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墨西哥革命史学思潮的发展趋势与革命后墨西哥经济、政治、思想和学术潮流的变化密不可分。革命期间到20世纪30年代，各革命派系皆站在自身的立场上评价墨西哥革命;30年代后，为了促进国家的统一，在墨西哥政府和执政党的直接倡导和参与下，创立了墨西哥革命的官方史学;四五十年代后，特别是1968年特拉特洛尔科事件后，随着墨西哥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奇迹”的终结，以及国内历史学科的发展和国际学术交流的影响，产生了修正派史学。然而，80年代以后，修正派史学在某些方面也受到一定的质疑。
从某种意义上说，墨西哥革命的史学是伴随着1910年革命的爆发而产生的。过去一百年，这场革命一直是墨西哥政府和执政党的合法性来源、人民的“集体记忆”，也是墨西哥国内和国外历史学者持久不衰的研究热点，由此产生了难以数计的学术文献。然而，正如克罗齐所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历史学者对墨西哥革命的解释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所处时代的影响，墨西哥革命史学思潮的发展趋势与革命以来墨西哥的经济、政治、思想和学术潮流的变化密不可分，反映了、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革命以来的墨西哥历史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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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革命史的最初撰写者也是革命的参加者。由于来自不同的革命派别，这些作者对革命的解释自然是站在自身所属派别的立场之上的，不可能写出“客观的”历史。
1910-1911年，弗朗西斯科·马德罗领导的自由派和起义农民的联盟推翻了迪亚斯政权。马德罗派以及其他革命者认为，推翻迪亚斯政权的“革命”不同于墨西哥历史上的历次暴动，它并非简单的政权易手，而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就如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一样。1911年5月，迪亚斯辞职，他的政权立即被称为“旧制度”(ancien régime)，直接借用了对大革命前的法国政权的称谓。根据马德罗派的观点，1910年的革命是墨西哥历史上继1810年的独立运动、19世纪50年代中期的革新运动之后的第三次革命，而这次革命的领导人马德罗可与伊达尔戈、胡亚雷斯相提并论。
1913年，韦尔塔发动政变，推翻了马德罗政权，马德罗被暗杀。韦尔塔试图重建一个迪亚斯式的政权。支持迪亚斯和韦尔塔的派别认为，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是一场无政府状态的政治混乱，革命是由煽动人心的野心家发动的，他们追求个人权力甚于关心社会公正。天主教徒也撰写著作和文章，批判革命中的反教会措施，他们试图将墨西哥革命涂上布尔什维主义的色彩。很多外国观察家站在外国投资者的立场上，宣称革命仅仅是一场对外国人进行盗窃的借口。
1914年夏，在萨帕塔、比利亚领导的南、北农民武装以及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为首的立宪派武装的进攻下，韦尔塔政权武装被击败，7月，韦尔塔被迫流亡欧洲。起初，立宪派就宣布，韦尔塔政权是反革命的旧制度的复活，立宪派的革命是1910年革命的延续。站在卡兰萨派立场上的莱尔多·德·特哈达(Lerdo de Tejada)指出，墨西哥历史上只有三个时期发生了进步的变革，这就是伊达尔戈起义、胡亚雷斯领导的革新运动、马德罗和卡兰萨领导的墨西哥革命。但是，立宪派认为，1913年反对韦尔塔政权的革命在1910年反对迪亚斯政权革命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步。在他们看来，革命的根本目标，除了解决政治问题外，还要解决经济问题。1914年，卡兰萨指出，他所领导的革命是“一场社会革命，而马德罗领导的革命仅仅是一场政治革命，即争取有效选举和反对连选连任的斗争。而人民的要求，你能相信我，则比这要深刻得多”。在卡兰萨派看来，这场社会革命意味着社会的、经济的、民族精神的、道德的改革，就经济方面而言，最重要的是土地的平均分配。因此，卡兰萨派一方面肯定马德罗的革命功绩，但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对马德罗派提出了批评。对此，马德罗派并不认同。他们站在自由民主的立场上，批判卡兰萨政权实行军事专制、腐败，推行民众主义以及政党政治，要求建立“没有形容词修饰的民主”。
随着韦尔塔政权的倒台，反韦尔塔的革命联盟也随之解体。卡兰萨派、比利亚派、萨帕塔派之间的内战随着开始。除了战场上的较量外，围绕着对墨西哥革命的立场，各方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比利亚派认为，墨西哥革命包括马德罗反对迪亚斯的起义和立宪主义者反对韦尔塔的斗争。与卡兰萨派不同，比利亚派认为，自己是坚定的马德罗派。显然，这种立场致使一些原马德罗派成员和马德罗家族的成员在1913和1914年加入到比利亚阵营中。比利亚指出，卡兰萨背叛了建立民主政府和实行社会经济改革的革命理想。比利亚号召墨西哥人民，在他的领导下，为了民众的解放和真正民主制的建立，再做一次流血牺牲，以实现革命的原则。与比利亚派不同，对萨帕塔派来说，无论马德罗派还是立宪派，都不是革命者。墨西哥革命是一场“人民革命”，开始于1910年反对迪亚斯独裁政权，继之以后来反对马德罗、韦尔塔和卡兰萨的斗争，革命的理想是实现1911年萨帕塔宣布的“阿亚拉计划”。
