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信息产业的带头人

　　虚假信息产业的带头人

　　作者：莫伊拉·威格尔(Moira Weigel)

　　译者：王允文

　　法意导言

　　莫伊拉·威格尔(Moira Weigel)是哈佛大学初级研究员、《逻辑》杂志创始编辑，著有《义务劳动:约会的发明》(Labor of Love: The Invention of Dating)一书。2020年7月，威格尔在《新共和》上撰文，围绕克莱尔·邦德·波特(Claire Bond Potter)的《政治迷》(Political Junkies)以及马修·利西亚克(Matthew Lysiak)的《德拉吉革命》(The Drudge Revolution)两本新书对上世纪以来美国新闻业的发展与变革进行了分析。威格尔认为，当前的虚假信息危机是数十年以来的技术、法律变革所导向的必然结果，媒体活动者们则推动了变革的发生。

　　在傍晚的交通变得堵塞之前，洛杉矶西部的日光会在一小时之内逐渐变得昏暗而透彻。不过年轻的安德鲁·布赖特巴特(Andrew Breitbart)常常不得不整日开车。刚从杜兰大学(Tulane)毕业之后，安德鲁通过朋友被一家圣莫尼卡(Santa Monica)的低成本制作公司雇佣为信差。现在他每周的工资为230美元，负责将他老板的剧本送给全城的老板。在一年之内，他的萨博敞篷车的行驶里程就达到了22000英里，他也开始憎恶这个他仍然渴望进入的世界，他憎恶好莱坞的谄媚与排外，也憎恶派对上的人们总是越过他而瞩目更加重要的人。

　　这项临时工作仅有的可取之处在于它给了安德鲁收听广播节目的时间。在毕业之后不久，他的女朋友的父亲，演员奥森·比恩(Orson Bean)就使他对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产生了兴趣。安德鲁在最初对此人有所怀疑——他仍然支持民主党，而他也听过民主党人将林博称作纳粹分子——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已经着了迷。低沉的嗓音、严肃的态度、倾泻而出的愤怒……这位惊世骇俗的广播节目主持人似乎在与你直接对话;他告诉你你的一些感受缘何而来。林博展开了民主-媒体复合体的世界图景。布赖特巴特和他所知道的所有人都托身于此，但他直到现在才看清。布赖特巴特怎么都听不够;就是在他离开他的萨博，在停车场和送达剧本的办公室之间往返的几分钟之内，他也要用随身听收听广播。

　　至少，这就是布赖特巴特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的。据他所言，他不得不在飞机上写回忆录，因为这是他能够离线足够长时间以集中写作的唯一方式。按照他早年的说法，布赖特巴特被一位犹太人父亲收养并抚养长大。但是他的书《义愤》(Righteous Indignation)却遵循了基督教皈依叙事的常见模式。他不能看见;然后他能看见了。洛杉矶的高速公路成为了他人生的转折点，恰似通往大马士革的道路(Road to Damascus)之于保罗。

　　布赖特巴特的回忆录在2011年出版。这可能是他可以言之凿凿地说自己是局外人的最后时点。在他2012年在43岁上死于心力衰竭之时，他已经将林博的愤怒与偏执改编成了面向手机用户的版本;并且，在此后的几年中，他生前所属的新闻网站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布赖特巴特早期与之共事的马特·德拉吉(Matt

　　自从特朗普当选以来，大量文章和书籍都开始向此前对此漠不关心的人们解释这个世界。被《纽约客》(New Yorker)撰稿人安德鲁·马兰茨(Andrew Marantz)称作“互联网上的坏家伙”(bad-guys-on-the-internet-beat)的记者们，往往对社交媒体平台在发起和巩固新右翼运动方面的作用十分重视。但是互联网在数十年以来，其实一直都在为形形色色的混蛋和种族主义者们提供良机和碰头的地方。早在1983年，雅利安国民世界代表大会(Aryan Nations World Congress)就确定他们需要开始在网上交流、协调、招募成员;此后不久，白人至上民兵组织就开始实施武装抢劫，从而资助一系列受到密码保护的名为“自由网”(Liberty Net)的留言板。在1998年，大卫·杜克(David Duke)预测道，“互联网将会引发连锁的种族意识启蒙，而这将动摇整个世界。”换句话说，Youtube创造了白人至上主义，恰似Twitter创造了搜索功能。

