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规违法，倒行逆施
——人民文学出版社是《红楼梦》校注出版的乱源
欧阳健
最近，媒体高调报道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集结经典、推出《中国古典小说藏本》丛书”一事——
新华社北京2020年5月10日电：“该丛书收录了中国古典小说高峰之作、家喻户晓的‘四大名著’，……并进行了全面修订和编校，力图为读者呈现更完善权威的中国古典小说全套读本。”
《北京日报》2020年7月14日，发表陈文新《人文社的古典文学名著为什么无可替代？》，渲染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国家的文学书籍出版机构”及“冯雪峰、聂绀弩组建的超强阵容”，对丛书则突出其加上插图与注释（如《红楼梦》，清代画家孙温历的工笔彩绘，与正文相得益彰）。标题中的“无可替代”，从字面上看，是讲古典小说名著的经典地位“无可替代”；而给人的印象，却是《中国古典小说藏本》“无可替代”，行文之妙，堪称一绝。
《新民晚报》2020年7月27日，发表苗怀明《俞平伯启功程十发沈尹默钱锺书……这是一套什么书？拥有如此豪华阵容》，以“陈年佳酿”形容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推出的《中国古典小说藏本（插图本）丛书》，文章讲了一些切中古籍整理时弊的行话：
时至当下，不少学校和科研院所的管理部门仍旧视校勘整理成果如无物，不将其算作科研成就，但行内同道都知道，一部古籍整理精品成果的面世并不比一部学术论著的撰写容易，甚至要更难，而且影响也会更大，更持久。从底本、校本的选取到凡例的拟定，从文字的校勘到注释的撰写，乃至前言、插图、附录等的安排处理，都要细细打磨，大意不得。而且出版之后，难免会发现或多或少的疏误，往往要经过多次修订，才能成就一部权威可信的精品。这些精品往往可以用功德无量一词来评价，因为很多研究成果都要建立在真实可信的文献基础上，依据的文本有问题，无疑会影响到研究成果的正确性和准确性，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但就是有人听不进去。
一口气提出了五大学术与技术问题：1、底本、校本的选取；2、凡例的拟定；3、文字的校勘；4、注释的撰写；5、前言、插图、附录等的安排处理等。且以此为标准，推荐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套丛书为典范。理由之一是：有一支过硬的整理者队伍。标题所指的“豪华阵容”，打头二名俞平伯、启功，便是《红楼梦》的校注者。
为了提高可信度，陈、苗二文都配附了“俞平伯先生整理《红楼梦八十回校本》时期与人文社信件”（应为出版社所提供）。全文如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大示诵悉。承征求拙作，我在文研所专治红楼梦，别的东西暂不能写作。至于研究红楼梦的成绩，将来总预备交给尊处出版的。手头有《校勘红楼梦举例》25篇，将来预备写到30篇或40、50篇时，即想单行。不知
尊处要否？至于整理其他古籍，恐须俟明年方可订计划，因本年实无馀暇也。即致
敬礼！
俞平伯（1954年）七月六日
俞平伯的信写于1954年7月6日，是对人民文学出版社征求作品（不限于《红楼梦》）的回复。说手头有《校勘红楼梦举例》25篇，将来预备写到30篇或40、50篇时，并没有谈到整理《红楼梦八十回校本》。
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胡文骏《好云香护采芹人——人民文学出版社〈红楼梦〉整理本出版述略》，1953年《红楼梦》的整理标点，由时任人文社古典文学编辑的 “湖畔诗人”汪静之完成，参与注释工作的有俞平伯、华粹深、李鼎芳、启功等人（《文汇读书周报》2018年11月5日）。这一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周汝昌回忆：“该社所出的头版《红楼梦》，是采了亚东图书馆的(胡适考证、陈独秀序)程乙本，本已是一个不甚好的‘杂校本’，又经当时负责的编辑汪静之‘整’了一番，不知怎么弄的，反正是问题不少；俞平伯看了，很有意见，就向胡乔木提出批评。胡据俞说，又批了‘人文社’。这下子，社之有关领导、负责人等吃不住了，据云在内部和公开的会上，做了检讨。（《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第240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版）汪静之是诗人，1952年调北京人民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对古籍版本本不谙熟，以一年时间整理出来，故被俞平伯的助手王佩璋找出许多错误：“与程乙原本不同之处在全书中我看到有624处（许多是亚东本所改为新本沿用了的，只是与程乙本不同，并非全错）。而其中与亚东同的倒有437处。其馀的187处是编者自改的。”（《新版〈红楼梦〉校评》，《光明日报》1954年3月15日“文学遗产”版）如果俞平伯参与了注释，这些错误在注释过程中就应该发现并及时得到纠正；况且自己原是个中人，又怎么会向胡乔木提出批评？
1954年破格调周汝昌由川入京，使命就是整校“新版佳本《红楼梦》”。按周汝昌意愿，底本自非脂砚斋本莫属，不料领导想法大相径庭，不但决定仍用“程乙本”，甚至下令“一字不许改”，闹得很不开心。而启功注释的，正是1957年版《红楼梦》，版权页清楚题署：“注释者：启功，校订标点者：周汝昌、周绍良、李易。”