1914-1915年，卡兰萨战胜了比利亚和萨帕塔，1917年通过宪法，同年，卡兰萨当选为墨西哥总统。卡兰萨派利用政府的各种宣传工具，贬低对手，抬高自己。根据卡兰萨政府的官方观点，虽然马德罗是墨西哥民主制的殉道者，但是，在马德罗被暗杀后，马德罗派成员却胆怯地逃之夭夭。随后，所有反革命利益汇集到韦尔塔身上，立宪派反对韦尔塔的战斗实际上是人民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比利亚和萨帕塔虽然不是反革命者，但是他们被卡兰萨政府描述为反革命的工具，尽管可能是不自觉的工具。因而，墨西哥革命可以被分为三个时期：战胜韦尔塔政权、打败比利亚和萨帕塔、立宪秩序的恢复与墨西哥的重建。因此，“立宪派的胜利使卡兰萨得到了构建他自己的‘历史’，即胜利者的历史的权力”。但是，这种“胜利者的历史”的灌输并没有完全抵消掉墨西哥下层民众对于萨帕塔和比利亚的正面评价。在流行歌曲、民间传说中，萨帕塔和比利亚依然是墨西哥人民心目中的革命英雄。
1920年大选中，卡兰萨试图扶植傀儡接班人，自己在幕后继续操控墨西哥政权。为此，以奥夫雷贡为首的“索诺拉帮”发动政变，建立了新政权，卡兰萨被暗杀。奥夫雷贡上台后，卡兰萨构建的墨西哥革命的“官方史学”观点受到了第一次“修正”：马德罗派被恢复名誉，反韦尔塔的三派政治力量——萨帕塔派、比利亚派、卡兰萨派——被置于平等的位置上。马德罗再次成为无与伦比的革命英雄，奥夫雷贡则是马德罗的法定政治继承人。卡兰萨则被说成是反革命的工具、革命的叛徒。对此，卡兰萨的支持者表示反对，他们坚称卡兰萨代表了“我们国家历史上最高贵的人物，在个性和领导能力方面远高于马德罗”。根据奥夫雷贡政府的观点，萨帕塔是革命理想、尤其是农民愿望的化身。20年代，出现了几部站在萨帕塔派立场上的墨西哥革命史，将奥夫雷贡和卡列斯看做萨帕塔主义者和墨西哥农民的朋友。但比利亚依然被官方看做是“试图攫取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的反革命的工具，尽管在民间传说中，比利亚依然被描述为为正义而战斗的英雄。
因此，从革命期间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由于革命中不同派系间的斗争，不可能出现一部观点和立场都能得到所有革命者赞成的墨西哥革命史。革命的不同派别中出现的业余历史学家都站在自身的立场上看待革命，为自身辩护，指责对手。当然，也有个别人试图摆脱派系的影响，撰写“客观的”历史。例如，1914年，著名法学家、记者拉蒙·普利达(Ramón Prida)在流亡美国期间，撰写了第一部、也是最客观的一部墨西哥革命史——《从专制主义到无政府主义》(De la dictadura a la anarquía)。在序言中，普利达写道：“自始至终，我以历史学家无情的、非个人化的严肃性评价事实和人物。”书中，他批评迪亚斯压制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发展，认为马德罗虽然令人尊敬、意图良好，但没有能力使墨西哥转向稳定的民主制度，还批评韦尔塔建立了军事专制主义。他认为，当时的正由卡兰萨领导的革命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像普利达这样历史撰写者毕竟太少。1927年，一位墨西哥业余历史学者指出，“在墨西哥，我不知道有任何客观性的历史”。 阿道夫·希尔里(Adolfo Gilly)认为，这个时期的史学，“甚至不是政治化的史学，而是纯粹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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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期间的派系之争延续到革命之后，成为阻碍国家团结统一的重要因素。奥夫雷贡统治期间，尚无迫切的必要将所有革命派别统一起来，因为奥夫雷贡个人的巨大声望使其能够将各派分歧置于控制之下。1928年，奥夫雷贡在第二次当选总统后被暗杀，墨西哥革命后的政治秩序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前总统卡列斯(在本应由奥夫雷贡任总统的六年期间，有三位总统相继执政，但是实际上由1924-1928年担任总统的卡列斯控制政权)认识到，要维持政治稳定，必须将各派别的革命者统一为一个整体。1928年12月，卡列斯宣布，“如果我们要在墨西哥实现和平和制度化的秩序，实现革命者的统一化是绝对必不可少的”。为此，1929年，成立了国民革命党(PNR)，旨在将自马德罗发动革命以来的所有革命派别团结到一起，“模糊过去的对抗，忘记仇恨”。国民革命党的《原则声明》规定，以1917年宪法作为党的纲领。当时，和解成为墨西哥政治文化的主流。1931年7月，议会下院同时将卡兰萨和萨帕塔的名字刻在墙上，与独立战争和革新运动期间的民族英雄一起相提并论(1925和1929年，马德罗和奥夫雷贡已分别享此荣誉)。1931年7月8日，国民革命党主办的《民族报》(El Nacional)发表文章说，从根本上说，现在已经没有理由将解放运动期间牺牲的伟人之间的“争执”延续下去，“马德罗与萨帕塔之间、萨帕塔与卡兰萨之间、卡兰萨与奥夫雷贡之间由于政局的变幻不定所引起的敌意和疏离在今天已经无关紧要了”。曾担任总统的埃米利奥·波塔斯·希尔后来指出，“对于英雄们集体的、非个人化的解释”已成为“国家的准则”。30年代，国民革命党每年制定的“国家历法”中，为革命期间不同派别的每位革命领袖都设立纪念性的节日，以促进“和谐与统一”。
但是，墨西哥革命史的撰写依然站在各自派系的立场上，这显然不符合现实的需要。历史学家鲁伊斯·查韦斯·奥罗斯科(Luis Chávez
1931年，拉斐尔·拉莫斯·佩德鲁埃萨(Rafael Ramos Pedrueza)对墨西哥的历史教学提出建议。虽然他的主要兴趣在于提倡从经济的视角解释历史，但是他明确反对从派系的立场出发撰写的历史。他认为，墨西哥革命是由马德罗、卡兰萨、萨帕塔、比利亚和奥夫雷贡共同发动的。他尤其赞扬奥夫雷贡，因为他的政府“统一了革命力量，结束了分裂的怪圈”。他认为，一名历史教师，“在其课堂上和报告中、在新闻媒体和著作中，在其所有的知识活动中，都应倡导这样的观念，即革命仍在继续，并取得了胜利”。1934年，J.D.拉米雷斯·加里多(J.DRamírez Garrido)创办了第一份研究墨西哥革命的杂志《墨西哥革命》(La Revolición Mexicana)。拉米雷斯在第一期上撰文指出，“经过几年沮丧、痛苦的经历，现在我们已经把自己从这种或那种‘主义者’中解放出来了”。《墨西哥革命》每期发表的文章，都包含了同情不同派别和地区的革命运动的文章。拉米雷斯还建议编写一部包含“历史的、地理的、人物传记的、图书目录的”全面的墨西哥革命史词典。虽然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但是，1935年由弗朗西斯科·纳兰霍编写的《革命者传记词典》问世。 纳兰霍写道，编写这部“小书”的目的是促进革命大家庭内部的联合、友爱。
