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是我国一个伟大正确的决策。这场战争在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和里程碑意义，再怎么评估都不为过。
工业化是近现代中国的主题。没有工业化，中国就会不断挨打，会永远处于落后的状态。但只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才看到了工业化的曙光。而没有抗美援朝，中国的工业化的道路的起步将会艰难很多倍。因此，从历史意义上看，朝鲜战争对中国是既一个重大挑战，也是一个重大机遇。
国民党治下的中国，从政治上，中国既无能力又无办法走西方殖民者掠夺落后国家的老路，何况旧中国自己本身就是“东亚病夫”。从经济上，国民党治下的中国，没有办法筹集到足够的资本和技术，因此没有办法把中国带到工业化的路上去。
新中国成立后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与苏联结盟，抗美援朝，革除农村食利阶层，炼钢铁，扫盲，推行简体字......等等，所有的一切，归根结底，其实都是为了工业化。
与苏联结盟，当然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但本质上是为了尽快进行国家工业化，为了从苏联筹集资本、技术和设备。
但在形式上中国和苏联结盟后，斯大林对中国并没有真正放心。斯大林曾经把铁托看作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把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之后，斯大林又不把中国共产党人看作共产主义者，而是看作“属于铁托一类的人”，怀疑毛泽东是“半个铁托”。同时，中共取得政权后，马上就要从苏联手把苏联的特权要回去了，更增添了斯大林反感。
二战结束之后，斯大林调整了远东政策，对国民党政府态度变好，意图迫使国民党政府实现和承认苏联在中国的利益。具体来说，就是恢复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东北特权，中东铁路(中国长春铁路，简称中长路)和旅顺军港，还有外蒙古独立。苏联要求国民党政府在同意这些条件，作为回报，苏联支持国民党搞所谓的联合政府，即把中共的武装“国家化”。所以在二战胜利之后，其实斯大林是赞成蒋介石在国内和谈的。国共重庆谈判，就是这么来的。
国民党政府代表(宋子文、王世杰等)最初对中国和苏联签订的那个不平等条约也表示过抗议。但是，当时苏军已经占领东北，包括旅顺军港，中东铁路在内，外蒙古实际上也已经在苏联的控制下。最后迫于现实，特别是寄厚望于苏联对国民党主导的联合政府的支持，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过，这个和苏联的结盟和后来新中国和苏联的结盟是两回事。新中国和苏联签订的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是个同盟加互助的条约。回头看来，还基本上算是符合发展预期的。
1949年12月，毛泽东率团赴莫斯科，其主要目的就是废除苏联侵犯中国主权的那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然后再争取苏联对中国工业化的资助。没有主权完整，何谈工业化发展?
开始斯大林以沉默的方式予以拒绝。于是，毛泽东就待在莫斯科不走，而且表示强烈的不满。最后斯大林终于同意中国代表团的要求，放弃了中东铁路、旅顺军港。
尽管斯大林答应帮助中国的工业化，但毛泽东实际看透了斯大林的心存疑虑。所以后来说，斯大林是在中国决定出兵朝鲜后，才开始相信中国的，才愿意真心帮助中国的工业化建设的。
朝鲜停战后，斯大林就坚决支持中国的工业化，派了许多专家来中国，出设备，出顾问，出技术，可以说是真心实意帮助中国，援建中国的工业项目增加到156个。而中国则利用这156个工业项目，到处建工厂、炼钢、造轮船、造坦克、造战斗机、普及义务教育、普及西医、培养工业技术人才……，很快，我们的工业基础，就打好了。
苏联专家下至手把手地教中国人搞制造业，上至帮助国家有关部门制定发展计划(现在称之为规划)。可以说，抗美援朝之后，苏联直接把中国从农业社会拉进了工业社会的门槛，扶上马，送了一程。所以说，抗美援朝是一个伟大而正确的决策。
中国如果不出兵朝鲜，斯大林不但会因为旅顺军港、中东铁路等问题上对中国产生的不满消弭不了，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的不信任感始终会是一块心病，苏联也就不可能放开手脚来帮助中国进行工业化，中国的工业基础就无法搭建起来，中国就必然长期停留在农业社会。那么可以断言，后来的改革开放也会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绝对不会有我们今天强大的中国。
当然，最根本因素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那一代领导人的远大战略眼光和超强的社会动员能力。没有这一条，和苏联讨价还价定条约、决策和打赢抗美援朝都是不可能的。在这一条的基础上才争取到了苏联的重要援助。而苏联的援助确实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因素。想想当年苏联的电影《乡村女教师》对中国的影响，还有苏联保健制度对中国的影响，等等，就说明，156项工程还有相当多的溢出效应。这都为后来中国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早在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美籍华人著名学者邹谠为代表的很多美国学者就认为，朝鲜战争使共产主义中国以强国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