正如苗怀明所说：“总结中国小说校勘整理的优良学术传统，有两个核心要点，那就是：要严格遵照文献学的基本原则，整理者应该具有相当的文献素养及能力，最好是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当我们弄清上述基本事实，再来看“曹雪芹著，无名氏续，俞平伯校，启功注”的署名，暴露出来的问题就太多了：
1、校点与注释，是古籍整理的两翼，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大多数情况下，校注为一人兼任；即便有多人参与，亦当相互了解，目标一贯。“中国古典小说藏本”丛书《红楼梦》，正文以俞平伯《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附后四十回)为底本，注释则用启功为1957年以程乙本为底本的《红楼梦》所加的注。这种捆绑式的联署，并不是建立在分工合作基础上，二人之间并无共同的约定。出版社一厢情愿的做法，构成对俞平伯、启功著作权的侵犯。
2、有正本（戚本）与程乙本分属两个版本系统，俞平伯《红楼梦》前八十回以有正本为底本，附后四十回以程甲本为底本，将启功在周汝昌校注的程乙本的注释剥离下来，添加在俞平伯《红楼梦》身上，岂能可头合体，不相凿枘？
3、俞平伯卒于1990年，晚年沉痛忏悔：“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而《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出版于1958年2月，自有其历史局限，出版社擅自开发所谓《红楼梦》“俞校启注本”，居然题“曹雪芹著，无名氏续”，将“无名氏续”之说，强加在俞平伯头上，岂非对俞平伯的背叛与侮辱？这种既违法又悖理的行径，令人发指。
4、以“俞校启注本”入选“中国古典小说藏本”丛书，意味着对1982年以庚辰本为底本的冯其庸校注本的漠视，甚至将冯其庸从“俞平伯、聂绀弩、舒芜、张友鸾、张友鹤、张慧剑、启功、黄肃秋、顾学颉等名家”排除，也有点人走茶凉，令人酸鼻。冯其庸执定庚辰本是“曹雪芹生前的最后一个改定本”，是“最接近作者亲笔手稿的完整的本子”，是遵照祖训行事的。而有正本（戚本），胡适早就说过：“有正书局的老板在这部书的封面上题着‘国初钞本《红楼梦》’，又在首页题着‘原本《红楼梦》’。那‘国初钞本’四个字自然是大错的。那‘原本’两字也不妥当。”他的根据是：“这本已有总评，有夹评，有韵文的评赞，又往往有‘题’诗，有时又将评语钞入正文（如第二回），可见已是很晚的钞本，决不是‘原本’了。”俞平伯在《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序言》也说，用有正本为底本，“一则由于易得，便于丹黄涂抹；二则它也最完整。”一百年之后，否定庚辰本而转用有正本，站在主流红学的立场，也算是一种倒退。再说，冯其庸凭借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一班人，干了七八年的活，难道不抵俞平伯一人单干？无非是因其改坏改错，比比皆是，学术界的反应多是负面的，读书界口碑亦不佳，故想用“名人效应”以挽回颓势罢了。
其实，所谓“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古典部，因为冯雪峰、聂绀弩的努力，一时汇聚了诸多风云人物，如舒芜、严敦易、周汝昌、张友鸾、黄肃秋、王利器、陈迩冬、顾学颉、汪静之……”云云，都是溢美之词。汪静之之于《红楼梦》，黄肃秋之于《西游记》，瑕疵多多。即便是生于1912年的启功，1957年不过45岁，说“他对《红楼梦》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对作品中典章制度、节庆风俗、名物器具等的考察极为精到，非一般学者可及”，也有点言过其实。其夫子自道曰：“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切勿仅视为自谦之词。过于拔高其注释的水准，是不客观的。
多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垄断四大名著的出版，其选本、校勘、注释，因校勘者的观念学识所限，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已无法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即如《红楼梦》之署名，抛弃了“高鹗伪续”之说，却改为“（前八十回）曹雪芹著，（后四十回）无名氏续”。朱眉叔写有《真假〈红楼梦〉大论战势必展开》，《红楼梦学刊》不予刊登，道是：“如果把续书说彻底否定了，他们的续书说主张，围绕脂砚斋、脂本、脂批的大量的肯定文字都将一文不值。”（《红学论战：驳程伟元、高鹗续书说》第257页，辽海出版社2017年版）2020年推出“中国古典小说藏本”，更是吃老本，炒陈饭，故步自封，不思进取。所谓“进行了全面修订和编校”，纯是空话。特别是《红楼梦》，生造出一个“俞校启注本”，尤其犯规违法，倒行逆施，堪称《红楼梦》校注出版的乱源。
为了对读者负责，呼吁人民文学出版社停止宣扬“（前八十回）曹雪芹著，（后四十回）无名氏续”说，将“俞校启注本”召回，并承担全部法律、道义与经济的责任。
2020年8月29日于福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