1935年初，参议员霍苏埃·埃斯科韦多(Josue Escobedo)和新闻记者何塞·T.梅伦德斯(José T.Meléndez)代表“墨西哥革命历史著作”编辑委员会给卡德纳斯总统写信，要求查阅政府文件中与墨西哥革命有关的所有档案，得到了卡德纳斯总统的批准。后来，二人又给卡德纳斯写信，说明了他们即将编写的墨西哥革命史的基本特点：“这是一个寻求所有革命者——不分派系或类别——共同合作，以完成一部完整著作的计划，它与激发了这场伟大的人民运动的动机一样值得推崇。”在卡德纳斯总统的支持下，1936年，梅伦德斯组织和主编的《墨西哥革命史》第一卷出版，主要内容包括迪亚斯政权和革命的起源、韦尔塔的政变、1914年美国的干预和阿瓜斯卡连特斯(Aguascalientes)会议。1940年，第二卷出版，主要内容包括卡兰萨、奥夫雷贡、卡列斯等政府时期。 这部著作对于墨西哥革命时期主要领袖人物的评价值得注意：马德罗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但他过高估计了国家的政治能量，由此导致他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即与迪亚斯签署了“胡亚雷斯城协定”，保留了旧政权的大部分机构，削弱了新的革命政权的力量和权威。比利亚是一个既慷慨又残酷、既伤感又冷漠的人，同时具备军事天才。没有谁比比利亚和他率领的“北方军团”在推翻韦尔塔政权的军事斗争中做出的贡献更大。比利亚的身上体现了墨西哥真实的矛盾性：“无知、暴力、勇气、高贵、美德与缺陷的惊人结合。”萨帕塔是“墨西哥最伟大的革命者”，这是由于他毫不动摇地致力于土地改革和墨西哥农民的福祉。卡兰萨是一名无与伦比的爱国者、改革者和立宪主义者，是“革命的象征，是国家的拯救者”。奥夫雷贡是一个“伟大的人”，尽管他犯过错误，其中最严重的错误是在1928年再次参与竞选。本书赞扬卡列斯推行体制改革，但是将这位最高首领的统治称为“最严厉的独裁”。1986年再版序言中，奥科塔维奥·帕斯称，此书是“第一部具有包容性视野的历史，不同革命派别的领袖都受到了公正地对待”。本书的思想反映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墨西哥政治文化中“治愈旧伤”的倾向。书中强调，虽然马德罗、卡兰萨、萨帕塔、比利亚相互之间曾经发生冲突，但是他们所有人都是真正的革命者，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了民众获得拯救而斗争，结果，“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他们共同成为一个流血牺牲的、摧毁性的、伟大和英雄主义的以及各种各样的混乱的聚合体”。
在梅伦德斯主编的《墨西哥革命史》的影响下，三四十年代，墨西哥出版了多部墨西哥革命史。同样，主要的思想都是强调各个不同的革命派别对于革命所做的独特贡献。对历史的重构为现实中建立和维持政治联盟而服务。执政党和政府在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墨西哥革命史越来越具有“官方特色”。1949年9月1日，改名为革命制度党(PRI)的执政党宣布，为了在下一年8月纪念立宪派军队进入墨西哥城36周年，举行墨西哥革命史著作竞赛。结果，一位年轻的教师和记者阿尔贝托·莫拉雷斯·希门尼斯撰写的《墨西哥革命史》手稿在竞赛中脱颖而出，并于1951年首次出版。作者获得圣路易斯波托西金质奖章和1万比索的奖金。希门尼斯的《墨西哥革命史》是一部经典的官方历史著作。根据该书的观点，墨西哥革命是继独立战争、革新运动之后的墨西哥民族运动的第三个阶段，是一场民众的、民族主义的和民主的革命。革命由先驱们发动，但只是到1911年，由于马德罗对民主制度不可动摇的追求才获得胜利。1910-1911年以及后来1913-1914年的军事斗争是人民反对反革命的运动。不幸的是，反革命势力一次次分裂革命，由此导致了胡亚雷斯城协定、萨帕塔反对马德罗政府的起义以及后来立宪派运动内部的分裂。但是，所有的革命派别都为1917年宪法的最后形成做出了贡献。最终建立的革命政府致力于土地改革、建立医疗机构和农村学校、组织工人捍卫自身权利和利益、促进农业和工业现代化，继续履行墨西哥革命的承诺。希门尼斯指出，墨西哥革命从根本上说是一场农民革命，“所有革命派别——卡兰萨派、比利亚派和萨帕塔派——虽然由于个人的原因相互之间处于分裂状态，但从本质上都希望实行土地改革”。这三位革命领袖“在革命的社会纲领方面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当时不存在一个现实概念，他们之间互相斗争”。然而，所有这些革命潮流，最终都汇集到一起，体现在1917年宪法之中，“墨西哥革命在最高法律中得以体现”。评审委员会认为，本书是“墨西哥革命事件以及直到今天为止的墨西哥发展进程的流畅、简易的读本”，但是，出版后第二年，就有学者评论道，该书无论在结构上还是资料上，都依据赫苏斯·罗梅罗·弗洛伦斯(Jesús Romero Flores)1939年出版的《墨西哥革命编年史》(Anales históricos de la revolución Mexicana)写成，并对历史资料有忽略、歪曲之处，因此，如果要了解“作为意识形态的革命”，这是一本必读书，但“作为历史的革命”，本书无非是“加了注释的民间传说”。
为政府的合法性寻求依据，为避免革命大家庭的分裂，革命后的墨西哥政府和后来成立的执政党对墨西哥革命的历史提出了官方的解释，承认不同的革命派别的贡献，强调墨西哥革命的人民性、民族性、进步性，成为墨西哥革命“官方史学”的核心思想。
