坚定地做着自己，不为生生死死所固，更不会为利益所驱。
在所有对格瓦拉的评价中，我个人最推崇的是萨特的评语，摘录在此，诸位可以品味一番：
“格瓦拉的超凡形象，首先建立在其信仰前后一致的基础上。他从未有过半点的犹豫和丝毫的政治算计，他始终坚持不懈地拒绝任何形式的特权。也正是这些，促使他将捍卫自己理想的行动发挥到极致。”
谨以此文献给伟大的切·格瓦拉，献给伟大的拉丁美洲和因资本全球化而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南美人民。
这个世界，应该是革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