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战友：中国和阿尔巴尼亚
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新型的国家，是推翻了剥削阶级而由劳动人民掌握权力的国家。 在这些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中，实现着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统一的原则。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理想把我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毛泽东《在庆祝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6日)
随着苏东集团国家对中国的封锁，一个东欧国家作为捍卫中国的唯一战友挺身而出。恩维尔·霍查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PPSH)[1]谴责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并支持斯大林和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纵观中苏决裂和文化大革命，在同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对抗中，阿尔巴尼亚和中国是最亲密的战友。
阿尔巴尼亚并未把毛泽东思想本身作为官方的根本思想：他们官方自称为“反修正主义马列主义者”。然而毛泽东的理论仍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及其群众组织传播。1967年夏末，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霍查安排了两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干部，请求翻译阿尔巴尼亚版本的红宝书。毛泽东准许了，并说：“如果[我的语录]有用你们就翻译吧。”他补充说：“中国经验可能可以服务于其他国家，但他们必须自己判断。”[2]阿尔巴尼亚各地的小红书《人民之声》(Zeri I Popullit)出版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官方报纸《人民之声》撰写了一篇题为“阿尔巴尼亚语的毛主席的语录是从中国兄弟那得到的一个伟大和宝贵的礼物!”的文章。一周后，东德驻地拉那的外交官报告说有教授已经在地拉那大学教授毛泽东语录。[3]
最奇怪的是，阿尔巴尼亚人不只是传播了毛泽东的著作。1966年5月，第一书记霍查根据部分中国经验亲自复刻了他自己的“思想文化大革命”。霍查宣布阿尔巴尼亚是历史上第一个无神论国家[4]，并呼吁开展解散本国所有宗教机构的运动。他任命了阿尔巴尼亚版本的红卫兵——被称为“阿尔巴尼亚青年”，来执行他的任务。[5]
思想文化革命有一个奇特的开端。最初，霍查在1961年宣布“复辟资本主义的内部经济和社会条件，现在[在阿尔巴尼亚]已经被消灭了”，党和社会不再需要阶级斗争。然而，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霍查突然推翻了这个总结，似乎思想路线完全改变了。[6]阿尔巴尼亚的文化革命开始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取消军衔制，将政委重新引入部队，派中、高级官员到工厂、田间劳动，边远山区集体化、集中力量抵御外来影响。[7]
有趣的是，思想文化革命的主要特点是反宗教：一项研究表明“在1967年5月内，2169宗教物品被摧毁、侵犯或转换成其他用途。这个数字包括600座修道院和327座天主教堂的建筑。”[8]讽刺的是，当时中国当局已开始阻止红卫兵破坏古庙、文物和其他“旧世界”的象征，而霍查有差别地根据毛泽东上层建筑在文化革命过程中作用的理论开始了他消灭“旧阿尔巴尼亚”的运动。阿尔巴尼亚政府判决“上层建筑必须摆脱一切落后事物和外来因素”，也就是说，霍查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相称来为其行为辩护。[9]