墨西哥“官方史学”对墨西哥革命的总体评价得到了国外、特别是美国主流史学界的赞同。20年代以来，一大批美国学者开始致力于对墨西哥革命的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最著名的学者是弗兰克·坦南鲍姆，他对墨西哥革命的研究成为美国史学界传统观点的代表。虽然美国学者之间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主要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墨西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一件好事;革命使墨西哥摆脱了过去负面的负担，将国家推向自由民主的发展道路;革命具有本质的统一性;革命中的英雄和恶棍很容易区分，即使是革命的英雄之间的流血冲突也是整个革命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最终汇集到一起，保证革命取得成功。这种观点在美国史学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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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史学”主导墨西哥革命史研究的时间并不长。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一股修正派史学思潮勃然兴起，这与墨西哥社会、政治发展和学术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
卡德纳斯总统六年任期(1934-1940年)“标志着墨西哥革命达到最高峰”。但“1940年后，革命进入保守阶段，各种体制变得僵化，新的特权上层人物占有了国民收入的大部分，贫富之间的悬殊昭然若揭”。 政府大力推进工业化，但忽视、放慢社会改革。官方宣传的“革命性进步”与千百万墨西哥人的贫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1959年，墨西哥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但被政府镇压，罢工领导人被捕。同年，古巴革命取得胜利。“对新一代墨西哥学生和历史学者来说，古巴革命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而墨西哥革命已经被‘冻结’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墨西哥知识分子开始察觉到墨西哥革命的危机。1943和1949年，赫苏斯·席尔瓦·艾尔佐格(Jesús Silva Herzog)发表文章提出，墨西哥革命已经失去了基点，因为在国家向工业化飞速迈进的过程中，牺牲了民主和社会公正的目标。1947年，经济学家、墨西哥学院的创始人之一丹尼尔·科西奥·比列加斯(Daniel Cosío Villegas)也撰文，断言墨西哥革命已被腐化，在没有达到其目标的情况下死亡了。1949年，著名历史学家卡洛斯·佩雷拉(Carlos Pereyra)出版《伪造的墨西哥》(México falsificado)，抨击胡亚雷斯的革新，为迪亚斯政权的正当性声辩，谴责墨西哥革命。1955年，丹尼尔·科西奥·比列加斯主编的《墨西哥现代史》(Historia moderna de Mexico)第一卷出版。与此前的墨西哥革命史学者不同，丹尼尔·科西奥·比列加斯没有将迪亚斯时期视为“旧制度”(ancien régime)，相反，他从这一时期中看到了“现代性”因素。根据这部著作，墨西哥现代历史不是开始于墨西哥革命，而是始于迪亚斯时期。1966年，莫伊塞斯·冈萨雷斯·纳瓦罗(Moisés González Navarro)写道，工人阶级为墨西哥的经济增长付出了代价，只有社会中的少数幸运者享受到进步的好处，他称这种状况为“不平衡的革命”。1965年，巴布罗·冈萨雷斯·卡萨诺瓦(Pablo González Casanova)也提出，墨西哥革命尚未完成，他虽然没有说革命失败了，但是他用大量的资料证明，在马德罗发动起义半个世纪之后，墨西哥仍然缺乏政治、社会和经济民主。
60年代后期，墨西哥的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奇迹”都在走向终结，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1968年学生运动被镇压的事件。1968年10月2日，奥运会举办前夕，大约5000名学生聚集在特拉特洛尔科广场举行和平集会，遭到军队的开枪镇压。官方宣布有43人遇难，但实际死亡人数远多于该数字。一名墨西哥记者认为有325人遇难，而另一些墨西哥观察家认为死亡人数超过500人。另有几千人被捕，其中有的人被列入“失踪者”名单。对于很多墨西哥人来说，特拉特洛尔科的屠杀象征着墨西哥革命的“破产”。对现实的判断直接导致对历史的反思。在年轻一代历史学者看来，如果革命制度党和政府已经腐化，如果革命制度党和政府又是墨西哥革命的直接继承者，那么革命本身一定包含着某种弊端，而这种弊端被传统的官方史学成功地掩盖了。美国学者约翰·沃马克很尖锐地指出了1968年的事件与修正派史学思潮的产生之间的关系：“1968年墨西哥政府血腥镇压了争取公民权利的一场人民运动。根据对墨西哥革命的标准解释，人民的愿望应该已经融合于政府体制之中，那么对这次镇压进行历史性说明是不可能的。对一些年轻的学者来说，最最吸引人的解释，正如批评者常常说的，应该是，这场革命对‘人民’是一种骗局。”
与此同时，关于墨西哥革命的传统史学观点在美国也渐渐受到质疑。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学者逐渐意识到，墨西哥虽然经历了一场大革命的洗礼，但仍然呈现出一个欠发达国家的典型特征。1968年事件之后，墨西哥长期引以为自豪的政治稳定也逐渐消逝。如同其他拉美国家，墨西哥也出现了游击队运动。1971年起，游击队进行了一系列抢劫银行和绑架活动。此外，古巴革命后对国家的彻底改造，至少使一些较为激进的美国人看来，与古巴相比，墨西哥革命显得胆怯、迷失方向。约翰逊政府“伟大社会”计划的失败和越南战争的困扰，也使得一些美国人对墨西哥的“制度化革命者”所倡导的渐进改革路线产生了幻灭感。无论怎样，到1969年，美国学者已经不再认同基本上完全肯定墨西哥革命的传统观点，一些学者开始对墨西哥革命的历史展开反思。例如，弗兰克·R.布兰登堡(Frank R.Brandenburg)发现，没有证据表明，墨西哥革命催生的政治体制将会成长为真正的民主制。也有学者认为，虽然墨西哥取得了进步，但不应将这一进步归功于墨西哥革命。
