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丁玲是忘年交的朋友，我们俩有很多次见面。每一次见面我都很沮丧，信心不足，底气不足。她是大人，我是小孩;她是元帅，我是士兵。但她的人格魅力又深深的吸引着我，每次见面都是一次人生的新旅程。此文只写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1984年，北京的初冬很冷。11月28日下午，我在北京医院见到了丁玲。
我早就知道丁玲豪放爽直，但还是没想到，一见面她就毫不客气地数落了我一顿：“部队的刊物，请我写文章，我很高兴。既然答应给你们写稿，就没必要登门讨债了吧?”
我与她在近两小时的谈话中，有批评，有表扬，半文半白，极具火药味的湖南官话夹杂着音乐感极强的浏阳河畔人家的语言，象极了我心中某个伟人的语言形态，特好听，特吸引人。此后，我有事没事都常去叨唠她，她也不反对，日子久了，就成朋友了。
我向她解释：“我从部队调到北京，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时间不长，还负责一本杂志的编辑领导工作。”
我这么年轻，就成为军队一本杂志的主编，她可能有点好奇，冷漠的脸很快就露出了笑容，气氛也顿时缓和。
这间病房宽敞明亮，像个大客厅，既没有来苏水的气味，也没有医院病房的压抑。我弄不清丁玲在这里是检查身体还是治疗疾病，病房里没有医疗器械设备，也没有药罐、药水瓶。长条桌上放满了书，堆着的，摊着的，翻开敞着的，雪白的被子上也零乱的放着各种书籍报刊。
在这个环境里，这里的主人好像不是个病人，倒像是一位教授，也像是应急备考的研究生，而主人的语言谈吐更像是战士。丁玲的性格脾气我早已了解，但其外表与她的实际年龄好像毫不相干，80岁的人，年轻活力，白底浅蓝条形病号服穿在身上也难以掩饰她的高雅气质。
谈话中，我向她汇报了《解放军生活》杂志的情况。她对我有着10多年部队工作的经历非常赏识，她说，一个没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人，是没有条件为部队的青年干部战士提供精神产品的。当她听说我曾参加了《星火燎原》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时，她立即表现出一种兴奋和敬意，她说：“我领导党和国家的文化、文艺工作那么多年，也参加过部队的文化建设，竟没机会做出一部像《星火燎原》这样的宏篇巨著，很是遗憾。你当兵时间这么短，年纪这么轻，就参与了这部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真幸运，我要向你学习。”这样一位老革命家，这样一位著名的大作家，当着年轻人的面，坦陈心扉，女丈夫也。
办杂志，她是前辈，也是专家。她详细地询问了这本杂志的办刊宗旨，周期、开本、容量和编辑部人员的组成。她以自己长期的实践经验，就如何办好这本杂志提出了许多建议和要求。并将她早已准备好的写给我们杂志的文章念给我听：
“在过去的战争年代，人民解放军无坚不摧、无敌不克，为夺取革命胜利和建设人民中国，立下了伟大不朽的功勋。在新的历史时期，人民解放军是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又是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突击队。人民拥护你们，热爱你们，学习你们。我祝愿你们发扬我军拥政爱民、军民一致的优良传统，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努力提高政治修养，提高文化水平，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为建设祖国、统一祖国、保卫祖国作出新贡献。”
听完她热情洋溢的文章，我再三表示感谢，还希望把稿子带走，遭到她的拒绝，并表示：“我要再看看，再改改，到时候我会托人捎给你们。”就此可以看出，丁玲对自己作品的严谨，帮助他人的认真和一丝不苟。
早在1927年，丁玲就因发表小说《莎菲女士日记》等作品，蜚声中国文坛。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在延安和晋绥地区创作《我在霞村的时候》等作品，受到毛泽东、贺龙等许多共产党领导人的赞赏，而成为革命队伍中最优秀的作家和文艺战线女性的领导者。她1948年完成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52年公开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而成为新中国最杰出的女性。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丁玲重返中国文坛，任中央文学讲习所所长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以农民和农村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1979年准备再版的时候，丁玲曾在重印前言中说，我的农村生活基础不厚，小说中的人物同我的关系也不算深。只是由于我同他们一起生活过，共同战斗过，我爱这群人，爱这段生活，我要把他们真实地留在纸上，留给读我的书的人。