尽管受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启发，但阿尔巴尼亚的文化革命从来没有达到前者的规模。阿尔巴尼亚青年只被用来进攻宗教机构和已经推翻了的地主，在对旧社会的进攻中，没有大规模的工人或妇女组织提供特别的帮助，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同的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军主要被置于幕后，充当要被改变的东西，而不是用来改变的工具。[10]最后，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倡议，主要由霍查自己策划。这次思想文化革命的发动，相比毛泽东发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信念更加刻意和务实。阿尔巴尼亚人知道，正式脱离华沙条约将导致严重军事和经济上的阻碍，他们需要做好消除任何形式社会弱点的准备。[11]
伊萨·布鲁米在他关于思想文化革命的重要文章“霍查的阶级战争”中写道：
“最初，对企业董事工作的微妙批评被公之于众……”虽然这听起来像是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工厂批判，但在阿尔巴尼亚，批评是严格通过党领导的工会进行的，“党的路线”这个词远比中国的“群众路线”[12]这个词流行。代替了毛主义的“炮打司令部”(改造党)的是，霍查想集中精力把阿尔巴尼亚工人改造成“新人”(改造人民自己)[13]。阿尔巴尼亚文化革命复刻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使用Flete-ruffe(一种街头板报形式)或“墙报”，但只用于宣传口号和批评“被误导”的公民。[14]1968年4月9日，党发布了一则建立新“工人委员会”的呼吁(参见中国的革命委员会)然而，到1969年底，党停止了工人委员会的工作，因为党认为他们像是苏联时期的管理者(他们在阿尔巴尼亚被霍查定性为修正主义者的阶级)所以被果断地赶下台。[15]这给阿尔巴尼亚文化革命和中国文化大革命之间带来了明显的理论差异。与阿尔巴尼亚人认为一切矛盾都已被消灭的观点相比，中国人认为，旧思想会不断再生，因此走资派会不断反抗，直到全面共产主义的实现。[16]
党之外的反修正主义不属于党的范畴，特别是毛主义的反修正主义，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霍查说“即使是中国同志有所要求”，在阿尔巴尼亚也不会有独立的亲北京活动。任何来自中国的毛主义作品或宣传材料都将由阿尔巴尼亚当局独立分发。[17]霍查认为，这种对意识形态和社会外思想的严格处理，是确保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反修正主义在任何时候都正确保持自己既定路线的一种方法。不幸的是，霍查犯下了致命错误：发动文化革命，却没有将其针对党内反对者，却将矛头直指已经被人民社会主义共和国剥夺了基本权力的阿尔巴尼亚文化生活的一些方面。这使他的举动开始与毛主义的继续革命学说大相径庭时，很容易受周围人的攻击。毛泽东去世后不久，霍查突然脱离中国路线，宣称毛泽东一直是修正主义者，而且霍查在整个六、七十年代一直反对他。这导致了中阿决裂，导致许多毛主义政党分裂成三股势力：支持“四人帮”、支持邓小平和支持霍查，极大地削弱了全球的毛主义运动。[18]
注：
[1] 为了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区别开来将使用缩写“PPSH”。
[2] 伊莱多·梅希利(Elidor Mehilli)，《毛泽东和阿尔巴尼亚人》，库克人，166。
[3] 同上，166-167。
[4] 在阿尔巴尼亚之前，所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只是要求政教分离。虽然无神论是通过国家宣传来鼓励的，并在学术机构中教授，但是像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却没有在宪法或法律中正式自称为“无神论者”。
[5]尼蒂拉·哈希亚·卢贾亚，《意识形态和文化大革命的后果分析》，社会学研究1，第6号(2011年11月)：469。
[6]彼得·R·普里夫蒂(Peter R. Prifti)，《自1944年以来的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国内外发展》，(剑桥，马萨诸塞州：麻省理工出版社，1978)，普里夫蒂认为，考虑到地拉那(阿尔巴尼亚首都)和北京在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已经统一，某种形式的文化革命式的运动最终将不可避免，143-144。
[7]
[8] Ljarjaa，469。
[9] 同上，470。
[10] 普里夫蒂，146。