修正派史学思潮的产生还与墨西哥历史学科的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20世纪四五十年代，墨西哥的历史学研究逐渐走向专业化，业余历史学者、见证人式的历史学者逐渐被受过专业训练的、专职的历史学者所取代。国家人类学和历史学学院(Escuela Nacional de Antropología e Hiusotoria，1935年成立)、墨西哥学院(El Colegio de México，1940年成立，最初主要由西班牙流亡学者组成)、国立大学的历史研究所(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Históricas，成立于1945年)等机构培养了一批年轻的专业历史学者，同时为历史学者提供了一定的财政支持和学术独立性。一些专业历史杂志如1942年创刊的《国立学院学报》(Memoria de El Colegio Nacional)、1944年创刊的《历史研究》(Estudios Históricos)以及1951年由墨西哥学院创刊的《墨西哥历史》(Historia Mexicana)为墨西哥历史学专业的成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历史学的专业化意味着历史研究技能方面的专业训练、在研究中对第一手的原始资料的重视、历史研究摆脱政治的影响等等。具体说来，在对墨西哥革命史的研究中，就是要摆脱政府和执政党的影响，撰写“非官方的历史”(historia aoficial)。
国际学术交流的影响也不容忽视。1969年后，美国和墨西哥历史学者每四年定期合作举行一次学术会议，促进了墨西哥历史学的国际化。在对墨西哥革命史的研究中，美国学者尤其重视对档案的研究，这对墨西哥历史学者的研究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60年代后，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也传入墨西哥，受其影响，在墨西哥革命历史的研究中，出现了重视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并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模式和计量分析的倾向。由此，农民、工人、印第安人、小农场主(ranchero)、妇女、警察等“没有历史的人们”进入了历史学者深入研究的视野。
其实，在墨西哥革命史的研究中，修正派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说法，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某位历史学家、某部历史著作是否属于修正派。修正派学者不仅有墨西哥学者，还有很多美国和欧洲的学者。而且，与“官方史学”不同，60年代后，关于墨西哥革命的学术著作、论文、学位论文等等以惊人的数量涌现，研究的问题和视角千差万别，很难指出哪部著作属于修正学派的代表性作品，而只能对其主要的学术倾向进行粗略的概括。对此，阿兰·奈特(Alan Knight)将修正派的主要观点倾向总结为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对于墨西哥革命的人民性、进步性和平等性持批评立场。
第二，认为精英分子是“革命”的发动者，民众是无关紧要的旁观者、可随意操纵的受庇护者和可怜的牺牲者。
第三，强调革命腐化的、自私的、马基雅弗利式的、追求权力的、甚至“极权主义的”特征，例如，就像在对土地改革的操纵和傲慢自大的、不受民众欢迎的反教权主义方面所明显表现出来的那样。
第四，强调革命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而非社会变革。
第五，坚持革命不是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其宣扬的社会变革只是骗人的胡话。革命不仅不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甚至不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第六，强调墨西哥历史的延续性，而非断裂。革命虽然导致了某些政治变革：至少改变了掌权者，可能变革了国家机构，但是并未因此充分地改造它所继承的墨西哥社会，相反，在很多方面延续、甚至完善了旧体制。
第七，为迪亚斯时期的旧体制恢复名誉，认为这是一种更加有益、合法的社会/体制，尽管在某些方面存有欠缺，但可能在别的方面是健康的。这种社会/体制之所以被推翻，与其说是由于推行广泛的压迫，不如说是由于政治上的失算、由于实业界的反复无常以及持不同政见的精英或爱管闲事的外国人的诡计所致。
第八，与此相关，重新评价韦尔塔政权(1913-1914年)，对其反革命的特征提出质疑或者予以否认;重新评价1920年后的反政府运动，特别是基督教叛乱(Cristiada)和辛纳基全国联盟(Unión Nacinoal Sinarquista,UNS)，认为这仅仅是害怕上帝的人们对于好斗的、权力集中的、甚至是极权政府的一种自发的反抗运动。
约翰·沃马克为《剑桥拉丁美洲史》撰写的“墨西哥革命，1910-1920年”一章可以说是从修正派史学的视角对墨西哥革命进行全面总结论述的作品，虽然未必是最具代表性的。他反对将墨西哥革命描绘为“被压迫者揭竿而起这样一个支持革命的故事”，认为墨西哥革命并非一场人民的社会革命，而重点强调革命中的派系主义、外国干预和革命前后的历史连续性：