　　布赖特巴特对林博的赞叹表明，当今的右翼媒体并非凭空产生。有两本新书打算揭示右翼媒体发展初期的历史，以及右翼媒体揭示了美国现实的普遍认识。克莱尔·邦德·波特(Claire Bond Potter)的《政治迷》(Political Junkies)一书跟踪了一长串她称之为“非传统媒体”(alternative media)的兴起过程(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上溯至20世纪50年代的印刷通讯;马修·利西亚克(Matthew Lysiak)的《德拉吉革命》(The Drudge Revolution)则更加严格地聚焦于马特·德拉吉的生平以及他早期的线上新闻聚合网站，也就是“德拉吉报道”(The Drudge Report)的影响。这是两本非常不同的书：新学院(the New School)教授波特大体上与研究对象保持了中立的学术距离，而利西亚克则以写剧本的速度完成了一部充满同情的传记。但是二者都可以说明陷入虚假信息和假新闻的现象并不反常，而是数十年以来的法律、技术和经济变革所导向的终点，从中获利的精明的企业家也推动了这一进程。

　　波特并未精确定义“非传统媒体”的意涵。但是这一术语只有在与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主流媒体”或大众传媒的对比之下才具有意义。后者具有全国性报纸、杂志、好莱坞电影制片厂、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形式。这些媒体随着客观报道的新标准、新联邦机构以及禁止广播公司参与公开党争的新法律的出现而发展起来。1927年，国会通过了《无线电法案》(Radio Act)，要求广播公司给予政治候选人平等的机会来表达他们的观点。1949年，扩张后的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这一组织部分是为了应对反犹电台明星考夫林神父(Father Coughlin)的名声而成立的)确立了“公平原则”(Fairness Doctrine)，要求各类放送机构就争议问题提供多种观点。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接收被严加管控的冷战媒体的信息，他们也被推向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著名的所谓“至关重要的中间派”(the vital center)。

　　主流媒体的加强几乎立刻造就了持不同政见者和倒戈者。这通常并不是件坏事。波特的书从1952年的纽约市开始写起，当时日报的广告收入迅速让位于电视的广告收入。资深进步记者伊兹·斯通(Izzy Stone)，在他所在的《每日指南》(The Daily Compass)停刊时发现，它是这座城市最后一家依靠订阅资金的左翼报纸。他和他的妻子埃斯特拿出了他们的积蓄和他3500美元的辞退金船班了他们自己的四页通讯：《斯通周刊》(I. F. Stone’s Weekly)。由于斯通的听力和视力受损，他不能全面参与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但他以从其他来源获取消息而闻名。例如，从政府文件中搜集消息，又或和难民们一起偷渡以获取他们的详细情况。在他的通讯中，斯通传达出了独特的声音，明确提出了对于美国政府以及保守其秘密的媒体的进步性批评。他和埃斯特打赌说订阅者资助会使他们保持独立，事实也的确如此;斯通再也没有为任何一位编辑工作过。到了1960年，纽约的大部分日报都停办了。但是在1971年《斯通周刊》停止发行时，它都有73000位订阅者。这些订阅者之中存在着年轻的仰慕者们，在越南战争打破了20世纪50年代的文化共识时，他们将重塑美国新闻业。

　　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初次接触到斯通的作品是在1964年。当时赫什正在美国联合通讯社(Associated Press)工作。到了1966年，他和斯通成为了朋友。赫什日后回忆道，斯通帮助他认识到主流媒体如何将那些胆敢为难政府的记者边缘化，并强化了他的这一信念，即公众有权获取媒体和政府都试图隐瞒的信息。1969年，一位军方的检举人联系到《村声》(The Village Voice);《村声》将美军正在隐瞒的、在越南村庄中发生大屠杀的内幕消息传给了赫什，当时他在华盛顿特区当自由职业者。1970年，赫什因对美莱村的报道而获得了普利策奖。