[11] 伊萨·布鲁米-霍查的“阶级战争：文化大革命和国家改革，1961-1971”，东欧季刊，33，第3期(1999年9月)：305。
[12] 同上，311。
[13] 同上，312。
[14] 同上，319。
[15] 同上，320。
[16] 梅希利在库克，175。
[17] 同上。
[18] 关于中阿分裂及其对世界各地毛主义政党影响的主要文件，我会在网上推荐马克思主义者网络档案馆的反修正主义百科全书(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rol/).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恩维尔·霍查自己对毛主义的论战，《帝国主义与革命》(地拉那：外语出版社，1978)与美国毛主义者J.Werner的反驳《反击教条修正主义者对毛泽东思想的进攻——评恩维尔·霍查的《帝国主义与革命》》，在美国革命共产党理论刊物《共产主义者》第5期上，(芝加哥：RCP出版物，1979年)，网址为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rol/ncm-5 / rcp-hoxha / index.htm。
图：1966年8月，苏联大使馆所在马路被命名为“反修路”
第五章：保加利亚的喧嚣：1965年的政变企图和1968年的世界青年学生节
“我们的军队一向就有两条方针：第一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第二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
——毛泽东在1944年9月18日党中央招待后方部队模范学习代表招待会上的讲话
随着中苏决裂变得不可逆转，由毛泽东引发的不同意见的裂痕开始在苏东集团中显现出来，其中最具戏剧性和级别最高的一次是1965年4月保加利亚索菲亚的军事政变。但它也是保加利亚共产党内部特定派系之间出现的重大分裂的必然结果：切尔文科夫派(斯大林主义者、“反修正主义者”)、尤戈夫派(更具民族主义色彩，以摇摆不定的机会主义著称)，以及占主导地位的日夫科夫派(亲苏联，亲赫鲁晓夫)。[1]这一分歧在20年的过程中不断扩大：甚至早在1945年，“本土共产党”(“home communists”)和“莫斯科派”之间就存在着明显的分歧。[2]
1954年3月，中央委员会选举保加利亚共产党新任总书记托多尔•日夫科夫，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许多中下层党政官员对他感到不满。[3]前任总书记(也是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罗夫的姐夫)瓦尔科·切尔文科夫被称为保加利亚的“小斯大林”，支持中国抵制去斯大林化，这使得日夫科夫不断排挤他，尽管他在众多保加利亚共产党员中很受欢迎。[4]“本土共产党”(现在由切尔文科夫派、尤戈夫派和保加利亚军方民族主义者组成)认为，日夫科夫和“莫斯科派”不仅使保加利亚和苏联结盟，而且把他们的国家变成了类似于苏联附庸国的国家。由于日夫科夫在军事和经济改革中照搬苏联模式，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硬派和保加利亚人民军被激怒，密谋发动政变，反对总书记的修正主义。[5]
政变的策划者来自各个不同的领域：密谋头目伊万·托多罗夫·戈伦亚，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农业部副部长和二战中的反纳粹老兵;外交部长索洛·克拉斯特夫(Tsolo Krastev)，前驻朝鲜大使;茨维特科·阿内夫(Tsvetko Anev)少将，索菲亚军事要塞指挥官;还有国防部副部长斯拉夫乔·特兰斯基(Slavcho Transki)，另一位反纳粹抵抗英雄。[6]其中托多罗夫·戈伦亚、阿内夫和特兰斯基的军事背景尤为重要，这种领导不仅对武装政变至关重要，而且事实上“尽管保加利亚不是一个公认意义上的军国主义国家，但保加利亚人始终赋予其军队在国家机构中特殊的荣誉地位。”[7]策划者们认为，将民众团结在反修正主义的马列主义旗帜下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唤起一种使保加利亚人民摆脱苏联枷锁的文化感情。
政变将按如下方式实施：阿内夫将军的军事驻军将切断通往首都的所有道路和桥梁，摧毁所有通讯中心，占领机场。与此同时，托多罗夫·戈伦亚将率领部队冲进中央委员会，抓住包括日夫科夫本人在内的11人政治集团。[8]然而，对于策划者来说，一切都没有按计划进行，政变企图很快就暴露了。策划者不知道的是，苏联和保加利亚的情报部门一直在监视着个别的策划者和其支持者，直到4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场逮捕、清洗和降职的浪潮席卷了党和军队，最终以4月7日托多罗夫·戈伦亚的自杀结束。[9]