1910年开始的斗争特征，与其说是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的斗争，不如说是上层和中产阶级内的一些失意分子对该两个等级内的得意分子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广大人民群众被卷进去了，但是是断断续续的，地区与地区之间不尽相同，而且主要受中产阶级指挥，说是经济和社会原因倒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内战。……在墨西哥革命过程中，外国的活动始终至关重要。它不仅仅是来自美国政府的对抗，而且还有情况复杂的欧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极为复杂。真正发生的事情就是争夺权力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不同的革命派系不仅对旧的政权和外国企业作斗争，而且更多的是相互之间作斗争，大至阶级问题，小至妒忌猜疑;胜利的一派设法控制农民运动和工会，使它所选中的美国和本国企业发展起来。经济和社会情况很少因政策而变化，而主要根据国际市场波动、战争意外和一时飞黄腾达的地方领导人的派系和个人利益而变化，所以各级的关系比官方机构所说的情况要复杂和不稳定得多。1917年组成的政府没有广泛和深入的群众基础，在美国和国内敌对势力的压力下勉强维持下来，直到该政府的派系发生分裂，产生了一个新派，差堪维持它的地位。
另一位修正派学者戴维·布拉丁指出，革命期间，农民运动是由地方的考迪罗出于自身的目的发动和领导的。他还认为，迪亚斯时期墨西哥农村的土地集中并非如以前想象得那样严重，而被以前的学者指责为落后的殖民主义封建遗产的大庄园实际上是生产性的商业企业。在布拉丁看来，农民运动的真正后果是增强了卡兰萨领导的立宪派战胜韦尔塔派和迪亚斯派遗族的力量，卡兰萨派获胜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实际的利益，仅仅是用民众主义的花言巧语将农民整合进革命后的国家政权之内。另外，根据尼克尔(H.J.Nickel)、伦东(R.Rendón)等学者的研究，墨西哥大庄园的边界自17世纪以来基本上没有变化，大庄园经济机制中不存在一种内在的扩张逻辑，大庄园和周围村社之间的矛盾一般仅仅局限在林地和水源之争。大庄园主要依靠增加投资来推动规模经济的集约化、一定程度的机械化和生产的多样化来赢利。
在研究方法与视角方面，修正派史学也有所创新。除了注重档案研究外，有的学者尝试计量史学，有的学者尝试口述史学，但是，最为普遍的方法和路径则是通过进行地方史的研究，开辟了墨西哥革命史研究中的微观史学。其实，地方史研究并非修正派学者首创，在墨西哥，长期以来就存在着研究地方史、亦称“小国家”(patria-chica)历史的传统，但长期以来，地方史主要是业余历史学者从事的领域。60年代后，大批“专业的”历史学者(既有墨西哥的、也有国外的)开始介入这一领域，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墨西哥还出现了一些重点研究地区史的研究机构，例如莫拉学会(El Instituto Mora)、希基潘墨西哥革命研究中心(El Jiquilpan Centro de Estudios de la Revolución)、米却肯学院(El Colegio de Michoacán)、哈里斯科学院(El Colegio de Jalisco)等。通过这些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墨西哥革命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许许多多革命经历的混合体，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革命的意义是不同的。“许多个墨西哥”孕育了“很多场革命”。例如，路易斯·冈萨雷斯研究了他的故乡米却肯州的圣何塞德加西亚从殖民地时期到墨西哥革命的历史，发现墨西哥革命并非官方教科书中所说的辉煌事件，而不过是令人讨厌的饥饿、盗匪和道德沦丧的侵扰。革命并没有带来持久性的变革。在圣何塞德加西亚的历史上，最大的转变不是发生在1910-1920年革命期间，而是在后来的基督教叛乱期间。约翰·沃马克通过对莫雷洛斯州的经典性研究，发现那里的革命是一场农民收回被夺去的土地和自主权的战争，强调莫雷洛斯州农民运动的革命本质，突出了马德罗和卡兰萨领导的革命的保守性。威廉·H.贝斯莱通过研究，发现奇瓦瓦州的革命者不是被压迫的农民，而是小企业主、分成农、矿工、赶骡人、小贩、职员等具备一定的富裕水平但是缺少机会并害怕被大庄园主和外国企业吞并的人群组成的混合体。通过地方史研究，墨西哥革命的单一化、统一化形象被摒弃了，进一步论证了修正派的观点：墨西哥革命是一场失败的人民革命。学者们对于特拉斯卡拉、伊达尔戈、韦拉克鲁斯、格雷罗、哈里斯科、米却肯、恰帕斯以及其他地区的研究发现，在墨西哥革命中，相对于地主之间的冲突和新的卡西克(cacique，地方强人)的崛起，农民运动和阶级冲突处于次要地位。在修正派学者看来，萨帕塔领导的农民运动在墨西哥革命中不具有典型性，而仅仅是一种例外。
修正学派对墨西哥革命的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对官方史学提出了批评，对新的史学方法进行了探索，迫使历史学者们对传统史学进行检验和改进。尤其是它使学者们抛弃了简单化的阶级斗争分析思路，不再相信革命会使生产模式在一夜之间发生根本的转变;革命不再被单纯地看做被压迫农民的揭竿而起。学者们认识到，革命期间，各阶级间的联合是多变的、复杂的;革命的结果与其说是由有目的的革命策略所致，不如说是由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无计划的冲击造成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结构性变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非一个断裂性的“革命事件”。