　　《村声》只是20世纪60年代年轻的激进分子任职的众多出版物之一：《异见》(Dissent)、《民族》(The Nation)、《黑豹》(The Black Panther)、《伯克利倒钩》(Berkeley Barb)、《堡垒》(Ramparts)……他们的批判力量反过来影响了主流报刊。1971年，在经历大量内部争论后，《纽约时报》发表了五角大楼文件。电视上的论调也为之一转。波特讲述了加拿大人罗伯特·麦克尼尔(Robert MacNeil)，一位20世纪60年代中叶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新任主持人的故事。他发现自己对于电视网将越南发生的大屠杀略化为家庭在晚饭期间可以收看的“客厅战争”(living room war)越来越失望。麦克尼尔离开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来撰写《人民机器》(The People Machine)并从事特约工作，几年之后，他加入了美国公共电视网(PBS)。1973年，他说服他的朋友吉姆·莱勒(Jim Lehrer)和他一起主持了对水门事件听证会的全程报道。他们的实时报道和分析获得了巨大成功，使美国公共电视网各附属机构的会员数共增加了两倍。

　　但是并不是只有自由主义者会尝试利用新工具、新技术来发展新的受众。在《政治迷》最耐人寻味的章节中，波特描述了一类保守主义的“政治技术人员”的增加，他们在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1964年的竞选活动中齐聚一堂。在他们之中最为著名的是理查德·维格里(Richard Viguerie)，他在1973年创造了“新右派”(New Right)一词。受直邮广告创新的启发，维格里于1965年创办了政治直营公司美国目标战略(American Target Strategies)。他亲手建立了自己的原始数据库。联邦法律规定所有超过50美元的总统竞选捐款都需要公开，于是维格里前往众议院职员的办公室，记下了所有捐款给戈德华特的美国人的姓名和住址。在他被赶走的时候，他的手指麻木了，但是他已经将12000条记录转移到了磁带上。这是一项建立选民数据库的项目的开端，共和党人最终利用该数据库帮助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1980年胜选。在许多意义上，维格里的商业模式(这使得他获得了为任何顾客开发的数据库的共同所有权)都是Facebook或Palantir等最近的科技公司的前身。

　　被波特放在一起称之为非传统媒体活动者的人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异。尽管他们都认为自己为主要的全国性报纸、电视以及广播网创造了替代品，但左派的媒体企业家并不反对这一观念，即全国性媒体可以是值得信赖的。斯通、赫什和麦克尼尔等人追求准确性与真实性，这与《纽约时报》和三大电视网所宣称的一样。如果他们批评主流新闻业，他们也秉持着更充分地实现其使命，而非放弃其使命的精神。

　　与之相较，保守主义的媒体活动者则提出了更为激进的宣言：新闻客观性本身就是不可能的，它只是一种自欺欺人或者更糟。他们也为这场争论带来了可观的经济资源。一些人凭藉家族的丰厚财富来支持他们的项目，另一些人则得益于与工会和政府监管相对抗的大公司的资助。冷战的结束和互联网的普及为他们创造了提出主张的机会，并急剧扩大了他们的受众。

　　马特·德拉吉也不相信新闻客观性。这是他在刊登于《花花公子》1998年6月刊的专访中对大卫·谢夫(David Sheff)所说的。那一年的1月，德拉吉披露了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莫尼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的婚外情，这使得他自1995年起开始运营并出版的线上内幕通讯变得家喻户晓。更准确的说，德拉吉披露了这一消息，即《新闻周刊》压下了杂志记者迈克·伊西科夫(Mike Isikoff)调查并核实了数月的报道。“《新闻周刊》封杀了有关白宫实习生XXXXX的惊人报道：23岁，前白宫实习生，与总统存在性关系，”他的标题如是写道。德拉吉持续发布了一系列克林顿夫妇及其助手的负面新闻，即使是在克林顿的助手西德尼·布鲁门塔尔(Sidney Blumenthal)起诉他诽谤之后。谢夫询问德拉吉，这种异常的执着是否会有损于他的新闻可信度。德拉吉嗤之以鼻。“在二战之后，我们经历了一个新闻被认为应当客观的时代，”他告诉谢夫，“胡言乱语，这是个新现象。早期的媒体和客观性一点关系都没有，客观性整个就是骗人的。”