这次政变是史无前例的。除了1960年阿尔巴尼亚的政变，任何试图用军事手段推翻苏联集团国家的企图都被认为是完全不可能的。[10]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呢?保加利亚共产党又作何解释呢?谣言和官方的解释开始到处泛滥。西方媒体，如《时代》杂志等暗示，托多罗夫·戈伦亚和他的组织策划了一场“亲北京的政变”[11]，并直接受到毛泽东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启发。《芝加哥论坛报》报道说，日夫科夫宣称这些策划者是“亲华分子……有落后思想的人”。[12]论坛报还指出，在中国官员进行外交访问后不久，政变预谋就开始形成。美国、苏联和保加利亚的媒体似乎都把矛头指向一个充当政变幕后主使的罪魁祸首：中国。
然而，很难绝对肯定地说1965年保加利亚的政变是“毛主义”的。没有发现任何北京向策划者提供援助的任何实质性证据或文件，中国官方媒体也没有报道或声援他们的被捕。就像1956年格鲁吉亚对苏联起义期间朱德在第比利斯(格鲁吉亚首都)的出现一样，政变前不久的中国外交使团到访似乎是巧合，只能心存猜测。尽管中国反对苏联集团的去斯大林化和经济改革无疑启发了政变策划者，但上述的民族主义因素和对苏联军事统治的不满成为了反抗日夫科夫政权的更直接诱因。随着政变的平息，保加利亚政府简单地将所有关于政变企图的进一步讨论都藏匿起来，直到1989年政府解散。
然而，三年后，索菲亚将再次被中国的幽灵所震撼，但这一次，索菲亚的运动带着更明显的毛主义色彩，而这来自一群骄傲的外国人。奎因·斯洛博丹(Quinn Slobodian)在他2012年出版的专著《外国阵线：六个德国人的第三世界政治》(Foreign Front：Third World Politics In Sixth Germany)中讲述了一群来自西德的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的毛主义学生如何在1968年苏联主办的世界青年学生节(WFYS)上引起戏剧性骚动的故事。世界青年学生节是一个由世界各地左翼政党组成的青年联盟(主要包括与莫斯科结盟或中苏决裂时选择不结盟的共产党的青年联盟)组成的半年度聚会，将于当年7月27日至8月6日在保加利亚索菲亚举行。[13]中国的红卫兵代表团来参加当然是绝不可能的，不过，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SDS)[14]受到了邀请，但他们几乎是作为中国红卫兵的代理代表团来到这个节日的。[15]
保加利亚和苏联领导人最初对一群代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参加世界青年学生节会议的西德社会主义者毫不在意。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1968年7月27日开幕式后，麻烦会接踵而至。当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代表团走过苏联领导人时，他们高呼“毛泽东!毛泽东!毛泽东!”，还拿着毛主席的画像，公然表示苏联的反对[16]。后来的活动充满了麻烦，德国毛主义者一再中断亲苏青年活动，要求围绕中苏决裂中的关键问题展开辩论和讨论。德国毛主义者在保加利亚活动的最终高潮是在美国驻索菲亚大使馆外举行了一次未经批准的抗议越南战争的活动，在闭幕式上，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反复高呼着“卡斯特罗!毛泽东!格瓦拉!”后离场。最终，毛主义以这种公然挑衅的方式分裂了保加利亚和德国波恩[17]，而不是其回到源头北京。
注：
[1] J.F. Brown, “The Bulgarian Plot,” The World Today, 21, no. 6 (Jun 1965): 265-266.
[2] 同上, 264.
[3] 同上, 266.
[4] 同上, 264-265.
[5] “Purge Expected in Bulgaria: Diplomats Link It to Coup That Failed,” Chicago Tribune, April 22, 1965, sec. 2A, 5.
[6]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还有其他有权有势的人物“至少承诺过，一旦阴谋的第一步行动成功，他们会予以支持”。切尔文科夫是否参与了政变，或知晓政变，似乎不得而知, Brown 262-263.