丁玲之所以能成功地创作这部伟大的作品，是因为她作为解放区的领导同志，曾率领工作队参加过晋绥地区的土改斗争。她当时深入到农村搞土改，并不是走马观花，在农村一待就是一年多。她接触过农村中各种各样的人，其中大多数是农民或农民出身的人。所以她农村题材小说中的人物，鲜活生动。她作为一个作家，又是党和军队中级别比较高的领导干部，为了她的农村题材的作品，后来又两次参加土改，差不多有近20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农村的。
当我谈到我在小学就读过她的作品时，她又严肃了起来，并非常认真地对我说：“这些都已经是过时的作品。这些作品创作于艰苦的年代，写的也都是艰苦的年代的人和事。今天看来，意义不大。你所提到的这些作品的主人公，在今天也没有现实意义了。作品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作品中的人物也已经成为过往，但愿这些作品所反映的故事不要再出现。”
说到这些，她有点激动，脸色通红，眼睛也特别亮，明亮的眼神中还带有一点忧伤和忧郁。这如同少女忧郁的眼神，本不该出现在一个年龄已届迟暮之年女人的眼中。看到她这种眼神，我有点恐慌。我竟联想到如果马克思要描绘他笔下幽灵的眼神，就应该是丁玲此时的眼神。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
“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着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此时的丁玲就像《共产党宣言》中的那个幽灵：
这个幽灵洞察历史，预知未来;
这个幽灵达观天下，通晓世界;
这个幽灵已经没有自我，胸中只有劳苦大众;
这个幽灵代表一个时代，也已经影响全人类;
马克思笔下的这个曾经在欧洲大陆暗自徘徊的幽灵，今天已经昂首阔步于全世界;
这个曾经唤起民众、觉悟世界、高唱“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的幽灵，在中国已经“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了，成了王者的天下。
丁玲这个幽灵般的眼神带给我的震撼和影响，几十年来挥之不去，是否她在告诉我什么，预示着什么。联想到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功，我们走出了这历史性的步伐，今天的中国已经告别贫困。今天新时代所取得巨大成就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自豪与丁玲那个年代的老一辈革命家的热切期盼一脉相承，因为政治家和文学家的心灵是互相感应的。
谈话近两个小时，她侃侃而谈，毫无倦意。这位智者、长者、革命者的谈话不容你打断，也不容你插话。是因为在整个谈话中你根本没有打断谈话的条件，也没有你可以插话的机会。我叹服她的口才、智慧和记忆力，更叹服于她的热情、果敢和决断。我不知道她与别人的谈话是否也是这样，犀利，尖锐，不留情面，直奔主题。
丁玲只属于那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一众英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叱咤风云的年代;
一众英雄，调兵遣将，行兵布阵，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年代。
窗外已呈暮色，寒风裹胁着树枝敲打着窗棂，我们的谈话就此结束。
我带着激情和希望从丁玲的病房中走出来，准备就此铺陈辉煌的人生之路。但也有些许的惆怅，些许的落寞和感叹。后来几次见丁玲，大多在她的病房里。后来竟朋友起来，我30多岁，她已届80高龄，真的是忘年交。每见这位迟暮之年的长者，都如同长夜中的篝火，明亮，激情。明亮着前行的路，激情着革命的征途。
丁玲是时代的英雄，她的消失，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从此风华不再。
人生如丁玲，幸哉，福也?我辈如斯，何来惆怅?但丁玲的作品和丁玲的精神却已经定格在历史的永恒。
(作者系解放军出版社原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