　　德拉吉是在重复保守主义的媒体活动者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在说的一句话。在20世纪60年代，他们就是用这些话攻击联邦通信委员会和公平原则的：客观性就是冷战自由主义者们用来阻止右翼批评者们的伎俩。与客观新闻相关的实践只是为了配合当权者为言论设立的边界进行管制。但是自此之后，一系列的技术和法律变革又为政治倾向明显的媒体创造了条件，使它们再次繁盛起来。随着广播频率的激增和有线电视的出现，可供选择的广播频道大大增加，而有关节目主持人言论的规定则越来越少。1987年，联邦通信委员会废除了公平原则。仅仅一年之后，拉什·林博就开始了面向全国的广播;截至1994年，他每周有2000万名听众。公平原则的终结也使得有线电视不再试图广泛吸引各类观众：比起复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福克斯(Fox)和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二者都在1966年开始做24小时频道)可以贯彻他们的策略来吸引细分的右翼和自由主义市场。右翼媒体制造者们的新电视网的成形已经不受阻碍，并以一种他们的前辈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无法做到的方式打破了主流。

　　如果广播频道的增加使得广播媒体变得多元化，那么万维网(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在1991年发布的传输协议，以及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和其他人在1993年开发的web浏览器窗口)的出现则使互联网变得易于使用，并开始将其转化为大众传媒。1996年的《电信法案》(Telecommunications Act)为旧媒体的大规模合并铺平了道路，并进一步确立“交互式计算机服务的提供者或用户不应被视作其他信息内容提供者所提供的任何信息的发布者或发言者”。这意味着网站将不为任何用户上传的内容负责;它们只是平台，而非发布者。技术和法律变革一起为揭发黑幕的新形式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利西亚克在德拉吉的传记中将他描述为这一转变的关键人物。(波特也用了整整一章来描述他和他在引领政治博客新文化中的作用。)德拉吉是“一个互联网人士，而不是一个右翼分子，”一位他20世纪90年代中的熟人告诉利西亚克。在一个场景中，阴谋论者亚历克斯·琼斯(Alex Jones)询问德拉吉是否将自己视作一位自由论者，这使得德拉吉勃然大怒。(“我受不了了，”德拉吉大声道，“我受不了了!”)德拉吉宣称自己不是一位空想家。倒不如说，他所坚持的唯一思想观念就是彻底的思想开放，虽然他对自己的生活高度保密。目前，尽管他在亚利桑那州拥有一处房产，但他的住处仍然成谜，而且他已经超过十年没有出现在任何公开的照片上了。

　　尽管如此，利西亚克仍然搜集到了足够多的信息来拼凑出德拉吉何以成为德拉吉。1966年，德拉吉出生于马里兰州的塔科马公园市，他的父母都是自由主义专家。德拉吉度过了一个孤独的童年。他的父亲在他6岁时离开，并与另一个为他生下两个孩子的女人结婚，此后马特很少得知父亲的音信。她的母亲遭受了一系列使人虚弱的健康问题，这让她，一位前律师陷入了经济困境。她被迫卖掉了自己的车并从亲戚处借钱以偿还贷款，并最终在一个便利店工作。马特在中学的一位朋友记得他公然蔑视自己的母亲。他的成绩坏透了。一天，一个同学耻笑他是个同性恋——他的确是，但并未公开——并往他的脸上扔石头，使他需要缝针。14岁时，他因为打恶作剧电话而被捕，少年法庭的法官认为他“精神失常”。只有在逃学去华盛顿特区听朋克摇滚、在同性恋酒吧跳舞的时候，他看起来才是快乐的。

