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自由贸易”还是“保护关税”，均无法改变工人的处境
——学习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
1847年9月16日至18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了国际经济学家会议，讨论自由贸易问题。出席会议的有英、法、荷、意等国著名的自由贸易派经济学家、工业家和商人，共150人。工人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会议。
马克思、恩格斯和维尔特等人也参加了会议，决定利用这个会议的讲台揭露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伪善面目，阐明无产阶级对“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问题的原则立场。维尔特是一位德国革命者，当过学徒、会计、职员等。他同时也是一名诗人，曾被恩格斯称为“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他还曾于1848年至1849年担任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副刊编辑，与马恩之间曾经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会议头两天，讲坛上充满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名流们的胡言乱语和连篇废话。这些学术界的“巨子”根本没敢深入到真正的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去。
会议第三天，在讨论“实行自由贸易是否对工人阶级有利”的问题时，无产阶级代表维尔特作了发言。他生动地描绘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给工人带来的灾难，指出资本家是工人阶级天生的敌人。无产阶级虽然赞同自由贸易，但在根本上否认自由贸易会给自己带来好处。在无产阶级看来，保护关税制度根本不保护工人，自由贸易制度同样根本不能改变他们的悲惨处境。但自由贸易让资本家能充分地自由活动，从而加剧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加速社会革命的到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才赞同自由贸易。
维尔特的精彩发言，博得列席会议的工人代表的热烈喝彩，却吓坏了参加会议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本来马克思已经登记要求发言，但会议主持者突然宣布停止辩论，不给马克思发言的机会。他们意识到，如果让马克思发言，他们就无法把所讨论的问题交付表决。
会议闭幕后，恩格斯在《北极星报》上发表《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一文，详细介绍了维尔特演说的内容，也介绍了马克思准备发言的内容。
1847年9月29日，比利时《民主工厂报》发表了马克思准备在会上发表的演说的一部分《保护关税、自由贸易和工人阶级》。
1848年1月9日，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议上作了《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有力地驳斥了自由贸易论者的谎言，阐述了自由贸易与工人阶级的真正关系。
马克思指出，无论保护关税论或自由贸易论，都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保护关税制度曾经保护了特定资本主义国家工商业和资本自由竞争的发展，成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专zhi政权的武器。19世纪40年代，在英、法等已经建立资本主义统治的国家，保护关税阻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影响资本的扩张，成了所谓“保守的制度”。
自由贸易论者大肆宣扬：他们要求自由贸易，是为了改善劳动阶级的处境，因为自由贸易的结果是廉价的粮食、高额的工资。马克思指出，这完全是欺骗宣传，工人的工资不过是劳动力的价格。粮价下降，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价格——工资也必然随之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不仅没有得到好处，处境反而更加恶化!这一方面是自由贸易加速资本的积累和集中，促进分工的扩大和机器的更广泛的使用，从而加剧了工人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当粮价和工资同样处于较高水平时，工人少吃少许粮食就足以满足其他的需要，而当粮价下降因而工资也大大降低时，工人几乎不能用少吃粮食的办法省出钱来购买其他用品。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由贸易的实质是什么呢?马克思深刻地指出：所谓自由贸易“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不管一种商品交换另一种商品的条件如何有利，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
自由贸易论者喋喋不休地说什么，自由贸易使粮食价格下降，工人出卖劳动力商品的条件比以前有利，因而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对抗可以消除。马克思毫不留情地揭穿了这种骗人的谎言，指出：“先生们，不要用‘自由’这个抽象的字眼来欺骗自己吧!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每个人在对待别人的关系上的自由。这是资本榨取工人最后脂膏的自由。”
实行自由贸易，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不仅不会消除，反而更加尖锐。如果说，在保护关税制度下，《谷物法》、海关、城市进口税等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工人贫困的真正原因，那么，在自由贸易制度下，这些偶然情况全部消失了，一向掩盖着工人阶级真正敌人的帷幕被揭开了，这就不能不使两大阶级的对立更加显著。
资本家不仅剥削本国雇佣工人，而且剥削其他国家的人民。但自由贸易论者却把这种剥削关系叫做“友爱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自由贸易论者所鼓吹的“国际分工”，实质上就是使英国等工业国家永远统治世界市场，使西印度、古老的中国以及非洲、南美等地永远处于落后的经济地位。事实清楚地说明，资产阶级不仅靠牺牲工人阶级而致富，而且靠牺牲别国而致富。
另外，在谈到最低工资时，马克思指出，其前提是迄今妨碍自由贸易的羁绊已不再存在，从而竞争把每一种商品的价格都降低到该商品的最低生产费用。而要维持工人使他能勉强养活自己并在某种程度上“延续自己的子嗣”，就需要一些生活必需品，而生产这些工人生活必需品时的最低限度的支出恰好就是最低工资。因此，最低工资是劳动的自然价格。
但马克思同时指出：“不要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人的所得不可能多于最低工资，也千万不要认为他所得到的总是最低工资。”由于工业接连地经过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诸阶段而形成一种反复循环的周期，工人的所得有时会多于这种最低工资，但这种多余部分不过是补充了他在工业停滞时期所得低于最低工资的不足部分而已。同时，由于不断地找到以更廉价更低劣的营养品来维持工人生活的新方法，最低工资也就不断降低。
今天有些人拿发达国家工人的生活水平的现状来指责马克思的“最低工资说”。其实这种指责毫无道理，原因有三：
一是这种指责忽视了妨碍自由贸易的羁绊是否存在;
二是忽视了最低生活水平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会有所变化这个事实;
三是忽视了工人阶级所曾经忍受的一切苦难和贫困以及工人阶级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工业战场上抛下的许多尸体。
马克思明确反对今天仍然被当作中国产业选择的一个原则，也就是所谓的“比较优势原理”。他指出：“有人对我们说，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并根据每个国家优越的自然条件规定出生产种类。先生们，你们也许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秉赋吧。二百年以前，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连一棵咖啡树、一株甘蔗也没有生长出来。也许不出五十年，那里连一点咖啡、一点砂糖也找不到了，因为东印度正以其更廉价的生产得心应手地跟西印度虚假的自然秉赋作竞争。而这个自然秉赋异常富庶的西印度，对英国人说来，正如有史以来就有手工织布天赋的达卡地区的织工一样，已是同样沉重的负担。”
最后，马克思指出：“总的说来，保护关税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的作用。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正是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无产阶级才赞成自由贸易。