[7] 同上
[8] “Bulgaria: The Black Sheep,”Time,30 April 1965, http://content.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898659,00.html
[9] 同上
[10] Brown, 261.
[11] “Bulgaria: The Black Sheep”.
[12] “Pro-Chinese Blamed for Bulgaria Coup: Zhivkhov Fixes Guilt in Abortive Effort,” Chicago Tribune, July 17, 1965, sec. A, 12.
[13] Quinn Slobodian, Foreign Front: Third World Politics in Sixties West German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94-195.
[14] “德国SDS”一词是用来区别于美国的SDS，即“争取民主社会学生运动”(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这是另一个存在重叠的激进的学生组织，内部包含一个毛主义派别。
[15] 需要澄清的是，虽然中国政府总体上支持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但北京本身对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作为北京在世界青年学生节的官方代表的看法很矛盾。
[16] 同上,196-198。
[17] 同上,195。
图：1966年，上海外滩马路上的反修标语
第六章变成“中国人”：毛主义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革命斗争中的某些时候，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在这种时候，困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顺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 于革命党人的努力，能够逐步地克服困难，开展顺利的新局面，困难的局面让位于顺利的局面。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1]
西德的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并不是唯一一个以毛泽东的名义公然反抗莫斯科的德国青年组织。在柏林墙的另一边，一小批年轻一代的东德共产主义者(也有一小批纳粹集中营中幸存的年长而经验丰富的共产主义者加入)向他们已经组成一个名为德国共产党/马列主义(KPD/ML)的有凝聚力的毛主义政党的西德同胞们伸出了援手。德共/马列一直试图建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分部，希望在北京针对莫斯科的全球宣传战争升温之际，利用东德青年对执政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不满及东德经济萧条、威权主义的苏联统治模式。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诞生似乎是一个命中注定痛苦的政治和经济悲剧。当其他的东欧国家被苏联从纳粹占领中解放出来的时候，民主德国(俗称东德)从德意志帝国自身的毁灭中诞生了，德意志帝国被同盟国一分为二，它东部的大部分领土被作为对战争暴行的地理赔偿划给了波兰。苏联红军于1947年建立了德国经济委员会(Deutsche Wirtschafts kommission，简称DWK)，以指导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2]德国经济委员会立即就将向其他苏东国家支付的赔款加在国家身上，在其存在的时间里试图完全复制莫斯科的模式，“直至最后一台机器，直至最后一个工业生产单位”[3]。在1949年，德国经济委员会被解散，经济规划被移交给新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苏联建立的执政党——德意志统一社会党。
即使从苏联的直接统治过渡到东德的国内统治，以及社会的去纳粹化后，新的政治和经济模式也没有能很好地服务德国人民，包括本应统治它的工人阶级。东德的月均收入只有256德国马克，而即使是单一的食物也要占到收入的三分之一。[4]暴乱和起义在整个1953年接连发生。在年底，统一社会党总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试图通过实施名为“新方针“的一系列重大经济改革来进一步减少不满。“新方针”在意图满足民众的同时，偏离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很像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在苏联的政策——停止农业集体化并把资产返还给农民和企业主(特别是如果他们在财产被没收后逃往西方的话)。