但是，修正学派对墨西哥革命的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在历史学领域，只有与前人不同的、创新性的研究成果才容易引起学界的关注，因而，为了获得声誉，新一代学者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以往的学术权威。只要某个领域存在主导性的学术观点，就有学者对此提出挑战。一方面，这种研究倾向产生了积极的结果，例如，有的学者对莫利纳·恩里克斯关于墨西哥大庄园的观点、对于坦南鲍姆关于墨西哥革命的观点展开批评，纠正了长期以来墨西哥大庄园的封建领主性、墨西哥革命的“自发性人民起义”的看法;但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形下，这种研究倾向有时也被极端化，传统的权威性观点被武断地颠覆。例如，既然传统史学对韦尔塔是完全否定的，那么，在一些修正派学者看来，韦尔塔身上一定具备某些积极的东西。于是他们就寻求各种依据，试图论证韦尔塔实际上是一位改革者、大众教育的积极倡导者、并不比马德罗更加反对革命，而且拥有大量墨西哥民众的支持。如上所述，地方史研究是修正派史学的一大特色，并取得了丰硕的、高质量的成果。尤其是有的学者将地方史置于一个地域性、比较性与理论性的广阔视域中考察，恰到好处地处理了个别与一般的关系。但是，也有的修正派学者沉入浩如烟海的档案资料中，失去了鉴别、选择、分析的能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由此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例如，有的修正派学者沉湎于对历史细节的考察，反对对历史进行结构性的理论分析，将墨西哥革命看做一群毫无目的、为了好玩而参加的个人经历的拼合体。
20世纪70年代末，戴维·C.贝利认为，修正派史学对墨西哥革命的研究“试图纠正历史记录的一些部分，但是总体上没有明确地对革命的权威解释提出挑战。……很明显，绝大多数专家对于旧的解释模式感到不安，但很少有人期望提出新的模式”。80年代后，修正派史学逐渐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墨西哥革命史研究领域出现了传统史学的复兴，阿兰·奈特和约翰·梅森·哈特各出版了一部著作，认为墨西哥革命不是修正派学者所说的一场“大叛乱”(great rebellion)，而是一次“人民革命”(popular revolution)。阿兰·奈特指出，对于墨西哥革命，传统史学的基本观点，即“民众的、农民革命推翻了旧体制、并为墨西哥社会一系列决定性的变革——可能这些变革成为构成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因素——做出了贡献”，应该依然是正确的。他认为在革命中，农民并非简单地被地方考迪罗或者被卡兰萨的国家机器所利用，相反，他们是为自身获得土地和地方自主权而战，农民与非农民领袖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取决于各地不同的情况，并非如布拉丁所设想的那样遵循着一种单一的考迪罗主义模式。因而，革命的结果与其说更接近于修正学派所说的“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如说更接近于民众要求在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话语体系中的抒发。1988年10月11-14日，在莫雷洛斯州的瓦斯特佩克(Oaxtepec)举行的北美和墨西哥历史学者会议上，阿兰·奈特发表文章，指责1968年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历史学者目光短浅。他认为，在对墨西哥革命的研究中，这些修正派学者过分贬低了人民的作用，低估了农民的不满，同时过分估计了中产阶级革命者的重要性。由此，这些学者不仅草率地否定了二三十年代坦南鲍姆等学者提出的正统观点，而且歪曲了历史。阿兰·奈特评论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修正派学者希望从底层的立场撰写历史，希望重新体验下层劳动者的过去，但是在他们笔下，农民和工人反倒成了可以被“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者随意操纵和控制的炮灰。他还认为，修正派学者由于过分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否认革命带来的变革，而错误地将不同类型的运动和人物混为一体。但是，也有修正派学者在会议上对阿兰·奈特给予了回击。例如，阿里西亚·埃尔南德斯·查韦斯(Alicia Hernández Chávez)指出，阿兰·奈特“新的旧解释”(new old interpretation)是一种倒退。她反问道，既然否认历史的连续性，那么，为什么比利亚、萨帕塔和其他人民领袖被暗杀了，而迪亚斯派却能寿终正寝、他们的后代在战事平息之后仍继续发财致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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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墨西哥政府宣布无力偿还到期外债，由此引发了席卷整个拉美地区的债务危机，整个80年代成为拉丁美洲“失去的十年”。债务危机爆发后，墨西哥政府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药方，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调整。1992年，对1917年宪法第27条进行修改，中止土地分配;1994年，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由此，墨西哥政府推行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对于长期宣称继承1910年墨西哥革命的传统，倡导民族主义，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开展社会改革，限制天主教会的政治权力，将萨帕塔、卡德纳斯奉为伟人的墨西哥政府和执政党来说，面临着一个现实而迫切的挑战，即如何将现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尤其是公开放弃土地改革，与长期以来官方对墨西哥革命的历史解释协调一致?