　　德拉吉一直着迷于媒体。作为一个“挂钥匙儿童”，他是看着电视长大的。“在晚上，他会把自己的广播节目录到磁带里，然后在晶体管收音机中传来的各调幅电台吱吱嘎嘎的热线广播声中入睡，”利西亚克如是写道。在中学阶段，他一直做送报员的工作，并经常在课堂上阅读报纸和杂志。他从未申请过大学，在马里兰和纽约之间蹉跎了几年之后，他最终在好莱坞的一间一居室内安定了下来。和布赖特巴特一样，他也做着娱乐业最底层的工作。作为《价格猜猜看》的信差，他有着5美元的时薪。然而，在他陌生的父亲难得地到洛杉矶看望他，并花费1500美元给他买了一台486 Packard Bell之后，命运降临了。不久之后，德拉吉就注册了“德拉吉报道”的域名，并开始通过简单的网络发布工具用醒目的Arial字体发布内幕通讯。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演播室的垃圾中翻找新闻报道，通过发布这些字面意义上的在垃圾堆里找到的名人独家报道，他稳步获得了订阅者和关注。

　　随着德拉吉的名声越来越大、邮件列表越来越长，他开始与反克林顿的右派联系。在华盛顿特区的晚宴上，他结识了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劳拉·英格汉姆(Laura Ingraham)，以及律师、共和党捐助者乔治·康威(George Conway)(现在其作为凯莉安·康威(Kellyanne Conway)丈夫的身份或许最为人所知)。这就是为什么琳达·特里普(Linda Tripp)的文稿经纪人卢西恩·戈德堡(Lucianne Goldberg)会在《新闻周刊》封杀掉有关莫妮卡·莱温斯基的报道后将消息透露给他(至少她是这么告诉利西亚克的)。

　　但是德拉吉并不仅仅是一位刚巧在网上发文的共和党拥护者。他和通常被认为是右翼的反面的政治群体，也就是硅谷中坚持自由主义或自由论的网络乌托邦主义者同样有联系，尽管后者与右翼的关系可能比你所想象的要密切。在《连线》(Wired)创刊后不久，他就开始向其出售文章。1996年至1997年之间，他一直在《连线》上发表文章，直到他去接受了美国连线(AOL)的一项每月向他支付3000美元的协议，这也是他多年来的第一份稳定薪水。

　　波特在《政治迷》中用了一章来描写硅谷中的远见卓识者，包括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的发行人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以及未来学家(也是远程性爱的传播者)霍华德·莱茵戈德(Howard Rheingold)，他们声称计算机技术和数字网络会带来一种新型的、极度参与式的民主。但是她并未将这些前嬉皮士自由主义者或自由论者与德拉吉又或是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联系在一起，后者曾在1995年登上可谓是20世纪90年代网络乌托邦主义内部杂志的《连线》的封面。所有这些人都有一种强烈的反对既定制度的意识。(正如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在《网络空间独立宣言》中的著名告诫：“工业世界的政府们，你们这些令人生厌的铁血巨人们……在我们聚集的地方，你们没有主权。”)德拉吉也希望思想市场脱离管制。和其他颠覆者一样，他也坚持认为，只要所有东西都可以在网络上表达，真相总能大白。

　　1998年，在一些争议之下，德拉吉受邀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记者俱乐部(National Press Club)发表演讲(安·库尔特(Ann Coulter)是他的女伴)。摆弄着那时他一直在公开场合穿戴的软呢帽，他描述了自己的构想。“抛开公司的因素不谈，人们渴望着未经编辑的信息，”他说。

　　“网络和电视、广播、杂志、报纸的区别在于双向沟通。网络使得一个像我一样的13岁的电脑极客能够和一位CEO或是众议院议长同等地发声。我们都变得平等了。你会惊讶于一个普通人都知道些什么。”

　　德拉吉意识到万维网的出现会如何打破统治新闻界近百年的规范；聪明的策划人将得以创造出一种新职业，来窃取他人的消息并在更少的顾忌之下将其更快地发布。(甚至在智能手机时代来临之前，他就“一直在线”;他用一台笔记电脑控制器来“装扮”自己的福特野马，以便在开车时打字。)他也预见到万维网会使新闻工作去职业化。布赖特巴特在看到德拉吉在一个非传统新闻组中的工作后找到了他，朝9晚3地为他工作，以换取德拉吉付给他的任何报酬——通常是这里那里的几千美元。(最开始，德拉吉提出给他股权，但是布赖特巴特无法离开他在E!娱乐电视台的正式工作。)藉由从右翼激进组织Project Veritas创始人詹姆斯·奥科菲(James O’Keefe)处获得的一段录像，布赖特巴特迎来了自己的突破时刻。在观看了这段有关选民登记组织ACORN舞弊的录像之后，布赖特巴特向父亲借款25000美元来创办了一个网页，并将这段录像发给了福克斯新闻的联系人。录像在“福克斯与朋友们”(Fox & Friends)上播出时引发的轰动为新建的BigGovernment.com带来了流量。不过，当布赖特巴特开始利用“德拉吉报道”来为自己的网站引流时，德拉吉就将他拒之门外了。