二十多年后，在1967年，一项被称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新政策对工资和价格的设定以及企业管理的自治进行了改革。[5]像赫鲁晓夫一样，乌布利希被认为是没有能力推进经济改革的，并于1971年被更加勃列日涅夫化(同时也与勃列日涅夫结盟)的艾里希·昂纳克取代。就像柯西金改革对苏联反改革者的影响一样，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将会被东德德共/马列的毛主义者们用来证明东德的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而德国统一社会党是苏共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的代理人。
1968年是风狂雨骤的一年，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全球没有一片不被影响的“净土”。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试图从顶层改变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权，导致苏联入侵他们的国家以及运动的失败。与此同时，在中国，文革进入了疯狂的高潮。随着红卫兵和其他的激进群众组织已经脱离了毛的掌控，国家被拖入了毛所称的“全面内战”[6]。这一年也诞生了更多的毛主义政党(很多都比几年前的毛主义政党更激进，更以年轻人为导向)，包括西德(联邦德国)的德共/马列。与此同时，在东方，1968年的年轻人开始形成以毛主义为核心的激进学习圈子，并在这种情况下学习了独立于高中和高校马列主义课程之外的马、恩、列的一些经典著作和官方不认可的斯大林、毛泽东和霍查的作品。
在1969年，进步青年(Progressive Jugend，简称PJ)组织在马德堡成立了。进步青年只有大约100个全职干部，但一小群模仿全球激进社会运动的支持者被团结起来。例如，进步青年因穿着美国黑豹党风格的制服[7]拿着刚从中国驻东柏林大使馆(一个将会在这一点上给东德官方带来极大痛苦的大使馆)获得的“红宝书“而闻名。[8]在1970年代早期，进步青年不仅有了柏林和马德堡的支持者，还在主要的港口城市罗斯托克拥有支持者，这使他们形成了更加广泛的基础。[9]
进步青年最终联系到了在联邦德国的德共/马列并且成立了该党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分部”。在1976年2月7日，一部标题上写着“德国共产党/马列主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分部成立宣言”的小册子出版了。这本小册子的扉页上印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的头像。[10]小册子包含了新共产党的纲领以及一系列谴责东德经济模式是“彻底的资本主义模式”[11]及德国统一社会党是“国家的叛徒“、”莫斯科的附庸“[12]的文章。这是一份具有煽动性的文本，宣称将对国家进行全面的阶级斗争并打算将阶级斗争带向全面胜利。像他们的西德同志一样，德共/马列的东德分部成功地变成了“中国人”，把中国的审美以及红卫兵不择手段摧毁修正主义的目标转移到了他们自己身上。[13]
东德分部开始印刷自己版本的中央党报《红色黎明》(Rote Morgen)并在大学校园散发它，并定期把党报的复印件塞进工人阶级邻居的邮箱。[14]尽管只有几十个成员，东德分部像进步青年那样团结了一小部分同情反修正主义的东德市民作为他们微小的基础，这很快就激怒了强大的国家安全机构(通常被称为“史塔西”)。躲避史塔西和躲避克格勃一样是不可能的，如果算上前者遍及1600万人口的两百万平民线人则更是难上加难。干部被捕经常发生，《红色黎明》经常报道德共/马列被囚禁在东德监狱里的囚犯，直到该报在1982年解散。
尽管民主德国经历了十年规模虽小但充满活力的毛主义活动，但其作为毛主义的有凝聚力先锋的时间只持续了两年。在1978年，德共/马列，包括它的东德分部，在中阿决裂中倒向了阿尔巴尼亚，而在1986年，德共/马列的新霍查主义化身解散了它的东德分部而其并入了国际马克思主义小组并与之组成了统一社会主义党，并在80年代晚期逐渐消失。东德毛主义者未能建立群众基础或严重威胁德国到统一社会党的体制(史塔西当然是这么看待他们的)，直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继续成为东德人民参与的唯一马克思主义学派。
与苏联和保加利亚人的经历不同，毛主义在民主德国的故事的独特之处在于与它有着更显著的跨国性，同时也有更多中国政府对毛主义传播的直接参与。想要真正地领会毛主义者在东德的存在，我们必须转向铁幕背后文革最活跃的“根据地”：东柏林的东德大使馆。大使馆很有“捣乱”的本事(引用自毛)，并且对德国人敞开大门，充当了毛主义热情而公开的传播渠道。