马克思在演说中揭示了资本家对雇佣工人进行残酷剥削的事实，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自由贸易派所标榜的“贸易自由”，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充分运用资本的自由，同时也是一些国家牺牲另一些国家的利益而聚敛财富的自由。虽然自由贸易与否对于剥削者之间的内部关系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涉及赞同自由贸易者和反对自由贸易者双方的利益分配，但对于工人来说自由贸易与否，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工人阶级的处境。马克思的演说获得很大成功，1848年2月初，演说全文在布鲁塞尔正式出版。
19世纪，当英国在不断扩张其海外市场、宣扬“自由贸易”理论时，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斯特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基点，主张“保护关税”。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主张“自由贸易”政策，因为当时的英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国，自由贸易会给英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而李斯特主张“保护关税”政策是因为当时的德国工业竞争力尚弱于英国，自由贸易将损害德国工业的发展。因此，从不同资本主义国家各自利益的角度来看，不同的贸易主张都具有其合理性。
正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有了上述一贯的观点和立场，所以他们历来是既批判、揭露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观点和“自由贸易”论调，同时也批判李斯特“保护关税”的主张。实际上，当时德国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阶段，且德国资产阶级正试图与英国争夺世界市场霸权。李斯特虽然号称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怀疑者和批判者，他的经济学其实是服务于当时德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与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相左，李斯特认为国家应该在经济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他还主张国家主导工业化，反对私人自由经济。
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指出，所谓“贸易自由”其实仅仅是“资本的自由”;另一方面也批判李斯特的经济主张。针对李斯特所宣扬的所谓“国家经济学”、“国家利益”，马恩批判其打着民族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幌子掩盖阶级剥削的本质。
1847年，马克思指出：“在德国，难道李斯特博士和他的学派曾经为小亚麻业、手工纺织业、手工业要求过保护关税吗？没有，他们要求实行保护关税，不过是为了用机器挤掉手工劳动，用现代的生产代替宗法式的生产。一句话，他们是想扩大资产阶级的统治，特别是大工业资本家的统治。”
与李斯特把“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视为“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体现”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认为，这二者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利益的表现。无论是“自由贸易”、还是“保护关税”，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拼命捞取剩余价值而采取的政策。
只不过，同一时期的不同的国家，可能采取不同的政策;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采取不同的政策。此外，资本主义列强在自己实行关税保护的同时，会拼命教唆第三世界国家开放国内市场、实行贸易自由。
正因为如此，才雄辩地证明，资本主义世界中，各个经济实体、政治实体之间，是必然要相互争夺的。在资本主义内部，之所以有时发生“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争论，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存在不同阶段和资产阶级内部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不论是以国家名义还是以民族名义实行的“自由贸易”或“保护关税”政策，都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马克思指出：“不管单个资产者同其他资产者进行多么激烈的斗争，资产者作为阶级是有共同利益的；这种共同性，正像它在国内是针对无产阶级的一样，在国外是针对其他国家的资产者的。这就是资产者所谓的民族性。”正因为“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争论始终都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范围内兜圈子，因此，对无产阶级来说，并无本质上的差别。
如此看来，李斯特的“保护关税”主张与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主张，最后是“殊途同归”，两者都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与此相异，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发展的角度，揭示了“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的未来发展。这未来，就是资本家之间加剧竞争，同时加强对工人的压榨，引起阶级矛盾进一步加剧;同时主张“自由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同主张“保护关税”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势必要展开争夺，进而引起资本主义国际矛盾。
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阶级矛盾不断加剧，同时引起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争夺，最后带来的结果，一个就是世界大战，这已经被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所证明了;再一个结果，就是社会革命。
恩格斯于1845年2月所作的《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针对当时德国的情况指出：“德国工业的不断胜利必然要破坏英国的工业，并且只会加速英国人本来就已经面临着的无产阶级反对有产阶级的群众性起义。……这种革命立刻就会成为全欧洲的革命……”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矛盾既然已经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言不断走向激烈，为什么没有形成普遍的社会革命呢?
一个原因是20世纪中期以来的技术革命给垄断资产阶级带来巨大超额利润，使之得以推行改良主义，缓和阶级矛盾、苟延残喘一时。
但是首要的原因，是工人yun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泛滥，造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极大延误。我们知道，20世纪初期，尚未有新的技术革命普及开来，而“一战”中的德国节节败退，同时德国国内经济衰退、贫富两ji分hua、失业人口不断增加，德皇政府在国内人心丧尽，致使德国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士兵不得不于1918年11月奋起推fan了德皇政府，但是由于德国思想意识领域长期的民族沙文主义流毒不散，更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修正主义思潮长期盛行，该党在“一战”来临时就站在德皇政府的立场上，采取民族沙文主义政策，拥护对外战争;“十一月革命”爆发后，又被社会民主党右派篡夺领导权，继续实行有利于大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并在革命后残酷镇压了柏林、不莱梅、巴伐利亚等多地工人阶级的起义。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指出：
“很明显，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如果人为地拖延消灭这个外壳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烂，——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万一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话），但还是必然要被消灭的”。