　　德拉吉参与其中的自由-保守共识推动政治决策，将互联网基础设施移交给康卡斯特(Comcast)这些公司，并使得网站免受广播和电视在出现以来的绝大多数时间所遭受的那类规则的管控。但是，说德拉吉和布赖特巴特这样的企业家完全回避了这些传统媒体也并不准确。相反，他们通过巧妙地操纵传统媒体来获得全国性声誉和影响。规则的缺失也并不意味着无人把关。只不过控制言论的权力被集中到了私人手中，这些人的人数比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所能想象的还要少。

　　现在我们知道了。到了2020年，各政治派别中的许多人都已经清楚地知道，几家科技公司在数字领域享有近乎于垄断的地位。当所有人，包括美国总统都可以在洗手间或床上发布推特时，“公共领域”这个术语已经不再具有意义。想想你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是通过Facebook、Amazon和Alphabet三家公司提供的网页、应用和供应链进行的。同样明显的是，规则的缺失促成了这样的局面，而联邦通信委员会和公平原则的反对者声称它会使美国的言论民主化。

　　2017年，当Facebook的月用户量达到20亿时，它大约只有20000名直接雇员。使其成为可能的原因之一在于法律不认为Facebook要对用户在脸书上发布的内容或对开发者在其所提供的开放编程环境中构建的东西负责。如果Facebook有责任监管这些活动，该公司就不可能以如此规模和速度发展。有关诽谤、侵犯版权和淫秽内容的法律诉讼会轻易地阻止Facebook继续前进。社交媒体巨头会不得不雇佣大量人员来确保自身没有触犯法律;并且，由于这需要编辑裁量权的施行，它可能也不会使现在这么多的用户感到满意。

　　互联网使普通人能够制作和分享新闻的看法并不是一个谎言。只不过在这一过程中，信息的集中程度也达到了有史以来最高峰。这些过程相互促进。Facebook为放送清除了障碍;当用户希望向全世界分享一篇评论文章或者一张早午餐的照片时，他们就可以这样做。与此同时，Facebook能够收集到越来越多的用户信息，而这样的数据垄断有助于该网站越来越精准地锁定用户。这些数据所传达出的未必是用户最喜欢的辩论文章或者照片，而是最可能与他们相关的。取代大众传媒的不是电子民主，而是同为公司形式的大众个性化，后者将终极权力集中在了信息之中。

　　德拉吉看到了这种危险，至少是在利西亚克的叙述中是如此。在这部传记的最后一幕中，他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亚历克斯·琼斯2015年10月6日的一段录像中。一段似乎是即兴的采访被记录了下来。德拉吉拒绝出现在镜头前并大谈当代平台的问题。“互联网让你可以构筑自己的动态、自己的世界，”德拉吉大声抱怨，“为什么你被吸引到其他人的世界里呢?”他形容线上充斥着“群体思维”的氛围。

　　“他们成功地把每个人都推向这些Facebooks、Tweets和Instagrams的社区里。这些Instas。这就是社区!这是群体的!他们在夺走你的活力!他们在夺走你的活力，而你却得不到任何回报!这里没有人!你注定会丧失自己的意识，甚至在你自己的新闻上也不例外。所有事情都带有群体的色彩。我只是在警告这个国家，是的，当你在Facebook上的时候，不要陷入你是个独特的人的错觉。不，你不是。你只是他们体系中的一个棋子。”