在使馆周围的街道上，中国大使馆明目张胆地散发德语版的红宝书、传单、小册子给工人、学生和工作人员，并张贴德语海报谴责统一社会党，没有任何在其他保留。[15]上千份的《北京周报》在东柏林被印刷、分发，还有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其他小册子。[16]在1967年末，平均每天有63名德国学生来拜访大使馆以获得红宝书和直接从中国运来的毛主席像章。东德的权力机关非常担心这个事情的发展，于是在1968年1月切断了对大使馆的一切民间访问并且禁止除外交官和工作人员以外的任何人进入大使馆。[17]
企图煽动东德民众并不是政府主动将中国人控制在使馆内的唯一原因，因为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中国人已经成为东柏林一大令人头疼的麻烦。奎因·斯隆博迪的综合论文(少数英语版本之一)，《毛主义的敌人：1960年代中国在东德的挑战》，由当代历史刊物出版，讲述了中国人与当局的冲突是怎么爆发的——中国人先前发起了一场运动反对东德政府。在东德领土上的第一次重大挑衅开始于1967年的红场事件结束后不久，红卫兵被带到了大使馆，以在保护下班途中的中国大使。又不久后，中国人开始在大使馆的土地外布置新玻璃展示窗以展示中国的宣传海报和艺术，以谴责苏联和东德的修正主义。[18]
随着四名中国外交官死于柏林的一场车祸中，红场事件于1967年6月开始了。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立即得出结论，认为东德当局应该对此负责，这起事故实际上是一起暗杀。由于对此深信不疑，工作人员开始在晚上通过高音喇叭向路过普通群众高呼：“血债血偿”、“打倒修正主义”。[19]作为回应，东德公民在大使馆周围的玻璃展示窗上划刻“猪”的字样，并用口红在展示柜上乱涂乱画。双方的挑衅行为最终平息下来，但史塔西和军队针对大使馆的监视始终处于最高水平。[20]
除了阿尔巴尼亚和匈牙利的学生运动外，毛主义在民主德国的存在远比之前苏东集团的任何地方都要激烈。与苏联的反修正主义者不同的是，在东德的反修正主义者合并成了一个单一国家组织。先是作为一个青年组织，然后又成为了自称的先锋党，而他们的存在也在全国范围内为人所知。他们在文革结束后继续存在直到1980年代中期，尽管是作为霍查主义者，以及之后作为与另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合并而成的党的一部分。目前英语资源仍然不足，希望这将会得到改变——随着有关在跨国规模上把握第二世界60年代精神经历文献资料的翻译和数字化。
注：
[1]原文见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65)，1：335。
[2] Mike Denni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1945-1990 (Essex：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2000)，17。
[3] 同上，42。
[4] 同上，55。
[5] 同上，117。
[6] William Hinton，Turning Point in China：An Essay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2)，17。
[7] 同上。
[8] Quinn Slobodian，“Badge books and brand books：the Mao Bible in East and West Germany”in Cook，221。
[9] “New Revelations”。
[10] Gründungserklärung der Sektion DDR der KPD/ML[Declaration of the Founding of the GDR Section of the KPD/ML]，(Berlin：Roter Morgen，1976)，1，http：//www.maoprojekt.de/BRD/ORG/GRM/KPDML_1976_in_der_DDR_gegruendet.shtml 125。
[11] 同上，13。
[12] 同上，25。
[13] Slobodian，Foreign Front，177。
[14] Dietmar Kestin，“'Roter Morgen'：Zentralorgan der KPD/Marxisten-Leninisten，Ausgabe DDR，”Materialien zur Analyse von Opposition(M.A.O.)，http：//www.mao-projekt.de/INT/EU/DDR/DDR_KPDML_Roter_Morgen.shtml。
[15] Quinn Slobodian，“The Maoist Enemy：China’s Challenge in 1960s East Germany，”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51，no.3 (2016)：19-20。
[16] 同上，20-21。
[17] Slobodian，in Cook， 221。
[18] 同上，17。
[19] 同上，19。
[20] 同上。
图：1966年8月29日，革命群众在苏联大使馆前示威，高呼反对苏修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