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人民领袖，特别是指引人民反修反资、不断革命的伟大领袖。当今，有些人企图把毛主席架空为对资产阶级无害的神像，淡化毛主席关于“向走资派造反有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观点，而极力渲染毛主席在战争年代多么能打仗、“用兵真如神”等等。
话说回来，在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确实“用兵真如神”。而且，毛主席在党内、红军内部确立领导地位，也是从指挥打仗开始的。那些“左”倾冒险主义者指挥打仗，屡战屡败，使党和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而毛主席指挥打仗，却屡战屡胜，所以才赢得了大家的认可。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毛主席带领的革命军队，其特点就是能吃苦、能走路、能打仗。其中，“能走路”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毛主席指挥打仗，从来是机动灵活，在运动中与敌人周旋，在周旋过程中把握有力战机消灭敌人。而当战局不利于我方时，毛主席的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里的“打不赢就跑”决不意味着仓皇逃命，而是避开敌人的锋芒，转换战争的时间和空间，另外寻找有利于我方的战机。
例如，在举世闻名的长征中，如果将红军各部队在每次战役中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直线连起来，就会发现这条直线和红军长征中实际走的行军路线构成了弯弓的形状，红军基本上是在弯弯的“弓背”上行走。其实，如果细心观察可以发现，这个弯弓的“弓弦”下多为平原、丘陵地区，物产丰富、行军方便，而“弓背”所经之处，多为高山大川、雪山草地，地瘠民贫、行军异常困难。那么，红军为什么不走平坦的“弓弦”近道，而走山高路远的“弓背”呢？
长征时，毛主席在替中革军委起草的《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中指出：
“为了有把握取得胜利，我们必须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古人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在中国革命初期，敌人特别强大、红军十分弱小，打仗就更要虚虚实实、奇奇正正。战争中，究竟是走直接路线还是间接路线，需要指挥员根据双方实力、作战环境等情况，因敌而变、因情而变。
1936年，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一光辉著作中指出：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失败后，革命成了极深刻极残酷的阶级战争。敌人是全国的统治者，我们只有一点小部队，因此，我们一开始就是和敌人的‘围剿’奋斗。我们的进攻是密切地联系于打破‘围剿’的，我们发展的命运全看我们能不能打破‘围剿’。打破‘围剿’的过程往往是迂回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
毛主席认为，不仅在革命战争中军队打仗是迂回曲折的，在政治斗争中，也需要经过曲折，才能克敌制胜。1939年，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指出：“抗战前途，不外好坏二途。我们力争好的前途，同时准备即使很坏，我们也有办法。”“总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必然经过长期的斗争与曲折的斗争，短期的与直线的胜利是没有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面临与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决战。1945年10月，毛主席在《关于重庆谈判》这篇报告中又告诉我们：“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有些同志不愿意多想困难，但是困难是事实，有多少就得承认多少，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我们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不是一帆风顺的。1957年，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1959年底，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指出：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才刚刚开始，因为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人民公社是在产生、发展、整顿、巩固的过程中，现在开始走上了轨道，当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继续解决。在建设的问题上，也经过了一九五八年冬、一九五九年春指标定得过高，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会议以后开展反右倾斗争这样的曲折过程，而开始走上了轨道。”
不仅军事斗争是曲折的、政治斗争是曲折的，不仅社会主义建设是曲折的，人的认识也是曲折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出现过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1965年，毛主席在回顾这一系列历史时指出：“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那时的中央领导者们，实在懂得很少，或者一窍不通，闹了多年的大笑话，但是这是难免的，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
1959年底，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针对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问题，毛主席又指出：“认为对比例关系的认识，不要有个过程，不要经过成功和失败的比较，不要经过曲折的发展，这都是形而上学的看法。”
1962年1月，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那么，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否也是曲折的呢?答案是肯定的。早在1957年，毛主席就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M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1964年1月，毛主席在《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上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这段话，更显示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曲折性。在毛主席逝世44周年之后，我们回头一看，惊奇地发现，毛主席这段话所讲的情况，不幸一语成谶。而退回到1964年，毛主席在那个时候能够写出这样一段话，又显示出多么深远的预见性!
1966年8月8日，毛主席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1968年7月，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接见时，当时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韩爱晶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他说：“主席，我问一个问题。如果几十年以后、一百年以后，中国打起内战来，你也说是毛泽东思想，我也说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剧混战的局面，怎么办?”
针对这一问题，毛主席回答说：“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朝打二十年，跟蒋介石打了几十年，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什么刘少奇，多了。”毛主席还强调说：“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接见快要结束时，毛主席又补充说：“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前进总是曲折的。一九二七年受挫折，二三次受挫折，胜了以后，又出现高饶反党联盟，庐山会议以后，出了彭德怀，现在有走资派……”毛主席回答韩爱晶的这些话，充分预示着毛主席身后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
1966年7月文革开始之际，毛主席在韶山滴水洞写过一封著名的信。在这封信中，毛主席坦言，当时新出版的《毛主席语录》以及毛主席的一系列教导，能否使人民真正懂得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严重性，能否激励广大人民在尔后几十年中坚持反修防修、继续革命，毛主席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他老人家考虑到自己身后可能出现更坏的一种情况，即“跌得粉碎”，不过他说：“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他甚至估计到：“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与韩爱晶所提出的问题，不是正好不约而同吗?两者难道不都反映出毛主席身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吗?不过，毛主席在这封信的最后还是高瞻远瞩地写道：“……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革命道路之所以是曲折的，皆因为革命道路上有困难。有时候，很多困难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因此造成了革命道路上的诸多不确定性。革命道路上之所以要努力克服困难，是因为很多困难是非常巨大的，大到我们难以想象。但是，毛主席作为带领人民进行长期斗争并取得了辉煌胜利的伟人，他不怕困难、他藐视困难、他敢于与困难搏斗。
无论是极端不利的大形势、无论是艰苦难熬的小环境、抑或是凶恶而强大的敌人，他都敢于与之斗争、善于与之斗争。他年轻时就曾写下过这样寓意深刻而又富有哲理的一段话：
“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