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临近，笔者带着孩子回到了老家。孩子被街头打糍粑的场景吸引，驻足观看了一会儿。
现在的糍粑大多是食品工厂里机器压制出来的，这种人工打糍粑已经消失多年，而今却以街头景观的形式复活，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讲的确是稀罕事物。
笔者下时候每到小年前后，村里的壮汉们便要聚在一起。家家户户将提前泡好的糯米拿过来蒸熟倒在石窝中，四个人抡起石锤轮番打糍粑，旁边还有一个壮汉不停地将石窝里的糍粑团翻面，最后将打好的糍粑团搬到八仙桌上，另一个壮汉用擀面杖将糍粑团擀薄切片。
整个过程全是力气活，一般打一窝糍粑就要换一拨人，替换下来的人在一边抽烟、拉家常，休息一会儿，等着下一窝糍粑。
村里的玩伴们每逢这时也是最开心的，蒸好的糯米舀上一碗、撒上白糖，就成了极好的美味。
人工打糍粑这种活儿一般都是一个自然村里十几户人合作完成的;类似的还有杀年猪，同样需要几户人家合作完成。
对于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看见打糍粑、杀年猪，就知道要过年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年味”吧。
就在除夕前的这几天，还有旱船队、舞狮队在村里的轮回表演。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的最初两三年，大队的文宣队还没有解散，每到年关和重大节庆日都有表演任务。县里国营的剧团、电影院也会在腊月送戏剧、送电影到农村，演出的地点就在还没被分掉的小队打谷场……
这些就是笔者对儿时“年味”的记忆。
后来，小队的打谷场也被分掉，变成了稻田，笔者再没见过县里送下来的戏剧、电影;生产队已经没有了集体资产，文宣队也解散了，外乡人把旱船、舞狮当作了讨饭的营生。
再再后来，村里的壮劳动力大都去到城市打工，村民之间联系越来越淡，人工打糍粑、杀年猪的场景便也消失了，一同消失的便是“年味”……
关于“年味”消失的原因，大众有很多解释与讨论，而对于笔者这样的农村娃来讲，“年味”消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集体经济的解散，我们从原来的一整个大家庭变成了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小家庭。
而今，门对门相互不熟悉的甚至不认识的，不仅仅是城市居民楼里的居民，农村里除了打麻将、赌牌还能聚集起一点点人气，整个农村到了年关也依然是死气沉沉，家家户户都关起了门。儿时整个村里的小伙伴们聚在一起斗灯笼、放烟花的场景再也见不到了。
“年味”是一个传统的事物，这是很多人的共识;然而，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却是，而今人们关于“年味”的记忆全部来自三四十年前，而不是更久远的旧社会。
笔者小时候曾经听姥姥忆苦思甜，讲我们这辈的孩子多么幸福，姥姥记忆深刻的是她小时候家里还要从别家借一盆豆腐，才勉强过了一个年。
在旧社会，富人有富人家的“年味”，穷人有穷人家的“年味”;富人的“年味”是幸福的，穷人的“年味”却是苦涩的。鲁四老爷、黄世仁家的“年味”，与祥林嫂、杨白劳家的“年味”能一样吗?而后者才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在旧社会的“年味”。
1943年的春节，鲁艺的学员和延安当地群众一起，载歌载舞敲锣打鼓，吹着唢呐，推着拥军小车，划着旱船，扭着秧歌，来到了枣园给毛主席拜年，并演出了新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节目，毛主席也很高兴地给前来的干部群众拜年。
1943年春节鲁艺演出《兄妹开荒》
1943年鲁艺秧歌队在延安演出，排头者为后来创作出《我的祖国》《英雄赞歌》《让我们荡起双桨》等经典作品的音乐家刘炽
到1944年春节，延安工厂、学校、部队组织的秧歌队多达27个，上演了150多个节目。延安到处充满了欣欣向荣的节日氛围。
这样的“年味”从延安逐渐传遍到了整个解放区，再一直传递到新中国。在新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依托人民公社的经济基础，合作起来的劳动人民才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的“年味”。
笔者听父母讲过70年代的春节，除了打糍粑、文宣队演出这些笔者儿时见到的事物，还有大队组织的“忆苦思甜会”。姥姥对我“忆苦思甜”大概便是从那时学来的，只是姥姥这一辈以及父母这一辈，对于“忆苦思甜”是很不理解的，否则也不会有后来单干的顺利推行了。
人们怀念“年味”，怀念的其实是曾经的社会共同体带给我们的集体主义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