　　回想起来，亚历克斯·琼斯本可以将其作为一个警告。在2018年，Facebook、Youtube和苹果将他封禁，并把他的InfoWars应用从平台上下架，迫使他搞些越来越惊世骇俗的噱头来引起主流媒体的关注。到写作本文时为止，他最后一次出现是在重启美国的集会上，当时他坐在一辆InfoWars牌的装甲车上和陌生人握手。于此同时，特朗普和他的盟友班农、密苏里州参议员乔希·霍利(Josh Hawley)等人在持续攻击硅谷的公司，一边愤怒地发推一边签署行政命令。

　　无论是利西亚克还是波特都没有尽力去解决揭发黑幕、虚假信息以及垄断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们也没有尽力去回答，当通过反对某件事来构建认同感的人们看到那件事悄然消失时会发生什么。利西亚克受限于传记体裁的传统要求，并且快速完成了这一作品。《德拉吉革命》飘忽不定的行文特点或许是在模仿其同名网迷注意力的混乱，但是这同样体现出作者从未实际采访过自己的作传对象。这本书的确存在一些关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有线电视以及林博的兴起的小插曲，但这些都只是定场镜头。全书仍然聚焦于我们的非英雄主角，一个以几乎不可能的方式顽强地改变了世界的受到创伤的孩子。

　　波特的书更有学术野心。但是她定义主题的方式限制了她分析主题的能力。她的副标题“非传统媒体何以能让我们对政治着迷并破坏我们的民主”体现出了她保持公正的愿望;本书的结构也体现出了这一承诺：她按照时间顺序交替描写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非传统媒体”这一巧妙构思的广度使得波特可以立即涵盖一些引人入胜的领域;但是它的宽限也带来了内在不一致的风险。例如，Facebook和Twitter是否真的是“非传统”的?它也掩盖了一个核心事实，变革“冲破”了共同描述20世纪现实的一些制度，但是左派、中间派和右派对制度的破灭并不负有同等责任。

　　波特鲜少提及20世纪后几十年重塑美国媒体的特定技术和法律变革。因此，当需要解释损害我们言论状态的变化时，她在根本上归咎于选择以不道德或不规矩的方式创建媒体或进行媒体消费的个人。她的书名“政治迷”来自于亨特·斯托克顿·汤普森(Hunter Stockton Thompson)。他在1973年为《滚石》报道了麦戈文前一年的竞选活动之后使用了这个词。20世纪70年代，这一术语开始被广泛使用，最初是在竞选幕僚之间，之后扩大到了记者和追随者之间。波特使用这一术语来形容一种与政治媒体互动的方式：一种对于时效性和真实性的渴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乐于寻求简单的满足感，这并不是真正政治的。打个比方，入迷这个词唤起了我们通常与民主参与联系在一起的特质的反面：盲目的而非理智的，被动的而非主动的，无意的而非有意的，固执己见的而非从善如流的。她提出，读者们必须停止不假思索地点击那些符合他们既存偏见而又使他们与邻人疏远的链接。

　　波特并没有错。但是那些在她的书的背景下发生的公司、法律和技术剧变所带来的深刻危机不是凭藉个人的努力就可以解决的。怀念早期的把关系统也无济于事。事实上，主流媒体(非传统媒体平台与之对立并据此定义自身)近百年来都岌岌可危，如果尚未消失的话。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复兴主流媒体的呼声看起来如此悲切。当代狂人的自由主义批评者们不知道究竟什么消逝了，因而也不清楚他们所惋惜的是什么，所以总是失之于随意性和割裂感。一会儿，他们好像听天由命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发出更加热切的敦促来抵制现状。

　　如果冲动是高贵的，那么它看起来与客观性批判者的无情并不相称。在2016年的大选之夜，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和史蒂夫·班农在特朗普大厦联系马特·德拉吉，问他情况是否像早期的选后民调所显示的那样希望渺茫。德拉吉告诉他们，“去他的公司媒体。他们就没有对过，在这件事上也会一样。”

　　翻译文章：

　　Moira Weigel, The Pioneers of the Misinformation Industry, The New Republic, July 14, 2020.

　　网络链接：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58025/drudge-revolution-book-review-breitbart-talk-radio-pioneers-right-wing-media

　　译者介绍

　　王允文，北京大学法学院2018级本科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