对此，政府和执政党提出，墨西哥革命已取得成功，现在已经进入革命的另一阶段，即使是对宪法第27条的修改，也是符合墨西哥革命原则的。但是，普通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对此并不认同，1997-1998年，“市场舆论研究国际”(Market Opin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MORI)在墨西哥举行了两次民意测验。根据民众对墨西哥革命的目标和理想的普遍理解，要求被测验者对以下五个项目进行打分：1.土地属于耕种者;2.尊重劳工权利;3.共和国总统不能连任;4.民族经济主权;5.社会公正。根据测验结果，民众认为，第三项是最充分得到实践的革命原则，第五项则是最没有能够实现的。为了尽可能地模糊政府原来对墨西哥革命的解释与现行政策的明显矛盾，1992年8月，萨利纳斯总统和教育部长塞迪略向全国的中小学推荐一套新编的历史教科书，主要作者为两位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知名历史学家埃克托·阿吉拉尔·卡明(Hector Aguilar Camín)、恩里克·弗洛伦斯卡诺(Enrique Florescano)。埃克托·阿吉拉尔·卡明被认为是政府的理论家，而且是总统和教育部长的密友。与以前的教科书相比，在对墨西哥革命的评价上，这套教科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该书认为，迪亚斯政府“良好的行政管理……吸引了外国投资，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书中对大量土地集中于外国人之手只字未提，对迪亚斯时期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冲突保持沉默。此前不久，萨利纳斯政府刚刚宣布对宪法第27条的修改，结束土地改革。由于宪法第27条正是萨帕塔领导墨西哥农民流血斗争的成果，新教科书对萨帕塔的记述尤其引人关注。新教科书虽然提到土地问题是墨西哥革命的诱因之一，但有意回避了萨帕塔的土地改革，将萨帕塔描述为一名单纯的军事首领。新教科书的出笼在墨西哥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社会各界都有支持者和反对者，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为平息事态，1993年8月，新学期开学前的几天，教育部长被迫宣布，新教科书不符合要求，不予出版。
80年代后，在经济陷入危机的同时，墨西哥政府和执政党的威信和支持率连续下降，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合法性危机。1985年，一场里氏8.1级的地震袭击墨西哥城，政府在救灾和重建过程中表现糟糕。1988年总统大选中，执政党凭借舞弊手段才赢得选举。1994年，恰帕斯州爆发“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起义，同年，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1997年，执政党失去了议会下院多数，反对派民主革命党候选人夸乌特莫克·卡德纳斯(30年代的墨西哥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之子)当选墨西哥城的市长。2000年总统大选中，反对派国家行动党候选人维森特·福克斯当选，连续执政长达71年之久的革命制度党下野。进入21世纪，墨西哥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和发展模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墨西哥革命也已被多次宣布“死亡”，但是，由于这场大革命在墨西哥历史上的深远影响，它作为墨西哥人民的“集体记忆”将很难被抹去，而且对革命的认识和评价也时刻影响着墨西哥的现实生活。革命制度党丧失执政权之后，党内进行了深刻的反思。2001年11月17日至20日，革命制度党召开第18次代表大会。在闭幕式讲话中，党的主席杜尔塞·玛丽亚·绍里·里安乔强调，革命制度党是墨西哥革命的产物，党必须坚持墨西哥革命和1917年宪法。2006年大选中再次失利后，革命制度党在2007年3月召开党的第四次非常全国代表大会，重新修改了党的《原则声明》，指出，“党的起源是墨西哥革命、独立运动和改革运动，承诺严格履行1917年宪法及其相关法律”，“党为主权、世俗、民主、社会正义和平等的国家而斗争”。可以看出，至少在文件中，在野的革命制度党对执政纲领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与此同时，以福克斯为总统的墨西哥第一届后革命制度党政府也努力确定新政权与墨西哥革命的联系。福克斯将自己的政府等同于墨西哥革命中的马德罗政府。福克斯政府的内政部长圣地亚哥·克雷埃尔(Santiago Creel)指出，马德罗“开创了我们的革命伟业并确立了现代墨西哥的政治理想”，“1913年以来我们所有为民主而奋斗的人都将自己看做他的后继者”。根据福克斯政府对于墨西哥革命的解释，2000年大选中，反对派以民主的方式战胜革命制度党政府，意味着墨西哥向真正的、自由的、革命的本源回归。2006年大选中失利的左翼政党民主革命党候选人、前墨西哥城市长洛佩斯·奥夫拉多尔(López Obrador)也宣布，该党继承马德罗、比利亚、萨帕塔、卡德纳斯的革命传统。2000年后，无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无不自称是墨西哥革命的继承者，表明这场革命在墨西哥人心目中拥有持久的、难以动摇的地位。在这种氛围中，墨西哥国内外历史学者，无论传统学派还是修正学派，对墨西哥革命的研究也必然会愈加深入，其发展趋向，值得我们不断地关注。
【作者简介：董经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拉丁美洲史。文章来源：《史学集刊》，2011年第6期，第30-41页。注释已略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